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在18世纪的英国文学史中,亨利·菲尔丁是一位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由他开创的“散文体喜剧史诗”,不仅继承和革新了此前的欧洲传奇文学,亦开启了英国文学关注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传统。而作为一位对伦理问题有着特殊兴趣的小说家,菲尔丁也在对于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换中,宏阔又不失准确地反映了英国社会的伦理现实,同时也艺术性地传达出了作家自身的道德理想。在菲尔丁笔下,那些剖析人物道德动机、呈现他们冒险经历和道德完善过程的故事情节,深刻反映了作家对于伦理问题的基本认识。而这些被讲述出来的故事情节,以及贯穿其间的评论性文字,就是菲尔丁作品中的“伦理叙事”。为阐明其中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本文从作品自身的叙事逻辑出发,对菲尔丁的三部长篇小说——《约瑟夫·安德鲁斯的经历》、《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和《阿米莉亚》进行了文本细读,以期就作品中所传达的伦理思想展开讨论。全文分三章。第一章本章以菲尔丁小说男性英雄的道德特质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一种比较研究的视野中,试图阐明其人物塑造对于传奇文学的创造性转化,并从中探讨了菲尔丁的人性论和感性的道德起源论。尽管作为一种文学潮流,传奇叙事在18世纪的文学语境中业已衰微,但其影响力却一直存在。体现于菲尔丁的作品中,即为小说人物的传奇化特征。大致从创作《约瑟夫·安德鲁斯的经历》开始,菲尔丁便精心塑造了一系列具有传奇色彩的道德英雄形象。与骑士文学中的英雄人物相比,菲尔丁将出身高贵的英雄置换为了品德高尚的道德英雄,他们不仅相貌俊美,而且具有非凡的道德勇气。凡此种种,均能证明作家借助传奇文学表达道德主题的叙事意图。此外,由于菲尔丁对传奇文学进行了创造性转换,因此他也在将骑士英雄置换为道德英雄的同时,充分表达了自己对于人性问题的关注。不过在论及人性问题时,菲尔丁却十分审慎,他认为人性并非十全十美,而是处于一种善恶杂糅的状态,即便最善良的人也有一些“小小的人性所防备不了的瑕疵”。而这些道德瑕疵,恰恰是主人公在踏上冒险旅程后所要克服的首要问题。因此可以说,菲尔丁从自身的人性观出发,为主人公的道德完善设计了明确和具体的道德要求。但问题的复杂性却在于,尽管人可以凭借道德追求去克服人性的弱点,但隐含于人性中的某些自然因素,诸如情感、欲望和本能等等,势必会在道德探索的过程中有所显现,由此造成的后果,很有可能与讲求理性的道德规范发生冲突。为解决这一创作难题,菲尔丁在作品中生动描绘了驱使人们行善的道德情感问题。他通过对伪善品格的批判,试图说明人一旦背离自然人性的道德情感,将会沦入怎样的罪恶深渊。其间隐含的道德思考,充分反映了菲尔丁注重道德主体行为动机的伦理认识。第二章本章以菲尔丁小说中的爱情与冒险故事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主人公所经历的各种道德考验,具体阐述了这些人物的道德完善历史。作为促成主人公踏上冒险之旅的基本动力,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在菲尔丁笔下十分醒目。可以说正是为了追求理想爱情,约瑟夫·安德鲁斯、汤姆·琼斯和威廉·布思等英雄人物才会义无返顾地踏上冒险旅程。在这个意义上说,爱情成为了菲尔丁笔下英雄人物成长过程中的第一类受戒仪式。尽管在菲尔丁看来,真正的爱情理应建构在男女双方的理智与情感之上,但由于他对人性弱点的洞悉,因而在讲述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情故事时,也秉承了一种真实反映人性的现实主义精神。由此形成的一种叙述模式,便与传奇文学中常见的浪漫爱情有所不同。在菲尔丁笔下,尽管男性英雄相貌俊美、勇武过人,但由于他们自身具有的性格弱点和对手的百般阻挠,从而也不得不遭遇在追求理想爱情时屡受挫折的窘境。