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浮夸造假为何禁不了——新华社记者深入20多个县市调查实录（论文文献综述）
肖雄[1]（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谢鹏[2]（2020）在《基层干部人事制度的历史演进与改革探论》文中提出制度形塑个人,人是制度的产物。根据马克思主义干部学说,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是了解政治体制和国家治理的关键,也是建构社会主义特色政治学需要重点研究的领域。制度变迁理论则认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共同构成了“制度集成”。这种“制度集成”倒映在基层社会,一方面是文本式的正式制度的规范和制约,另一方面是传统社会残留的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和侵染。然而,基层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有着自身的“情境”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基层干部既是制度体系中的个人,深受政策法规条例等正式制度的规约,也是制度文化中的个人,深受“官本位”“乡土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基层干部是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关键和核心要素,但作为“情境理性人”,有着追逐个体理性、寻求机会成本的目的和需求。加之,压力型体制的现实存在,势必会产生高度的挤压状态,基层干部很可能不堪重负,担当作为动力不足。因此,亟待进行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修复完善制度体系中的不合理成分,解除基层干部的制度和“情境”困扰。本文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干部学说、制度变迁理论,聚焦“制度”这一变迁因素,全面梳理基层干部人事制度建设的历史进程,总结提炼基层干部人事工作的现实困境,力图探究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历经近百年,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基层干部工作实践经验,其制度体系建设既是传统吏治思想的扬弃,也是在不断的实践中总结提炼而成。但是,当前现行的制度安排仍然存在不足之处:从中央到省市县（区）一以贯之的现行的正式制度存在政策体系供给不足的困扰,制度缺位有待完善、制度衔接有待加强、制度理念有待提升;基层社会“情境”之下非正式制度约束存有的短缺和失衡,传统文化下的“官本位”倾向、“熟人社会”下的说情打招呼、思想观念局限下的“为官不为”、政绩观错位下的形式主义作祟等因素,深刻影响着干部工作的开展、作用的发挥;基层干部人事制度存在执行不力与实施机制不畅等问题,选拔任用精准度不高、教育培养针对性不足、管理监督系统性不够、激励约束实效性不强;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也存在路径依赖,非制度化因素的消极影响造成了观念障碍,传统体制惯性导致改革滞后于社会转型步伐造成了体制障碍,党委及其组织部门错位、缺位的现象客观存在造成了组织行为障碍,缺乏科学论证、分析研判、吐故纳新等保障机制造成了机制障碍。因此,必须探究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应然路径,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也自有其价值取向。总体设想重在“科学合理、简便易行、有效管用”,选拔任用重在提高精准度,教育培养重在提升能力素质,管理监督重在严格执纪监督,激励约束重在促进担当作为。
徐浩[3]（2019）在《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文中研究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尤为世人所瞩目的是,中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还保持了政治和社会的持续稳定。中国奇迹成为中外学者持续关注的重大议题。论文从行政改革的一个环节——运行机制角度,以政府的行政执行为切入点,梳理1949—2019年行政执行的形态特征、转换机理与变化趋势,为在中国政治情境下探寻中国奇迹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弹性行政。弹性行政,指为实现一定行政目标,行政主、客体以非强制手段,单方或共同对既有政策法规、决策部署的变通执行,或对新政策法规的创制。与弹性行政相对应的是刚性行政,即为实现一定行政目标,行政主、客体以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命令性的执行手段,严格执行政策法规、决策部署。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并非截然二分,亦非有此无彼,在一定时期,基于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境,二者的显示度有高有低。在毛泽东时期,适应全能式政府需求,行政执行以刚性为主。这一时期的刚性行政源自三个动力:政治忠诚的激励机制、政治动员的运行机制、行政主体的“向上负责制”。这一时期刚性行政的效度正负相依。一方面,刚性行政保证了国家决策部署的有效执行,另一方面,刚性行政的确立更多地源于意识形态的引领、组织的强制力、领袖的超级权威,常常导致不可控的负外部性,或者说导致一种另类的弹性行政,如过度执行、虚假执行、目标置换和行政自主性丧失等。改革初期,面对文革带来的全面危机,推进改革,成为中国自救、脱贫的应然要求。改革从经济入手,经济改革又引发政治改革。行政改革是政治改革的突破口,政府通过简政放权给新路的探索者留下行政自由裁量空间,弹性行政出现躁动。从体制机制因素看,弹性行政的躁动源于“政出一孔”和执行主体多样化的矛盾、层级结构下的执行偏离、基于制度缺陷的刚性缺失、权力交换的潜在需求。此外,政府追求发展的内在动力因素,包括不同主体对利益的追求、对行政效能的追求以及“政绩优先”的推动等,也进一步催生了弹性行政。基于改革探索的弹性行政大致分为两类:中央政府授权试点和地方政府自行探索。市场化推进时期,弹性行政快速扩张。一方面,中央政府为推进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放权让利”,但相关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国家能力有所衰减;另一方面,市场快速发展,但机制并不健全,市场对政府的反制能力相对较弱,从而导致了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弹性行政的扩张。这一时期的弹性行政主要有纵向的央地博弈、地方合谋,横向的区域竞争、地方保护,以及权力失范下的过度弹性行政。博弈和竞争类弹性行政激发了地方的发展动能,但也带来了分散主义、恶性竞争等问题。随着弹性行政的蔓延,其负面效应日益凸显,包括导致制度弱化、行政效能低下、经济异常波动、滋生行政腐败、降低政府公信力等。针对上述负面效应,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措并举,对弹性行政进行了矫正。治标方面,主要是加强政治巡视、铁腕反腐、强化政务督查、推动政策落实审计;治本方面,从从严治党和依法行政两个路径来强化刚性行政,以制度建设、法治建设的刚性挤压弹性行政的自由裁量空间。弹性行政特别是各种过度弹性行政大幅收缩,刚性行政开始回归。这一时期刚性行政的刚性,主要源于制度约束。弹性行政这一貌似不合理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国家治理的一个部分。弹性行政的形成和发展,除了深受中国政治情境——帝制时代的行政遗产、古老大国的衰败与振兴、共产党人谋民族复兴的强烈诉求的影响,其躁动、扩张、收缩,还直接受到当代政府治理环境的制约,包括意识形态的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政府职能的转变、经济体制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和网络社会发展的影响。既有的行政实践表明,弹性行政是特定组织环境中基于目标导向的带有亚制度化特征的非正式行为。它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转型,取得了明显的行政绩效,但也引发了对国家整体权威的分割和交易,并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在当代中国政治情境中,弹性行政有其“临界点”,即坚守政治路线、维护中央权威、服务全局利益,以之为标准,中央政府随时可以纠正、叫停弹性行政。总体来看,弹性行政是在特定阶段的一种政治策略,一种过渡性行政行为方式,其发展方向是法治行政。强化法治行政,并不是简单地摒弃、杜绝弹性行政。一方面,要进一步压缩弹性行政的自由裁量空间,坚决减少不必要的弹性行政;另一方面,要避免机械追求行政执行的极端刚性,防止过于严苛的行政要求使懒政由个别现象变成普遍现象。因此,应允许保留适度的行政弹性,以保障政府灵活回应复杂社会、风险社会的需求,此外,还要通过容错纠错、激励担当等制度设计,鼓励政府官员大胆实施基于公共利益的改革探索、先行先试的弹性行政。
徐雷[4]（2018）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县委书记成长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县委书记是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总指挥”。因而,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要求必须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而开展县委书记成长问题研究是推动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基础和支撑。中国共产党县委书记成长问题是一个理论性和实践性很强的问题,也是学界政界长期关注的一个热点、难点问题。县委书记成长问题研究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为指导,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运用干部成长有关理论来研究县委书记成长问题。论文主要由绪言、正文和结束语三部分组成。第一,在绪言部分,首先,论述了选题的价值。本文开展县委书记成长问题研究,由对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关注为切入点和逻辑起点,从着眼于巩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需要这一战略高度出发,引出开展县委书记成长问题研究的必要性。其次,对现有关于县委书记成长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介绍了本文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二,正文部分包括四章,第一章对县委书记成长的有关理论进行了归纳,在此基础上,第二章至第四章沿着“干部如何成长为县委书记、干部成长为县委书记后当好县委书记过程中面临哪些风险、针对这些风险应该怎么办”的思路展开分析。具体来说,在第一章“县委书记成长理论”中,运用干部成长理论等知识,从县委书记成长概念的界定、制约县委书记成长的因素、县委书记成长的动力、县委书记成长的周期等方面来进行县委书记成长的理论分析。其中,在“基本概念”上,主要对新时期、县委书记的成长与成长规律进行了界定;在“制约县委书记成长的因素”上,主要从外部因素和个人因素两个角度进行了阐述;在“县委书记成长的动力”上,主要从党的事业要求、人民群众期望、岗位职责要求、个人发展需求等四个角度进行了阐述;在“县委书记成长的周期”上,主要从成长为县委书记、当好县委书记两个角度进行了阐述。