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们时常倾向于迷恋“西方现代实际上只有一种意识形态，那就是自由主义”①的神话，其实，回顾“自由主义”的整个生命历程，就不难感受到，似乎有一种远比“整部自由主义的发展史”更能清晰、有效地勾勒西方近代思想发展进程的力量，那就是自由与平等的碰撞，抑或效率与公平的碰撞，更进一步说是发生在人性、种族、文明冲突背后的资本主义基本价值观的碰撞。以梳理自由主义思潮演变过程中自由与平等的此消彼长为起点，进而扩展到资本主义两种发展模式之间的深刻分歧，试阐述个人对于自由与平等的取舍与价值判断以及对于两种发展模式的信心。
关键词：自由主义；自由；平等；资本主义
Abstract：Holdingthebeliefofthemyththat“thereisonlyoneideologyinmodernWesternsocieties,thatisLiberalism”,revisitingthewholelifecyleofthe“Liberalism”,itseemsthatthereexistafarmoreclearandeffectivewaytodescribethedevelopmentofthemodernthoughtsthan“thewholehistoryofLiberalism”,whichistheclashbetweenfreedomandequlaity,oreffieciencyandfairness,furthermore,theconflictsofcapitalistideologiesbehindtheconflictsamonghumanity,differentraces,andciviliaztions.Thisarticlestartsfromre-structuringthetensionbetweenfreedomandequalityaswellasthetwomajordevelopingmodelsofcapitalismintheevolutionofLiberalism,whichaimstomakeaninpidualstatmentsonhowtoevaluateandutilizethetwoideologiesoffreedomandequality,showingmyconfidenceonthesedevelopmentmodels.
Keywords：Liberalism；Liberty；Equality；Capitalism
1自由与平等的关系
自由与平等之间始终存在着内在的张力，但起初人们却并未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当法国大革命让“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与信念深入人心之时，并没有人追问它们之间是否存在顺序上的孰先孰后、抑或重要程度上的主导与附庸，甚至产生源头上的独立和派生②。而实际上，这对孪生子并不那么容易和谐共处。
曾经，自由与平等相伴而行，取得了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最初胜利。但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两种价值之间的平衡与和谐被打破，呼啸而来的资本主义在“碾碎了以门第出身为基础的封建性质的不平等之后，又造就了新的巨大的社会差异”。③
自由原则允许人们合理合法地占有生产资料，从事生产、贸易活动，由于才能、努力程度和机遇的不同，贫富分化必然产生。过分的贫富差距在代际之间继续蔓延，造成了人们必将面临起点的不平等，使一部分人丧失了充分发挥自己才智的条件，最终失去了自己原本应当享受的自由。正是鉴于这种情况，相当一部分平等主义者认为，仅有“政治平等”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远远不足够的，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要达到实质上的平等，必须实现经济平等，这就要求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实行再分配。问题在于，如果富有者的财富是合法所得，国家有什么理由将其中一部分占有并用于再分配呢？这无疑侵犯了财富拥有者的自由。我们是否能够以平等的名义牺牲自由？于是，政治哲学家、理论家们之间的分歧和争论由此产生，有人认为不能以放弃自由、侵犯人权为代价来换取平等；有人坚持平等优先，认为只有实现平等，才能有真正的自由；更有人不仅不接受极端立场，也不满足于中庸之道的权宜之计，力图证明自由与平等的内在一致性。④但无论多么精致复杂的理论分析在现实中仍然使兼顾双方缺乏可能性。
这恰恰证明，平等与自由并不一定总是紧密相连。有时候可能存在一种不自由的平等，监狱里的囚徒是平等的，但他们却没有自由。⑤正如孟德斯鸠所说：“在共和政体之下，人人都是平等的。在专制政体之下，人人也都是平等的。在共和国，人人平等是因为每一个人‘什么都是’；而在专制国家，人人平等是因为每一个人‘什么都不是’。”⑥更多的时候，我们体会到的应该是一种不平等的自由，人们之间是不平等的，但都有一定的自由，区别在于有的人自由多一些，有的人自由少一些。这种不平等的自由或许是一种不完美的自由，但它比完全没有自由或者不自由的平等要好得多——只要这种自由没有太多地脱离平等。⑦
