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当前经济发展走势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陈凯[1]（2021）在《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研究》文中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适应这一新的功能和定位,因此当前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而预算作为财政制度的核心内容,必然要在国家治理中发挥重要的角色。作为现代财政制度基础的现代预算制度,其目标是“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现代预算制度的基本要素是内容完整、编制科学、执行规范、监督有力、讲求绩效和公开透明,而现代预算制度最直接表现形式就是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预算执行的规范性。预决算差异作为预算编制和执行的直接结果,对于充分把握预算管理水平,发现预算编制、执行、监督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立足于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的典型事实,深入分析预决算差异的整体特征和结构特征。在系统呈现预决算差异特征事实的基础上,归纳总结预决算差异的属性,对其形成机制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探究影响我国预决算差异的主要因素。首先,全方位、多角度明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的典型特征和演变趋势。结合我国一般公共预算体系,分别从总量层面、结构层面、区域异质性层面等不同角度对预决算支出差异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其次,根据预决算差异背后的逻辑,归纳总结预决算差异的属性,并结合我国预算功能取向,为客观认识预决算差异奠定理论基础;同时充分借鉴已有文献的研究成果,并根据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各阶段的全周期运行特点,从“预算过程+预算结构”两个维度梳理出可能影响预决算差异的技术因素、制度因素、政策因素、经济因素、管理因素、主体互动因素,并借助实证分析框架进行实证检验。第三,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法,分别利用基于R2的夏普利值分解和MQ指数测度不同因素对预决算差异的贡献度,探寻预决算差异的主要来源,充分认识我国预算管理中存在的薄弱环节。第四,总结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的内部动态特征,结合从年初预算--调整预算--决算的预算周期,分析预决算差异在年度内普遍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倒V型模式的原因。最后,通过借鉴美、法、日等国的预算编制和执行实践经验,更清晰认识我国政府预算管理过程中存在的缺陷,推动我国的预决算差异管理制度不断完善。本文的主要结论是:（1）各级政府预决算差异具有普遍性,且存在结构性差别。整体特征分析发现:2013年以来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规模均大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支成为预决算差异的突出表现形式;2011年以后预决算差异度出现下降,但绝对规模不降反增,2017年支出预决算差异规模超过2011年达到新高;地方层面的预决算差异规模和差异度均高于中央;省级预决算差异、调整差异和执行差异三者呈倒“V”形,调整差异通常为正,执行差异通常为负,但是决算数通常仍会大于年初预算数。结构特征分析发现:支出科目越细化预决算差异越大,离散程度越高;中央预决算差异稳定度更高,且在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农林水支出、交通运输支出和节能环保支出等科目预决算差异较大,而地方在一般公共服务、城乡社区支出、节能环保支出、农林水支出等科目预决算差异较大;项目支出预决算差异总体大于基本支出预决算差异。区域特征分析发现,调整差异的区域特征明显,但执行差异的区域特征并不明显,其中东部地区调整差异更小,因此总体来看东部地区预决算差异小于中西部地区。（2）预决算差异具有普遍性、不可预知性、非对称性、成因多样性、适度性,要客观认识预决算差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具有的五大属性决定了预决算差异的复杂性,因此认识预决算差异不能一概而论,要从导致预决算差异的主要成因出发,分类视之,即理性认识客观因素,主动化解不合理因素,鼓励支持节支因素。基于“预算过程+预算结构”二维逻辑框架,将预决算差异的成因归类为六类——技术因素、制度因素、政策因素、经济因素、管理因素和主体互动因素。（3）通过预算管理主体间的博弈分析发现,财政部门、支出部门和监督部门之间的互动行为影响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执行的规范性,进而影响预决算差异。预算编制过程中,影响支出部门与财政部门之间的博弈均衡的因素有:财政部门对部门预算的削减比例、财政部门审核预算的成本、支出部门虚报预算的成本、财政部门和支出部门的信息不对称从程度会影响预算编制过程的均衡结果。支出部门之间的博弈表明,由于预算规模既定,社会获得公共物品与服务的总量也是一定的,而这种竞争活动是需要相应成本的,其最终结果应该是某种“负和”的社会损失。预算监督过程中,通过分析是否财政结余的博弈过程发现,均衡结果与监督部门对未及时结余的惩罚力度F、实质结余资金规模B、结余后第二年度的削减规模、支出部门选择不结余的处理成本、监督部门选择监督的成本有关。（4）通过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对技术因素、制度因素、政策因素、经济因素、管理因素的回归发现,经济不确定程度、转移支付占比、晋升压力、政策不确定性、潜在GDP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速、财政支出结构、财政透明度会显着影响预决算差异。内部动态特征分析结果表明,由于各因素的作用路径不同,对调整差异和执行差异的影响存在不同,部分因素在调整差异中显着而执行差异中不再显着——经济预测偏差、财政收入增速和财政透明度,部分因素在调整差异中不显着而预算执行差异中显着——经济不确定程度、财政分权、政策不确定性、潜在GDP增长率、人均GDP。（5）通过利用Shapely分解和MQ指数对预决算差异影响因素的贡献度分解,发现我国的预决算差异最主要的来源是制度因素和管理因素,并同时受到经济因素影响。其中制度因素主要作用于影响调整差异,管理因素在执行差异中的作用更为明显。（6）预决算差异的成因具有地区异质性,通过分析发现东部地区贡献度最高的三个因素分别为官员晋升压力、财政收入增速、财政分权;中部地区贡献度最高的三个因素分别为财政分权、人均GDP和转移支付占比;而西部地区贡献度最高的三个因素分别为财政收入增速、经济增速和转移支付占比。时间异质性分析发现,随着时间的延续,影响因素结构存在一些规律性变动——转移支付的贡献度呈下降趋势,宏观经济预测差异的贡献度呈上升趋势。总体来说,我国各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预决算差异。我们要客观认识预决算差异,分类施策——“理性认识客观因素,主动化解不合理因素,鼓励支持节支因素”,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执行效率,更好履行政府受托责任。要认识到我国当前阶段预决算差异的主要成因是制度性因素和管理因素,以及预算调整差异和预决算执行差异性质的不同,未来需不断优化制度并强化预算管理。具体政策建议为:一是不断完善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加强财政预算法治化建设。二是加强各项制度有效衔接,进一步完善我国财政体制,理顺政府间收支责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三是提高预算编制科学性,加强中期财政规划管理,提高宏观预测能力,并进一步完善预算管理,加快推进项目支出标准建设,进一步规范预算编制。四是进一步规范预算执行管理,规范预算调整流程,建立预算调整控制机制。五是优化制度设计,协调预算主体良性互动,完善预算监督体系,营造公开透明预算环境。六是强化绩效意识,将预决算差异纳入预算绩效管理。
王国志[2]（2021）在《经济不确定性、经济周期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文中指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新征程中,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国内外经济不确定性事件频繁发生,导致我国经济周期运行的波动性加剧,货币政策调控难度加大,因此科学研判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对于提升宏观调控有效性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遵循“文献梳理——理论分析——现状测度——实证研究——理论拓展”的总体研究框架,综合采用文献分析、理论梳理、指数测算、动态计量实证研究、DSGE理论模拟等方法对经济不确定性、经济周期与货币政策调控之间勾稽关系的规律性特征开展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梳理了经济不确定性概念的起源、界定及其度量,分析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影响的理论机制、经济不确定性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影响的理论机制以及不同经济周期下货币政策调控的相关理论,奠定全文研究的理论基础。综合现有文献来看,可以将经济不确定性的基本概念界定为经济主体对未来的发生事件的无法预测性,衡量经济不确定性程度的方法主要包括运用现有的经济变量作为代理变量、运用专业人士对未来经济预测的分歧程度、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合成指数法、运用大数据爬虫抓取报纸关键词方法、运用高维宏观数据提取共同因子的方法等5种方法,其中后两种方法被广泛使用。理论机制分析结果显示,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的影响机制主要包括投资期权机制、预防储蓄机制、金融摩擦机制、信息传递机制、长期投资机制、H-A传导机制等6个方面,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调控具有显着影响。不同经济周期理论下的货币政策调控理论也存在显着差异,催生了不同的货币政策规则。其次,本文测度了我国经济周期指数,分析了经济不确定性和经济周期之间的动态关联机制。结果显示,中国经济不确定性指数走高的时点大多与特定的经济政治事件相关联,1996年1月至2020年6月期间我国一共经历了3轮完整的经济周期,第四轮经济周期尚未结束。时变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在经济不确定性较高时,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具有一定的预测性;在经济周期交替变化的时点,经济周期对经济不确定性具有一定的预测性。动态条件相关系数分析结果显示,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之间具有较为显着的负向动态条件相关性,在经济紧缩期经济不确定性波动剧烈,而在经济扩张期经济不确定性波动平稳。动态溢出指数分析结果显示,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之间存在显着的时变动态溢出效应,且经济周期波动加大了经济不确定性,经济不确定性同样加剧了经济周期波动。第三,本文构建了MS-AR模型将我国经济不确定性指数划分为三区制,在此基础上构建LT-TVP-VAR模型分析了货币政策在不同程度经济不确定性冲击时的反应及其调控效果,得出如下结论:（1）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存在正向时变冲击效应,但在经济不确定性的低、中、高区制下调控效果存在较大差异。（2）在经济不确定性处于低区制时数量型政策在调控产出缺口方面效果比较明显。当经济不确定性处于中高区制时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产出缺口实施反周期调控的效果比较明显。（3）在经济不确定性处于低区制时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通胀缺口调控效果较好,在中、高区制时数量型货币政策对通胀的调控存在局限性,而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通胀缺口实施反周期调控效果更优。第四,本文构建TH-SVAR和SEIVAR模型实证分析了经济周期不同阶段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和非对称性。基于TH-SVAR模型的研究结果显示,同一货币政策工具在相同经济周期阶段对产出和通胀的调控效应具有对称性,但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调控效果呈现出非对称特征。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在经济扩张期调控效应优于经济收缩期。经济扩张期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产出调控效果优于数量型货币政策,数量型货币政策对通胀调控效果优于价格型货币政策。经济收缩期两种政策工具对产出与通胀的调控效果相对复杂。基于SEIVAR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对通胀和产出的调控效果存在显着差异和非对称特征。数量型货币政策对通胀调控更为有效,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产出调控更为有效。数量型货币政策在经济收缩期对通胀和产出的调控效应优于经济扩张期。价格型货币政策在经济收缩期对通胀的调控效应更加符合政策预期。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产出的调控在经济收缩期优于经济扩张期。最后,本文构建了包含预期因素和异质冲击的DSGE模型探讨了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得出如下结论:（1）当模型中引入政策预期因素后可以与数据实现较好的拟合,且预期冲击形式的有效识别使得工具变量对目标变量波动的反应程度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2）通胀对利率工具调控较为敏感,数量工具调控对产出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大,然而数量冲击下产出易出现逆向波动降低调控有效性。当对预期冲击和非预期冲击进行识别后,工具变量的预期冲击对目标变量波动的影响作用均有所增加,且目标变量收敛周期均有所缩短。（3）影响产出和通胀波动的占优冲击来源分别为数量政策和利率政策,对冲击来源结构的有效分解可以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根据以上研究结果和我国经济金融发展及货币政策调控实践,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准确识别经济不确定性冲击,稳定经济政策预期,以政策确定性应对经济不确定性。（2）优化货币政策量价配合机制,强化政策工具间的组合协调。（3）加强对微观主体的预期管理和舆论引导,提升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
陈钰晓[3]（2021）在《人口年龄结构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住房资产是我国家庭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居民将总资产的70%配置在了住房资产上。因此,房价成为我国居民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房地产价格剧烈变化不仅会对居民生活造成影响,更会引起金融市场乃至整个经济体的波动。1998年中央政府确定了城镇住房的货币化、市场化、商品化改革方向之后,我国新的住房制度逐步构建起来,房地产市场自此开始走向蓬勃发展。自住房制度货币化改革以来,我国住房价格节节攀升,从1998年的1854元涨到了2019年的9287元,20年间房价上涨超过4倍。房价的过快上涨一方面造成居民买房难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加剧了整个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中国的高房价已经成为严峻的社会经济问题,探究房价变化背后的原因有助于理解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运行规律,并针对性地出台调控政策防范房地产市场风险。现有研究从土地财政、货币超发、居民收入提高、城市化等视角切入,解释房价变动的原因。但是这些因素在解释房价长期变动趋势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我国住房销售价格与销售面积变动步调十分一致,作为房地产市场的消费主体,居民的需求是影响房价的关键,人口因素会对住房价格产生直接深远的影响。从人口年龄结构的视角来看,第三次“婴儿潮”成年以及老年群体代际转移行为共同作用,导致房价进入上升通道。但是,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持续恶化,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人口数据显示,0-14岁少儿比例从1953年的36.3%下降到2018年的16.9%;而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则从4.4%上升到11.9%,这些变化反映了我国少子老龄化问题日渐突出。在此背景下,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效果如何、人口年龄结构影响房价的微观机理以及随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未来房价可能产生何种变动趋势等问题,是当前经济学领域十分重要的议题。围绕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影响这一核心问题,全文通过逐层递进的三个部分依次展开。第一部分从宏观层面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论文首先从理论溯源、现实描述和实证研究三个层面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具体来讲,在理论分析层面,构建以世代交叠模型为基础的理论分析框架。从生命周期理论出发,老年群体自身住房需求降低,导致房价下跌,但从代际转移理论出发,老年群体的代际转移行为则会推动房价上涨,因此老年抚养比对房价的影响依赖于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在现实描述层面,基于全国、省份、城市维度的历年数据,描述我国房地产价格、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情况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婴儿潮”成年是推动房价在2003年之后结构性上涨的重要因素,少儿抚养比与房价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而老年抚养比与房价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在实证研究层面,第一步,基于中国1999-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人口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对房价的影响。