论文摘要
“从变文到元明词话的文体流变”这一课题,旨在以以变文为出发点,以文体学理论为支撑,分析变文文体的影响,探讨自变文至元明词话等说书文体演变过程,并且探讨这一演变过程的内在文化因素。说书在我国源远流长,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上古歌谣以及神话、传说,但至唐代始蔚为大观,而且持续盛行于宋、元、明、清,与正统文学分庭抗礼。百余年前敦煌石室中变文写卷的发现,弥补了宋前说书文献不足征的遗憾,为研究古代说书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史料。作为敦煌学的重要一支,变文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就,主要集中于变文的名称、来源、体制、分类、整理、汇辑、校勘及单篇变文的研究等,研究角度尚有待于更新。因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变文为出发点,以文体学理论为主要支撑,探讨从唐代变文、词文到宋元词话,再到元明词话的文体演变的线索及其内在规律,这对于俗文学研究甚至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分析研究现状,提出创新之处等。第二章,主要分析唐代变文与话本的文体特点。1、唐代出现的变文在中国古代文体史上是一大创新,具体表现为体制之新、语言之新和风格之新,为后世讲唱文学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典型的范本。2、变文是敦煌石室古卷子中,影响于后世文学最巨者,宋元话本受其影响,明清弹词、鼓词、宝卷等讲唱文学又是其嫡系子孙,长篇通俗小说也借其辉光。它的形成既与汉译佛经密切相关,又与中国先唐固有的多种文学样式密不可分,是中外文化融合的结晶,表现出文体众备的独特个性。3、因为变文所依托的“俗讲”、“转变”之俗,故变文思想内容通俗易懂,其中蕴含的忠孝观念及对天堂、地狱的描写,均体现出世俗化的特点；变文语言因为使用了大量的口语俗语词及熟语成语,也体现出强烈的通俗性。4、就内容上讲,变文叙事空间主要包括地域内容和景物内容。场面是变文叙事空间化的主要表现,其中神魔斗法场面、游历地狱场面和军事战斗场面最为突出。变文叙事中的空间转换依靠指示性语句得以实现,这些空间之间的关系以并列性为主。变文叙事空间化的特征对后世白话小说有深远影响。5、唐代话本在韵散相间的体制、宏伟的篇幅和俗讲仪式方面汲取了变文和民间说书的营养,并且深远地影响了宋代话本的形成,表现在题材的选择、体制的定型和创作手法的改进等方面,在文体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过渡意义。第三章,主要讨论宋元说话及词话文体。1、宋元讲史平话征诗入史,是诗骚传统在说话艺人那里引起的回声,是说话艺人意欲炫耀其博学多闻的表现,并借以提高通俗小说在文学殿堂的地位,又是用来评判是非、以示劝惩的手段。2、宋元小说家话本的娱心功能借助故作惊人之笔、使砌、韵文的插入等手段得以呈现；劝惩功能则表现在提倡忠孝信义,宣扬善恶有报以及佛道二教的出家修行思想,甚至超越了封建伦理的范围,对宋元时代官府昏庸、吏治腐败进行了大胆批判,充分肯定了男女青年对爱情的追求和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反映了宋元时期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动向。3、“新话”与“新语”相近,实为旧话新说、汇集旧闻轶事的小说家言。其体制可远溯至汉代陆贾《新语》,而主要是借鉴《世说新语》之体,为说书艺人提供底本,以随意拼接,临场演绎新的故事。4、《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以“诗话”为名,与《本事诗》及《六一诗话》等“诗话”著作的体制有关,它借鉴说部的文体特征,汲取变文的体制因素,又有所突破和创新,以空间转换来叙事,具有独特的文体风貌。5、元代词话没有文本流传,却大量保存在元杂剧之中。词话在元代非常流行,它在继承唐代词文和宋代陶真的基础上,创新了句式,扩展了功能,对于元杂剧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第四章,主要讨论明代词话文体。1、通过对陶真一词的训诂以及有关文献记载的解读,分析陶真的产生及演变特点,认为作为讲唱艺术的陶真的形成与道教不无关涉。陶真一词最早于宋代出现。元明清时期的陶真,在继承宋代陶真的基础上,又有发展和创新,并且与词话、弹词、鼓词、戏曲及小说等门类有一定的交叉关系。2、盲词是对民间流行的多种讲唱文学的泛称,因多为盲人演唱故称盲词,但其唱本可以供人观览,以备消遣,甚至有文人借盲词以自娱或嘲谑,已经超出了盲人演唱的拘限。盲词句式以七言为主,又杂以其它句式,以浅显易懂为旨归,被视为鄙俚浅薄之书,受到歧视和禁止,但这也正是盲词受到民众甚至文人青睐的原因。3、杨慎《历代史略词话》文体的形成,是唐代变文、宋代说话以及元杂剧等多重文体历史积淀的结果,其开头和结尾的格局是对变文押座文与解座文的遥远回应；其“讲历代年载废兴”、“总依故事”的编撰思路是对宋代说话“历代兴亡了然在目”、“阔论高谈依故典”高超技艺的积极借鉴；其说话套语的运用更是对宋代说话的继承发展,而“攒十字”的韵文形式则直接取法于元杂剧的唱词体制。