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对文学美的认识、白话文理论和文学进化论,是胡适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1915年至1916年,这些思想走向成熟,而这种成熟是一种变异。在1915年前,胡适对文学美的认识比较辩证通达,主张文学要兼顾“美感”与“济用”、“绮丽”与“明白”；对白话的关注不多,对白话文学的评价也不高,认为白话文学“尤鲜佳者”；胡适在1905年通过《天演论》接触到了进化论,却没有构建出他的“文学进化论”思想。而在1916年之后,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胡适对文学美的认识就比较偏执单一了,认为“明白清楚”才是文学美的最高标准；对白话和白话文学投入了巨大的热情,热烈赞扬白话是“活文字”,将白话文学上升到“中国文学之正宗”的地位；在文学发展观上,完成了他的“文学进化论”的理论构建,并仔细梳理出了中国文学语言工具、文体以及文学作品的进化路径。造成胡适文学思想发生变异的原因,就是1915年夏天起胡适开始笃信实用主义哲学,并将实用主义哲学作为自己行动和治学的指南。具体说来,在实用主义哲学“致用即真理”的价值观、彻底工具论和强调渐进的“近利不急功”的进化论影响下,胡适迅速转变了自己的文学思想,最终成熟定型下来,并成功发动了“文学革命”,促使中国文学由古典迈向现代,这是实用主义哲学之于胡适文学思想及中国现代文学的巨大意义。胡适对待实用主义哲学的态度是颇为实用的,他对实用主义哲学的笃信更多的是一种清醒的理性选择,而不是感情上的彻底接受。这就造成了胡适在文学层面上感情与理性的分裂,亲切鲜活的阅读经验和理论推演下的文学认识之间的矛盾。胡适局限于实用主义哲学,始终无法超越自己文学革命时期的文学认识,渐次落后于中国文学发展的潮流。实用主义哲学之于胡适文学思想及中国现代文学的尴尬也突显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