第二步,基于2000年第五次、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结合省份层面和城市层面相应年份数据,实证检验各个年龄段人口占比对房价的影响。第三步,通过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获得的城市人口年龄结构数据,结合70个大中城市房价指数,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未来走势的影响。无论是从省份还是城市一级宏观数据都得到一致结论,即少儿抚养比下降推动房价上涨,老年抚养比增加推动房价上涨但推动力量在减弱。第二部分从微观个体层面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从不同年龄群体住房需求决策出发,基于微观视角探究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产生上述影响的原因,这有助于更深刻的理解房地产价格运行规律。论文分别使用200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2015年四川省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通过M-W模型计算出年龄与住房需求之间呈现稳定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在修正“群组效应”的基础上,提供老年人口代际转移行为变化的证据。结果发现,老年人口自身住房需求下降,但会通过代际转移行为推动房价上涨,同时代际转移的力量正在逐步减弱。伴随着代际转移力量的消减,老年抚养比增加对房价的推动作用正在减弱,未来将会呈现何种趋势?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必要汲取OECD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启示。一方面,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正在与OECD国家趋同;另一方面,OECD国家房地产市场相对成熟、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时序长,使得研究其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具有优势。因此,论文利用1970-2018年OECD国家人口与房价数据,为本研究提供更多证据。实证结果显示,人口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与住房价格指数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老年抚养比对住房价格指数的负向影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强。综合来看,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深入,我国老年抚养比增加将会从推动房价上涨转向抑制房价上涨。第三部分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预测未来房价趋势。由上两部分的论述可知,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房价的重要因素,而且未来会呈现出新趋势。那么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内在规律,我国房价未来将会如何变动?这是政府、居民和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因此,论文首先选取人口—发展—环境分析（Population-Development-Environment Analysis）模型,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设定高中低生育率三组情景,对我国2021-2050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做出预测。其次,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来预测未来住房需求及价格趋势。住房总需求将在未来遭遇拐点,在低/中等生育率情况下,拐点出现在2030-2035年之间;在高生育率情况下,拐点出现在2035-2040年之间。由于城市人口和跨区域流动人口变动的一些特征趋势,会导致不同层级城市出现拐点的时间存在差异。一二线城市房价更稳定且拐点更靠后,三四线城市房价下跌风险更大且拐点更靠前。最后,通过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归纳总结,结合我国房地产市场和人口年龄结构未来发展趋势,提出优化人口结构、强化住房居住功能、坚持“因城施策”、发展租购并举新体系、加强房地产调控等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点包括:第一,通过生命周期理论与代际转移理论的统一,国内经验与国际经验的统一,最终得出老年人口占比与我国房价之间将呈现“倒U型”关系的结论。仅仅依靠生命周期理论很难解释我国人口老龄化推动房价上涨这一现象,因为根据生命周期理论老年人口对住房的需求会下降。为了解释这一悖论十分有必要引入代际转移理论,由于我国老年人口经历了房地产市场改革,获得了房改红利,加之我国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的养老金融服务产品、社会养老制度并不健全、房屋交易成本较高等原因,老年人口具有较强的代际转移能力和意愿。因此,老龄化反而推动房价上涨,但这种代际转移行为难以持续。伴随储蓄释放过程的逐步减弱、养老金融服务产品的日益丰富、养老制度的逐步健全,代际转移的力量也将削弱,实证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进一步,结合国际经验发现,人口老龄化对房价的影响具有阶段性特征。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其对房价的抑制作用会越来越明显。综上,我国人口老龄化会先推动房价上涨,之后推动力量变得不显着,最终人口老龄化将抑制房价。第二,通过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结合的方式,有机整合国家、地区层面以及微观个体层面的数据,全方位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及其机理。从宏观视角出发,选取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35个大中城市的人口与房价数据,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为了提供更为广阔的视角,论文进一步选取1970-2018年世界银行发布的OECD国家人口与房价数据展开分析。国家、省份、城市层面的房价数据,各有其优缺点,能够在不同维度上更好度量我国房价变化的时序特征和地区差异特征。从微观视角出发,选取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0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345个地区的2585481个样本）、2015年四川省人口抽样调查数据（907238个样本）以及2011、2013、2015、2017年四期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为剖析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机理提供依据。人口普查数据和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可以更好地度量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住房资产变动情况。通过二者的有机结合,建立对应的计量模型,本文相对更加准确、全面的考察了人口年龄结构与房价的关系。第三,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更精准地预测了未来房价变动趋势。当前,预测房价变动趋势的方法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直接将人口普查得到的人口分布平移至未来,结合各年龄段对应的住房需求,预测未来住房需求及价格趋势;第二种,基于线性模型,将房价影响因素的预测值代入模型预测未来房价走势;第三种,基于时间序列模型,根据房价历史变动趋势特征预测未来房价走势。第一种直接平移人口分布预测未来人口年龄结构动态演变的方法存在明显缺陷,后两种方法则适用于预测短期房价变动,在预测房价长期变动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本文引入人口—发展—环境分析模型,基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设定高中低生育率三组情景,对我国2021-2050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做出预测,并在此基础上预测未来房价变动趋势。同时,考虑城镇化率、人口跨区域流动等因素,对房价变动趋势进行分析。
朱翠明[4]（2021）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与应对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16年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对老龄工作做出重要指示:“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人口老龄化问题,作为现代化进程中人与社会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新的阶段、新的矛盾、新的表现,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多年来,我们再一次面对的新时代转折的关口,这个关口不仅将对中国社会产生一系列深远影响,作为普遍性的问题更是世界各国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瓶颈,在现代化进程中“率先突破”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价值,不仅仅是将抓住“全面超越的历史机遇”,更是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起到前导与示范作用。老龄化是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的简称,本文将老龄化作为问题的研究出发点,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社会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化进程相结合,研究在社会不同的阶段下,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出不同变动特征的原因,只有找寻出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规律,才能从根本上解释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形成的原因,进而对老龄化本身及其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做出应对,使之更具有针对性和准确性。我们应当认识到,人口老龄化问题是由于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内部形态的连续转变,而使人与社会关系产生变化的结果。因此,需要将现代化与老龄化作为统一的整体进行研究,尤其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作为理论基础。本文的研究结构和研究侧重点与前期人口老龄化的相关研究有一定区别,虽然分析侧重的角度不同,但目的都是为客观认识和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确实无法脱离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内部形态所发生的连续转变,而孤立地探讨人口老龄化问题,应当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社会与人对立统一关系角度进一步深度挖掘。认识到人口老龄化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而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内部形态的变化才是造成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同时,在现代化进程中,努力探寻社会中的“人”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而变化的规律,进而从“因”着手,找到最为准确和有效的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方向和方法,为早日实现现代化宏伟目标助力。第一章是绪论。首先,阐明了人口老龄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遭遇到的社会现实问题,对此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具有实践价值。其次,对国内外关于老龄化方面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并分析了老龄化的研究现状。老龄化问题得到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研究成果颇多,但在老龄化的理论发展方面还比较薄弱。最后,指出了创新与不足之处。由于研究侧重角度的不同,得到了一些较为有新意的见解,提出了未来人口衡定论,推测出人口年龄结构呈铅笔型形态等。第二章是文章研究过程中涉及到主要的基础理论。主要为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主要内容;第二部分为中国对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继承与发展;第三部分为介绍国外人口及人口老龄化的相关理论。第三章从世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着手,通过分析现代化进程与人口转变的关系,分析世界人口老龄化的成因和共性影响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总结了在不同人类社会阶段下体现出的不同人口特征,阐述了社会发展与人口老龄化二者之间的矛盾关系,并深层挖掘归纳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对老龄化问题的经验教训。第四章在世界步入老龄化背景下,介绍了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与人口关系变动情况及老龄化形成历程,结合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得出现代化进程与人口关系变动的原因,总结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殊性原因,以及老龄化产生的具体问题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老龄化问题机遇与挑战并存。第五章基于马克思的“两种生产”理论,得到实际数据支撑,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黄金分割规律,推论出现代化进程中未来人口结构形态的改变,并预测了中国至2050年各阶段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同时,提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探寻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方向。第六章基于对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深入剖析,提出优化人口政策、完善养老制度、经济与教育手段并重等具有一定可行性的应对老龄化问题的策略、措施。
胡炅坊[5]（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1）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社会虽然取得了高度快速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由发展而衍生出来的各种内部问题,以及由国际环境变化而引起的一系列外部问题。从外部环境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始终没有摆脱危机的影响,经济发展走势持续低迷。加之2020年初全球范围新冠疫情的爆发,全球各地区经济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重创。在这种世界历史背景下,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经济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多个地区抬头,为全球经济复苏蒙上了一层浓厚阴影。从内部环境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过去几十年发展所带来的部分问题开始在这一时期集中爆发,如生态环境破坏、产能过剩、贫富差距过大、产业结构不合理,等等。我国的经济发展正面临着各种矛盾交织并行的特殊历史背景。为了应对处理国内外面临的这一系列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各种风险挑战、积极求变,在指导新时代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科学系统的经济指导思想。在2017年12月党中央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明确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并将其作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探索新时代经济建设实践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同时也是对历届中央领导集体经济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这一重大问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科学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既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演变范式,又克服了西方经济学重实证而轻实践的理论缺陷,从根本上解决了市场经济改革以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后带来的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双重矛盾和困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立足于中国发展实际,通过系统总结以往经济发展理论的不足和缺陷,立足于新时代经济建设伟大实践,科学揭示了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规律,准确判断了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走势。