在第二章“成长为县委书记”中,总结了干部如何成长为县委书记,得出了三点规律性认识,包括成长为县委书记需要“因时因地”、成长为县委书记需要“内外用力”、成长为县委书记需要“深耕细作”三个方面。其中,在“成长为县委书记需要‘因时因地’”上,主要从顺应时代的要求、契合地域的需求两个角度进行了论证;在“成长为县委书记需要‘内外用力’”上,主要从强劲有力的外部推动、充分持久的个人努力两个角度进行了论证;在“成长为县委书记需要‘深耕细作’”上,主要从长时间的任前积累、多层级多序列的历炼、重要部门关键岗位的打磨三个角度进行了论证。在第三章“县委书记履职过程中的风险点”中,提炼了干部在成长为县委书记后当好县委书记过程中面临哪些风险,包括来自外部环境的风险和来自县委书记个人的风险两个方面。其中,在“来自外部环境的风险”上,主要从地方政治生态的“异化”、干部制度存在漏洞、亲情的“绑架”、“问题上级”的误导等四个角度进行了探讨;在“来自县委书记个人的风险”上,主要从理想信念的动摇、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意识的缺失、群众观念的淡薄、组织观念的弱化、工作职权的错位、政绩观出现偏差、廉洁意识的丧失、生活追求的低俗等八个角度进行了探讨。在第四章“推动县委书记履职的对策建议”中,主要从组织和县委书记个人两个角度提出了如何推动县委书记履职,分别为优化县委书记履职的外部环境和创造县委书记履职的个人条件。其中,在“优化县委书记履职的外部环境”上,主要从营造积极的社会氛围、净化地方政治生态、加强组织培养、完善干部制度等四个角度进行了探讨;在“创造县委书记履职的个人条件”上,主要从基础性履职条件和拓展性履职条件两个角度进行了探讨。其中,在基础性履职条件上,主要从坚定的理想信念、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强烈的群众观念、严格的组织观念、明确工作职权、正确的政绩观、牢固的廉洁意识、良好的生活作风等八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在拓展性履职条件上,主要从敢于担当的魄力、突出的领导才能、扎实的基层调查、丰富的知识积累、顽强的意志决心等五个方面进行了探讨。第三,在结束语部分,主要阐述了县委书记的成长条件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这就使得研究县委书记成长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研究县委书记成长规律永远在路上。
冯志峰[5]（2018）在《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文中提出中国政治组织体系主要分为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由中央、省、市、县、乡五个层级组成。相对于中央政权和基层政权而言,地方政权包括省市县三级,成为我国政权系统承上启下、协调各方、高效运转、强本固基的关键枢纽,对维护党中央权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凝聚党心民心、决胜全面小康、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三个层级。地方党委组织承上启下、统揽大局、协调各方、强本固基,既是中央精神的执行者和建议者,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者与领导者,承载着领导地方党的组织建设,履行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职责,成为加强地方治理能力建设条块结合的交汇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角色定位、职位属性与运行特性,内在地反映了地方党委组织的执政规律,蕴含着党组织权力运行与制约之道。遵循其行为之内在逻辑,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规律可提炼为“弹性定律”,鲜明地体现出独特的“二重”性,表现为“双刃剑”的作用,既能够实现有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可能引发权力腐败、危害人民利益,销蚀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在内外不良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总体呈现出“十大特征”,体现为“多面人”角色,其演化逻辑可归纳为“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强化跃迁定律”,作为地方主导改革的改革者反而成为改革阻力制造者。为扎实有效地“改革改革者”,破除权力制约“悖论”,就必须统筹“个人修养教化、体制机制转化、社会风气净化”,构建科学系统、务实管用、操作简便的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为此,必须立足于中外权力制约理论基础之上,深刻把握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诱致成因,认真分析其生成逻辑,精准提炼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之道,努力促进“文本规定”与“实践运行”的有机融合,将“自我律动法”与“一制九转法”深度融入到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之中,努力实现权力高效运行与有效制约的动态平衡,着力提高地方党委书记执政本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组织保证和力量保障,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
王理[6]（2014）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网络谣言传播研究》文中认为谣言现象自古有之，新媒体环境下，网络谣言更是层出不穷，屡屡在突发公共事件中推波助澜，影响着事态的发展演变。在社会化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信息传播效率极大增强，谣言出现、消解及产生后续影响的周期也在迅速缩短，更是考验着公众对信息的判断能力与社会管理者的应对能力。基于此，本文试图回答，在社交网络格局下，谣言传播与以往有何不同？不同的社会角色在突发公共事件中面对网络谣言时有何反应？为保证社会秩序良性运行，各种角色面对谣言应当怎样反应？因此，本研究着眼于当前社交网络格局，通过对理论和史料的历时梳理、对案例和数据的实证分析、对国内外经验教训的理性总结，力图发现谣言传播有何新特点，评估不同角色反应行为，并对其“应当怎样反应”给出了初步的对策建议。全文共分为七章。首先，绪论部分通过介绍研究背景、文献综述及研究设计等内容，呈现了本研究的总体框架。第二章为理论基础，对研究涉及到的基本概念进行澄清、界定，明确了研究的核心对象和问题范畴；同时，根据研究需要，本章还对相关理论进行了归纳。第三章为历时分析部分，主要以我国社会为背景，对谣言传播的历史变迁进行了回顾，重点对互联网诞生以来网络谣言各阶段的传播模式进行分析，更进一步明晰了谣言传播模式的历时演进规律。在此基础上，重新梳理了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谣言传播全过程的各构成要素。第四章为实证研究，以2010-2012年我国社会影响较大的突发公共事件及其中出现的谣言信息案例为核心，通过分析关键变量的频率分布、相关性情况等，对网络谣言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传播机制和影响进行了探讨。第五章在对不同角色主体对网络谣言的应对评估分析中，以案例调查的量化统计结果和文本分析的质性研究材料以及调查问卷的分析结论为依据，对造谣者、公众、媒体和政府等几大主体的网络谣言应对行为进行了全面分析，以呈现现状、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最后，本文借鉴国外相关经验，并提炼国内成功之处，明确了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谣言的应对思路，并对如何做好相关应对管理提出了几点策略建议。本研究以案例调查法为基础，结合文献研究、内容分析、深度访谈等具体实施方法，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网络谣言传播涉及的各种具体信息进行文本分析和数据统计。研究的主要创新之处可归纳为，以新的研究材料、借助新的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弥补了既有成果中历史研究不足、实证量化不足等缺憾。
燕志华[7]（2014）在《党报头版要素研究 ——以新华日报（1978-2003年）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党报是中国当代一个巨大的政治文化现象,它在新闻议程设置、热点话题参与、主流价值观塑造、重大事件传播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新华日报》作为经济社会事业异常发达的江苏省的省委机关报,新闻报道主要是围绕江苏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而展开的,是国内着名的省级党报。本论文的主要内容是以《新华日报》为例,对其头版的历史、现状以及各个新闻要素的变迁进行研究,提出党报反映的社会变迁具有“时AI写作意”的特征,同时对党报及其发展状况做出客观评价。论文属于个案研究,通过对《新华日报》头版进行资料统计和分析,在论证党报的“写意”特征之外,也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党报头版的政治性是否掩盖了新闻性?头版会议和领导人报道占据多大的比例?从党报的头版能否研究社会变迁?党报是否关注民生?是否有足够的舆论监督,以及是否有效?集体主义语境下的个体人物的报道有什么样的特点?党报的话语风格有什么变迁?等等。论文选择了《新华日报》从1978年起16年、总共1300多个头版为研究范畴,分别以农业、民生、舆论监督、头版头条、话语风格、个体人物报道频率、重大事件报道策略等为重点进行了内容和变迁分析。此外,对科技、文化、交通、环境、社会、教育、外交、卫生等要素也进行了一定的统计分析。论文综合运用了社会变迁、社会传播、议程设置、“把关人”、文化堕距等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以抽样法、文献法和访谈法为主。此前对党报的研究,绝大多数是从纯粹的新闻视角、党报议题设置以及舆论引导的角度来进行的,而本文是以变迁的视角来进行研究,通过对多项主题要素进行考察,获得了较多的第一手资料,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论文的结论认为：党报是以“写意”方式概括性地反映社会变迁。论文还认为,《新华日报》头版在政治性和新闻性的博弈中,后者占据了上风；通过对头版新闻要素的统计,可以看出社会变迁的主要脉络；头版的民生报道渐渐增多,并成为报道的重点；舆论监督不足,但开始强化；个体报道数量增多的背后,是党报“意识形态焦虑”；话语模式从政治话语走向平民话语,等等。此外,论文指出党报影响力下降原因之一在于市场化不足,提出党报必须警惕“传播失灵”的危机。认为党报未来要发展,必须进行转型。
