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冷战后,波黑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局部战争接踵而至,世界并未一改冷战前局部战争频发的状况。中国统一大业未竟,国内外政治与军事环境错综复杂,在可预见的未来卷入局部战争的几率不可低估。局部战争需要消耗大量的社会资源,进行财政金融动员是赢得局部战争胜利的客观需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常项目、资本与金融项目“双顺差”成为中国国际收支格局的常态,导致中国外汇储备绝对额雄居世界首位,外汇储备占GDP的比重超过40%。因而,中国具备了局部战争条件下外汇储备动员的财力基础。然而,从新中国成立到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中国拥有的外汇储备存量一直小于10亿美元,中国军队进行局部战争的财力来源主要依托于中央财政与社会捐赠,这种状况客观上致使中国缺乏局部战争条件下进行外汇储备动员的实践经验。在学术界,许多文献在和平时期外汇储备相关问题的研究上十分系统、深入,在工业动员、农业动员、交通运输动员、邮电通信动员、公债动员、税收动员等方面的研究也比较成熟,而对于局部战争条件下外汇储备动员仅仅是点到为止,并未进行深入研究。因此,研究局部战争条件下中国外汇储备动员,显得尤为迫切。本文的总体思路为:在提出问题之后,对已有的相关文献进行全面的梳理,既而分析局部战争条件下中国外汇储备动员的可行性,然后测算局部战争条件下中国外汇储备可动员规模,并在理论和实证上分析外汇储备动员对基础货币产生的影响,最后得出全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全文分6章进行研究。第1章为“绪论”。首先,提出“局部战争条件下中国外汇储备动员”研究课题,阐释论文的选题背景与研究价值;其次,对论文涉及的核心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进行设定,将局部战争条件下中国外汇储备动员设定为:国家有计划、有组织地动用中国内地的部分外汇储备资源为战费融资,以赢得局部战争的最后胜利,同时保障整个国民经济由平时状态向战时状态的顺利转换;最后,阐述、分析了研究的难点、创新及不足之处。第2章为“文献综述”。该章对有关局部战争条件下中国外汇储备动员的文献进行梳理,围绕如下3个核心问题分别对相关文献进行评述:（1）局部战争条件下外汇储备动员的路径及安全效用;（2）局部战争条件下外汇储备可动员规模:理论基础与实际测算;（3）局部战争条件下外汇储备动员的经济效应分析。结果显示,金融领域在研究外汇储备的相关问题时,往往没有考虑局部战争这一变量,而国防经济领域在研究国民经济动员时,往往忽视了外汇储备动员。局部战争条件下中国外汇储备动员的研究任重道远。第3章为“局部战争条件下中国外汇储备动员可行性分析”。在分析外汇储备规模变化过程、外汇储备在国际储备中的状况及币种结构之后,该章从外汇储备增长的内外生因素、国际收支结构变化等角度,阐释了局部战争条件下中国具备外汇储备动员的基础。同时,为了能在局部战争条件下更为顺利地动员外汇储备,必须进行外汇储备动员准备,基于军事安全将部分外汇储备转化为黄金储备,并进行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调整,增持欧元资产。第4章为“局部战争条件下的中国外汇储备可动员规模的测算”。该章回答局部战争条件下“可动员多少外汇储备”的问题。在有关理论指导下建模,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选取变量,对中国外汇储备动态均衡规模进行实证分析与检验,同时运用ARIMA模型和双指数平滑方法进行预测,最终推导出局部战争条件下动态的外汇储备可动员规模。并且指出,在局部战争爆发后,外汇储备将会发生一些变化,局部战争进行中的动员必须充分考虑这些变化。第5章为“局部战争条件下中国外汇储备动员对基础货币的影响”。局部战争条件下外汇储备动员必须解决3个核心问题:（1）动员可行性问题;（2）可动员规模测算问题;（3）动员产生的影响问题。第3个核心问题通过第5章的分析予以解决。外汇储备动员除了关乎局部战争胜负这一显而易见的军事功效外,其最为显著的影响就是对基础货币（既而是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冲击。第5章通过协整检验、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以及基于向量自回归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局部战争条件下中国外汇储备动员对基础货币的影响。第6章为“研究结论”。在前5章阐述、分析的基础上,顺理成章地得出如下4个主要研究结论:（1）增持黄金储备与欧元资产可提高局部战争条件下中国外汇储备动员顺利实施的几率;（2）局部战争条件下中国外汇储备可动员规模动态变化过程可分为3个阶段;（3）基础货币对局部战争条件下中国外汇储备动员的敏感程度显著强于其它自变量;（4）局部战争条件下外汇储备动员对基础货币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冲击的持久性和长期中冲击的稳定性。