具体来说,本文一共分文六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选题意义,以及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力图对本研究的总体情况有一个准确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明确研究思路,力图通过方法创新和理论创新科学完整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全貌。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主要概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结合相关资料,将其划分为萌芽期、形成期和成熟期。第四部分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具体内容,从逻辑层面将其概括为“1+7+1”的逻辑架构,即为“新发展理念+七个坚持+新发展格局”。第五部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和理论特征进行了科学概括。在理论逻辑上具体体现为:植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发展逻辑;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绿色发展逻辑;兼顾国内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全球发展逻辑。在理论特征上体现为科学性、现实性、实践性、人民性和国际性的高度统一。第六部分集中论证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在理论贡献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而且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框架。在实践价值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一方面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另一方面为解决全球经济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李朋骜[6]（2021）在《中国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研究》文中提出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背景下,生产率将取代要素投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劳动生产率反映了劳动要素的生产效率,是常用的生产率指标之一。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人口红利”期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但随着2004年跨过刘易斯拐点和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中国劳动力数量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在此背景下,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应对劳动供给下降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冲击是推动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与此同时,在区位条件和政策因素的影响下,中国产业空间分布呈现东密西疏的特征,这与劳动生产率东高西低的空间差异具有一定的耦合性。2018年,产业分布较为密集的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劳动生产率分别为17.8万元/人和19.5万元/人,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5倍和1.7倍。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是二者空间相似分布的一个重要原因,以往以中国数据为样本的研究均发现城市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这意味产业集聚是城市劳动生产率水平提升的一个重要来源。但通过计算产业集聚和劳动生产率空间分布一致性指数可以发现,近年来,二者空间分布耦合性正在逐渐下降,这可能与当前中国部分城市中开始出现较为严重的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等拥挤效应有关。在此背景下,从影响机制、溢出效应等方面进一步研究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对发挥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具体地,本文从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机制、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拥挤效应作用下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四个方面展开研究。准确把握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可以在现实中更好地发挥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以往研究对这一方面的探讨相对较少,因此,本文从人力资本、技术进步、资本深化三个方面研究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机制。从不同地区和不同集聚类型角度研究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异质性影响的文献相对较多,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不同类型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并进行机制检验。城市内部拥挤效应作用下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和城市间集聚经济的正外部性作用下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样是本文研究的重点问题,这在中国城市内部拥挤效应日益严重和城市之间联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研究内容、方法和所得结论如下:（1）利用四分位图、Moran’I指数、变异系数、一致性指数等方法分析中国产业集聚和劳动生产率的现状和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利用不均衡指数、双变量Moran’I指数分析产业集聚和劳动生产率空间分布的相似性和关联性。研究发现,在产业集聚现状和特征方面,中国产业多样化程度正在逐渐提高;总产业和制造业空间集聚特征显着;城市间产业集聚差异较为稳定。劳动生产率方面,中国劳动生产率上升趋势明显,并且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高于第三产业;各城市劳动生产率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城市间劳动生产率差距逐渐缩小。产业集聚和劳动生产率关系方面,总产业和劳动生产率空间分布耦合性逐渐下降;总产业和劳动生产率在2016年前并没有显着的空间相关性,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与劳动生产率空间分布具有显着的正相关关系。（2）利用2005年至2018年中国285个城市数据实证研究中国城市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并对影响机制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在考虑了模型内生性后,中国城市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并且通过指标替换和变换样本等方式的检验表明该结果是稳健的。进一步地,本文利用中介效应检验模型检验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发现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是中国城市产业集聚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的两条重要路径,而资本深化的中介效应则并不显着。（3）从不同地区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不同集聚类型对劳动生产率影响、不同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三个方面研究了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得到如下结论:不同地区方面,东部地区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人力资本、资本深化、技术进步均起到了中介效应。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则不显着。不同集聚类型方面,专业化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人力资本、资本深化、技术进步均起到了中介效应。多样化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则显着为负,但对样本进行筛选后,发现在多样化集聚特征显着的大中城市,多样化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不同产业方面,制造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均起到了中介效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人力资本和资本深化起到了中介效应。消费性服务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则不显着。（4）实证研究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利用动态门限回归模型研究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发现,产业集聚程度在一定范围内时,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产业集聚程度超过这一范围后,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不显着。分地区来看,产业集聚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呈“倒U型”,而在西部地区,产业集聚程度较低时,其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不显着,产业集聚程度超过一定范围后,其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不同集聚类型方面,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程度较低时,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分别显着为正和显着为负,而当专业化集聚程度和多样化集聚程度较高时,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均不显着。不同产业方面,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消费性服务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均呈“倒U型”。（5）实证研究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和偏微分分解方法研究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发现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产业集聚对其他城市劳动生产率存在显着的正向影响,并且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此外,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同样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许鹏[7]（2021）在《中国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体系研究 ——国际经验借鉴》文中研究说明债券信用评级是对某一发行人所面临的信用风险总体程度或某一特定债券按期还本付息的可靠程度进行评估,并按一定标准分类标示高低等级的经济活动。中国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随着地方债券发行应运而生,为市场相关方评估地方政府债务偿付能力和信用风险状况提供信息服务,并成为推动地方债券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目前,国内学者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券的研究多集中于债券运行机制或发行定价等方面,少有基于国际经验,从信用评级层面展开讨论,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都尚较薄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本文的研究价值。本文认为,首先,信用评级是地方债券发行的必备要件,是对地方政府信用风险和总体信誉度的综合评估,贯穿于债券注册、发行及存续期间的各个环节,对债券定价、市场交易、风险管理等方面起到制度保障作用。其次,当前中国地方债务存在管理不规范、过度举债以及隐性负债风险聚集等问题。信用评级可以详细、全面地揭示地方财政收支和债务管理状况,对发挥市场化约束机制,规范地方举债行为,化解隐性债务风险,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均有重要推动作用。第三,国外成熟市场的地方债券信用评级发展时间较长,在评级方法、配套制度和监管环境等方面上积累了大量先进做法,中国可以取长避短,充分借鉴有益的国际经验,推动自身地方债券信用评级体系建设。第四,未来随着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治理能力的不断分化,地方债券信用利差势必进一步走阔,从而放大市场投资人面临的信用风险。信用评级是对地方政府信用风险最直观、专业的综合评价,可以降低市场信息不对称性影响,减少信息获取成本,为投资人提供决策依据。第五,加强中国信用评级体系建设关系到本土评级机构发展和评级行业质量整体提升,有助于增强中国在评级领域的权威性和话语权,抵制国际评级霸权主义,维护中国政府和企业的信用安全和经济利益。本文指出,地方政府债券已经成为近年来中国债券市场上发展最快的品种之一,其既是一种创新型财政政策工具,又是规范地方债务管理,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的重要抓手。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过程中存在信用评级失效,市场定价失真,信息披露不足,地方政府行政干预等问题。本文从发挥债券信用评级作用、改进债券监管制度、建立债券保险制度和设立地方债务数据库和风险预警机制等四个方面提出相应对策。在中国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初登历史舞台之时,国外市场发展已相对成熟,如美国三大评级公司开展市政债券评级业务已近百年历史,评级体系完备,评级框架、方法和理念成为国际公认标准,评级质量在充分的历史数据中得到验证;日本本土评级机构在行业政策扶持下发展迅速,在与国际评级公司的市场竞争不落下风,占据国内地方债券评级业务的半壁江山;澳大利亚州政府债券信用评级的国际化和市场化水平高,为本国债券市场吸引到大量外国资本;印度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代表,在市政债券评级领域也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尝试。本文通过国际比较分析,充分论述了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的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和信用评级在运行机制、制度设计、监管政策和市场环境等方面的各自特点和发展经验,对其中优缺点加以深入分析,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四方面借鉴之处,一是充分认识地方债券和信用评级的重要作用;二是优化国内信用评级制度环境;三是培育本土评级机构,抵制国际评级机构的垄断行为;四是推动信用评级国际化进程。在实践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方法方面,本文阐述了国际评级机构关于市政债券信用评级的模式、流程和应用,并以此为基础,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在评级指标选取和结构设计方面做出针对性安排,构建了多层次的地方债券信用评级指标体系,并以2015至2018年中国地方政府债券相关样本数据为基础,运用熵值法测算出各层级评级指标的权重,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可以说,本文开展的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的独立性更强,评级结果的区分度和准确度更高,评级信息更加公开与透明。最后,对改进中国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体系提出政策建议,包括打破市场对中央财政隐性担保的预期;着力解决隐性债务问题;改进地方政府债券信息披露制度;建立“政府+市场”的双信用评级制度;削弱监管制度对信用评级的过度依赖;建立跨市场的评级监管协调机制;增强市场评级机构独立性;扩大评级市场对外开放,增强中国信用评级话语权等方面。总体上,本文从历史脉络出发,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券运行和信用评级的演化历程和发展趋势,方法应用和制度安排进行全面总结梳理,论述了其内在逻辑和外在表现。从国际视角出发,对国内外地方债券特征和信用评级机制加以多方位对比分析,总结其中的优缺点,并汲取有益经验,提出对中国的借鉴之处;从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出发,创新性地设计并运用更贴近中国国情且更具有效性的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方法。可以说,本文对进一步完善中国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体系,发挥信用评级在规范地方债务管理,提升债券市场化水平,增强市场各方信息获取能力等方面均有积极意义。