《历代史略词话》在说唱文学文体发展史上具有因旧与开新的双重意义。4、明代“弹词”一语的意义变动不居,亦非“弹唱词话”、“搊弹说词”、“弹唱说词”三者之省文。但其形成却又受词话沾溉良多。其名与实的错位,与讲唱文学的特性和文体演变及事物发展规律有关。第五章,以《大唐秦王词话》为个案,讨论其文体特点。1、《大唐秦王词话》具有史化和诗化的双重倾向,前者表现为对传记文学“实录”精神的继承,后者表现为大量诗词韵语的使用,体现了阔大、豪放、刚健的风格。这方面提高了词话作为讲唱文学的地位,另一方面体现了词话向章回小说过渡的迹象。2、词话叙事时间的控制策略是其说书艺术的性质决定的,虽然词话可以诉诸文本让读者观看,但其说唱的特质却是不容置疑的。这是说书艺人实践经验的升华,以致于形成一种传统,牢固地在与诗文等正统文学之外的说书领域留下深深的印记,即使已经形成了案头文本,也仍然虚构出一种说书场的氛围,将读者虚构成现场的听众。3、《大唐秦王词话》重视空间叙事的展开,相对忽视时间的具体化,在空间转换过程中,突出了作为大唐国都的长安城的绝对政治地位,而且在叙事过程中采取“总叙——分叙”的叙事策略,这与礼书叙事以“惟王建国”为绝对中心引领全书间架、层层分级、从总到分的叙事程序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叙事结构体现了作者尤其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文人修订者在对《大唐秦王词话》斟酌损益过程中的别具匠心。4、《大唐秦王词话》作为明代词话的代表作品,一方面体现出强烈的说唱文学特点,即口头性,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显著的案头化风格,其文体具有二重性。这一特征形成的因缘,既是由于词话虽然形成具体的文本,但其源头来自于口头说唱,保存了说书人现场表演的常用套语,又源于文人细致的修订,体现了目治而非耳听的意图,以供阅读玩味。换言之,这既是文体发展演变的必然规律,又是因为不同文体互相借鉴,以致于“兼类”和“游移”的客观事实。第六章,分析成化刊本说唱词话的文体。1、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是在继承唐代词文、变文及宋代说话、陶真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明代词话的典范形态,与明代的《历代史略词话》及《大唐秦王词话》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作为说唱艺术的“词话”,意为借唱词或吟词讲述故事。2、以《剪灯新话》为代表的文人小说书写具有“以自怡悦”与“托事兴辞”的高雅格调,与说唱词话的“奉劝多人仔细听”与通俗顺口的俚俗风格迥然相异,二者在叙事结构方面亦存在明显差别,其原因在于文人小说受到正统文学观念的影响,重“美刺”,尚复古,欲“立言”以不朽,而说唱词话则志在娱人,适于世俗,借演事以动人。3、词话的先驱是唐代的词文,与其相关的还有变文、曲子等；延至元代,词话成为与杂剧并列而又被杂剧汲取养料的技艺及文体;明清两代,词话所指被泛化,不但指说唱底本,而且指话本小说、章回小说以及弹词。第七章,讨论影响从变文到元明词话的文体流变的文化因素。1、变文、弹词、鼓词等说书门类,流行于历朝历代,深受民众喜欢,但在古代文体序列中却处于寂寥冷落的尴尬境地,既很少见于公私目录,又屡遭禁毁,还受到文人学士的鄙视。这不仅是因为说书与儒家“温柔敦厚”的文学观念大相径庭,而且与说书人社会地位卑下有关,更因为说书与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方枘圆凿。2、从先秦到明清,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宗教等因素的风云多变,构成了说书人产生、发展、演变的丰富而复杂的生态环境。在这一过程中,说书人的身份背景、社会因素等与讲唱文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进而影响了古代文学的整体走向。以说书人为切入点,考察与其相关的错综多变的生态环境,是研究讲唱文学的一种新思路。3、从唐宋至元明,自变文到词话,从发愿祈福到娱心娱情,接受群体屡加变迁,渐次扩展。在这一过程中,文人的作用愈加突显。文人怀着与普通接受者不同的接受目的,不但对词话的文体进行精致化的改进,而且促进了词话文体的变异与发展。4、说唱词话从谐于里耳到入于文心,经历了一个渐进而曲折的过程,亦表现了说唱词话从口说耳听的技艺向章回小说演进的环节,通过成化刊本说唱词话与《大唐秦王词话》等词话的多方位比较,可以窥见其中若干演化规律。5、分析与词话关系密切的平(评)话,意欲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深入中外存世典籍,进一步探讨“平话"和“评话”的联系和区别及其历史性发展的动态过程,分析其从元代的盛行一时到明清时泛指延展的演变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