就目前看来，自由或许比平等更易于实现，而平等则比自由更能激起人们的强烈情绪，然而过分地追求平等，尤其是以牺牲自由作为代价去换取平等，最终则可能导致被奴役。正像法国学者托克维尔所担心的那样，人们“追求平等的激情可能达到狂热的地步……人们会像获得战利品似地去争取平等，像怕被人抢走的宝物似地抱着平等不放。追求平等的激情完全控制了人心，并在人心中扩展和弥漫。这时，你不能警告他们如此盲目地专门追求平等将会失去最宝贵的利益，因为他们根本听不进去；你也不能向他们指明如此只顾平等会使自由从手中丢掉，因为他们的眼中只有平等，或者说他们看到天地间最值得羡慕的东西只有平等”。“他们希望在自由之中享受平等，在不能如此的时候，也愿意在奴役之中享用平等”。⑧我国自古以来“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思想也正是重视平等而轻视自由的典型体现。
当然，过于崇尚自由而忽视平等也必然带来弊端，一个人过于自由往往会侵犯其他人的自由，最终在经济领域导致社会贫富过于悬殊。法国学者德萨米说：“社会法律的设立，决不是为了使弱者更弱，强者更强，恰恰相反，而是为了保护弱者以抵御强者，保障他们获得全部权利。”⑨这无疑有力地证明了平等所体现的社会正义。
任何健全的社会追求的都是自由与平等的结合，然而，“自由和平等之间没有一个天然的平衡点，也没有任何一种能使两者同时达到最大化的方法”。⑩早在19世纪资本主义刚开始蓬勃发展之时，托克维尔就明确指出，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紧张状态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无法根除的”。当二者出现矛盾时，正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样，自由一般应该成为更优先考虑的价值，但同时不应超越“平等的基本界限”，因为完全不平等的自由是任何正常人都难以接受的，但完全平等的自由也往往很难实现。
2自由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自由与平等的角逐
自由与平等，或者从经济的角度说，效率与公平，一直是贯穿了政治学的一个重大问题，它不仅涉及建立社会的根本价值，也深刻影响着国家的政策选择乃至一个时期的世界政治经济。对此，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都试图做出回答，甚至在各流派的内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和变化。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自十七世纪出现以来，或者索性追溯到其古希腊渊源，对于自由的强调是不证自明、无需多论的（虽然有着从“古代自由”到“现代自由”的实质性过度、存在着“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之间的明确划分），而对于平等的描述却经历了一个变化明显的过程。
在十八世纪以前的自然法学家那里，或者说在“纯政治自由主义”阶段，我们虽然看到这样的说法：“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一切人生而平等”，“自然状态下，人们自由而平等”。但平等似乎只是“生命、自由、财产”这三项天赋权利的随从，跟在后面跌跌撞撞的走进了“自由主义”的大门，仿佛只是“自由”这一核心词汇的修饰语，可有可无，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含义。
到了十八世纪，从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起，自由主义者开始关注“政府应该以何种方式介入经济活动”。从亚当·斯密开始，之后的功利主义者进一步发展了经济自由主义，并转变为经济政策。从此“平等”这一概念具有了真正的意义与价值。无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亲切感抑或抵触情绪，都不得不承认它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结论的现实性与不可抗拒性，经济平等必然是其他一切平等的基础与决定性因素。
而之后，从十九世纪中后期兴起的“社会自由主义理论”将“平等”变成了自由主义的宠儿，以至于沃尔金在比较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时指出：“自由主义比保守主义更多的强调平等，但不像保守主义那样强调自由”。
在十九世纪中后期之前，古典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更倾向于只承认“权利意义上的、应然意义上的平等”，反对国家干预，它相信人的理性，认为“看不见的手”足以指导个人选择最佳的行为方式，从而达到群体利益的增进；而保守主义对人的理性持保守的估计，认为个人理性有限，在运用时要有所保留，也向来对平等持反对态度。真正深刻的变化发生于二十世纪，随着现实的发展，对政府职能的需求增加，新自由主义开始反思，提出既存在“否定意义上的消极自由”，同时也存在“肯定意义上的积极自由”，而积极自由（权力＋能力）的实现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比如思想自由的实现需要生活保障和教育机会等，而这种条件需要国家予以保障。这种理论是罗斯福新政和英国战后重建时期的主流思想，而凯恩斯经济学与福利经济学的诞生也为其提供了经济上的理论支持。
