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城池修筑延绵数千年,它是中国古代智慧和文明的结晶。明代是中国传统社会城池修筑的高潮阶段,山西城池亦在这一时期涅槃重生,成其体系。山西作为明代的边疆之地,由于明蒙军事冲突而导致的筑城运动在整个明代山西筑城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尤其是景泰、嘉靖、隆庆年间发生在山西的三次重大军事冲突促使山西全境范围内形成了三波大规模的筑城浪潮。第一波发生在正统十四年至景泰二年(1449—1451年)之时；第二波筑城高潮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俺答侵扰山西之后发生；第三波则发生于“石州之变”之后的隆庆元年至隆庆四年间(1567—1570年)。在明蒙军事冲突背景下得到更新的山西城池,外部形态上呈现出多样性特征,军事防御功能由此得到大大增强。本文以明代末年也即修城浪潮结束之后为时间节点,对明代山西治所城市的外部形态问题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明代山西城池的主体在外部轮廓方面表现出方形主导的理念,受到地理和历史发展的特殊原因,部分城池也呈现出不规则形态,尤其是在大量关厢城修筑的影响下,不规则的复式城池又表现出极其丰富的状态；就城池规模而言,以中小城池为主。在城门数量方面,三个和四个城门的城池占到了绝大多数,缺少北门的现象值得关注,其中以防御敌方攻击而不辟北门当是很重要的原因；水门在山西城门中占据比例虽不甚高,但其防御水患的作用不容忽视。在城池本体的各要素中,城池高度甚为重要,因明蒙军事冲突而导致的城墙加高现象十分引人注目,而城墙厚度也有着明显的不同,明代中后期因明蒙军事冲突而出现的砖甃城墙的现象不容小觑,而宽深有别的护城河也同为城池本体诸要素中甚为重要的方面,其在军事防御中的重要作用值得关注。在筑城过程中,官方的主导作用不能忽视,但民间力量所发挥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地方官员对于城池修筑重要性的认知和积极主动的组织倡导,在城池修筑中处于核心地位。同时,慨然以重金捐输的地方士绅富户也是城池修筑中极为重要的社会力量。而地方民众则是城池修筑运动中的主体。因各地人力物力财力有别,部分城池工程得到周边县邑助力并修；而因为山西南、北在军事区位、经济基础、人文环境方面的差异,也导致了同为官方主导前提下“北兵南民”的区域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