闫博[8]（2021）在《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构建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最为宝贵的一条经验就是通过渐进式改革,逐步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在改革的顺序上,是先一般商品价格、后生产要素价格;在改革的路径上,是先双轨、后并轨。与其他经济领域的改革类似,利率市场化改革作为纵贯中国金融改革历程持续时间最久、覆盖范围最广、因此影响也最为深远的一项改革,凸显了渐进式改革的特征。在2015年放开存款利率行政管制后,正式进入了构建与市场相适应的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的攻坚阶段。为此,如何构建这一机制,不仅关乎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最终成败,而且也决定了整个金融改革的成败。由此决定了中国货币政策当局、金融市场主体以及学术界,都高度关注这一重大问题。由于这场改革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的“放松金融管制”、特别是后发展国家的“金融深化”（亦即“金融自由化”）的继续。为此,从全球的视角,即通过对主要发达国家和后发展国家的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构建的实践和经验展开考察,研究中国如何通过渐进的方式构建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更具有现实意义。本文第2章通过对货币政策有关概念的界定厘清以及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的梳理,试图勾勒出一个较为完整的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模式基本框架。一方面,从货币决策理论与货币操作实践始终存在所谓的“两分法”这一实际出发,在厘清并界定货币政策框架有关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后发现,如何选取以及选取何种货币政策工具并非最主要的问题。因为这主要与一国金融体系发展的历史沿革、金融市场健全发育程度以及货币政策当局决策的习惯偏好有关;而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一直被视为一国货币政策作用于实体经济的逻辑起点。为此,属性的选择才是区分数量型调控或价格型调控的根本依据。另一方面,无论是过去传统的货币政策操作,还是近年来涌现出的大量非常规性货币政策操作,都是以短端（主要是隔夜）货币市场利率作为最主要的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是各国中央银行坚持践行的操作准则。在此基础上,本章逐步勾勒出中央银行依靠调节短端（隔夜）基准利率（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依靠利率走廊调控机制以及公开市场操作,充分发挥流动性效应和预期效应,引导货币市场利率趋于货币政策当局的合意区间,从而推动基准收益率曲线发生相应变化,以此影响各类金融产品定价和市场主体行为,进而改变投资和消费,最终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逻辑主线和基本框架。本文将遵循这一逻辑主线,结合中国的实际,对其中的关键环节和重要节点进行研究。第3章以美国、欧元区以及印度、土耳其为例,论述了发达国家与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的形成以及调控实践。首先,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都实施了以取消利率管制为主要内容的利率自由化。利率管制的取消对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应当看到,利率市场化仅仅是市场化利率形成以及调控机制建设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除此以外,还要求货币政策框架也相应转型。其次,在实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过程中,这些国家都最终选择了以短端（隔夜）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价格型调控模式。然而不同的是,美联储选择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目标作为央行短端基准利率,希望市场主体通过阅读央行设定目标利率水平与实际利率偏离所表达的货币政策立场形成相应预期,由此做出更加高效合理的决策;而欧元区、印度和土耳其央行则选择中央银行与金融机构开展的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作为央行短端基准利率,希望利用更加容易控制的业务利率保留一定操作的灵活性和主动性。应该说,不同模式的选择本身并无优劣之分,主要取决于一国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以及市场交易习惯。最后,在市场化利率调控机制的构建上,这些国家又都相继建立健全了利率走廊调控机制。但是其结果则不尽相同:美国和欧元区货币市场利率调控效果比印度和土耳其好;土耳其为应对资本外流,引入了新的具有实验特征的货币政策框架,以此尝试挑战“蒙代尔不可能三角”,最终以失败告终。由此可见,构建市场化利率形成和调控机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虽然从表面上看相似之处较多,但效果差异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客观规律,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值得记取。第4章在梳理发达经济体和后发展经济体货币政策操作实践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建立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的经验:第一,在货币政策决策层面,应当给予中央银行更大、更多、更加独立自主的政策制定权,并且在货币政策具体执行实施过程中,不受或较少受到外界干扰。在此基础上,中央银行应当建立健全更加科学高效透明的决策机制,并尽可能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采取定期或不定期的频率,对外公布货币政策执行情况以及前瞻和愿景,以此有效引导各类市场主体的预期,最终达到事半功倍的调控效果。第二,在货币政策操作层面,货币政策框架从以数量为主向以价格为主转型势在必行,其中最为关键的核心,是要逐步推动实现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向短端（隔夜）利率转换。与此同时,建立健全利率走廊调控机制,并始终注重其与公开市场操作的协调配合。由于这种政策组合有助于降低公开市场操作的使用频率及操作成本,能够消除因市场摩擦对短端利率调控带来的诸多影响,因此已经成为发挥流动性效应与预期效应相一致的最佳选择。第三,在货币政策传导层面,遵循国际短端市场基准利率的改革趋势,遴选覆盖范围更加宽广、隔夜期限、有质押担保的回购利率作为短端市场基准利率。在此基础上,应当通过多种渠道,持续树立并巩固提高该利率在整个利率体系中的基准地位以及不断扩大其在各类金融产品定价方面的应用。与此同时,多策并举,建立一个期限结构相对完整、市场流动性较强、产品内容丰富、交易主体广泛多元的具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体系,完善市场基准收益率曲线。第四,在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上,“走廊”的上限应当设计为匿名申请制,且有较为宽泛的抵押资产清单。“走廊”的下限可以根据一国准备金缴存实际,选择清算账户余额利率或超额准备金利率（在极端情况下也可选择隔夜逆回购利率）。政策利率应该与一国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选择模式相关,但是在利率期限、决策方式（频率）等方面,应该与利率走廊上、下限保持一致。政策利率对货币市场利率的引导调控作用是其遴选的重要参考标准。同时,利率走廊形态并无好坏优劣之分,本质上应该是能够适应经济和金融形势的变化,实现货币政策当局调节短端利率波动的初衷。但是在设立初期,应本着简单规范便于操作的原则,从而使各类市场主体形成成熟稳定的利率走廊调控预期。第5章在厘定基准利率含义、分类以及中央银行基准利率选择偏好的基础上,以政策利率和市场利率分析为例,结合中国的实际,对央行基准利率的不同选择模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作者认为:一方面,如果选择货币市场利率目标作为基准利率,根据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国际实践以及对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选择隔夜期限利率较为科学合理。此时央行基准利率与货币政策操作目标重合于R001（或DR001）目标水平,类似于美联储的模式。值得注意的是,R操作对象除了存款类金融机构,还包含了大量非银行金融机构,抵押品相对宽泛,市场代表性更强;而DR则仅限于存款类金融机构,抵押品范围较窄但质量要求较高,能够最大限度降低因抵质押品质量优劣以及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多寡对利率波动带来的影响,无风险性以及基准性更强。特别是自2016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频繁强调DR在我国市场基准利率遴选培育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和重要地位,表明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有逐渐转换到存款类金融机构之间交易的倾向。由此R与DR一度分化明显。为此,从货币当局的政策引导和偏好习惯上看,DR001目标成为央行基准利率（操作目标）的可能性更大;从市场代表性（或引导更大范围内货币市场利率水平）看,R001更为合适。另一方面,如果选择央行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作为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当前比较合适的是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利率。这种选择也更加符合我国央行更加倾向于开展7天期限市场操作的偏好。但选择7天期限利率作为操作目标期限,显然与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以及当前各国均以隔夜利率作为操作目标的经验不符。然而,现实中同样采取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作为基准利率的英格兰银行,历史上也曾经开展过多品种、多期限的公开市场操作,最终才逐步收敛到短端（隔夜）公开市场操作,并将其作为基准利率。第6章基于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的基本框架,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论证了短端基准利率选择以及短端基准利率向中长期利率传导的有关问题。一方面,在短端基准利率选择的实证分析上,如果央行基准利率选择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目标模式,从货币市场基准利率属性出发,实证结果表明,R001与DR001均具备较好的基准性、市场代表性、稳定性、无风险性以及与实体经济相关性等特征,在技术性上都具备成为央行短端基准利率的条件;但是DR001目标作为基准利率更加具有政策指向性,而R001目标更具有市场代表性。在实践操作中,建议对所有机构（特别是除存款类金融机构外）一视同仁,平滑因市场分割导致DR与R分化,畅通利率传导。同时,更加关注短端（特别是隔夜）市场利率稳定,并逐步将短端（特别是隔夜）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最终如何选择应适时追踪央行后续政策取向以及市场接受程度为宜。如果央行基准利率选择特定期限业务利率模式,实证检验结果表明,7天逆回购利率能够较好引导短端市场（基准）利率以及相关期限货币市场利率。在实践操作中,可以参考欧元区央行的做法,暂不公布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多渠道引导金融机构通过识别7天逆回购利率与R007/DR007（或R001/DR001）之间的基差来判断货币当局政策立场变化,以此实现利率调控的意图,并适时考察上述过程中市场主体变化,择机论证有无将其逐步转向短端（隔夜）公开市场操作并将其作为基准利率的可能性,从而更好地符合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以及国际经验。另一方面,在向中长期利率的传导上,基于弹性分析以及SVAR脉冲响应分析结果表明,选定的短端市场基准利率对不同期限国债收益率均能产生影响;但是随着期限的增加,利率传导效果呈现逐渐衰减趋势。同时,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金融体系日益健全,各类微观主体对利率的敏感性持续增强,短端利率向中长期利率传导效果已经明显提升,利率传导机制更加通畅高效。实证检验结果为市场化利率形成和调控机制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技术保障。第7章从中国金融体系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这一实际出发,重点聚焦信贷市场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的构建。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虽然已经正式宣布完全放开存贷款利率行政管制,但出于多方面考虑,作为过渡时期措施仍保留存贷款基准利率这一货币政策工具,利率体系双轨制的特征依然存在,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变向通过行为协同参考贷款基准利率定价。同时,由于资金来源的属性不同,银行内部资产仍采取存贷款基准利率与市场利率双轨并行的方式定价,市场利率与贷款利率的变化难以一致。这种利率双轨制的基础已经由此前的行政约束转变为当前的市场主体的惯性适应,并且对经济发展、乃至各类社会主体的融资造成诸多不利影响。基于TVP-VAR分析的结果也表明,在这种隐性利率双轨制时期,短端利率向中长端利率传导效果不佳,向价格水平传导的效果也不够显着。另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以贷款利率双轨合一为突破口,推动市场利率与贷款利率并轨,牵头推进以新的报价原则、新的报价行、新的期限品种、新的形成方式和新的报价频率为主要内容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改革。其中最为显着的特点,在于将此前LPR锚定贷款基准利率,转换为锚定“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并多策并举推出配套措施,持续巩固和强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基准地位和作用。这对于健全央行的利率调控体系、疏通利率传导机制以及快速稳健实施贷款利率并轨、乃至下阶段实现存款利率的并轨,都具有重大的意义。第8章在简要回顾中国利率调控机制演变历程的基础上,对当前我国的隐性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一方面,遵循价格型调控操作主流模式,央行一直在持续推进利率走廊的建设。经过中国人民银行的持续政策指引以及不断完善,当前利率走廊正处于隐性建设阶段,且相关技术储备已初具雏形:隔夜“常备借贷便利”（SLF）被设计成为利率走廊上限;由于我国一直实施存款准备金制度,因此超额准备金利率作为利率走廊下限较为合适;而在我国尚未明确央行短端基准利率是选择市场基准利率目标还是特定期限操作业务利率的情况下,本着审慎原则,央行7天逆回购利率和DR（R）目标都具备政策利率的技术准备。从上述假设变量构建的隐性利率走廊运行效果看,我国货币市场利率水平和波动性均呈下降趋势,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效果初步显现。另一方面,从已经实施利率走廊的国家实践经验来看,利率走廊本质上应该是一种预期管理工具,因此需要央行与市场主体经历一个渐进式的自适应过程。着眼于建立健全我国未来的利率走廊调控机制,聚焦当前利率走廊运行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第一,应更加注重货币市场整体利率水平稳定。在重点关注存款类金融机构融资利率稳定的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应当通过扩大一级交易商范围,将非银行机构纳入其中,或由其直接参与货币市场交易,以此统筹兼顾货币市场整体利率稳定。第二,扩大“常备借贷便利”（SLF）操作主体范围,并不断完善质押品制度,持续巩固“常备借贷便利”（SLF）作为利率走廊上限的功能作用。第三,适时明确我国央行短端基准利率,并通过合理的政策引导及宣示,适当的公开市场操作和利率走廊调控,持续向市场传递央行政策意图。在条件成熟时,探索将政策利率期限由7天转向隔夜期限,以此更好地符合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以及调节货币市场隔夜利率的政策初衷。第四,逐步消化过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通过货币政策当局以及市场主体的共同努力,尽快完成这个渐进式自适应过程,最终完成由隐性建立到显性确立的过程。第9章为全文的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在对全文的研究进行系统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建议:第一,应切实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以及前瞻性。其主要政策措施包括:根据宏观调控以及经济发展需要,逐步收敛过多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至1-2个;赋予中国人民银行更多的货币政策决策权,逐步提高利率政策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充分发挥预期效应,通过多种渠道、多策并举,切实提高央行与市场各类主体沟通效果,增强货币政策透明度以及前瞻引导能力。第二,持续突出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其主要政策措施包括:逐步收敛过多的货币政策工具,避免政策工具使用碎片化、操作短期化以及释放信号相悖等问题,更加注重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尽快明确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并适时推动货币政策框架相应以新的基准利率目标为核心开展相关操作;加强测算我国自然利率,并逐步探索切实符合我国实际的合理利率水平,以此根据产出缺口开展相关操作及调控;在继续广泛推进LPR应用贷款利率定价的同时,进一步培育以DR为代表的银行间基准利率体系建设,提高国债发行频率,以此加快培育市场基准利率,并不断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第三,着力增强配套措施建设。其主要政策措施包括:逐步消化此前过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并将其降低至一个合理区间水平。同时,将使用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工具的落脚点由此前的稳定市场流动性,转变为稳定货币市场利率;加快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强化市场定价机制建设;加快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严格规范推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实施全口径预算约束管理;加强财政配套政策支持,优化国债发行期限结构,提高国债发行频率,着力增强债券市场的流动性。