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媒体是人们获取知识和信息的主要渠道,也是公民实现舆论监督的主要手段。在协助公众行使知情权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方面,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近年来媒体诉讼频频发生,使得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常常疲于应付,同时也严重影响到了我国舆论监督的发展。本文一共分为四个部分,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媒体诉讼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论证,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建议。在本文的第一章,笔者首先从舆论监督权的概念和构成要素入手,指出:新闻媒体是舆论监督权的主要行使者;舆论监督的客体不仅包括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的行为,还包括社会不良现象,企事业单位的行为,以及有些个人的不良行为等;舆论监督的目的在于通过舆论压力纠正社会上的不良行为和风气,甚至是违法和违规行为。其次,笔者追溯了媒体诉讼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介绍了我国媒体诉讼经历的四个浪潮,同时还分析了媒体诉讼的一般性特征和我国媒体诉讼的三大特征,指出我国媒体诉讼具有下述三个特征:主要由评论性报道引起;诉由具有单一性;调整规范具有滞后性。在本文的第二章,笔者介绍和分析了我国近年来发生的三大典型案例,即范志毅诉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案、广州市华侨房屋开发公司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案和富士康诉《第一财经日报》社案。笔者对这三个案例进行了分析研究,并从中引出了我国舆论监督权保护的四大问题:舆论监督权与“公众人物”的名誉权之间存在冲突;客观真实、法律真实和新闻真实之间存在冲突;缺少“公正评论抗辩”原则;舆论监督对象提起恶意诉讼,使监督止于诉讼。在本文的第三章,笔者对前述四个问题进行了分析论证。公众人物与社会公共利益密不可分,又占据重要的社会资源,这就决定了他们有义务接受和容忍媒体的监督。但是我国目前的法律并没有区分公众人物和普通公民,对二者的名誉进行平等的保护,这就导致媒体在行使舆论监督权的过程中,很容易就侵犯了公众人物的名誉权。由于新闻具有“时新性”和“知新性”的特征,新闻工作者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将新闻传递给受众,这就决定了新闻报道只能遵守新闻真实,不可能成为客观真实的复制,也无法达到现有法律真实的要求,因此在媒体诉讼中新闻真实很难达到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的要求,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往往遭遇败诉。新闻报道分为事实性报道和评论性报道两类。评论性报道是对有关人物和事件的评论,是一种主观的认识,本身并没有对错之分。另外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有不同的看法也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因此只要媒体是在一定事实的基础上,出于真诚善意的目的,对涉及公共利益的事项进行评论,就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不少舆论监督对象通过提起恶意诉讼的方式来抵制舆论监督,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我国法律没有针对恶意诉讼规定相应的处罚措施。另外,我国法律还忽略了媒体诉讼的特征,将其做为一般的法律诉讼来处理,这也是媒体诉讼中出现大量恶意诉讼的一个重要原因。最后,在文章的第四章,笔者基于对前述问题的分析和论证,结合我国媒体诉讼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思考,提出了完善我国舆论监督权保护制度的建议:区分公共人物和普通公民,在舆论监督权与公众人物的权益发生冲突时,侧重于保护舆论监督权,在舆论监督权与普通公民的权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侧重于保护普通公民的权益;将新闻报道中的事实和评论分离,分别采用不同的规则和标准进行调整;建立恶意诉讼赔偿制度;在抓紧完善新闻法制建设的同时,积极推进新闻司法,为我国舆论监督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司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