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随着中国改革的逐步深化和社会的剧烈变迁，城市人口的贫困问题显得日益突出。贫困问题不可避免地给社会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主要表现为损害社会公平，破坏社会稳定。贫困问题已经普遍地被社会各界所关注。党和政府也高度重视并积极应对贫困问题，开始着手建立城市反贫困体系；城市居民低收入保障制度应运而生，同时一些发达省、市和地区还尝试建立贫困医疗救助政策、贫困家庭子女教育救助，以及贫困人口廉租房优惠政策，等等。不可否认，这些制度对城市贫困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是，它们的不足之处也是不容忽视的。首先，制度只能起到事后弥补的作用。虽然我们的制度已经做到了“应保尽保”，但是这仅意味着“绝对贫困”的消灭，对于一部分贫困可能发生的高危人群(“相对贫困”人口)无法起到有效的预防作用。其次，现有的制度是消极被动的，救助水平也比较低下。已经落入贫困的人群很难借助现有制度脱离贫困。也就是说，我们无法依靠这些制度真正摆脱城市贫困。因此，探索新的城市扶贫手段，建立和健全新型的城市贫困救助体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要建立符合国情的城市扶贫体系，首先要清楚地认识中国城市贫困发生、发展的规律，深入研究并寻找致贫的原因。过去，我们对城市贫困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研究人员能够倾听穷人的声音，调查他们的生活工作状况。但是，以往的研究在全面性和深入性等方面尚不尽人意。研究往往局限于某一特定时间，缺乏对贫困者的连续跟踪观察；或者是只收集有其不同时间的零散资料，缺乏对其动态情况的详细记录。这些都很不利于我们深入了解贫困发生变化的动因。至于如何总结过去政策的经验教训，我们目前也只停留在根据政策实施的最终结果来评价政策的绩效。然而，这种做法并不全面。我国目前的救助制度运行已10多年，社会实际情况已发生巨大变化，各种政策在实际的运行中，如何影响贫困人口的生活工作状况，实施的不同阶段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以及是否会在实践中与实际情况脱节，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不甚明了的。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笔者提出对城市贫困人口进行动态研究的思路，认为这是我们积极有效地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基础。本文的基本框架本文共分7章。第一章引言就研究缘起、研究意义和本文的结构安排进行说明。第二章对贫困问题的经济学理论进行回顾，按照经济学的各种不同流派对这些理论进行了归纳总结。第三章梳理了中国城市居民低收入保障政策发展的历史过程，对其在实践中产生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分析，明确指出目前中国城市扶贫政策目标定位是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仅针对绝对贫困人群而设计，对调节居民的收入分配考虑不够。这种扶贫标准是难以帮助贫困者摆脱贫困的。进而确定了本文的研究方向。第四章展开了对贫困概念的讨论。本章中笔者提出必须考虑到城市贫困的相对性及其可能引发的负面影响，主张采用相对贫困的概念来理解和把握当前中国城市贫困。第五章对上海市一些统计数据和抽样调查数据分析汇总，描述了上海市居民的社会分层结构和各阶层的收入格局。在此基础上重点研究了中低收入阶层居民的收入支出概况。第六章，笔者通过对浦东新区城市贫困家庭做跟踪调查，对贫困家庭的收入、支出、健康和住房等经济变量方面进行实证分析，以了解城市贫困现状、产生原因及评估目前政府反贫困政策对城市贫困家庭的实际影响。第七章，从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出发，在第五章的分析结果上指出了中国目前的贫困救助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都存在缺陷。并就城市反贫困体系的建立提出自己的建议和看法。本文的主要创新：1、为了解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变量对低收入家庭消费支出的时序影响，笔者对低保家庭在各时期的食品消费和其它消费(水、电、煤、通信、物业、交通、文化娱乐、烟酒保健品及外出就餐等)进行了配对T检验。发现低收入保障家庭支出的变化(特别是食物支出增加)，主要的影响因素是物价刚性增长(或者受自身收入能力增长影响)。城市居民低收入保障线的小幅度调整对低收入保障家庭的实际消费支出影响不大。制度的运行与实际情况存在脱节现象。2、对“门槛效应”进行验证为了验证政策门槛效应的大小，笔者将低收入保障家庭和非低收入保障家庭进行比较，看它们的各项收入情况是否有显著性差异。低收入保障家庭和非低收入保障家庭在工资收入和退休金收入上差异显著，但在零工收入上，两类家庭没有显著性差异。由此得出结论：所谓政策的“门槛效应”，在浦东并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一般性。3、通过验证疾病对家庭贫困的影响，发现家庭有患病成员的相对贫困家庭的生活水平并不比家庭成员健康的绝对贫困家庭生活水平更高，疾病对家庭的实际生活水平有重要影响。相对贫困人口家庭的生活质量并不一定就比绝对贫困人口生活质量更高。这一点更证明了本文的观点，中国城市反贫困体系应该将相对贫困人口也纳入。4、教育费用对绝对贫困家庭开支结构有明显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挤出其非必需性消费方面(交通、通讯、文化娱乐等)，对食物、公用事业费用等影响不明显。教育费用对相对贫困家庭开支结构有一定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挤出其非必需性消费方面(交通、通讯、文化娱乐等)，对食物、公用事业费用等影响不明显。教育费用对一般家庭开支结构没有影响。5、用Logistic模型研究贫困的成因。虽然利用人均收入作为贫困的划分标准在低收入保障政策的执行上具有操作的简单便利性，但这个单一的划分标准在反映贫困程度实况上可能会出现偏差。为研究贫困成因，笔者提出了用自有收入划分贫困，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概念下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人群与前面利用人均收入单一划线下的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人群并非同一群人。在该概念划分下研究结论如下：疾病和债务因素对绝对贫困家庭影响较大，对相对贫困家庭影响不明显。绝对贫困家庭成员获取收入能力低、失业严重，相对贫困家庭在此方面稍好，但与一般家庭相比仍有显著性差异。子女教育费用对相对贫困家庭与绝对贫困家庭都是沉重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