朱继东[8]（2013）在《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文中提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30多年来，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中国成为经济实力居世界第二的大国。但是，新时期的党情、国情、世情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尤其是在新时期面临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三大考验，不仅“去意识形态化”、“非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多元化”等错误思潮在中国大行其道，历史虚无主义等在国内曾销声匿迹的有害言论也借机沉渣泛起，再加上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危险凸显，使我们面对的挑战、考验和冲击前所未有，而意识形态是首当其冲。这一切都对领导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提出了新要求。笔者在已经完成的对2000多名领导干部的专题调研中也发现，不少领导干部存在片面强调经济建设、轻视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问题。出于意识形态理论发展与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双重需要，本文立足于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论基础，采用历史和逻辑发展的双重脉络，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产生、发展进行了历史回顾和整理，阐述了意识形态能力的萌芽、发展，力图真实展示意识形态能力的丰富内涵以及重要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本文对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意识形态能力概念、发展脉络、基本内涵、现实考验、建设路径等进行了一些理论结合实际的有益探索，第一次尝试阐发了意识形态能力的概念，并提出一些创新性观点。本文认为意识形态能力就是高度重视、大力推进意识形态工作，通过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理论素养、坚定理想信念和破解现实难题等建立强大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政治自信和价值自信，通过建立、巩固和弘扬体现统治阶级利益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感召、激励、引领作用，团结、动员、指引国民齐心协力，不断巩固和发展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反对国内外敌对势力或者对立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为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强盛而奋斗的能力。在阐明意识形态能力概念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加强意识形态能力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概念从列宁时期萌芽到毛泽东时代发展，再到新时期成为时代的呼唤和广大领导干部的期待，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在面临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三大考验的同时，也有着苏共亡党、卡扎菲、查韦斯等国内外的不少经验、教训可以借鉴，并面临着不少有利条件。因此，我们可以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坚定正确理想信念的能力；加强理论知识学习，增强引导社会思潮的能力等十个方面加强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迎来意识形态工作的新的春天。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和人类发展进程中都具有重要地位，对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具体运用和丰富发展，是执政能力的核心，是破解当前很多难题的关键所在。只有领导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真正得到重视，“中国梦”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张西昌[9]（2013）在《传统手工艺的知识产权保护研究》文中指出传统手工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工业化的时代语境中愈发显现出矛盾性的生态尴尬。一方面，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剧，传统知识资源日益消减；同时，出于对文化多样性的价值认同，传统手工艺又被作为一种遗产资源予以消费，在当代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精神与经济的双重角色。对于传统手工艺知识产权保护的话题研究，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之上。本文以法理为依据，突出客观现实对立法研究的反证作用，侧重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并结合定性分析、比较分析和图像分析等方法，试图将法学研究与艺术学研究相结合，挖掘和梳理传统手工艺行业与知识产权立法之间的需求关系，以图进行具有针对性的立法基础研究，进而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法律的路径选择和进一步完善提供参考。从目前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由于专业的隔阂，使得大多数的法学工作者无法深入到传统知识形态的内部去理解问题，仅是将其作为一个浑沌的整体去对待，择其点斑，置入预设的法理框架之内予以探讨。其结果是，无法对研究对象做出“分型、分类、分层次”的针对性研究，因此，在立法建设上也便无法具体化，从而影响到立法建议的可操作性。笔者试图从传统手工艺历史纵向和文化横向的两个维度入手，对其文化传播和知识保障体系进行剖析，并结合国际、区域及国内立法和执法的现状，对目前所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解析。尤其集中解决在传统手行业中所凸显出来的焦点冲突之上，经过对此类问题的剖析，以求展现传统手工艺及其相关行业在知识产权保护上的复杂现状。笔者认为，传统手工艺的知识产权保护不仅仅是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文化生态发展的机制问题。同时，立法研究也不仅仅只是针对法理层面的探讨，而应是注重将立法与执法环境相结合，在充分了解保护对象的知识结构和文化特征的基础上，挖掘知识资源权益主体的底层声音，并与国际立法相结合，不断完善具有可操作性制度创新的过程。
邢宇宙[10]（2012）在《典型制造与社会动员 ——毛泽东时代大寨的个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树典型”是中国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现象,它包括了典型的培养与塑造、宣传与学习等过程。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国家建设过程中,从上个世纪直到今天横跨两个世纪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诞生了不同时期的“新农村”典型。本研究以国家对乡村社会和农民的动员为切入点,结合1950-60年代我国农村社会变革的背景,以影响最为深远的新农村样板“大寨”为个案,通过对此一典型的塑造过程进行讨论,来展示典型是如何被“发现”、“培养”和“建构”出来,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地方社会中的村庄、农民如何与国家权力进行互动。首先,在建国初期农业合作化的道路上,各级政府以分类排队为基础的乡村治理,选择村庄进行试点和蹲点,培养先进和改造落后。在这个过程中训练农村基层干部、培养村庄内部的模范和积极分子等,并利用“先进和模范”进行农民动员,推动农业合作化的进程。正是在以分类试点为基础的政策推进过程中,大寨作为地方典型得到“培养”。其次,在毛泽东时代持续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动员民众进行农业生产和政治参与。大寨正是在人民公社化与大跃进运动的过程中,不断强化其作为昔阳县“地方典型”的地位。在后来的“比学赶帮”运动中,大寨和陈永贵作为地方“先进”,逐步升级成为晋中地区和山西省的重要农村典型,一场“学赶大寨”的运动已经在地方拉开帷幕。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在如此众多的地方典型之中,大寨典型最终“跃升”为国家样板,也有偶然性“事件”起着重要作用。第三,在树立典型的过程中,典型的建构依靠广播和报纸等高度组织化的宣传网络。在对于样板的典型报道中,典型村庄和模范人物都抽离成为一种“符号”,并根据运动或政策宣传的需要,不断地再生产各种“典型经验”,来制造舆论动员民众。同时,大寨作为新农村样板,村庄本身成为参观学习的对象。原本的村庄建设,实质上已经演变成打造村庄景观和组织民众参观的国家工程,各级干部、模范和积极分子以及农民,都在这种仪式化的参观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第四,国家在典型塑造中构建“先进”和“模范”为主体的宣传话语,呈现出“英雄化”的特点,有关村庄的叙事也逐步背离村庄现实。尽管国家的话语体系在典型叙事中占据着支配地位,但是那些村庄中“消失”的模范人物、无名化甚至被污名化的村民等,与崇高的典型叙事共同构成了村庄叙事的多重变奏。最后,树典型作为国家进行社会动员的一种路径,不仅是源自革命战争年代的传统,也是现代国家建设的产物。在“新农村建设”的话语动员体系下,大寨作为国家样板和学习对象,按照国家大共同体的目标构建了样板,通过参观学习的动员模式,来尝试改造一个个村庄共同体。由此为我们理解国家权力深入乡村社会和动员民众的过程与机制有着重要意义。
二、浮夸造假为何禁不了——新华社记者深入20多个县市调查实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浮夸造假为何禁不了——新华社记者深入20多个县市调查实录（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新中国“十七年” |
| (二) 针灸与针灸推广 |
| (三) 运动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二)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材料 |
| (一) 材料来源 |
| (二) 材料的甄选 |
| 五、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 (一) 当代针灸史研究现状 |
| (二) 当代中医史研究现状 |
| (三) 当代医疗社会史(医学发展与政治方向)研究现状 |
| (四) 简要评议 |
| 第一章 楔子:近代针灸境遇的不同面向 |
| 第一节 针灸生存危机与业者自强举措 |
| 一、民国政府统治下针灸生存危机频现 |
| 二、针灸业者尝试“科学化”革新 |
| 第二节 中共领导下普及针灸的尝试 |
| 一、毛泽东重视发挥中医力量 |
| 二、中共领导下根据地及军队普及针灸的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曲折行进:针灸推广运动的初期 |
| 第一节 新中国“针灸推广”的提出 |
| 一、卫生部确立“团结中西医”方针 |
| 二、《人民日报》揭开针灸推广帷幕 |
| 第二节 针灸疗法实验所探索推广针灸 |
| 一、在北京先行培训针灸师资 |
| 二、在多地推广针灸培训模式 |
