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奉天之难”是唐代继安史之乱后的又一场重大变乱。这一事件肇始于建中四年十月的“泾原兵变”,经过奉天保卫战、李怀光“出走”河中、李晟收复长安等阶段,直到次年七月德宗回到长安,才宣告这一变乱结束。总得来说,“奉天之难”是一场对唐代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政治事件。迄今为止,尽管学术界对这一事件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仍存在较大的探讨空间。因此,笔者认为对“奉天之难”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本文在广泛收集史料,汲取前人对这一问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用三章分别对“奉天之难”发生的原因、过程及其对德宗后期政治的影响等问题进行系统的探索。第一章探究了“奉天之难”发生的原因。“奉天之难”的发生表面上看来具有一定的突发性,但实际上这一事件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它与建中年间的削藩战争有着密切的联系。德宗发起规模巨大的削藩战争,使唐政府脆弱的中央财政不堪重负,于是德宗在支出方面就不得不有所节吝,这就引发了泾原军的不满。而且陷入绝境的唐王朝试图通过盘剥商人、民众的途径来将这场战争持续下去,结果导致民怨沸腾,这又为动乱的发生创造了社会条件。而从军事角度来看,由于削藩战争的进行,德宗不得不将关中的神策军大量东调,于是唐廷就失去了对泾原、凤翔、朔方等地方军事力量的制衡力,这就导致代宗以来建立起来的,由地方边镇与神策军共同构建的西北军事防御体系失去了平衡。而唐廷对泾原军微薄的赏赐,又激化了泾原军与唐中央之间固有的矛盾,发生了“泾原兵变”,进而引发连锁反应,“奉天之难”由此而爆发。第二章揭示了“奉天之难”的历史真相。“奉天之难”按事件发展的进程与矛盾主体的转变,可分为奉天保卫战、李怀光“出走”河中、李晟收复长安三个阶段。“泾原兵变”发生后,叛军扶立朱泚,开始了以朱泚的幽州军为主导的朱泚之乱(奉天保卫战)。出走奉天的德宗,被叛军围困在奉天长达四十余日,力量悬殊的双方战事异常酷烈,唐室存亡悬于一线。最后,李怀光千里赴援,才解奉天之围。奉天之围解,朱泚军势力寡弱,而唐军近十万兵力环恃长安,皆无战心。在神策军与朔方军矛盾不断冲突中,德宗失去了对双方的有效控制,被迫迁幸梁州,而李怀光在其他诸军的排挤下,也不得不最终“出走”河中。之后,德宗本欲依靠浑城与吐蕃的力量收复长安,但由于吐蕃援军的中途撤走,德宗才不得已起用不被信任的李晟来完成这一重任。第三章论述了“奉天之难”对德宗后期政治的影响。“奉天之难”使得德宗不得不转变藩镇政策,这就为河北藩镇问题的初步解决创造了条件,而淮西李希烈也最终孤掌难鸣,因此“奉天之难”并没有使陷入僵局的削藩战场继续恶化,反而对战争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奉天之难”的发生,使一些原来听命于中央的藩镇如河东、淮南与两浙产生了“独立自保”的倾向,但由于形势的发展和德宗君臣的努力,这些藩镇并没有渐行渐远,而是竞相投诚,这就为贞元初经济、边境危机的解决,创造了条件。同时,“奉天之难”和接着进行的平定李怀光的战争,不但打破了代宗以来建立的西北防御体系,而且使得唐西北军事力量大为削弱,这就为吐蕃长驱直入、威胁长安埋下了祸根。当然,“奉天之难”也使得西北地方军事集团,特别是朔方军力量大为削弱,这就为德宗重新整合西北军事力量提供了一次契机。之后,德宗大力扩张神策军,而将西北完全置于中央的控制之下。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第一,本文以唐廷与西北地方之间的矛盾发展与军事斗争为主线,首次将“奉天之难”作为一个完整的事件,从其发生的原因、过程,以及对唐德宗后期政治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与探讨;第二,在论述“奉天之难”发生的过程中,本文对于李怀光的“出走”河中、李晟收复长安等具体问题,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和看法。第三,本文突破了前人对“奉天之难”的认识,从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对“奉天之难”的影响提出了自己新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