随之而来的则是对于国家干预的担忧，人们质疑国家干预的道义基础。正如存在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同样也存在机会的平等与结果的平等。新自由主义提倡的国家干预，希望通过调节人们收入的差距，得到“结果平等”，进而保障“积极自由”的实现。但是这种对一些人自由的保障必然造成对另一些人自由的剥夺，进而危及“机会平等”和人们自由竞争的权利，这种“奖懒罚勤”、“劫富济贫”式的平等终将导致社会活力与经济发展动力的丧失，对公平的追求反过来导致效率的下降。这一点在自由保守主义的反思中得到了论证。它认为个人与政府可能都理性有限，难以做出正确的决策，在这种情况下，它倾向于把自由留给个人而反对国家干预：首先，由个人去做至少不会妨碍自由，若赋予国家再分配的权力与义务，那么维持“结果平等”的要求与个体天然存在的差异（即哈耶克所说的“人人生而不同”）必将导致国家不断进行干预，其结果是国家产生越来越多的强制功能，最终导致集权和个人自由的丧失，从这个意义上讲，将自由交给个人可以避免最终走上“通往奴役之路”；其次，由多数的个人去试错，可能摸索出好的方法，而国家去做的话，一旦犯错则后果严重。比较能够证明的例子是，在信息时代到来之际，美国人在信息市场上鼓励个人在各个方向上不断尝试，于是有了比尔·盖茨和微软；而日本由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则由于起步时方向判断错误而导致无果而终。
关于自由与平等孰轻孰重的争论随着人们对这两个概念本身认识的深化，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种此消彼长的状态，理论的争论与演变反过来又作用于国家的政策选择。十九世纪的英国，资本主义疯狂发展的阶段，传统自由主义达到了顶峰。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贫富分化加剧、基础设施缺乏等问题随之而来，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干预理论又占了上风。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危机的爆发又给了国家干预理论以新的生命力。直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西方主流的“政府干预、福利国家”政策陷入困境，经济出现滞胀，爆发严重的经济萧条，同时，政府机构膨胀，引发了大量社会问题，于是自由保守主义应运而生，里根与撒切尔领导的自由保守主义“革命”席卷了整个世界，大力推行以私有化、鼓励竞争、改革社会福利政策为主的一系列措施，它似乎为日益僵化、丧失发展动力的资本主义注入了一剂强心剂，使资本主义经济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获得了新的发展。但很快人们就开始批评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它无视市场不能单独满足社会所有公共需求这一事实，放任市场侵占本“不该向钱看”的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其结果只能是道德败坏，贫富分化日益加剧，社会矛盾尖锐。于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在美国，形成了所谓的“二元对立”的图景——“在越来越富的富人对面，是越来越穷的穷人”。
3“二元对立”背后的模式分歧
“二元对立”是指在“一个注定会成为‘两个发展速度’的社会里存在的分裂、实际隔离和‘经济种族歧视’。”而这种二元对立背后，其实是盎格鲁——萨克逊模式与莱茵模式之间的深刻分歧。
毫无疑问，两种模式都恪守市场经济、私有制、自由竞争这些资本主义的基本信条，但莱茵模式强调“市场不能独自支配整个社会生活，国家应该保障它受到社会需要的平衡和制约”。这种差别体现在两者不同的制度安排上：在金融方面，莱茵模式信任银行，这使它关注长期利益，为企业提供稳定性，而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则依靠股市，重视短期收益，相信资本自由流动会带来最大效益；在企业方面，莱茵模式重视员工培训，建立对企业的忠诚和归属感，在运行中采用共同决定制，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则推崇个人价值和个人奋斗，鼓励员工在各个企业和部门间频繁流动；在社会方面，莱茵模式更重视混合物品，努力使资本主义受到公共权力的制约和“金钱以外其他社会价值的竞争”——存在“不受赢利思想渗透和支配的某些社会部门”，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则更重视商品性物品，许多在莱茵模式国家中属于混合物品的部门在美国都是私有的（如住房、交通等），在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制度上的差别就更毋庸赘言。这一切制度安排的背后，暗示着两种资本主义不同的社会价值观。
“莱茵模式强调集体协商，相互支持，所得分配平均，社会秩序井然被认为是理想境界。盎格鲁-萨克逊文化则推崇独立奋斗的进取精神，认为个人是所有成功的源头，而完美的社会就是让个人美梦成真的社会。”继续追溯下去，这种价值观上的差异又可以反映出两种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米歇尔·阿尔贝尔对两种模式下的保险业的描述，似乎就是证明这种不同历史文化传统的强有力的一面：保险业的两个发源地——阿尔卑斯山和海洋，前者产生的第一种保险形式是村民互助社，由此延续下来的传统是让大家分担风险，最终是在社区内进行“再分配性”的社会转移；而发源于海洋的保险业是为了向远航的货船提供大额风险贷款，这种保险谈不上再分配和互助，而是要尽可能准确的评估每个人遇到风险的可能性，换句话说，是为个人成功提供的风险担保。前者肯定社会联系，后者否定社会联系。今天，海洋的传统和山地的传统仍然保留在其后裔的血液之中，为两种资本主义的分道扬镳提供某种历史合理性与必然性。