| 三、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成效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在国内的初步实践 |
| 一、针灸教学开始普及 |
| 二、组织针灸医师开展临床工作 |
| 第四节 新针灸学:推广初期的核心内容 |
| 一、“新针灸学”的学术特点 |
| 二、“新针灸学”的推广情况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初期的成效与困难 |
| 一、针灸推广初期取得的成绩 |
| 二、针灸推广初期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步入正轨:针灸推广运动的中期 |
| 第一节 中医政策调整,针灸推广迎来新阶段 |
| 第二节 推广针灸的四大主要途径 |
| 一、西医学习针灸 |
| 二、改进中医针灸教育 |
| 三、培训基层卫生人员掌握针灸技术 |
| 四、“中医带徒弟”助力培养针灸人才 |
| 第三节 典型事例:江苏省针灸推广与教学革新 |
| 一、分设中、西医班级培养针灸师资 |
| 二、开展短期针灸巡回教学,培养校外医务人员 |
| 三、承担委托教学任务,培养更多针灸人才 |
| 四、编写《针灸学》,为统编针灸教材确立范式 |
| 第四节 推广中期的主要成效:临床应用取得进展 |
| 一、应用范围扩大,治疗病种增加 |
| 二、推动献方工作,发掘民间针灸 |
| 第五节 推广中期潜在的问题与新的趋势 |
| 一、中、西医间的龃龉与“整风运动” |
| 二、“技术革命”催生针灸新方向,“跃进”苗头初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跃进”与“革命”:针灸推广运动的高潮 |
| 第一节 “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针灸推广 |
| 一、“大跃进”正式发动,《健康报》呼吁进一步推广针灸 |
| 二、河北省开展“普及针灸”群众运动 |
| 三、保定会议组织中医药界“大跃进” |
| 第二节 “人人学会针灸” |
| 一、学习主体:干部带头,医务人员广泛参与 |
| 二、学习形式及主要内容 |
| 三、针灸出版物大量涌现 |
| 第三节 掀起针灸“技术革命” |
| 一、以“土”为主的医药卫生技术革命 |
| 二、积极开展针灸经络科学研究 |
| 三、新式针法与器具大量涌现 |
| 第四节 针灸“跃进”的高潮与后续 |
| 一、针灸“跃进”达到高潮 |
| 二、形势发生变化,针灸工作转入调整阶段 |
| 第五节 “大跃进”时期针灸推广的特点 |
| 一、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 |
| 二、提倡短期速成,大放“卫星” |
| 三、开展群众运动,影响广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面向农村:针灸推广运动的后期 |
| 第一节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
| 一、卫生工作新方向 |
| 二、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 |
| 第二节 农村成为针灸推广重点场域 |
| 一、鲁之俊重提针灸推广 |
| 二、山西省在农村推广针灸的经验 |
| 第三节 农村地区针灸推广的具体情况 |
| 一、针灸推广的培养对象与师资力量 |
| 二、针灸推广的主要传授形式 |
| 三、针灸推广的主要学习内容 |
| 四、在农村推广针灸的成效与影响 |
| 第四节 城镇针灸教育与科学研究趋于规范 |
| 一、针灸教育进一步普及与规范 |
| 二、针灸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
| 三、针灸学术交流活跃,政府加强统一领导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 |
| 一、赤脚医生与针灸术在农村的继续传播 |
| 二、新针疗法的出现与普及 |
| 三、针刺麻醉热潮出现及后续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创新针术 |
| 第一节 电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二节 水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三节 耳针在国内的推广与经典化 |
| 一、临床普及耳针运用 |
| 二、围绕耳针的技术革新 |
| 三、耳针的经典化过程 |
| 第四节 梅花针的发明与推广 |
| 一、孙惠卿与“刺激神经疗法” |
| 二、在各地的推广: 以上海市和江西省为例 |
| 三、推广中的争议——“梅花针”之名 |
| 第七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典型应用 |
| 第一节 针灸治疗疟疾 |
| 一、1956年前针灸治疟的使用情况 |
| 二、1956年后针灸治疟在各地推广 |
| 三、针灸治疟的后续发展 |
| 第二节 针灸治疗血吸虫病 |
| 一、严峻疫情要求中西医合作治疗 |
| 二、推广针灸用于血吸虫病防治 |
| 三、“血防大跃进”中针灸推广的高潮及后续 |
| 第三节 针灸治疗阑尾炎 |
| 一、针灸治疗阑尾炎的缘起与演进 |
| 二、推广中关于针刺治疗机理的研究与讨论 |
| 三、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 |
| 第四节 针刺治疗聋哑 |
| 一、吴芝升等人初试针治聋哑 |
| 二、“大跃进”时期针治聋哑迎来高潮 |
| 三、推广针治聋哑高潮下的问题 |
| 第八章 分析与讨论 |
| 第一节 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 |
| 一、新中国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 |
| 二、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 |
| 三、针灸疗法具备大范围推广的特质 |
| 第二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特点 |
| 一、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 |
| 二、采用自上而下、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 |
|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运动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影响 |
| 一、对参与群体的影响 |
| 二、对当代针灸学形塑的影响 |
| 三、对针灸普及和中医工作的影响 |
| 四、对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影响 |
| 第四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
| 一、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 |
| 二、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 |
| 三、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 |
| 四、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
| 结语 |
| 一、本研究创新之处与主要成果 |
| 二、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后续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群众迫切要求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2: 《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3: 《认真地学习和推行针灸疗法》 |
| 附录4: 《进一步学习推广针灸》 |
| 附录5: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农村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与课题与获奖情况 |
| 致谢 |
| 附件 |
（2）基层干部人事制度的历史演进与改革探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研究价值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价值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一、国内相关研究述评 |
| 二、国外相关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论文框架、研究方法和问题与不足 |
| 一、论文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所遇问题 |
| 四、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和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干部 |
| 二、基层干部 |
| 三、干部人事制度 |
| 第二节 理论依据及主体框架 |
| 一、宏观层面:马克思主义干部学说 |
| 二、微观和中观层面:制度变迁理论 |
| 三、搭建理论依据与主体架构的桥梁 |
| 第二章 政治现代化、基层治理与干部行为模式 |
| 第一节 现代化进程下的基层治理结构 |
| 一、基层权威结构的历时嬗变 |
| 二、基层社会规则及其运行逻辑 |
| 三、基层政权结构与治理形态 |
| 第二节 基层干部的行为动机及其模式 |
| 一、关于人性的三种理论假设 |
| 二、“情境理性”:基层干部的人性假设 |
| 第三节 压力型体制与干部行为逻辑 |
| 一、数量化的任务分解机制 |
| 二、指标化的责任考评体制 |
| 第三章 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历史进程 |
| 第一节 传统吏治思想及其扬弃 |
| 一、尊重人才,选贤任能 |
| 二、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
| 三、注重基层,历练培养 |
| 四、加强考核,严格监管 |
| 五、廉洁奉公,节操自爱 |
| 第二节 制度建设的探索历程 |
| 一、初创阶段:解放思想,破旧立新 |
| 二、探索阶段:打牢基础,破冰前行 |
| 三、改革阶段:积极探索,深化前行 |
| 四、“新时代”:建章立制,全面发展 |
| 第三节 基本经验及其启示 |
| 一、坚持党管干部原则 |
| 二、秉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 |
| 三、强化理论武装和基层历练 |
| 四、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吏 |
| 第四章 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现实困境 |
| 第一节 正式制度下政策体系供给不足 |
| 一、制度缺位有待完善 |
| 二、制度衔接有待加强 |
| 三、制度理念有待提升 |
| 第二节 社会“情境”下非正式制度约束失衡 |
| 一、传统文化下的“官本位”倾向 |
| 二、“熟人社会”下的说情打招呼 |
| 三、思想观念局限下的“为官不为” |
| 四、政绩观错位下的形式主义作祟 |
| 第三节 制度执行不力与实施机制不畅 |
| 一、选拔任用精准度不高 |
| 二、教育培养针对性不足 |
| 三、管理监督系统性不够 |
| 四、激励约束实效性不强 |
| 第四节 制度改革存在路径依赖 |
| 一、观念障碍:非制度化因素的消极影响 |
| 二、体制障碍:传统体制惯性导致改革“迟滞” |
| 三、组织行为障碍:党委及组织部门错位缺位 |