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相对于既有研究绝大多数对央行短端基准利率选择模式不够全面、清晰、准确的实际,本文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比较全面、客观地阐述了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选择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目标或者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两种模式有关问题,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第二,相对于既有研究绝大多数将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以及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独立研究而言,本文抓住央行短端基准利率这个共同逻辑起点,并以此为源点,将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二者进行有机统筹,以更宽广的视野和格局,对我国货币政策以数量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转型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王俏茹[9]（2021）在《中国经济增长收敛性的理论分析与计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经济增长收敛（Economic Growth Convergence）的经典含义是指欠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在长期内向发达经济体追赶与靠拢的过程。经济增长收敛假说始于Solow（1956）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其主要包含三个核心问题:第一,是否存在收敛,即对收敛的存在性进行判断;第二,为什么会出现收敛,即对收敛机制进行分析;第三,如何能促进收敛,即对收敛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索。这是一个重要但又十分复杂的问题,首先,收敛性回答的是经济差距缩小的问题,这是任何一个经济体不得不重视的现实问题,在过去半个世纪,经济学家一直在试图剖析经济体间收入差距的形成及其背后的成因,而收敛性假说则成为了近二十年来在总量层面分析收入差距的主要工具。其次,经济增长收敛涉及不同的经济增长理论,且不同的理论对收敛结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关于收敛性假说,学术界至今仍未给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框架与实论结论,这正是收敛性研究的复杂之处。经济增长收敛理论对于理解收入差距的未来变动趋势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其为欠发达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经济差距的缩小,以及经济体内部区域之间经济差距的缩小,提供了一种形象的描述。与此同时,经济增长收敛理论还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能够为政府的政策实施提供理论支撑与现实依据。事实上,关于经济增长收敛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与政策制定者所关注的焦点问题。近年来,中国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发展进入了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在内部面临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外则面临着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水平跃升的考验,这两大挑战均对应了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收敛性问题,前者是关于中国内部各区域之间的收敛性问题,而后者则是将中国作为一个个体考虑其与世界范围内其它国家之间收敛性的问题。基于此,本文重新审视了中国内部与外部的收敛性特征,并从“横向收敛”和“纵向收敛”两大角度展开了系统的研究。首先,“纵向收敛”主要研究一元经济体向自身稳态逼近的收敛过程;而“横向收敛”则研究多元经济体之间相互追赶,向共同的稳态收敛的过程。根据研究主体的差异,这一部分又可细分为两个层面。其中第一个层面主要研究中国内部各区域之间的横向收敛特征,本文从“数量”和“质量”两个角度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展开了研究;而第二个层面则主要研究全球经济体之间的横向收敛特征,本文对“资本收敛机制”和“技术收敛机制”两大收敛机制进行了验证,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收敛性进行判断。首先,本文从全国整体层面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收敛的阶段性特征。笔者首先通过经济增长收敛理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收敛路径进行识别,并借助门限回归模型判断中国当前的收敛阶段;随后进一步利用含潜在门限变量的时变系数向量自回归模型探索金融和技术两大驱动因素对于中国在实现收敛跃升过程中的作用,结果发现: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正处于中等收入的收敛曲线上,继续沿现有曲线收敛难以顺利向高收入阶段跃升,中国只有转变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才有可能顺利成为高收入国家,因此,为了顺利实现向高收入水平跃升,需要促进科技与金融的深入融合,继续挖掘两大因素的潜能。其次,本文对经济增长“数量”的收敛性进行研究,笔者首先将空间相关性加入到Mankiw-Romer-Weil收敛模型中,得到了空间收敛理论方程,随后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中国省际间的收敛性和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本文还采用双区制空间杜宾模型对中国省际空间溢出效应的非对称性及其对经济增长收敛的影响进行探究,结果发现:中国省际之间存在显着的空间正相关关系,与此同时,中国的省际经济增长整体满足条件收敛规律,然而,中国省际之间的空间溢出无论在体量上还是方向上均具有非对称性特征,且这两大非对称性对区域经济收敛的影响不尽相同。现阶段中国正处于增速换挡期,增速下滑的弱势省份会在区域内其它类似弱势省份间形成明显的下拉溢出,而这一溢出对强势省份的影响相对有限,在这两种效应的耦合作用下,中国经济出现了阶段性的区域极化现象。再次,本文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收敛性进行研究,笔者首先利用层级动态因子模型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建模,以得到各区域以及各省份的因子;随后,借助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识别区域间经济增长质量的联动机制;最后通过计算C-M同步化指数分析了区域间的收敛特征,结果发现:现阶段中国四大区域经济发展出现了东部先行,中西部跟随和东北部相对独立的三元结构,而从区域内的同步化水平来看,东、中、西部三个区域内的省级经济增长质量已初具俱乐部收敛特征,呈整体一致向好态势,这在极大程度上缓和了个体异化引致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隐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东北地区内部省份间均存在着独有的制约因素和增长桎梏,并未表现出收敛特征。然后,本文对经济增长的“资本收敛机制”进行分析,笔者首先对经济增长的俱乐部收敛特征进行了理论阐释,并通过技术差距的动态演变推导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随后通过动态面板门限模型对理论分析结论进行实证检验,具体得到以下结论: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双门限效应,首先,金融水平较低的国家无法实现经济增长收敛,但其稳态增长率会随着金融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其次,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一个国家向前沿增长率收敛的可能性将会增加;最后,对于已收敛于前沿增长率的国家,金融发展对该国稳态下的相对产出增长率存在正向影响但最终趋于消失。最后,本文对经济增长的“技术收敛机制”进行分析,笔者首先借助非线性时变因子模型分析各国的俱乐部收敛情况;随后进一步通过技术前沿收敛模型探索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路径,以对各国向高收入国家收敛的本质条件进行判断,结果发现:各国在向高收入水平收敛过程中所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在长期内是非稳定状态,但这种非稳定状态并不容易被打破,需要具备相应的收敛条件才能实现跃升,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各国向高收入水平收敛的关键,经济体在低收入水平阶段,可通过技术模仿提升TFP,在由低收入向中等收入水平跃升阶段,需在技术模仿的同时利用全球技术边界提升带来的技术溢出拉动TFP增长,在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跃升阶段,需由外部驱动向自主创新驱动转型,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本文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维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收敛性特征进行了全面系统地分析。从国内区域层面的收敛性分析来看,中国经济增长整体上满足条件收敛规律,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格局仍未真正改变,差异化的发展战略仍需重视;而从国际层面的收敛性来看,当前中国正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必然会经历经济增速的回落期与调整期,实现向高收入水平收敛需要坚定不移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动力。
牛宁宁[10]（2021）在《外汇市场压力与货币政策关联性研究 ——基于TVP-VAR-SV模型的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在宏观经济因素和汇率制度改革的影响下,人民币外汇市场压力（Exchange Market Pressure,EMP）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2008年1月至2015年“8.11”汇改之前的时期,人民币对美元总体保持升值态势,外汇市场上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占据主导。2015年“8.11”汇改后至2017年5月,伴随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市场化改革后,人民币进入贬值通道,引起大规模跨境资本流出,外汇储备大幅下降,这一时期以人民币贬值压力为主导。2017年5月底逆周期因子的引入有效对冲了外汇市场情绪的顺周期波动,成功扭转了强烈的人民币贬值预期,此后,受中美贸易摩擦等不确定性事件的影响,在2017年5月至2020年5月这一期间里,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与贬值压力交替呈现。升值压力与贬值压力均反映了外汇市场的失衡程度,在我国当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为避免汇率失衡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货币当局一般会通过外汇储备的调节来缓解外汇市场压力,但在货币乘数的间接作用下,动用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又会加剧国内货币市场的不均衡,使得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有效性受到制约。随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化,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特征明显,汇率波动成为常态,这使得人民币外汇市场压力与货币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愈加紧密。因此,有必要对人民币外汇市场压力与货币政策的关联性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基于2008年1月至2020年5月间的月度数据,对人民币外汇市场压力（EMP）进行测算和走势分析,鉴于其表现出的阶段性变化特征,运用能更好捕捉变量结构性变化的带有随机波动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TVP-VAR-SV模型）,实证分析人民币外汇市场压力与以中国GDP增长率、国内信贷变动率、通货膨胀率、中美利差变动率四个变量为代表的货币政策关键指标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显示,在不同经济背景与汇率制度改革进程下,人民币外汇市场压力（EMP）与货币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存在显着差异,表现出明显的时变性。针对这种关系随时间推移发生的变化,本文进一步提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动货币政策向价格型调控转型、增加人民币汇率浮动弹性、建立外汇市场压力监测机制、优化外汇储备结构的政策建议,以期能对深化汇率制度改革、缓解人民币外汇市场压力、提高货币政策自主性提供些许参考价值。
二、我国当前经济发展走势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国当前经济发展走势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思路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思路 |
| 1.3 研究内容、框架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4.1 预决算差异 |
| 1.4.2 预算调整差异和执行差异 |
| 1.4.3 预决算差异度 |
| 1.5 本文创新与不足 |
| 1.5.1 本文研究创新 |
| 1.5.2 本文研究不足 |
|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预决算差异的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文献研究综述 |
| 2.1.2 国内文献研究综述 |
| 2.1.3 文献评述 |
| 2.2 预决算支出差异分析的理论基础 |
| 2.2.1 委托代理理论 |
| 2.2.2 官僚预算最大化理论 |
| 2.2.3 晋升竞争理论 |
| 2.2.4 政府预算管理相关理论 |
| 3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的典型事实分析 |
| 3.1 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的制度现状分析 |
| 3.1.1 预算编制的制度现状 |
| 3.1.2 预算执行的制度现状 |
| 3.1.3 决算审查的制度现状 |
| 3.1.4 结转结余的制度现状 |
| 3.1.5 其它相关制度现状 |
| 3.2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的整体特征分析 |
| 3.2.1 全国层面 |
| 3.2.2 中央与地方层面 |
| 3.2.3 省级层面 |
| 3.2.4 部门预算层面 |
| 3.3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的结构特征分析 |
| 3.3.1 全国层面 |
| 3.3.2 中央与地方层面 |
| 3.3.3 省级层面 |
| 3.4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的区域特征分析 |
| 3.5 中国预决算差异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
| 3.5.1 法律体系尚不完善,立法层级不够高 |
| 3.5.2 制度建设缺乏系统性,调整差异较大 |
| 3.5.3 公共决策与预算衔接不畅 |
| 3.5.4 部门自由裁量权缺乏有效约束 |
| 3.5.5 预算管理不完善,预算执行监管不到位 |
| 3.5.6 约束机制不健全,未充分纳入绩效管理 |
| 3.6 本章小结 |
| 4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的属性分析及成因研究 |
| 4.1 预决算差异的属性分析 |
| 4.1.1 普遍性 |
| 4.1.2 不可预知性 |
| 4.1.3 非对称性 |
| 4.1.4 成因的多样性 |
| 4.1.5 适度性 |
| 4.2 中国预决算差异的基本判断 |
| 4.3 预决算差异的分析框架及影响因素分析 |
| 4.3.1 技术因素 |
| 4.3.2 制度因素 |
| 4.3.3 政策因素 |
| 4.3.4 经济因素 |
| 4.3.5 管理因素 |
| 4.3.6 主体互动因素 |
| 4.4 预决算差异管理的客观定位 |
| 4.5 本章小结 |
| 5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的主体博弈分析 |
| 5.1 预决算差异的主体博弈概述 |
| 5.2 预算编制:支出部门与财政部门之间的博弈 |
| 5.2.1 支出部门与财政部门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
| 5.2.2 部门预算编制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
| 5.2.3 不完全信息两期序贯博弈(部门预算博弈策略) |
| 5.3 预算编制:支出部门之间的博弈 |
| 5.3.1 博弈特点 |
| 5.3.2 策略空间 |
| 5.3.3 模型的建立与推导 |
| 5.3.4 均衡分析 |
| 5.4 预算监督:支出部门与监督部门之间的博弈 |
| 5.4.1 博弈特点 |
| 5.4.2 策略空间 |
| 5.4.3 模型的建立与推导 |
| 5.4.4 均衡分析 |
| 5.5 影响因素分析与政策启示 |
| 5.5.1 主体博弈因素分析 |
| 5.5.2 政策启示 |
| 6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影响因素实证检验分析 |
| 6.1 回归模型设定 |
| 6.1.1 静态面板模型 |
| 6.1.2 动态面板模型 |
| 6.2 变量与数据来源说明 |
| 6.3 预决算差异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 |
| 6.4 预算调整差异和执行差异成因的实证结果 |
| 6.5 时空异质性分析 |
| 6.5.1 地区异质性分析 |
| 6.5.2 时间异质性分析 |
| 6.6 稳健性检验 |
| 6.7 本章小结 |
| 7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成因的贡献度分解 |
| 7.1 测度贡献度的基本原理 |
| 7.1.1 基于R~2的贡献度指标——夏普利值分解 |
| 7.1.2 基于方差分解和均值分解的MQ指数 |
