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荀子生当战国末年，恰逢百家争鸣达到顶峰，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由分裂征战转向大一统的前夜。他的思想既综汇百家而又将先秦儒家思想发展到一个高峰，他可以说是先秦儒家的最后一位思想大师。不仅如此，他的思想还对后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因此，荀子及其思想学说值得我们后人从理论上给予充分关注并加以深切的反思。对于荀子及其思想学说，前人的研究成果多是围绕着荀子的天人观、人性论、知识论、礼论等方面来展开论述的，即使专门研究荀子政治思想的著作也主要是围绕着荀子的人性论和礼治主义来阐述的。毋庸置疑，“礼”论是荀子学说中一个核心内容，也是理解荀子政治学说的至关重要的切入点，但我们要想全面而完整地来理解荀子政治思想的根本含义，有一个关键的政治性要素是决不容轻忽的，那就是荀子有关君主的理念。在笔者看来，在荀子的整个政治思想体系的理论架构中，在各种错综复杂的政治因素中，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作为政治行为主体的君主，他决定着其麾下社会群体生活秩序的价值取向、精神特征及其政治走向。比较而言，一般所谓的“礼治”，不过是君主借以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方式和途径而已。依笔者之见，我们需要调整视角和思路，综合君主和礼这两大要素来重新解读荀子的政治思想，这即是本文的主旨所在。战国之世，随着周王朝统治权威的彻底丧失与瓦解，曾经互为兄弟以屏藩周室的列国之间展开了异常激烈而持续的冲突与战争，“礼崩乐坏”是这一时期社会政治发展状况的总体特征。但是，另一方面，发端于殷末周初的人文理性思潮，在这一时期也获得极大突破并在战国末期趋于成熟，儒家诸子带着理性的眼光审视着这个动荡的乱世，并在对“黄金时代”的追忆中规划着新的社会蓝图。荀子处身于这一政治与思想激变的时代潮流中，自觉地顺应西周以来的人文理性思潮，在人与自然愈去愈远的背景下，明于天人之分，而把社会治乱的决定权拉回人间。在荀子看来，人虽性恶，但却处于自然界的顶端；然而，也正因为人性本恶，所以才需要政治的强制力来维持人类生活的秩序，而“人为政之本”，“人”的因素又恰恰是政治生活中的决定性的力量。因此，荀子一方面尊君而将君主置于整个人类生活秩序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则极力倡导礼治主义的治道主张来重整人间的秩序。在与各家各派的争论辩难中，集各家之长，坚持、改造并发展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将荀子的思想放在整个政治思想史的演进历程来看的话，可以说荀子乃是上承封建天下礼治文化的余绪而下启大一统集权君主统治的政治先河的关键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