| 四、机制障碍:缺乏吐故纳新的保障机制 |
| 第五章 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路径探索 |
| 第一节 总体设想:“科学合理、简便易行、有效管用” |
| 一、涵盖选育管用四个方面 |
| 二、“科学合理、简便易行、有效管用”是关键 |
| 三、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是目标任务 |
| 第二节 选拔任用:提高精准度 |
| 一、考实政治素质,注重群众公论 |
| 二、完善考核评价,加强实绩考量 |
| 三、开展谈心谈话,强化分析研判 |
| 四、细化完善机制,健全过程保障 |
| 第三节 教育培养:提升能力素质 |
| 一、分层分类分级推进培训 |
| 二、完善学习培养系统方案 |
| 三、强化基层一线实践历练 |
| 第四节 管理监督:严格执纪监督 |
| 一、严格遵守监管原则 |
| 二、细化层级管理规定 |
| 三、实施立体监管制度 |
| 四、完善宽严相济体系 |
| 五、正确处理各项关系 |
| 第五节 激励约束:促进担当作为 |
| 一、健全考核激励制度 |
| 二、推进职务职级并行 |
| 三、完善身心关爱机制 |
| 结语:通往现代干部人事管理之路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3）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
| 二、探寻中国奇迹的一个视角:弹性行政 |
| 三、中国政治情境中行政的刚性与弹性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与文献综述 |
| 一、核心概念 |
| 二、文献综述 |
| 三、可能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方法及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毛泽东时期刚性行政的锻造(1949—1977) |
| 第一节 集权体制下的全能式政府运行模式 |
| 一、全能式政府之生成 |
| 二、全能式政府的运行模式 |
| 第二节 刚性行政:全能式政府的应然需求 |
| 一、革命建政体制形塑的“命令一服从”体制 |
| 二、刚性行政的内生动因 |
| 三、刚性行政对政府执行力的提升 |
| 第三节 刚性行政的困境 |
| 一、过度执行 |
| 二、虚假执行 |
| 三、目标置换 |
| 四、行政自主性缺失 |
| 第三章 改革初期弹性行政的躁动(1978—1991) |
| 第一节 改革破冰与渐进路径的选择 |
| 一、现实倒逼改革 |
| 二、经济改革牵动政治改革 |
| 三、渐进主义改革路径的择定 |
| 第二节 行政自由裁量空间的扩大和弹性行政的躁动 |
| 一、改革冲动呼吁更大的行政自由裁量空间 |
| 二、简政放权与行政自由裁量空间的扩大 |
| 三、弹性行政躁动的体制因素 |
| 四、弹性行政躁动的主体诉求 |
| 第三节 基于改革的弹性行政的主要类型 |
| 一、中央政府授权试点 |
| 二、地方政府自行探索 |
| 第四节 改革初期弹性行政的两面性 |
| 一、弹性行政助推改革进程 |
| 二、缺少反制的过度弹性行政 |
| 三、四项基本原则、稳定压倒一切对弹性行政的约束 |
| 第四章 市场化推进时期弹性行政的扩张(1992—2011) |
| 第一节 政府职能转变与弹性行政的扩张 |
| 一、市场经济的“姓氏”之辩和改革再出发 |
| 二、市场化改革与弹性行政的内在关联 |
| 三、深化行政改革与弹性行政的扩张 |
| 第二节 央地博弈和区域竞争 |
| 一、政府的层级结构与职责同构 |
| 二、纵向利益抵牾与央地博弈 |
| 三、层级博弈的衍生品:地方合谋 |
| 四、区域竞争与地方保护 |
| 第三节 权力失范下的过度弹性行政 |
| 一、政府官员的自利性膨胀与角色错乱 |
| 二、低成本高收益的违规行为助推过度弹性行政 |
| 三、晋升的“零和博弈”与政府官员行为扭曲 |
| 第四节 服务型政府建设和依法行政对弹性行政的有限抑制 |
| 一、服务型政府建设对弹性行政的抑制 |
| 二、依法行政的推进对弹性行政的抑制 |
| 第五章 十八大以来对弹性行政的矫正(2012—2019) |
| 第一节 弹性行政负外部性的凸显 |
| 一、接近临界点的弹性行政 |
| 二、矫正弹性行政:态势和挑战 |
| 第二节 全面从严治党对弹性行政的遏制 |
| 一、完善党内制度建设 |
| 二、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
| 三、强化政治巡视 |
| 四、“零容忍”的铁腕反腐 |
| 第三节 依法(规)行政对弹性行政的管控 |
| 一、强化依法(规)行政 |
| 二、治理型政府的应然诉求 |
| 第四节 政务督查、政策落实审计对弹性行政的挤压 |
| 一、政务督查的强化:力破“中梗阻” |
| 二、审计监督的拓展:重大政策落实审计 |
| 第六章 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限度之辨析 |
| 第一节 中国政治情境中行政执行之审视 |
| 一、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的历史维度 |
| 二、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的时代背景 |
| 第二节 弹性行政的亚制度化特征及其“临界点” |
| 一、弹性行政的亚制度化特征 |
| 二、弹性行政“临界点”的把控 |
| 第三节 弹性行政的宽度与刚性行政的强度之辨析 |
| 一、行政执行与法治行政 |
| 二、法治视角下弹性行政的宽度 |
| 三、法治视角下刚性行政的强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4）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县委书记成长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选题的价值 |
| (一)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 |
| (二)县委书记是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总指挥” |
| (三)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要求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 |
| (四)开展县委书记成长问题研究是推动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基础和支撑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关于“县委书记成长问题”研究的视角与观点 |
| (二)现有研究的局限性 |
| 三、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县委书记成长理论 |
| 一、基本概念 |
| (一)新时期 |
| (二)县委书记的成长与成长规律 |
| 二、制约县委书记成长的因素 |
| (一)外部因素 |
| (二)个人因素 |
| 三、县委书记成长的动力 |
| (一)党的事业要求 |
| (二)人民群众期望 |
| (三)岗位职责要求 |
| (四)个人发展需求 |
| 四、县委书记成长的周期 |
| (一)成长为县委书记 |
| (二)当好县委书记 |
| 第二章 成长为县委书记 |
| 一、成长为县委书记需要“因时因地” |
| (一)顺应时代的要求 |
| (二)契合地域的需求 |
| 二、成长为县委书记需要“内外用力” |
| (一)强劲有力的外部推动 |
| (二)充分持久的个人努力 |
| 三、成长为县委书记需要“深耕细作” |
| (一)长时间的任前积累 |
| (二)多层级、多序列的历炼 |
| (三)重要部门、关键岗位的打磨 |
| 第三章 县委书记履职过程中的风险点 |
| 一、来自外部环境的风险 |
| (一)地方政治生态的“异化” |
| (二)干部制度存在漏洞 |
| (三)亲情的“绑架” |
| (四)“问题上级”的误导 |
| 二、来自县委书记个人的风险 |
| (一)理想信念的动摇 |
| (二)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意识的缺失 |
| (三)群众观念的淡薄 |
| (四)组织观念的弱化 |
| (五)工作职权的错位 |
| (六)政绩观出现偏差 |
| (七)廉洁意识的丧失 |
| (八)生活追求的低俗 |
| 第四章 推动县委书记履职的对策建议 |
| 一、优化县委书记履职的外部环境 |
| (一)营造积极的社会氛围 |
| (二)净化地方政治生态 |
| (三)加强组织培养 |
| (四)完善干部制度 |
| 二、创造县委书记履职的个人条件 |
| (一)基础性履职条件——守住履职底线 |
| 1.坚定的理想信念 |
| 2.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
| 3.强烈的群众观念 |
| 4.严格的组织观念 |
| 5.明确工作职权 |
| 6.正确的政绩观 |
| 7.牢固的廉洁意识 |
| 8.良好的生活作风 |
| (二)拓展性履职条件——实现履职更好效果 |
| 1.敢于担当的魄力 |
| 2.突出的领导才能 |
| 3.扎实的基层调查 |
| 4.丰富的知识积累 |
| 5.顽强的意志决心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5）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问题聚焦与研究意义 |
| (一)现实问题聚焦 |
| (二)问题研究意义 |
| (三)问题研究价值 |
| 二、文献综述与相关评论 |
|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与评论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现状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研究方向 |
| 三、研究设计与主要框架 |
| (一)明确调查研究要素 |
| (二)科学选取研究方法 |
| (三)合理设计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来源与数据说明 |
| (一)历史文献资料来源 |
| (二)实地访谈资料来源 |
| (三)核心概念内涵界定 |
| 第二章 中外权力制约思想比较 |
| 一、权力制约的理论内涵 |
| (一)权力的本质定义 |
| (二)权力的固有特征 |
| (三)制约与监督辨析 |
| 二、中国传统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中国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中国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中国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历代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西方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西方中世纪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西方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开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主体化权力制约思想 |
| 五、中外权力制约理论体系 |
| (一)以道德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先导 |
| (二)以法律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保障 |