| 7.2 预决算差异的贡献度分解 |
| 7.2.1 基于R~2的贡献度指标 |
| 7.2.2 基于方差分解和均值分解的MQ指数 |
| 7.3 预决算差异贡献度的内部动态分析 |
| 7.3.1 基于R~2的贡献度指标 |
| 7.3.2 基于方差分解和均值分解的MQ指数 |
| 7.4 时空异质性分析 |
| 7.4.1 地区异质性分析 |
| 7.4.2 时间异质性分析 |
| 7.5 调整差异和执行差异的主要成因 |
| 7.5.1 调整差异的成因分析 |
| 7.5.2 执行差异的成因分析 |
| 7.6 本章小结 |
| 8 预决算差异的国际比较研究 |
| 8.1 美国 |
| 8.1.1 美国联邦政府支出预决算差异状况 |
| 8.1.2 美国预决算差异管理实践 |
| 8.2 日本 |
| 8.2.1 日本财政支出预决算差异状况 |
| 8.2.2 日本预决算差异管理实践 |
| 8.3 法国 |
| 8.3.1 法国财政支出预决算差异状况 |
| 8.3.2 法国预决算差异管理实践 |
| 8.4 国际经验及启示 |
| 8.4.1 健全法律体系,提高预算法治化水平 |
| 8.4.2 预算编制科学精细,预算执行规范有序 |
| 8.4.3 严控预算调整,强化监督问责 |
| 8.4.4 预算信息充分公开,提高预算管理透明度 |
| 9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预决算差异管理的基本原则 |
| 9.2.1 坚持预算法定原则 |
| 9.2.2 坚持问题导向原则 |
| 9.2.3 坚持权责一致原则 |
| 9.2.4 坚持系统观念 |
| 9.3 相关政策建议 |
| 9.3.1 加强财政预算法治化建设 |
| 9.3.2 加强统筹协调,推动各项制度有效衔接 |
| 9.3.3 提高预算编制科学性,降低预算调整差异 |
| 9.3.4 增强预算执行规范性,严控预决算执行差异 |
| 9.3.5 完善预算监督约束体系 |
| 9.3.6 预决算差异充分纳入绩效管理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2016-2019年中央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情况(59个部门) |
| 附录二:各国预算和决算相关数据 |
| 博士研究生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2）经济不确定性、经济周期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影响机制的研究综述 |
| 1.2.2 经济不确定性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影响机制的研究综述 |
| 1.2.3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主要创新与贡献 |
| 1.4 论文框架与结构安排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经济不确定性概念的起源、界定与度量 |
| 2.2 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影响机制的理论基础 |
| 2.3 经济不确定性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影响的理论基础 |
| 2.4 不同经济周期下货币政策调控的理论基础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我国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测度及其协动性 |
| 3.1 我国经济不确定性走势分析 |
| 3.2 我国经济周期指数的测度和走势分析 |
| 3.2.1 传统经济周期测度方法的总结与利弊评述 |
| 3.2.2 MS-DFM测度经济周期的原理简述 |
| 3.2.3 我国经济周期指数的实时测度 |
| 3.2.4 我国经济周期统计特征与趋势分析 |
| 3.3 我国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协动性检验 |
| 3.3.1 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时变格兰杰因果检验 |
| 3.3.2 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间的动态相关性检验 |
| 3.3.3 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间的动态溢出效应检验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不同经济不确定性水平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 |
| 4.1 不同政策目标和不确定性水平下货币政策量价选择的初步探讨 |
| 4.1.1 不同政策目标下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有效性探讨 |
| 4.1.2 经济不确定影响下货币政策有效性探讨 |
| 4.1.3 双重背景下数量型与价格型政策选择的探讨 |
| 4.2 我国经济不确定性阶段划分 |
| 4.2.1 MS-AR模型 |
| 4.2.2 经济不确定性区制划分 |
| 4.3 LT-TVP-VAR模型构建与参数估计 |
| 4.3.1 LT-TVP-VAR模型构建 |
| 4.3.2 数据选取与处理 |
| 4.3.3 参数估计与检验 |
| 4.4 不同经济不确定性水平下货币政策时变反应与调控机制 |
| 4.4.1 不同经济不确定性水平下货币政策时变反应 |
| 4.4.2 数量型与价格型政策对产出调控的实时对比 |
| 4.4.3 数量型与价格型政策对通胀调控的实时对比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 |
| 5.1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调控的典型事实 |
| 5.1.1 经济周期波动下货币政策调控的历史演变 |
| 5.1.2 经济周期扩张阶段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分析 |
| 5.1.3 经济周期收缩阶段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分析 |
| 5.2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对比 |
| 5.2.1 TH-SVAR模型介绍 |
| 5.2.2 数据选取与检验 |
| 5.2.3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对产出的调控机制检验 |
| 5.2.4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对通胀的调控机制检验 |
| 5.2.5 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的有效性对比 |
| 5.3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调控的非对称性检验 |
| 5.3.1 SEIVAR模型估计原理与脉冲响应函数构建 |
| 5.3.2 数量型货币政策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的非对称性检验 |
| 5.3.3 价格型货币政策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的非对称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未预期冲击、预期管理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 |
| 6.1 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的适用条件 |
| 6.2 考虑政策预期因素的DSGE模型构架 |
| 6.2.1 私人家庭 |
| 6.2.2 生产厂商 |
| 6.2.3 政府部门 |
| 6.2.4 货币当局 |
| 6.3 数据处理与参数估计 |
| 6.3.1 数据选取与处理 |
| 6.3.2 参数校准与设定 |
| 6.3.3 冲击路径识别 |
| 6.3.4 参数贝叶斯估计 |
| 6.4 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分析 |
| 6.4.1 脉冲响应分析 |
| 6.4.2 方差分解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3）人口年龄结构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因素 |
| 1.2.2 人口因素对房地产需求及价格的影响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房地产市场 |
| 1.3.2 人口年龄结构 |
| 1.4 研究路线、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路线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2 人口年龄结构影响房价的理论基础 |
| 2.1 人口年龄结构影响房价的相关理论 |
| 2.1.1 房地产市场供求理论 |
| 2.1.2 人口转变理论 |
| 2.1.3 生命周期理论 |
| 2.1.4 代际转移理论 |
| 2.2 人口年龄结构影响房价的理论分析 |
| 2.2.1 理论分析框架 |
| 2.2.2 世代交叠模型 |
| 2.3 本章小结 |
| 3 中国房价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情况 |
| 3.1 房价变动情况 |
| 3.1.1 房价变动趋势 |
| 3.1.2 房价变动特征 |
| 3.2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情况 |
| 3.2.1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 |
| 3.2.2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特征 |
| 3.2.3 人口年龄结构预测 |
| 3.3 房价与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
| 3.3.1 婴儿潮与房价的相关性 |
| 3.3.2 老龄化与房价的相关性 |
| 3.3.3 人口抚养比与房价的相关性 |
| 3.4 本章小结 |
| 4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影响的实证研究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宏观视角 |
| 4.2.1 人口抚养比对房价的影响 |
| 4.2.2 各年龄段人口占比对房价的影响 |
| 4.2.3 各年龄段人口占比对未来房价增速的影响 |
| 4.3 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微观视角 |
| 4.3.1 年龄与住房需求——基于人口普查数据 |
| 4.3.2 年龄与住房需求——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 |
| 4.4 本章小结 |
| 5 OECD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影响的实证研究与经验启示 |
| 5.1 OECD国家房地产市场与人口年龄结构的情况 |
| 5.1.1 房地产市场情况 |
| 5.1.2 人口年龄结构情况 |
| 5.1.3 房价与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
| 5.2 OECD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数据与描述性统计 |
| 5.2.3 人口抚养比对房价的影响 |
| 5.3 来自OECD国家的经验启示 |
| 5.3.1 人口转变的内在规律 |
| 5.3.2 婴儿潮对房价的影响 |
| 5.3.3 老龄化对房价的影响 |
| 5.3.4 不同层级城市房价的变动特征 |
| 5.4 本章小结 |
| 6 基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房价趋势预测 |
| 6.1 人口年龄结构预测 |
| 6.1.1 人口年龄结构预测模型选择 |
| 6.1.2 人口年龄结构预测参数设定 |
| 6.1.3 人口年龄结构预测结果 |
| 6.2 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房价趋势预测 |
| 6.2.1 不同生育率方案下的房价趋势预测 |
| 6.2.2 考虑城镇化率的房价趋势预测 |
| 6.2.3 考虑跨区域流动人口的房价趋势预测 |
| 6.3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优化人口年龄结构,促进房价平稳运行 |
| 7.2.2 强化住房居住功能,防范楼市投机行为 |
| 7.2.3 坚持“因城施策”,实现差异化引导 |
| 7.2.4 发展租购并举新体系,满足流动人口住房需求 |
| 7.2.5 加强房地产调控,保障市场健康发展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与应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趋势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现代化与人口老龄化基础理论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现代化概述 |
| 2.1.2 人口老龄化 |
| 2.2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主要内容 |
| 2.2.1 “两种生产”理论 |
| 2.2.2 生产方式决定人口发展理论 |
| 2.2.3 人口再生产理论 |
| 2.2.4 人与社会关系理论 |
| 2.3 中国对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
| 2.3.1 中国领导人关于人口与社会发展的理论 |
| 2.3.2 国内学者关于人口与社会发展的理论 |
| 2.4 国外关于人口及人口老龄化的理论 |
| 2.4.1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
| 2.4.2 保罗·埃里奇的人口爆炸论 |
| 2.4.3 兰德里的人口转变理论 |
| 第3章 世界现代化进程与人口老龄化 |
| 3.1 工业革命促成人口年龄结构向老龄化转变 |
| 3.1.1 第一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口变化 |
| 3.1.2 第二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口变化 |
| 3.1.3 第三次工业革命世界人口向老龄化转变 |
| 3.2 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老龄化的成因 |
| 3.2.1 死亡率和出生率变化是表层原因 |
| 3.2.2 人与社会关系变化是深层原因 |
| 3.3 现代化进程中老龄化问题的共性影响 |
| 3.3.1 导致人口生育率降低 |
| 3.3.2 使人与社会矛盾尖锐 |
| 3.3.3 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
| 3.3.4 将促使生产关系调整 |
| 3.4 资本主义国家应对老龄化问题的不足 |
| 3.4.1 使人的生产屈从于物质资料生产 |
| 3.4.2 强调老龄化措施作用忽略根本矛盾 |
| 3.4.3 忽视中产阶层对人口结构调整作用 |
| 3.4.4 社会资源过于集中造成生育率低迷 |
| 第4章 中国现代化进程与人口老龄化 |
| 4.1 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与老龄化的形成历程 |
| 4.1.1 1950-1970 年:农业经济形态人口进入爆发增长期 |
| 4.1.2 1971-1980 年:工业经济形态人口与社会发展协调 |
| 4.1.3 1981-2010 年:人口增速下降并向老龄化趋势过渡 |
| 4.1.4 2011-2020 年:服务经济形态促使老龄化程度加深 |
| 4.2 中国人口老龄化形成的特殊性原因 |
| 4.2.1 50-60 年代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 |
| 4.2.2 计划生育加速人口年龄结构转化 |
| 4.2.3 可支配收入低造成生育欲望下降 |
| 4.2.4 主体经济结构变化促老龄化形成 |
| 4.3 中国人口老龄化产生的具体问题 |
| 4.3.1 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 |
| 4.3.2 社会与家庭负担加重 |
| 4.3.3 加速社会养老保险枯竭 |
| 4.3.4 社会经济产业结构分化 |
| 4.3.5 社会文化逐渐趋于保守 |
| 4.4 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
| 4.4.1 将对传统经济增长依存点产生强烈消极影响 |
| 4.4.2 促使区域间发展失衡加速贫富两极分化程度 |
| 4.4.3 长期看有利于加速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蝶变 |
| 第5章 人口结构隐含规律与中国老龄化走势及展望 |
| 5.1 基于“两种生产”理论发现人口年龄结构的人口黄金分割 |
| 5.1.1 “两种生产”理论决定了人口黄金分割的必然 |
| 5.1.2 人口黄金分割揭示了死亡率与出生率博弈关系 |
| 5.1.3 人口黄金分割解释了现代化国家的繁荣与衰退 |
| 5.1.4 人口黄金分割失衡对“两种生产”产生反作用 |
| 5.2 以人口黄金分割推论人口结构形态的改变 |
| 5.2.1 过去-人口扩张型的金字塔形态 |
| 5.2.2 现在-出生率收缩型的菱形形态 |
| 5.2.3 未来-人口衡定型的铅笔形形态 |
| 5.3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 |
| 5.3.1 2021-2025 年老龄人超过0-14 岁人口 |
| 5.3.2 2026-2035 年将出现人口负增长 |
| 5.3.3 2036-2050 年进入重度老龄社会阶段 |
| 5.4 中国老龄化问题应对的目标和原则 |
| 5.4.1 老龄化问题解决的阶段性目标 |
| 5.4.2 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基本原则 |
| 第6章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应对措施 |
| 6.1 优化人口政策 |
| 6.1.1 提倡适度放开生育政策 |
| 6.1.2 以人口黄金分割结构平衡为调整基准 |
| 6.1.3 政策需考虑与社会各因素的动态匹配 |
| 6.1.4 追求合理的人口年龄结构和素质结构 |
| 6.2 完善养老保障制度 |
| 6.2.1 统筹推进养老保障“三支柱”互补 |
| 6.2.2 改进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多渠道增值 |
| 6.2.3 健全企业年金制度以降低运营风险 |
| 6.2.4 完善医疗保险制度拓宽保障覆盖面 |
| 6.3 经济与教育手段并重 |
| 6.3.1 改变生养抚育造成的财富挤出效应 |
| 6.3.2 提升人口素质以弥补人力资源缺口 |
| 6.3.3 扶持“成人二次教育”推动多维就业 |
| 6.3.4 建立就业公共信息体系提供引流服务 |
| 6.4 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 |
| 6.4.1 推动以信息科技化为载体O2O老年服务体系建设 |
| 6.4.2 建立含医疗、教娱、关爱及监控的综合服务中心 |
| 6.4.3 建立社区互助体系鼓励适龄老年人发挥就业余热 |
| 6.4.4 发展以基层社区为主干线的普惠型养老服务体系 |
| 6.5 深化社会养老服务 |