于是今天我们看到，自由女神像屹立在曼哈顿港口已经一百余年，托克维尔所担心的“平等压制自由”的现象并未在美国出现，反而在他的故乡欧洲，平等已经事实性的超过了自由。自由与平等从来不是宣言中所说的那样，好像是形影不离的共生体。至少在这两种模式中，我们看到了自由与平等的碰撞与取舍。
4结论
历史如同一个钟摆，总是在自由与平等的两极间徘徊，这让我们不禁好奇，在政治与经济的天平上，自由与平等究竟哪一个能最终取得关键性的砝码，其实答案也许不在于它们自身，而在于事情发生的时间与顺序，时机不同，结果则不同。而在这场呼啸而来的全球化浪潮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由似乎打赢了最近的一场战役。
另一个问题似乎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尽管历史呈现出这样的摇摆性，但自由与平等、效率与公平是否真的就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呢？莱茵模式一度被认为找到了一条“中间道路”——社会相对平等，同时保持经济高效——在一个时期之内似乎确实如此，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发展乏力以及盎格鲁-萨克逊模式的风头正劲又使人们对莱茵模式的未来产生不确定感。看来在一定时期之内，人们仍然不得不在自由与平等之间做出选择，无疑这种选择是痛苦的，它永远冲击着我们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准则，但人们仍然可以期望有一天自由与平等能够携手而来，如果这条“中间道路”真的存在，那么实力雄厚、拥有平等互助文化传统的莱茵模式应该就是我们的希望所在。因为就目前看来，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风暴使“美国衰落”的遥远神话似乎开始崭露头角，各项经济政策主张以及救市计划无疑表现出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在国家干预以及平等问题上的退让，莱茵河水又一次流入了泰晤士河。
最后，我们其实可以在李强教授所编著的《自由主义》一书中，为自由与平等的较量以及两种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角逐的最终结果找到一个最保险的答案——“有些问题并不会由于知识的积累而自然解决”，因为这类问题“所涉及的不是'事实问题'，而是价值判断问题。知识的积累充其量只能为价值判断提供一个全面的背景或更广阔的视角，却无法替代价值判断本身。价值判断是人的判断，是一个时代人们自身的取舍与偏好。只要有人存在，这种判断就不会停止。”
注释
①李强.自由主义[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4.
②徐友渔.关于自由和平等的当代思考[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3）：1.
③许平.自由与平等的博弈——解读20世纪资本主义的三次调整[J].历史教学，2006（5）：2.
④徐友渔.关于自由和平等的当代思考[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3）：3.
⑤[法]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5.卢梭的原话是：“监狱里的生活也很太平，难道这就足以证明监狱里面也很不错吗？”
⑥[法]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76.
⑦马岭.宪法中的平等权[A].中国宪法年刊[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⑧[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623，624，838.
⑨[法]泰·德萨米著.公有法典[M].第28页。转引自田成有，许增裕编.启蒙与抗争——西方法律思想选言[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133.
⑩[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1.
转引自[美]弗朗西斯·福山著.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31.
马岭.宪法中的平等权[A].中国宪法年刊[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注：“政治自由主义”（见于《自由主义》第15页），是作为自由主义内涵的一方面而被提出的，而在十八世纪以前，自由主义的理论讨论仅仅限于政治领域，基本上没有延伸到经济、社会领域（洛克的财产权理论是经济自由主义领域的重要里程碑，但经济自由主义的系统理论是从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开始的），故在此将这一阶段称为“纯政治自由主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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