| (三)以权力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核心 |
| (四)以权利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根本 |
| (五)以社会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依据 |
| 第三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现状 |
| 一、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建制的演变 |
|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地方党委建制的雏形 |
| (二)土地革命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形成 |
| (三)抗日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发展 |
| (四)解放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调整 |
|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方党委建制的成熟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的经验做法 |
| (一)地方党委书记选拔标准逐步得到明确,凸现党性坚定首要性 |
| (二)地方党委书记任用程序逐步得到规范,呈现环节设计科学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逐步得到控制,体现流程管理严肃性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绩效考核逐步得到优化,实现评价方式合理性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监督逐步得到健全,展现腐败整治威慑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要素 |
| (一)地方党委书记职位厘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分析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成长特征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模量定律”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含义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特征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成因 |
| 第四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衡量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现象的界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认定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定义的确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要件 |
| (一)“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性别构成 |
| (二)“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级别构成 |
| (三)“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地域分布 |
| (四)“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期间 |
| (五)“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年龄 |
| (六)“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潜伏时长 |
| (七)“落马”地方党委书记腐败类型 |
| (八)“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罪名分布 |
| (九)“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判处结果 |
| 三、地方党委书记违法乱纪的行为特征 |
| (一)违反政治纪律,挑战党中央权威 |
| (二)违反组织纪律,干部选任藏猫腻 |
| (三)违反廉洁纪律,官商勾结搞腐败 |
| (四)违反群众纪律,脱离群众捞名利 |
| (五)违反工作纪律,言行不一污形象 |
| (六)违反生活纪律,贪图享受堕牢笼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运行轨迹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形成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转化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强化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重复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惩罚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成因追问 |
| (一)地方党委书记心理贪欲强化是权力腐败的原始驱动力 |
| (二)地方党委书记制度规定泛化是权力腐败的外在驱动力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异化是权力腐败的内在驱动力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管理监督弱化是权力腐败的间接驱动力 |
| (五)地方党委书记人情交往物化是权力腐败的直接驱动力 |
| 第五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自我律动法”的实施途径 |
| (一)加强党性修养,坚定对党忠诚执政立场 |
| (二)明确主攻方向,树立稳中求进执政目标 |
| (三)提高领导水平 带好立党为公执政队伍 |
| (四)坚持服务群众 打牢为民造福执政基础 |
| (五)发扬民主作风 完善求真务实执政机制 |
| (六)勤于学习调研 提高实干兴邦执政魄力 |
| (七)践行法治思维 形成改革创新执政方法 |
| (八)锐意攻坚克难 肩负敢于担当执政责任 |
| (九)保持党员本色 固守清正廉洁执政底线 |
| (十)加强官德修养 涵泳诚信平实执政道德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的他律途径 |
| (一)加强人才储备精准“育权”、好中选优正本清源 |
| (二)改进选任方式法定“授权”、坚持标准严格程序 |
| (三)明确权力边界科学“厘权”、合理定位职责明晰 |
| (四)科学划分权责依法“制权”、坚持原则恪守规矩 |
| (五)推进党务公开全程“晒权”、公布清单职责法定 |
| (六)设计权力流程依规“行权”、固化程序规范运行 |
| (七)加强权力制约有效“控权”、严格制度强化监督 |
| (八)优化考评机制公正“评权”、创新方式科学考核 |
| (九)完善奖惩机制规范“退权”、优胜劣汰吐故纳新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附件1 “现任”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2 “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3 党中央制定的权力监督制度简明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相关学术研究成果 |
| 后记 |
（6）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网络谣言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谣言相关研究综述 |
| 1.2.2 突发事件信息传播研究综述 |
| 1.2.3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内容与设计 |
| 1.3.1 研究目标和关键问题 |
| 1.3.2 研究框架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样本说明 |
| 1.4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本研究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阐释 |
| 2.1 核心概念梳理及界定 |
| 2.1.1 突发公共事件 |
| 2.1.2 网络谣言 |
| 2.1.3 应对 |
| 2.2 突发公关事件中网络谣言传播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社会心理渊源 |
| 2.2.2 事件（舆情）演变理论 |
| 2.3 小结 |
| 第3章 谣言传播的历史变迁及模式演进 |
| 3.1 谣言传播的历史变迁 |
| 3.1.1 古代（1840 年以前）：口耳相传的谶语谣谚 |
| 3.1.2 近代（1840-1949 年）：动荡变局中的集体恐慌 |
| 3.1.3 当代（1949 年后）：众声喧哗中的社会情绪 |
| 3.2 网络谣言传播的模式演进 |
| 3.2.1 1994-2000 年：网络谣言的萌芽阶段 |
| 3.2.2 2000-2009 年：人际传播的数字化延伸 |
| 3.2.3 2010 年以后：由去中心化到再中心化 |
| 3.3 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谣言的传播要素浅析 |
| 3.3.1 传播信源 |
| 3.3.2 传播过程 |
| 3.3.3 受众终端 |
| 3.4 小结 |
| 第4章 网络谣言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传播机制及影响 |
| 4.1 网络谣言与突发公共事件互动关系 |
| 4.1.1 事件诱发谣言传播 |
| 4.1.2 谣言导致突发事件 |
| 4.2 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网络谣言传播机制分析 |
| 4.2.1 研究设计 |
| 4.2.2 研究结论一：谣言在特定类型公共事件中的触发特点 |
| 4.2.3 研究结论二：网络谣言的基本内容特征 |
| 4.2.4 研究结论三：网络谣言的传播规律 |
| 4.2.5 研究结论四：网络谣言的干预机制 |
| 4.3 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网络谣言影响评价 |
| 4.3.1 提供媒体议题 |
| 4.3.2 升温民间舆论 |
| 4.3.3 触发集体行动 |
| 4.4 小结 |
| 第5章 不同角色主体的网络谣言应对分析 |
| 5.1 突发公共事件中造谣者主体角色分析 |
| 5.1.1 造谣者的角色形成背景 |
| 5.1.2 造谣者主体心理特征 |
| 5.1.3 造谣者司法处理分析 |
| 5.2 公众对网络谣言的反应评估——基于微博谣言的认知调查 |
| 5.2.1 研究设计及实施 |
| 5.2.2 研究基本情况 |
| 5.2.3 研究假设检验 |
| 5.2.4 研究结论及启示 |
| 5.3 媒体对网络谣言的反应评估——基于“7·23 动车事故”的个案解读 |
| 5.3.1 媒体在网络谣言传播中难以独善其身 |
| 5.3.2 媒体对网络谣言的扩散作用 |
