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波涛广州美术学院附属中学510260
摘要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是对立统一的。两者对立带来了文明的分裂与失衡，让我国社会主义社会陷入了严重的生存困境，所产生的一系列后果已严重制约了我国人类的全面发展和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两者应当同时共存、和谐相处、走向融合，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新的路径。
关键词和谐社会科技理性价值理性融合思维
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这一战略性的举措，学界同仁已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解读和研究，并揭示了其现实意义。笔者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也应从哲学的角度出发，将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整合起来，努力实现在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观照下的和谐社会。
一．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协调统一的发展观
“按照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突出体现了科学发展精神。“协调好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城市与农村、国内与国际、局部与整体、当前与长远等矛盾体双方的关系”,是科学精神的充分体现，是科技理性的思维方式在科学发展观中的实际运用。“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以人为本”的哲学命题蕴含着发展的主体是人、发展的动力是人、发展的尺度是人、发展的目的是人。这一饱含对人类自我关怀的哲学命题,充分折射出对人的尊严、价值、自由的维护和追求，充分再现出和谐社会对价值理性的积极诉求。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野可以透视,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其核心价值理念,要求我们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发展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都是为了人,把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结合作为追求的价值目标,把社会主义利益原则进行人格化,科学地把握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目标和发展动力,在精神需求层面充分体现了呼唤价值理性的回归；并且科学发展观所倡导的这种求真的精神是以对人的终极关怀为前提条件的,所倡导的这种对人的终极关怀是以求真的精神为基础的；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性和以人为本的人文性,饱含了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辩证统一,坚持了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和谐统一:即内在尺度和外在尺度、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科学视野与人文视野、效率优先和兼顾公平、人化自然和自然人化的统一。这种新的科学发展观所体现的科学精神与人文价值相互促进、相互渗透、相互支撑,辩证统一,是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协调统一的发展观。
二．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观照下的和谐社会建构
马克思认为人是个双重性的存在物，一方面人是肉体性的存在，现实性的存在；另一方面人又是精神性的存在，超越性的存在。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二律背反就是植根于人的生存悖论之中，而人的生存悖论中包含着的这种二重性,预示着人类可以借托哲学的功能，让哲学穿梭于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以求其平衡共通。可以借托人类学本体论的解决方案，从人的本性的自我意识的哲学高度，去寻求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内在统一的逻辑可能性，从而使得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和谐统一、走向融合成为可能。
从人类学本体论的视角出发，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共通、融合可以成为可能。当前，党中央强调要贯彻和落实全面协调的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观。因此整合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可以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新路径。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建构。
1．弘扬科技理性，倡导科教兴国
科教兴国是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秘诀和法宝。在当代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制约社会发展的不是科技理性发展过了头,而是科技理性的发展严重不足。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解构科技理性,无异于对一个营养不良、面黄肌瘦的人大谈减肥瘦身之道。
在学者汪信砚看来,“要促进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事业的健全发展,我们首先就必须大力弘扬科技理性,并用科技理性去克服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实用理性和大量非理性的东西。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应谨记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警示,切勿重蹈现代性偏执于科技理性的覆辙”[1]。诚然，科技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从本质上这也印证了科技的工具理性功能的一面,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客观地证明了单向度的工具理性对社会发展带来的危害重重。“平面化”、“单向度”使得外在的自然遭到破坏和内在的人性走向失落。
因此，要超越科技理性，就不可避免地要突破其工具理性的霸势，积极吸取科技理性中蕴含的人文因素那一面。利用好科技理性中积极的一面，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要发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积极利用科技的有利的功能,调整科技在社会发展中的角色定位,提升科技对社会发展的健康效应,让科技发展与社会和谐的目标一致，从而让中国走向繁荣富强。这也正如江泽民曾经指出:“科教兴国,即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要位置,增加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
2．回归价值理性，营造精神家园
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市场经济有利于发挥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但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利润的追求使得个人主义、见利忘义、“一切向钱看”的理念误导人们的头脑，导致人的本质走向异化。正如亚当•斯密所言“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2]。审视当代社会，我们不难发现，理想信念、崇高道德、美好情操、高雅文化己经很难得到认同，审美情趣发生了显著变化，快乐原则取代道德原则，健康向上的文艺作品似乎不再有市场。感性享乐、低级趣味、浮光掠影和标新立异的现象比比皆是，令人无可逃避。追问其原因，根源都是价值理性在当代的严重失落。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过，“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在价值理性呈现普遍衰微的今天，呼唤日趋沦落的人文精神的回归，确立一种时代的发展的价值理念，引导和培育人们都成为一个个“关注天空的人”，是时代的必然和要求。
因此，在和谐社会的视域中,回归价值理性是我们的积极诉求。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理所当然地应该有机统一起来。从解构现代科技单向度的工具理性开始,和谐社会的构建就应该把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纳入到其整合视野中。“在人类共同面临全球性危机的重大时代背景下,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要对膨胀的科技的工具理性进行深刻的批判,特别是要对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科技异化现象所带来的人学‘空场’进行深刻的反思。同时,对那些因科技工具理性所造成人的精神贫困、价值体系混乱、生存状态恶化等问题要进行‘症候式’解读,以便寻求有力的措施保证人的发展渐进于科技的发展,使科技发展恢复本来的面目,即科学技术的价值理性”[3]。对此，笔者认为,回归价值理性，营造精神家园才是我们的积极诉求。只有如此才体现出人类理性其合目的与合规律相统一的原则要求。
3．建设生态文明，发展绿色经济
当前，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人们深深地呼唤超越那种以绝对人类中心主义为其价值观的工业文明,期盼黑色文明向绿色文明----生态文明转型。自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之后，“生态文明”这四个大字引起了学界们的广泛关注。
在大多数学者看来，生态文明就是要达到一种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深入生态文明的本质，我们进一步看到生态文明就是人类通过破除自我中心论而实现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与共存共荣，或者说是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共同进化，与地球表层的共存，是地球生态系统中的社会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实际上，从现代科学技术的整体性出发,“人类理想型的社会本应形成一种‘自然—经济—社会’的整体价值观和生态经济价值观,从而使人类的一切活动既能满足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又能满足人的物质需求、精神需求和生态需求,实现资源增殖和信息增殖”[4]。可见，生态文明不外乎就是要形成一种“人—自然”系统的整体价值观和生态经济价值观,而非一种绝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
建设生态文明，发展绿色经济。前提是发展。因为只有发展,才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但发展的同时，一定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要树立一种人与自然重新结盟、和谐相处的价值理念,要超越过去那种人与自然相互对峙、分离割据的旧文明形态。因此，建设生态文明一定要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准则。人类首先要重新“认识自己”，重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要以一种整体主义的世界观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要切实履行建设好生态文明，就应该以环境伦理为基础指导我们自身的行为。一方面要协调好人与自然的矛盾，另一方面，要通过大力加强生态道德建设，积极倡导并发展绿色经济去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参考文献
【1】曾庆发：《科技理性问题研讨》，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56卷第3期。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
年版。
【3】周家荣，廉勇杰：《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科技与社会关系的重大调
整----兼论科技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功能整合》，科学管理研究，2007年第5期。
【4】邹爱兵：《生态文明研究综述》，道德与文明，199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