| 6.5.1 多渠道扶持与支撑家庭养老模式 |
| 6.5.2 建立居家养老“三级”服务体系 |
| 6.5.3 注重综合性福利养老服务体建设 |
| 6.5.4 培育和推动民间组织的养老作用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读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5）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研究意义 |
| 1.2.2 实践价值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资源 |
| 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 2.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 |
| 2.1.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 |
| 2.1.3 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崭新且复杂 |
| 2.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理论资源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相关政治经济学理论 |
| 2.2.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的相关经济思想 |
| 2.2.3 西方经济学值得借鉴的相关理论 |
| 第3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 |
| 3.1 萌芽期:七年知青岁月的初期经验 |
| 3.1.1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树立 |
| 3.1.2 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开启 |
| 3.2 形成期:30 年的地方经济治理经验 |
| 3.2.1 正定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2.2 福建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2.3 浙江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2.4 上海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3 成熟期:十八大以来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3.1 十八大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3.3.2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3.3.3 十九大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3.3.4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第4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具体内容 |
| 4.1 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引领——新发展理念 |
| 4.1.1 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
| 4.1.2 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及基本内涵 |
| 4.1.3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
| 4.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核心内涵——“七个坚持” |
| 4.2.1 经济发展领导核心论: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
| 4.2.2 经济发展目的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
| 4.2.3 经济发展阶段特征论: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新常态 |
| 4.2.4 经济体制改革论:坚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二元关系 |
| 4.2.5 宏观经济管理论: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 |
| 4.2.6 经济发展战略论: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 |
| 4.2.7 经济工作方法论:坚持正确的工作策略和方法 |
| 4.3 新时代中国经济的新发展格局 |
| 4.3.1 构建高质量国内大循环 |
| 4.3.2 优化发展国际大循环 |
| 4.3.3 促进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 |
| 第5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及理论特征 |
| 5.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 |
| 5.1.1 植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发展逻辑 |
| 5.1.2 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绿色发展逻辑 |
| 5.1.3 兼顾国内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全球发展逻辑 |
| 5.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特征 |
| 5.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科学性 |
| 5.2.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现实性 |
| 5.2.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性 |
| 5.2.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人民性 |
| 5.2.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国际性 |
| 第6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 |
| 6.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 |
| 6.1.1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
| 6.1.2 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框架 |
| 6.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实践价值 |
| 6.2.1 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 |
| 6.2.2 为解决全球经济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6）中国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产业集聚文献综述 |
| 1.2.2 劳动生产率文献综述 |
| 1.2.3 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文献综述 |
| 1.2.4 对已有文献的思考 |
| 1.3 研究思路、内容、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与不足 |
| 1.4.1 论文的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基础理论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产业集聚 |
| 2.1.2 劳动生产率 |
| 2.2 城市集聚经济的微观基础 |
| 2.2.1 共享 |
| 2.2.2 匹配 |
| 2.2.3 学习 |
| 2.3 集聚和区域增长理论 |
| 2.3.1 资本流动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
| 2.3.2 劳动力流动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
| 2.4 集聚经济范围理论 |
| 2.4.1 产业范围 |
| 2.4.2 空间范围 |
| 2.4.3 时间范围 |
| 2.4.4 考虑集聚经济范围的生产函数 |
| 第3章 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理论框架 |
| 3.1 产业集聚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分析 |
| 3.1.1 人力资本 |
| 3.1.2 资本深化 |
| 3.1.3 技术进步 |
| 3.2 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异质性影响分析 |
| 3.2.1 不同类型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分析 |
| 3.2.2 不同类型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分析 |
| 3.3 拥挤效应作用下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分析 |
| 3.4 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第4章 中国产业集聚和劳动生产率现状与特征分析 |
| 4.1 中国产业集聚现状与特征分析 |
| 4.1.1 产业集聚测度方法 |
| 4.1.2 产业发展现状与特征 |
| 4.1.3 产业空间分布特征 |
| 4.1.4 城市产业集聚差距度量 |
| 4.2 中国劳动生产率发展现状与特征 |
| 4.2.1 劳动生产率发展现状 |
| 4.2.2 劳动生产率空间特征 |
| 4.2.3 城市劳动生产率差距度量 |
| 4.3 中国产业集聚与劳动生产率一致性特征分析 |
| 4.3.1 中国产业与劳动生产率空间分布耦合性分析 |
| 4.3.2 中国产业与劳动生产率空间分布相关性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实证研究及机制检验 |
| 5.1 模型设计 |
| 5.1.1 实证模型设定 |
| 5.1.2 内生性分析 |
| 5.1.3 数据来源与指标选取 |
| 5.1.4 描述性分析 |
| 5.2 中国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2.1 相关性分析 |
| 5.2.2 实证结果 |
| 5.2.3 稳健性检验 |
| 5.3 中国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机制检验 |
| 5.3.1 中介效应检验模型介绍 |
| 5.3.2 中介变量度量 |
| 5.3.3 实证结果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研究 |
| 6.1 产业集聚对东、中、西部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 |
| 6.1.1 东、中、西部样本特征描述 |
| 6.1.2 实证结果 |
| 6.2 不同类型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 |
| 6.2.1 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度量 |
| 6.2.2 实证结果 |
| 6.3 不同类型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 |
| 6.3.1 不同类型产业划分及特征描述 |
| 6.3.2 实证结果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
| 7.1 相关文献述评 |
| 7.2 模型设计 |
| 7.2.1 动态面板门限回归模型介绍 |
| 7.2.2 检验原理 |
| 7.2.3 实证模型设定 |
| 7.3 实证结果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
| 8.1 相关文献述评 |
| 8.2 模型设计 |
| 8.2.1 常用空间计量模型介绍 |
| 8.2.2 偏微分分解方法介绍 |
| 8.2.3 空间权重矩阵构建 |
| 8.2.4 实证模型设定 |
| 8.3 实证结果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7）中国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体系研究 ——国际经验借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与评析 |
| 1.2.1 地方政府债券融资 |
| 1.2.2 地方政府偿债能力 |
| 1.2.3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
| 1.2.4 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 |
| 1.2.5 信用评级模型构建 |
| 1.2.6 国际信用评级的垄断与霸权 |
| 1.2.7 对相关研究的评析 |
| 1.3 研究方法、框架与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框架 |
| 1.3.3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地方政府债券涵义与相关理论 |
| 2.1 涵义界定与辨析 |
| 2.1.1 地方政府债务 |
| 2.1.2 地方政府债券 |
| 2.1.3 地方政府信用评级 |
| 2.1.4 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 |
| 2.2 相关理论及评述 |
| 2.2.1 财政分权理论 |
| 2.2.2 发行债券风险理论 |
| 2.2.3 政府债务风险理论 |
| 2.2.4 信用风险理论 |
| 2.2.5 信用评级理论 |
| 2.2.6 相关理论评述 |
| 第3章 中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历程分析 |
| 3.1 地方政府债务现状和成因 |
| 3.1.1 地方债务现状 |
| 3.1.2 地方债务演化进程和成因分析 |
| 3.2 地方政府债券发展历程及发行情况 |
| 3.2.1 地方政府债券发展历程 |
| 3.2.2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情况 |
| 3.3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总结 |
| 3.3.1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
| 3.3.2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
| 第4章 中国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发展演进过程 |
| 4.1 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模式 |
| 4.1.1 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基本原则 |
| 4.1.2 两种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模式对比分析 |
| 4.1.3 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的必要性 |
| 4.2 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流程与现状 |
| 4.2.1 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流程 |
| 4.2.2 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发展历程 |
| 4.2.3 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现状 |
| 4.3 当前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的市场吻合度分析 |
| 4.3.1 地方债务的软预算约束导致评级结果同质化 |
| 4.3.2 评级信息披露不充分使评级缺乏可信度 |
| 4.3.3 债券市场发展滞后制约了评级业务发展 |
| 4.3.4 评级行业监管机制尚未健全 |
| 第5章 地方政府债券运行及信用评级的国际经验 |
| 5.1 美国市政债券运行经验 |
| 5.1.1 市政债券特征 |
| 5.1.2 市政债券监管制度 |
| 5.1.3 市政债券信用评级 |
| 5.1.4 信用评级优缺点分析 |
| 5.2 日本地方政府债券运行经验 |
| 5.2.1 债券特征 |
| 5.2.2 债券监管制度 |
| 5.2.3 债券信用评级 |
| 5.2.4 信用评级优缺点分析 |
| 5.3 澳大利亚州政府债券运行经验 |
| 5.3.1 债券特征 |
| 5.3.2 债券监管制度 |
| 5.3.3 债券信用评级 |
| 5.3.4 信用评级优缺点分析 |
| 5.4 印度市政债券运行经验 |
| 5.4.1 市政债券特征 |
| 5.4.2 信用评级优缺点分析 |
| 5.5 国际评级机构的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方法分析 |
| 5.5.1 标准普尔公司评级方法 |
| 5.5.2 穆迪公司评级方法 |
| 5.6 国际经验总结和借鉴 |
| 5.6.1 充分认识地方债券和信用评级的重要作用 |
| 5.6.2 优化国内信用评级制度环境 |
| 5.6.3 培育本土评级机构,抵制国际评级机构的垄断行为 |
| 5.6.4 推动信用评级国际化进程 |
| 第6章 中国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方法设计与应用 |
| 6.1 信用评级指标体系构建 |
| 6.1.1 基本原则和评估步骤 |
| 6.1.2 评级指标选取与样本描述 |
| 6.1.3 评级指标权重确认 |
| 6.2 评级指标得分和评级结果测算 |
| 6.2.1 评级指标得分处理过程 |
| 6.2.2 评级结果分布状况 |
| 6.3 信用评级结果的区域性分析 |
| 6.4 本章信用评级方法评价 |
| 6.4.1 本章信用评级方法对国际经验的借鉴与创新 |
| 6.4.2 本章信用评级方法有效性分析 |
| 第7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打破市场对中央财政隐性担保的预期 |
| 7.2.2 着力解决隐性债务问题 |
| 7.2.3 改进地方政府债券信息披露制度 |
| 7.2.4 建立“政府+市场”的双信用评级制度 |
| 7.2.5 削弱监管制度对信用评级的过度依赖 |
| 7.2.6 建立跨市场的评级监管协调机制 |
| 7.2.7 增强市场评级机构独立性 |
| 7.2.8 扩大评级市场对外开放,增强中国信用评级话语权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构建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中国的货币政策框架需要进一步完善 |