| 5.3.3 媒体对网络谣言的消解作用 |
| 5.4 政府对网络谣言的反应评估——基于 2010-2012 年的案例调查 |
| 5.4.1 政府对谣言的介入程度 |
| 5.4.2 政府对谣言的反应速度 |
| 5.4.3 政府对谣言的解释效度 |
| 5.5 小结 |
| 第6章 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网络谣言应对策略 |
| 6.1 国外网络谣言应对经验 |
| 6.1.1 法律规制 |
| 6.1.2 行政监管 |
| 6.1.3 技术管控 |
| 6.1.4 行业自律 |
| 6.1.5 社会协作 |
| 6.2 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谣言应对思路 |
| 6.2.1 我国当前网络谣言治理背景 |
| 6.2.2 谣言需要管理吗？——谣言应对边界及阈值辨析 |
| 6.2.3 谣言能够被管理吗？——谣言应对动力及要素分析 |
| 6.2.4 谣言应当怎样被管理？——谣言应对机制建构 |
| 6.3 多角色主体的社会化辟谣体系构建——以―4·20 雅安地震‖为例 |
| 6.3.1 研究设计 |
| 6.3.2 研究发现 |
| 6.3.3 讨论 |
| 6.3.4 社会化辟谣的现状与展望 |
| 6.4 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谣言应对具体对策建议 |
| 6.4.1 完善网络舆情预警机制、网络信息疏导辟谣机制 |
| 6.4.2 提升政府公信力，增强辟谣传播效果 |
| 6.4.3 加强媒体报道专业性，提升公众媒介素养 |
| 6.4.4 加强技术监管，隔离虚假信息传播源 |
| 6.4.5 鼓励多方参与，打造立体多源辟谣信息链 |
| 第7章 结论与启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7）党报头版要素研究 ——以新华日报（1978-2003年）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
| 第一章 纸媒与社会变迁 |
| 一、社会变迁的“记录器” |
| 1、西方报纸与社会现实 |
| 2、新闻史学视角下的中国报纸 |
| 3、报纸叙事与社会转型 |
| 二、中国特色的党报事业 |
| 1、党报产生及社会属性 |
| 2、党报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
| 3、“党报效应” |
| 4、读者群的社会分层 |
| 三、时代“写意”：党报头版反映社会变迁的主要方式 |
| 1、党报反映变迁的逻辑 |
| 2、党报新闻：时代“写意” |
| 3、头版的“历史人格化” |
| 第二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方法 |
| 一、媒体与社会变迁理论 |
| 1、社会变迁理论 |
| 2、传播制度与议程设置理论 |
| 3、政治传播与“把关人”理论 |
| 二、国内党报研究成果梳理 |
| 1、研究的热点 |
| 2、党报头版研究的现状及成果 |
| 3、党报研究典例：人民日报研究 |
| 三、研究方法 |
| 1、抽样法 |
| 2、文献法 |
| 第三章 新华日报历史变迁与社会特质 |
| 一、研究对象的提出 |
| 1、新华日报的历史和发展 |
| 2、新华日报的特质 |
| 3、历史地位及现实成就 |
| 二、头版及议程设置 |
| 1、舆论引导的主阵地 |
| 2、“头版难题” |
| 3、议程设置与现实挑战 |
| 三、头版的导向与社会 |
| 1、意识形态导向 |
| 2、改版与变化 |
| 3、版面与社会的折射 |
| 第四章 头版新闻要素分类与分析 |
| 一、党报头版头条 |
| 1、地位及重要性 |
| 2、头条与政治领导人报道 |
| 3、头条新闻的内容与分类 |
| 二、头版历年的新闻要素统计分析 |
| 1、1978—1983年：改革开放初期 |
| 2、1989—1993年：从“六四”到“南巡” |
| 3、2000—2003年：进入WTO时代 |
| 三、头版会议新闻的统计及变迁 |
| 1、头版央地会议的“新闻拼图” |
| 2、头版会议新闻的变与不变 |
| 3、党报会议新闻的“传播失灵” |
| 第五章 新华日报头版与农业 |
| 一、农业：党报头版报道中的“重中之重” |
| 1、农业在头版中的位置 |
| 2、关于农业和土地关系的新探讨 |
| 二、从农村到城市 |
| 1、“农民话语”与“城市社会话语” |
| 2、城市社会的来临 |
| 3、“农民的终结”及中国本土化争议 |
| 第六章 新华日报头版“个体”人物 |
| 一、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
| 1、西方社会学视野下的个人与社会 |
| 2、近代以来国民性改造之下的个体与集体 |
| 3、“个人”的现代性蕴含 |
| 二、头版个体出现的频率 |
| 1、“公”与“私”的宣传 |
| 2、个体新闻出现的频率和变化 |
| 3、“典型人物”的政绩化倾向 |
| 第七章 新华日报头版的“新闻维稳观" |
| 一、头版新闻报道的内在特征 |
| 1、头版政治性与新闻性的隐性冲突 |
| 2、头版领导人的形象诉求 |
| 3、重大新闻的隐晦传播特征 |
| 二、“新闻维稳观”的操作模式 |
| 1、“六四事件”的新闻策略 |
| 2、“基辛格角”的形成与传承 |
| 三、“新闻维稳观”的未来发展 |
| 1、“喉舌论”的极端化发展 |
| 2、“维稳观”的三阶段 |
| 3、新闻维稳的关键在于正确“发声” |
| 第八章 新华日报舆论监督 |
| 一、舆论监督是党报的一个传统 |
| 1、舆论监督的历史形成 |
| 2、舆论监督的必要性 |
| 3、舆论监督的方式与成效 |
| 二、舆论监督的流变 |
| 1、从强力到困境 |
| 2、“打死老虎”现象 |
| 3、“内参”的现状与未来 |
| 三、前景与路径选择 |
| 1、舆论监督与宣传部门的“和谐” |
| 2、党委政府“撑腰”与舆论监督的困境 |
| 3、评论成为党报舆论监督的新武器 |
| 第九章 新华日报头版新闻话语形式 |
| 一、话语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
| 1、“话语”辨析 |
| 2、话语模式 |
| 3、话语折射 |
| 二、党报话语的表达模式与风格 |
| 1、《人民日报》国家话语的表达策略 |
| 2、《中国青年报》的新闻叙述模式 |
| 三、新华日报的新闻话语的变迁 |
| 1、头版通讯标题的话语模式 |
| 2、头版通讯内容的话语模式 |
| 3、权威话语主体：从官员到专家 |
| 第十章 思考与前瞻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呼唤 |
| 一、 加强意识形态能力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
| 二、 国内外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现状综述 |
| 三、 本文的研究特色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诞生和发展 |
| 第一节 意识形态理论的起源、波折和演变 |
| 一、 “意识形态”概念的起源和提出 |
| 二、 “意识形态”遭遇的第一次重大波折 |
| 三、 “意识形态”理论的演变和发展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 |
| 一、 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马克思及其在《莱茵报》的革命斗争 |
| 二、 完成向唯物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转变的马克思 |
| 三、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闪光思想和里程碑意义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 |
| 一、 从《哲学的贫困》到《共产党宣言》 |
| 二、 从创办《新莱茵报》到总结法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
| 三、 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到《资本论》 |
| 第二章 意识形态能力问题的提出和内涵 |
| 第一节 恩格斯和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
| 一、 恩格斯进一步丰富、发展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
| 二、 列宁提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概念并成功实践 |
| 三、 从列宁到斯大林时期的意识形态建设探索 |
| 第二节 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推向历史新高度 |
| 一、 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和最早提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二、 毛泽东关于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的思想 |
| 三、 毛泽东强调意识形态的鲜明阶级性、相对独立性和极端重要性 |
| 第三节 意识形态能力问题的提出、发展和内涵变化 |
| 一、 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领域遭受巨大冲击 |
| 二、 意识形态能力问题的提出和发展 |
| 三、 意识形态能力的内涵和变化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新时期面临三大考验 |
| 第一节 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对中国的巨大挑战 |
| 一、 全球化思潮的演变过程 |
| 二、 全球化的特点和本质 |
| 三、 全球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 |
| 第二节 市场化的不断推进和对中国的巨大挑战 |
| 一、 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过程 |
| 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和本质 |
| 三、 市场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 |
| 第三节 网络化的巨大冲击和对中国的巨大挑战 |
| 一、 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过程 |
| 二、 微博兴起背景下的网络传播特点 |
| 三、 网络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 |
| 第四章 国外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经验教训 |
| 第一节 苏共亡党的意识形态教训及时代警示 |
| 一、 领导层的背叛是最关键、最主要的原因 |
| 二、 国内外多种错误思潮泛滥危害巨大 |
| 三、 新闻舆论的失控甚至反动加速亡党进程 |
| 第二节 自我背叛导致卡扎菲走向灭亡的根源和警示 |
| 一、 卡扎菲完全倒向西方国家的巨大转变的深层原因 |
| 二、 卡扎菲对理想信念的自我背叛后果严重 |
| 三、 卡扎菲走向自我毁灭带给我们怎样的警示 |
| 第三节 查韦斯大力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做法和启示 |
| 一、 将毛泽东思想作为“21 世纪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 |
| 二、 带领民众学习马列着作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