论文在实证分析中大量运用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在时间序列分析中,由于许多序列的数据受到季节因素的影响,论文采用Cencus X12季节调整方法对有关数据加以调整。论文运用1978—2006年的数据和“自回归单整移动平均模型”（auto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 model,ARIMA）,对2007年末、2008年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进行预测,并倡导使用该方法对2009年末及其之后的数据作出预测。在论文中,采用Holt-Winters无季节模型（Holt-Winters No Seasonal）对未来外汇储备均衡规模的趋势项进行了预测。为了求得经济时间序列的趋势项,一般可采用H-P（Hodrick-Prescott）滤波方法或频谱滤波方法（band-pass flier或frequency filer）,本文采用H-P滤波方法。论文在实证分析中运用Engle和Granger提出的协整（Co-integration）理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tor error correction model,VEC）为非平稳序列的建模提供路径。由于涉及多变量检验,故采用Johansen（1988）多变量协整检验方法（multivariate co-integration test procedure）。论文还采用了脉冲响应函数方法（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IRF）,以衡量来自新息（Innovation）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变量当前、未来取值的影响轨迹,直观地刻画出变量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采用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方法,通过分析各个结构冲击对基础货币变化的贡献度,进而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并且,在运用脉冲响应函数方法和方差分解方法分析外汇储备动员对基础货币的影响之前,运用Lutkpohl（1991）所倡导的方法,对所建立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on,VAR）进行了稳定性检验。尽管实证分析在局部战争条件下中国外汇储备动员研究中不可或缺,但是,它具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关于实证研究的缺陷,包括自由经济学家Hayek等在内的学者曾经给予严正的警告。局部战争条件下中国外汇储备动员研究,难以离开以事实判断为特征的实证分析,同时也需要以价值判断为特征的规范分析。外汇储备动员研究涉及诸多宏观经济问题和军事、政治、外交等非经济问题,而这些属于价值判断色彩较为浓重的领域。中国的军事安全形势、局部战争爆发的几率、爆发的时间和地点、敌对国冻结中国部分国际储备的概率等,不是通过实证分析就能基本解决的难题。在这些问题上,需要进行较为科学的规范分析,有时也必须进行一定的假设。在本论文研究中,根据历史事实、中国统一大业未竟的现状、军事强国（集团）谋求的目标等,对中国有关局部战争条件下外汇储备动员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规范分析。论文以中国将来爆发局部战争（并且“台海战争”爆发的概率较大）为基本假设前提,在该假设条件下,研究中国有多少外汇储备可以动员,动员之后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等等。并且,一旦“台海战争”爆发,则根据美、日在历史上的有关情况及其当前的军事、外交政策倾向,作出美、日介入“台海战争”的几率较大的判断或假设。所以,在“局部战争条件下中国外汇储备动员可行性分析”中,提出了“基于军事安全增持黄金储备”和“基于军事安全增持欧元”的观点,进行了外汇储备动员准备的规范分析。“局部战争条件下中国外汇储备可动员规模的测算”是论文的一个主要创新点。Kenen & Yudin（1965）、Heller（1966）、Miller & Orr（1966）、Frenkel（1974）、Iyoha（1976）、Hamada & Ueda（1977）、Frenkel & Jovanovic（1981）、Edwards（1983）等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外汇储备的影响因素、最优外汇储备规模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奠定了外汇储备决定的理论基础。Lane & Burke（2001）、Aizenman & Marion（2003）、Narayan & Smyth（2006）等近年出现的文献在传统思路上完善外汇储备研究,但这些文献一般仍将研究重心放在外汇储备的影响因素或最优外汇储备规模之上,没有对局部战争条件下外汇储备可动员规模进行测算。虽然刘正新、孙兆彬（2006）等对战时外汇储备动员规模进行了分析,但其研究存在较大的缺憾。