这一叙述模式的形成,固然与菲尔丁借助爱情考验英雄人物道德状况的创作意图有关,但也恰切反映了作家书写真实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相较于男性英雄的人性弱点,女性英雄则以其完善道德起到了拯救男主人公的作用。因此可以说在爱情故事中,男女英雄人物的道德状况均得到了形象展示。而作家有关忠贞、伪善和自律等道德问题的思考,则大大强化了爱情故事的道德内涵。与爱情这一道德试验场相比,冒险故事在菲尔丁小说中是最为主要的情节线索。实际上,这一线索也是主人公在自身道德完善过程中所要面对的第二类受戒仪式。按作家的情节设置,英雄人物的冒险旅程被划分成了两种形式,一是他们道昕途说的冒险故事,二是他们亲身经历的艰难险阻。前者以插入式情节的叙事方式传达了作家对于道德经验的重视。在这些情节中,菲尔丁通过讲述小说次要人物的人生经历,对主人公提出了明确的道德警示。后者作为磨练英雄人物道德完善的主要试验场,无疑构成了小说冒险故事的情节主线。而在讲述主人公的亲身经历时,菲尔丁则重点描绘了以英雄人物为冒险主角的道德历练故事。在一定程度上说,作家对于道德问题的持续探询其实就来自于小说主人公的以身犯险:惟有将自己置身于艰难困苦的存在险境,并通过永不屈服的英勇抗争,这些英雄人物才能真正闪现道德光辉,从而通达作家向往的理想境界,即为情理相融的人生和谐。第三章本章以菲尔丁小说中美德有报的伦理思想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主人公身边的密友和女性英雄形象,以及主人公自身的仁善之心,试图阐明上述因素对于主人公道德完善的辅助功能。在讨论密友形象时,本章首先分析了密友作为主人公父亲代理人和伦理权威的多重身份,指出他们对于主人公的重新接纳,本身就预示了个人美德的社会认同。而这一点恰恰是主人公美德有报的一个具体表现,即经过道德历练后的主人公,最终凭借着个人道德的社会认同重新回到了社会价值体系的中心位置。在此过程中,菲尔丁有关密友形象道德困境和宗教救赎问题的描写,则充分显现出他对于宗教和道德关系的辨证理解。与密友形象相比,菲尔丁精心塑造的女性英雄形象,不仅以财产馈赠的方式解救了男主人公,而且更为作家美德有报的伦理思想注入了一种现实价值。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菲尔丁本人持有一种男尊女卑的传统性别观,因此在书写女性英雄对男主人公的解救时,也不可避免地将其视为了男性财产的隐喻符号。值得注意的是,由女性英雄与财产的同质关系出发,还可以清楚反映出菲尔丁在道德观察中所进行的某种经济思考。在他看来,主人公的道德完善不仅要经过重重考验,与此同时还必须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假如主人公的美德追求必须以物质利益为回报,那么他个人的道德历练就有可能背离美德的某些价值规范,从而在一种经济压力下造成美德的世俗与功利;反之,若一味追求抽象高蹈的美德观念,那么主人公的冒险旅程便缺少了一种现实的利益回报,这在讲求经济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显然不具备让人群起效仿的足够感召力。这就是说,在人们的物欲(追求现实利益)和人情(追求道德的向善本能)之间,其实构成了一个难以平衡的悖论关系。而菲尔丁对此问题的描写,则充分体现出一种努力追求两者平衡的辩证伦理思想。除了身边密友和女性英雄的帮助,主人公自身的仁善之心也在其道德完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菲尔丁小说的叙事模式中,主人公帮助他人的美德善行,最终都会以不同的形式反过来帮助自己脱离了险境。主人公看似利他的助人行为,其实具有某种利己的美德后果。尽管他们在帮助别人时并不贪图回报,但美德有报的行为后果却的确推动了主人公自身的道德完善。在这个意义上说,主人公的仁善之心是因,获得回报是果,而他们的助人行为从本质上讲就是助己,这一叙事逻辑同样反映了菲尔丁美德有报的伦理观念。由于这一伦理观念在菲尔丁作品中具体表现为一种伦理正义,因此本章亦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辨析,认为在菲尔丁笔下,实际存留着伦理正义和现实正义的偏差,由此也充分反映了作家伦理观念的某种历史过渡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