| 三、 查韦斯敢于反对美国霸权向全世界普及了社会主义思想 |
| 第五章 从十个方面加强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 |
| 第一节 坚定信仰、加强学习构建价值自信 |
| 一、 以领导干部道德为抓手，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坚定正确理想信念的能力 |
| 二、 以纠正错误倾向为抓手，加强理论知识学习，增强引导社会思潮的能力 |
| 三、 以弘扬红色文化为抓手，加强先进文化建设，增强建设价值自信的能力 |
| 第二节 拒腐防变、调查研究团结共创伟业 |
| 一、 以清除不合格党员为抓手，加强纯洁性建设，增强主动拒腐防变的能力 |
| 二、 以教育实践活动为抓手，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增强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 |
| 三、 以核心价值体系为抓手，加强统一战线建设，增强团结共创伟业的能力 |
| 第三节 坚持原则、尊重民意抵制渗透演变 |
| 一、 以真实性原则为抓手，加强新闻宣传工作，创新掌控舆论阵地的能力 |
| 二、 以通达社情民意为抓手，加强六大能力建设，提高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
| 三、 以坚持共同富裕为抓手，加强市场经济研究，增强推进科学发展的能力 |
| 四、 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为抓手，加强国际问题研究，增强反和平演变的能力 |
| 结论 在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尝试用理论指导现实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9）传统手工艺的知识产权保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的由来及研究方法 |
| （一） 选题的由来 |
| （二） 相关术语的界定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的问题及意义 |
| 四 本文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一） 研究创新 |
| （二） 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传统手工艺保护与知识产权立法 |
| 第一节 传统手工艺的学术界定及保护历程 |
| 一 传统手工艺的学术界定 |
| 二 传统手工艺的知识分类 |
| 三 传统手工艺的保护历程 |
| 第二节 传统手工艺的生态现状及相关立法 |
| 一 传统手工艺的生态现状 |
| 二 传统手工艺的相关立法 |
| 第三节 传统手工艺知识产权保护的质疑 |
| 第四节 传统手工艺知识产权保护的必要性 |
| 小结 |
| 第二章 传统手工艺保护中知识产权要素的历史性考查 |
| 第一节 传统手工艺的知识结构与文化特征 |
| 一 传统手工艺的知识结构 |
| 二 传统手工艺的技术结构及特征 |
| 三 传统手工艺的文化特征 |
| 第二节 古代手工艺的生产组织特征及技术权利 |
| 一 传统手工艺的生产组织结构 |
| 二 传统手工技艺的控制与流播 |
| 第三节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手工艺生态 |
| 一 调整传统手工艺资源的组织机构 |
| 二 传统手工艺的技术转移 |
| 第四节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传统手工艺生态 |
| 一 经济体制转型所带来的知识产权困境 |
| 二 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下的传统手工艺 |
| 小结 |
| 第三章 传统手工艺知识产权保护的理论探讨 |
| 第一节 传统手工艺知识产权的属性 |
| 第二节 传统手工艺的着作权保护 |
| 一 传统手工艺知识产权的主体 |
| 二 传统手工艺知识产权的客体 |
| 三 传统手工艺知识产权的权益内容 |
| 四 现有着作权法对传统手工艺保护的局限 |
| 第三节 专利法与传统手工艺保护 |
| 一 传统手工艺专利法保护的困境 |
| 二 外观专利与着作权的协调保护 |
| 第四节 商标法与传统手工艺保护 |
| 一 传统手工艺与商标法 |
| 二 传统手工艺与地理标志 |
| 第五节 传统手工艺老字号及工艺秘密保护 |
| 一 传统手工艺老字号的知识产权保护 |
| 二 传统手工艺的工艺秘密保护 |
| 第六节 传统手工艺的邻接权保护 |
| 一 传统手工艺邻接权的立法保护 |
| 二 传统手工艺邻接权的保护现状 |
| 小结 |
| 第四章 传统手工艺知识产权保护的焦点争端 |
| 第一节 物权占有引起的着作权问题 |
| 一 物权非法占有所导致的着作权问题 |
| 二 物权占有所衍生的修改权问题 |
| 第二节 直接侵权行为下的着作权问题 |
| 一 署名权 |
| 二 财产权 |
| 三 作品完整权 |
| 第三节 传统手工艺着作权中的“模糊地带” |
| 一 抄袭与仿冒 |
| 二 临摹与复制 |
| 三 引用与汇编 |
| 四 职务作品侵权 |
| 第四节 “二度创作”的着作权争议 |
| 一 “原创”与“二度创作” |
| 二 “二度创作”的着作权 |
| 第五节 传统手工艺衍生品的着作权保护 |
| 一 传统手工艺的衍生品 |
| 二 传统手工艺衍生品的着作权问题 |
| 第六节 传统手工艺与反不正当竞争法 |
| 一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性 |
| 二 “泥人张”字号之争 |
| 小结 |
| 第五章 传统手工艺产业的知识产权调研 |
| 个案一：苏州镇湖刺绣产业的知识产权现状 |
| 第一节 苏州刺绣技艺的历史概况分析 |
| 一 苏绣的艺术特征 |
| 二 着作权免费许可的尝试：苏州刺绣研究所 |
| 三 镇湖刺绣集群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镇湖刺绣产业的知识产权困境及其争端 |
| 一 频惹官司的《贵妃醉酒》 |
| 二 镇湖绣娘侵权行为及心理调研 |
| 三 苏绣的选稿要求及画家群体分析 |
| 四 艺术家不维权的原因 |
| 第三节 镇湖刺绣产业知识产权利益结构及保护措施 |
| 一 镇湖刺绣产业知识产权的利益结构 |
| 二 镇湖刺绣产业知识产权的保护措施 |
| 第四节 镇湖刺绣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分析 |
| 一 法理与现实的矛盾 |
| 二 官方与民间立场的矛盾 |
| 三 法律保护与技艺传承的矛盾 |
| 个案二：当凤翔泥塑产业遭遇知识产权 |
| 第一节 凤翔泥塑技艺的历史概况及产业特征分析 |
| 一 凤翔泥塑的产业空间 |
| 二 凤翔泥塑的产业形式 |
| 三 凤翔泥塑的工艺技术特点 |
| 四 凤翔泥塑艺人的技术观 |
| 第二节 产业发展中逐渐显化的知识产权问题 |
| 一 村落语境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冲突 |
| 二 凤翔泥塑与邮票设计的权益纠纷 |
| 第三节 传统手工艺人的权益与知识产权机制 |
| 一 采稿程序的合法性 |
| 二 原创作者的确认 |
| 三 邮票的真正设计主体 |
| 四 民间工艺的“原创性” |
| 第四节 村落手工艺知识产权的伦理语境分析 |
| 小结 |
| 第六章 传统手工艺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评析 |
| 第一节 利用传统手工艺资源的不同形式 |
| 第二节 传统手工艺公法保护的利弊 |
| 第三节 传统手工艺私法保护的困境分析 |
| 一 业者：观念淡薄和维权之难 |
| 二 协会：行业管理的“无效能” |
| 三 市场：执法的困境及其原因 |
| 四 制度：认定机制的有待完善 |
| 第四节 传统手工艺知识产权保护的局限 |
| 小结 |
| 第七章 传统手工艺知识产权立法的路径选择及制度完善 |
| 第一节 国际传统手工艺知识产权保护的模式及经验分析 |
| 一 国际及区域的相关立法 |
| 二 立法模式及经验分析 |
| 第二节 我国传统手工艺知识产权特殊保护的制度选择 |
| 一 侵权机制的完善 |
| 二 赔偿及利益平衡 |
| 三 立法制度的协调 |
| 四 知识产权之外的保护机制 |
| 第三节 对知识产权特别保护立法内容的建议 |
| 一 传统手工艺的法律角色定位 |
| 二 对立法模式选择的建议 |
| 三 特别知识产权法保护体系的构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插图目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典型制造与社会动员 ——毛泽东时代大寨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新农村”与典型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典型、社会动员与国家 |
| 三、当社会学遭遇历史,或方法的思考 |
| 四、“大寨”:个案介绍和资料说明 |
| 第二章 典型:萌生与催发 |
| 一、合作化运动:从试点开始 |
| 二、先进与落后:分类的治理 |
| 三、村庄代理人:发现与培养 |
| 四、从试点到典型 |
| 第三章 典型的升级或拔擢 |
| 一、人民公社与大跃进:升级的氛围 |
| 二、地方学赶大寨运动:典型的推广 |
| 三、天时地利与人和:成为国家样板 |
| 四、运动中的典型 |
| 第四章 典型的建构 |
| 一、搭建宣传网络 |
| 二、从典型报道到展览 |
| 三、大寨:新农村的样板 |
| 四、作为符号与景观的村庄 |
| 第五章 典型的叙事 |
| 一、老陈的模范之路 |
| 二、大寨式“新农民” |
| 三、集体主义的劳动 |
| 四、村庄叙事的变奏 |
| 第六章 结语 |
| 一、“树典型”:一种社会动员的路径 |
| 二、“大寨”:从样板到名村 |
| 三、尾声:新农村何处去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四、浮夸造假为何禁不了——新华社记者深入20多个县市调查实录（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02)
- [2]基层干部人事制度的历史演进与改革探论[D]. 谢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3]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D]. 徐浩. 南京大学, 2019(07)
- [4]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县委书记成长问题研究[D]. 徐雷.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5]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D]. 冯志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6]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网络谣言传播研究[D]. 王理. 上海交通大学, 2014(07)
- [7]党报头版要素研究 ——以新华日报（1978-2003年）为例[D]. 燕志华. 南京大学, 2014(03)
- [8]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D]. 朱继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3(12)
- [9]传统手工艺的知识产权保护研究[D]. 张西昌. 西安美术学院, 2013(12)
- [10]典型制造与社会动员 ——毛泽东时代大寨的个案研究[D]. 邢宇宙. 南京大学, 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