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成丽临沂大学文学院276000
摘要：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多记叙花妖狐媚的怪事奇闻，多以爱情为主题，采用寄托的叙述手法表达了作者的价值观以及对世间百态的思考认识。其中不乏闪射独特思想光华的篇章，《黄英》便是代表。本篇通过分析马子才与陶氏姐弟的相遇离合，阐释了“致富乐道”对“安贫乐道”的质疑与否定，具有强烈的反叛精神，展现了儒家传统文化与商贾文化在价值观上的冲突融合，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私”与“欲”的存在性与合理性，具有超时代的思想前瞻性。
关键词：黄英致富乐道安贫乐道私与欲
在璀璨绚丽的文学世界中，典型的卓立于世的艺术形象往往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表达了创作者的世界观、艺术观及一定的审美情趣，折射出时代的风潮与世人的心态。作为古代短篇小说之王《聊斋志异》，刻画了数百个鲜明突出的人物形象，其中《黄英》一篇中的“黄英、马子才、陶三郎”三个人物形象具有超时代性的艺术魅力，呈现了明末清初“私”与“欲”的时代风潮，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它的存在性与合理性。《黄英》一篇通过讲述马子才与陶氏姐弟的合离，寄寓了“致富乐道”对“安贫乐道”的质疑与否定，具有强烈的反叛精神，实质是儒家思想文化与商贾文化的交锋较量，是价值观的冲突融合。
一、主旨思想中的“利”与“欲”
明末清初，出现了商品经济的萌芽，经济的发展引起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变化，蒲松龄敏锐地捕捉到现实社会的这种变化并依此创作了《黄英》一篇。著名学者李亦园先生研究过以中国士大夫或士绅阶层意志文化为内容构成的“大传统”文化模型以及与此相对的“小传统”文化模型。受其启示，笔者拟对《黄英》一篇中表达出来的“私”与“欲”的存在性与合理性进行阐述。
儒家文化统治了中国上千年，士农工商，界明畛别，“重农轻商”的主体意识使得商人在社会上几乎无立足之地。以儒家士精神而言，他们心仪“重义轻利”与“安贫乐道”。《论语·雍也》中孔子赞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马子才“世好菊”，“闻有佳种必购之，千里不惮”。显然是具备儒家精神的典型人物。当他从金陵的归途中遇到陶氏姐弟，被陶三郎的“丰姿洒落”所吸引，便“渐近与语”，并被陶三郎的骚雅谈言所折服，更钦佩他的“艺菊之法”，所以诚邀陶氏姐弟至马家寄踏。这里马与陶氏的第一次相遇结合，代表了儒家文化与商贾文化的初次交锋。这也无疑是“小传统”文化对“大传统”文化潜移默化式的隐式冲击。日之渐久，陶氏姐弟发现马家“似不举火”，便打算卖菊求生，“私”与“欲”的意想摆脱儒家文化隐式的外衣，直截地展示于人。马子才对此行为极鄙视，认为陶三郎“以东篱为市井，有辱黄花矣”。自此，马子才不再与陶氏交往。儒商冲突中，商贾占上风，显然，这是“小传统”文化对“大传统”文化强大的冲击力并有其巨大的威力，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古代妇女勤劳致富的优良传统，其中也有一定的男女平等的思想因素。马与英的结合正是儒家文化与商贾文化相遇融合的代表。故事整体上是喜剧基调，唯一的悲剧因素是陶三郎化菊，马子才误拔致使陶弟枯萎，但陶弟最后化为“陶醉”菊，其真身并无变化。这一情节一方面展示了正统儒家思想的“大传统”具有不可抗拒性、“小传统”文化的存在艰难，从侧面也反映了“小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私”与“欲”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不容泯灭。
二、角色分析视野中的“私”与“欲”
《黄英》中陶氏姐弟这两个角色，实际上是蒲松龄隐喻的酒、菊两个意象，是陶渊明这一文化符号的分解与融合。而马子才则是儒家儒生的代表，陶氏姐弟展示出的“私”与“欲”实际上是儒商的代言，是正当的“致富乐道”对庸腐顽化的“安贫乐道”的否定。
陶渊明是儒生的偶像，酒、菊是陶渊明的文化代表。在《黄英》一篇中陶渊明的两大文化象征，酒归于三郎，菊归于黄英。三郎洒脱嗜酒，是中国古代文化分子的一大典型代表，一如陶渊明，嵇康是阳刚的代表，具有形下的意味。黄英应和了陶渊明“采菊”的诗意象征性，是阴柔的代表，具有形上的意味。陶三郎儒雅潇脱，喜酒善饮，本质上又是菊花的化身，无论以物质形态还是精神形态，他都是传统读书人的典型，而他却与传统文士的逸想相距甚远。这也向人们映示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陶三郎兼并商才与士魂，是作者主观理想上之物也。”黄英所包含的涵泳不尽的问题意识与意义世界深入了作者的主体意识，为读者打开了新的视角。马子才的高洁狷介与迂腐从而使得陶氏姐弟形象更加立体典型。综合看来，马与陶氏姐弟的遇合向人们展示了儒雅之士生存和精神矛盾的双重困境，同时对商人的身份地位也同样焦虑。但文本指明了解决此问题的一套路径：儒与商的结合。从文化与社会的角度研究，小说有更深的当代意义。
参考文献
[1]李亦园从民间文化看文化中国[A].李亦园自选集[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2]西周生著黄肃秋校注醒世姻缘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张泰《聊斋志异》解读[M].天津：天津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