| 1.1.2 中国的货币政策正处于向以价格型调控为主的转型 |
| 1.1.3 中国需要构建与市场相适应的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 |
| 1.2 研究目的 |
| 1.2.1 中国如何构建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 |
| 1.2.2 中国如何构建市场化利率调控机制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研究思路、方法以及结构安排 |
| 1.4.1 基本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结构安排 |
| 1.5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对相关研究成果的回顾 |
| 2.1 有关货币政策框架的研究 |
| 2.1.1 货币政策框架有关概念的厘清 |
| 2.1.2 价格型调控与数量型调控 |
| 2.1.3 公开市场操作与利率走廊 |
| 2.2. 有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 |
| 2.2.1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2.2.2 中央银行利率调控理论 |
| 2.3 有关全球货币政策框架演进与中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研究 |
| 2.3.1 全球货币政策框架的演进 |
| 2.3.2 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2.3.3 基准收益率曲线 |
| 2.3.4 利率传导机制 |
| 2.3.5 金融机构市场化定价机制建设 |
| 2.3.6 短端基准利率的选择 |
| 2.3.7 利率调控的具体操作模式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构建的国际实践 |
| 3.1 美国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1.1 美国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1.2 美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1.3 美国利率调控机制 |
| 3.2 德国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2.1 德国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2.2 联邦德国及欧元区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2.3 欧元区利率调控机制 |
| 3.3 印度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3.1 印度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3.2 印度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3.3 印度利率调控机制 |
| 3.4 土耳其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4.1 土耳其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4.2 土耳其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4.3 土耳其利率调控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构建的国际经验 |
| 4.1 货币政策决策及操作日臻成熟 |
| 4.1.1 货币政策决策机制日益科学完善 |
| 4.1.2 操作目标向短端利率收敛 |
| 4.1.3 公开市场操作与利率走廊成为最主要的政策工具 |
| 4.2 货币政策传导通达有效 |
| 4.2.1 成熟发达的金融市场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保障 |
| 4.2.2 货币市场短端基准利率遴选标准变化显着 |
| 4.3 利率走廊调控模式日趋成熟 |
| 4.3.1 利率走廊上限选择有抵押的政策利率且为匿名制申请 |
| 4.3.2 利率走廊下限选择与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相关 |
| 4.3.3 政策利率遴选培育及其关键重要 |
| 4.3.4 利率走廊形态因经济变化而各异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中央银行基准利率的选择 |
| 5.1 中央银行基准利率 |
| 5.1.1 基准利率含义及分类 |
| 5.1.2 中央银行基准利率选择偏好 |
| 5.2 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类型选择:基于特定期限业务利率 |
| 5.2.1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及超额准备金利率 |
| 5.2.2 再贷款(再贴现)利率 |
| 5.2.3 公开市场操作利率 |
| 5.2.4 创新性流动管理工具利率 |
| 5.3 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类型选择:基于货币市场利率目标 |
| 5.3.1 基于实际交易的回购利率 |
| 5.3.2 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 |
| 5.4 货币市场利率目标作为基准利率的期限选择 |
| 5.4.1 隔夜利率作为操作目标的理论及其实践 |
| 5.4.2 隔夜利率作为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实证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价格调控模式下的利率传导实证分析 |
| 6.1 中国央行短端基准利率选择实证分析 |
| 6.1.1 货币市场利率目标作为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 |
| 6.1.2 央行特定期限业务操作利率作为中央银行基准利率 |
| 6.2 短端基准利率向债券市场利率传导的实证分析 |
| 6.2.1 基于回归模型Beta值分析 |
| 6.2.2 基于SVAR模型脉冲响应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信贷市场利率市场化形成机制的构建 |
| 7.1 存贷款市场的利率市场化改革 |
| 7.1.1 存贷款利率管制的逐步放开 |
| 7.1.2 隐性利率双轨制及其表现形式 |
| 7.2 隐性利率双轨制对市场利率的影响 |
| 7.2.1 变量选取及说明 |
| 7.2.2 平稳性检验 |
| 7.2.3 参数估计结果分析 |
| 7.2.4 时变脉冲响应分析 |
| 7.3 贷款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并轨 |
| 7.3.1“贷款基础利率”(LPR)及其改革的主要内容 |
| 7.3.2“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有助于推动贷款利率的“双轨合一” |
| 7.3.3 配套措施持续巩固“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功能和作用 |
| 7.3.4“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完善成效显着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中国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 |
| 8.1 货币调控方式的转型 |
| 8.1.1 利率调控机制的演进历程 |
| 8.1.2 向货币价格调控转型的必要性 |
| 8.1.3 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面临挑战 |
| 8.2 中国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 |
| 8.2.1 利率走廊的作用机理 |
| 8.2.2 隐性利率走廊的构成要素假设 |
| 8.2.3 隐性利率走廊的运行 |
| 8.3 建立健全中国利率走廊调控机制 |
| 8.3.1 统筹兼顾存款类金融机构和货币市场的整体稳定性 |
| 8.3.2 扩大“常备借贷便利”(SLF)的使用范围及完善质押品制度 |
| 8.3.3 适时明确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以此锚定并引导预期 |
| 8.3.4 逐步消化过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 |
| 8.3.5 规避监管叠加对利率走廊可信度的冲击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主要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切实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效性以及前瞻性 |
| 9.2.2 持续突出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 |
| 9.2.3 着力增强配套措施建设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中国经济增长收敛性的理论分析与计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经济增长收敛性研究的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经济增长收敛性研究的发展脉络 |
| 1.2.2 经济增长收敛与“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 |
| 1.2.3 经济收敛机制 |
| 1.3 全文章节安排与内容简介 |
| 1.4 论文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经济增长收敛性分析的理论基础与量化描述 |
| 2.1 经济增长收敛性分析的理论基础 |
| 2.1.1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 2.1.2 内生增长理论 |
| 2.1.3 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其它相关理论 |
| 2.2 经济收敛性的基本类型与判别条件 |
| 2.2.1 β收敛 |
| 2.2.2 σ收敛 |
| 2.2.3 时间序列收敛 |
| 2.3 经济增长收敛类别的概念梳理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经济增长收敛性的阶段识别与“双轮驱动”检验 |
| 3.1 索洛收敛模型的理论扩展 |
| 3.2 中国经济增长收敛路径的识别与检验 |
| 3.2.1 门限回归模型的建立与数据处理 |
| 3.2.2 门限回归模型的检验与估计 |
| 3.2.3 经济增长收敛路径的识别结果 |
| 3.3 中国经济增长收敛驱动因素的时变特征分析 |
| 3.3.1 LT-TVP-VAR模型结构设定 |
| 3.3.2 数据处理与参数估计 |
| 3.3.3 “双轮驱动”因素的时变特征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省级经济增长的收敛特征与空间溢出效应检验 |
| 4.1 MRW收敛模型的理论扩展 |
| 4.2 经济增长空间收敛方程的实证分析 |
| 4.2.1 经验分析方程与变量说明 |
| 4.2.2 无空间效应的估计结果 |
| 4.2.3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4.2.4 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结果 |
| 4.3 空间溢出效应的非对称性及其对经济收敛的影响 |
| 4.3.1 双区制空间杜宾模型的建立与估计 |
| 4.3.2 双区制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结果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省级经济增长质量的收敛特征分析 |
| 5.1 中国省级经济增长质量的层次分解 |
| 5.1.1 因子模型的演进概述 |
| 5.1.2 样本选取与数据处理 |
| 5.1.3 层级动态因子模型的建立与估计 |
| 5.1.4 层级动态因子特征分析 |
| 5.2 中国省级经济增长质量波动的结构还原 |
| 5.3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联动机制识别 |
| 5.3.1 非参数格兰杰检验的原理 |
| 5.3.2 非参数格兰杰检验的估计结果 |
| 5.4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收敛特征 |
| 5.4.1 修正C-M同步化指数的原理 |
| 5.4.2 修正C-M同步化指数的估计结果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经济增长俱乐部收敛中的金融门限效应 |
| 6.1 经济增长俱乐部收敛的理论分析 |
| 6.2 动态面板门限模型的建立与估计 |
| 6.2.1 经验收敛方程 |
| 6.2.2 数据的选取与说明 |
| 6.2.3 动态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的设定 |
| 6.2.4 动态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的估计 |
| 6.3 经济增长俱乐部收敛中的金融门限效应检验 |
| 6.3.1 变量内生性检验 |
| 6.3.2 模型非线性检验 |
| 6.3.3 动态面板门限模型的估计结果分析 |
| 6.3.4 稳健性检验 |
| 6.3.5 对中国现状的考虑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经济增长俱乐部收敛的识别与TFP的提升路径分析 |
| 7.1 非线性时变因子模型介绍 |
| 7.1.1 相对过渡曲线 |
| 7.1.2 logt收敛性检验 |
| 7.1.3 聚类分析 |
| 7.2 收敛俱乐部的形成及其决定因素分析 |
| 7.2.1 聚类分析结果 |
| 7.2.2 俱乐部间的过渡行为 |
| 7.2.3 影响俱乐部形成的关键因素 |
| 7.3 收敛俱乐部的差异比较与TFP的提升路径分析 |
| 7.3.1 技术前沿收敛模型的构建 |
| 7.3.2 样本选取与数据说明 |
| 7.3.3 技术前沿收敛模型的实证检验结果 |
| 7.3.4 对中国现状的考虑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与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10）外汇市场压力与货币政策关联性研究 ——基于TVP-VAR-SV模型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图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图 |
| 1.5 创新之处 |
| 第2章 人民币外汇市场压力与货币政策相关理论 |
| 2.1 模型依赖的 EMP与非模型依赖的 EMP |
| 2.2 外汇市场压力与货币政策关系的理论分析 |
| 2.2.1 汇率与货币政策的关系 |
| 2.2.2 外汇储备与货币政策的关系 |
| 2.3 人民币EMP与货币政策理论模型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人民币外汇市场压力与我国货币政策现状分析 |
| 3.1 人民币外汇市场压力的测度及走势分析 |
| 3.1.1 人民币外汇市场压力的测度 |
| 3.1.2 人民币外汇市场压力走势分析 |
| 3.2 外汇储备、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变动分析 |
| 3.3 我国近期货币政策梳理 |
| 3.4 我国当前货币政策转型特点分析 |
| 3.4.1 货币政策目标 |
| 3.4.2 货币政策工具 |
| 3.4.3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人民币外汇市场压力与货币政策关联性实证研究 |
| 4.1 TVP-VAR-SV模型构建 |
| 4.1.1 结构性VAR模型 |
| 4.1.2 TVP-VAR-SV模型 |
| 4.2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
| 4.3 模型检验与估计 |
| 4.3.1 平稳性检验 |
| 4.3.2 最优滞后阶数的选取 |
| 4.3.3 MCMC模拟有效性判断 |
| 4.3.4 时变随机波动率分析 |
| 4.4 时变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
| 4.4.1 不同滞后期脉冲响应分析 |
| 4.4.2 时点脉冲响应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5.1 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5.2.1 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
| 5.2.2 推动货币政策向价格型调控转型 |
| 5.2.3 增加人民币汇率浮动弹性 |
| 5.2.4 建立外汇市场压力监测机制 |
| 5.2.5 优化外汇储备结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我国当前经济发展走势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研究[D]. 陈凯.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21(10)
- [2]经济不确定性、经济周期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D]. 王国志. 吉林大学, 2021(01)
- [3]人口年龄结构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研究[D]. 陈钰晓. 四川大学, 2021(12)
- [4]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与应对研究[D]. 朱翠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5]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D]. 胡炅坊. 吉林大学, 2021(01)
- [6]中国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研究[D]. 李朋骜. 吉林大学, 2021(01)
- [7]中国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体系研究 ——国际经验借鉴[D]. 许鹏. 吉林大学, 2021(01)
- [8]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构建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D]. 闫博. 吉林大学, 2021(01)
- [9]中国经济增长收敛性的理论分析与计量研究[D]. 王俏茹. 吉林大学, 2021(01)
- [10]外汇市场压力与货币政策关联性研究 ——基于TVP-VAR-SV模型的分析[D]. 牛宁宁. 山东财经大学, 202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