本文较为系统地对局部战争条件下中国外汇储备可动员规模进行了测算。“台海战争”等可能爆发的局部战争发生在未来,因此,在测算过去和当前中国外汇储备可动员规模的同时,必须对未来外汇储备规模和未来外汇储备可动员规模进行测算。论文建立ARIMA（1,1,1）模型对中国的未来外汇储备规模进行了预测。根据ARIMA模型的理论或者池启水（2007）运用该模型对石油、煤炭等所进行的实际预测经验结果,外汇储备未来规模的预测偏差应该是比较小的。为了得出历年外汇储备的均衡规模,选取GDP、经常项目开放度、资本项目开放度、平均进口倾向为自变量,外汇储备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并利用双指数平滑方法测算出未来外汇储备均衡规模。论文测算了1979—2006年外汇储备动态的可动员规模,同时,基于ARIMA（1,1,1）模型、Holt-Winters无季节模型对2007年末、2008年末的外汇储备可动员规模进行了测算,并给出了2009年末及其之后的外汇储备可动员规模测算的思路。测算结果显示,局部战争条件下中国外汇储备可动员规模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1979—1993年,基本上不能进行外汇储备动员的阶段（某些年份可进行少量动员）;1994—2002年,可进行持续的中等规模动员阶段;2003年起,可进行持续的大规模动员阶段。“局部战争条件下外汇储备动员对基础货币影响的分析”是全文的另一个主要创新点。Heller（1976）、Khan（1979）、Mohsen & Janardhanan（1997）、Lane & Burke（2001）、Aizenman & Marion（2003）、Narayan & Smyth（2006）、周浩、朱启贵（2006）、方先明、裴平、张谊浩（2006）等大批文献基本上对局部战争未予考虑。本文之所以在某些方面有所创新,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外汇储备的研究课题上,加入了局部战争变量。这样,基于常态下的研究结论就可能发生大的变动。常态条件下外汇储备的研究比较成熟,研究的关注点主要放在如下4个方面:（1）外汇储备超常增长的原因;（2）外汇储备最优规模的确定;（3）巨额外汇储备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影响（或冲击）;（4）面对巨额外汇储备存量,政府应该采取的措施。绝大多数未考虑局部战争因素的外汇储备研究文献认为,当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过大。王珍（2005）、岳意定、张璇（2007）等多数文献得出中国外汇储备增长引致基础货币扩张,进而引致通货膨胀的结论。在局部战争条件下,对外经济状况的变化一般会降低一国的外汇储备存量,而外汇储备动员则使得外汇储备余额进一步减少。因此,加入局部战争这一变量后,外汇储备对基础货币投放形成的压力这一问题就必须重新加以审视。论文在阐释局部战争条件下外汇储备动员对基础货币影响机理的基础上,选取外汇储备、基础货币、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等变量,对外汇储备动员给基础货币带来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局部战争条件下中国外汇储备动员可以减轻基础货币增长的压力。协整方程具有良好的统计性质,各自变量均显著,说明变量之间确实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从各自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都可以看出,在长期中,外汇储备对基础货币的影响是最大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局部战争条件下外汇储备动员的变化率每增加1%,基础货币的变化率减少约40%。向量误差修正机制为负反馈过程,并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基础货币受外汇储备动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超额准备金利率、金融机构存贷款利差、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再贷款利率的影响,以27%的修正速度对下1期的取值产生影响,经过对短期误差的修正后,最终实现它们之间的长期均衡。局部战争条件下外汇储备动员对于基础货币的短期影响要明显强于其他自变量。脉冲响应值轨迹可以看出,基础货币受外汇储备的标准单位冲击,其响应曲线明显地表现出反应机制所具有冲击的持久性和长期中冲击的稳定性。方差分解结果显示,在第1期由于基础货币的所有变动均来自自身的新生标准误差,贡献度比例为100%,而后自身的贡献度逐渐下降。第1期外汇储备动员对基础货币没有解释能力,说明其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从长期看,局部战争条件下外汇储备动员对基础货币预测误差的贡献度逐步上升,从第1期的0%、第2期的5.31%一直上升到36%左右达到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