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建设创意型城市已经成为城市复兴、城市建设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方向,而创意也成为城市最重要的特质之一。当创意产业产值、创意生产者比率不断上升时,城市的创意水平也在随之不断提高。什么是创意城市?上海、北京可否称之为创意城市呢?根据西方学者的观点,只有当城市大规模的享受到创意带来的好处时,这个城市才可以说已经跃进到创意城市的阶段。创意城市正在被城市规划者、决策者和企业家当作城市经济振兴的有力手段。也有研究认为,创意城市更是提高社区生活质量的工具。从经济学的理论角度看,创意城市较为深入地涉及两个知识领域,一个是创意和创意经济,另一个是城市发展和空间经济。鉴于在这两个领域内既有的研究至今尚未产生令人满意的经济学一般均衡模型,这决定了将这两个领域联系起来研究的难度。城市经济学家们颇为实事求是地研究了传统工业背景下城市的向心力和离心力,即城市因何而吸引生产要素?以及生产要素在什么情况下会选择离开一个城市转向另一个城市?应当承认,商业成本、“冰山成本”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而非全部原因。这样,持续地保持城市经济活力的努力在理论上将变得不可能。仅通过简明但不简单的分析推理便可知晓,发展那些不遵守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产业,对于主流经济学而言,可以算作出了一道“难题”。而对于保持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而言,则可谓是“福音”。这是“实践之树常绿”的现代证明。从人类追求长远经济目标的视角看,着力于规模报酬递增的商品和服从集聚性生产规律,显然有利于推动更广泛的替代选择机会,无疑更有助于节约那些稀缺程度越来越高的不可再生资源。当然,创意经济在多大程度上必须依赖传统经济的基础,仍然成为一个需要认真、深入分析的问题。另外,创意的租金收益在理论上的确会对完全竞争的市场均衡造成巨大威胁。城市的创意自古有之,但是创意的作用不断扩大却是在新经济、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之后。简单回顾城市的发展可以更清楚地展现城市阶段更替的内在动力。综合国外研究,创意城市的建设离不开三大支撑条件:创意阶层、创意情景和创意的技术条件,然而城市发展创意经济又有其自然的阶段安排和约束条件。创意城市与演化经济学最显著的共同特征就是接纳新事物和范式的转变,笔者认为,用演化经济学理论来研究创意城市的发展路径也是一个合乎逻辑的选择。按照演化的观点,本研究论述的创意城市的路径选择涵盖了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创意城市被证明为是城市未来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其二是研究创意城市的个性特征,探讨建设城市创意的不同具体路径的选择问题。本研究综合运用创意经济、城市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等理论来求证和分析创意城市的经济学特征与发展路径,深化创意城市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探索创意城市在中国的发展之路。一般看来,创意城市是在发达的工业化基础上的城市产生,其借助于城市的创意力、高科技手段和包容的社会文化氛围而发展,具有内生演化的特征,像美国的纽约、英国的伦敦,通过创意城市的目标选择和实施,增强城市的竞争潜力,我们把这种自然演化的路径称为目标型。创意城市又是城市发展模式的创新,通过创新的仿效和发展路径选择,强力推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培育和提升城市的创意力,以创意力来化解城市的矛盾,突破发展的瓶颈,如新加坡、爱尔兰的都伯林,我们称之为过程型或工具型。目标型创意城市路径内含了自发聚集与政府引导的条件,而过程型创意城市路径更多地借助创意城市这个概念去改造城市,解决城市面临的复杂问题,实现非均衡的跨越式发展。对于国内创意城市的建设,以上海与温州作为案例具体研究,上海不同于中国的其他城市,其产业、人才、技术以及制度建设都已较好地与国际接轨,具备了创意城市建设的基本要素,创意城市的路径表现得与伦敦更为相似。当前关键点是,如何提升上海作为中国创意城市的领头羊地位和作用,更好地融入世界创意城市的集群网络。而温州作为另类城市的代表,其利用市场与民营经济率先发展的原有优势逐渐弱化,要实现发展模式的创新和跨越,可选择创意城市作为路径工具,即用创意城市理念制定政策和配置各种资源来应对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摆脱传统“温州模式”的“代际锁定”危险。另外,不同的外部环境下,创意城市的核心要素也不同。中国建设创意城市的经济基础条件相对稍显欠缺,因此,提供高质量的基础设施与创意服务平台成为公共政策的主要选择,而且尤其要强调政策在推动创意城市建设的主导作用。假定一个城市经济中的创意经济部分接近或已达到产业规模,政府是否应该做些推动的工作?多数中国研究者都赞成“政府出手”。本研究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政府是否应该出手,而在于政府对相关因果关系侧重点的看法是什么。减税固然能促进特定产业的发展,但是创意经济发展的生命之源却在于思想自由、创作自由和宽容的社会舆论等。在这方面,中国官民都要走的路还比较长。宽容一切智力创新活动一直构成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动力之一。对本研究命题而言,研究创意型城市应立足于经济分析又不止于经济分析。本研究努力在既有的多学科研究基础上,寻找创意型城市未来发展的基本支持条件和约束条件,试图预测建立和发展创意型城市更广泛的影响。人类改善自身福利条件所需要的相当一部分资源具有稀缺性,而作为微观主体的人的“注意力资源”也是稀缺和有限的。善用这种资源十分重要。在广泛意义上,生产和消费创意产品将助益于人的全面发展。从供给看,虽然创意产品在较大程度上依赖创意阶层和创意人群,但试错的概率极高。真正成功的创意产品莫不经历严酷的公共舆论评价,客观上要求更广泛的人群贡献自己的才智。事实上,供给创意产品意味着开发一种潜在需求。当特殊、个性化供给和特殊、个性化需求以一个很高的比例相结合时,资源配置效率和既有的政治、社会结构也可能随之发生相应变化。比如,创意型城市内的生产、生活极可能更加家庭化、个体化。人类的未来恒有不确定性,预测未来恒有风险。对于既有研究中的主流观点,即认为未来城市中的创意人群与非创意职业人人之间可能存在的潜在冲突,本研究认为可能言过其实。因为好奇心一直居心理学所归纳的人类诸多的动机之首,人类一向对于创新者怀有真诚的敬意。重要的是,成功的创意产品必须经过广泛的公共生活检验,而真正规范、文明的公共生活过程往往导致加强理解、沟通、缓解矛盾,而不是加剧对立和仇恨感的后果。发展城市文明的历史证明,充分的公共辩论恰构成推动民主政治和深化公共生活、聚集新共识的过程。在恐惧职业差异的潜意识里,通常都包含了浓度很高的集中化、统一化元素,是对公共生活缺乏理解和信心所致。由于研究时间有限,对创意城市的路径选择研究还有很多缺憾,主要表现在:创意城市其涉及领域相当之广,对研究者的理论素养要求比较高,因此对相关论题笔者所进行的评述难免存在不充分和不妥之处。另外,缺少实践,缺少更为抽象的研究,这也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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