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虽然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历史时期,女性受压迫一直都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存在着,然而,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女性受压迫这个问题才被提了出来,并成为各种女权主义派别关注的焦点,最初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后来的激进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女权主义等派别对此都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很明显,研究女性受压迫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对女性自身而言,这直接涉及她们社会地位的改变,涉及她们的最终解放;对同处于弱势地位、遭受歧视和不公平待遇的其他被压迫者而言,因为女性受压迫与他们受压迫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探讨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及其解放途径对他们也会有相当的启示;对整个人类而言,鉴于男性压迫女性的父权制模式对男性本身的压抑和扭曲同样是巨大的,作为一个弱势群体甚至边缘群体,女性应如何认识自己的处境,如何改变当前的处境,这个问题不仅仅关系到占人类一半的女性,也关系到人类的另一半男性,关系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特别是20世纪末之后,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在衰退动荡和繁荣稳定的交替中走向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女性的地位;社会政治运动在轰轰烈烈和衰退式微的转换中趋向平稳,女性解放向何处去的问题日益凸显。这些变化造就了当代女性受压迫问题的新语境,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正是在这种语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使其成为一个派别的是共同的思想来源(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的基本观点方法和马克思主义关于女性问题的具体思想)、共同的理论基础(女性受压迫有物质基础,这个现象是个人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社会、经济制度的产物)、共同的策略组织观点。本文主要论述的是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在上述新语境中对女性受压迫根源及女性解放路径的探讨。全文由导论、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和结语构成。导论部分主要介绍女性受压迫问题的提出、意义及其当代新语境。结语部分简要分析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在新语境下探讨女性受压迫问题的积极意义和缺陷。正文部分分三章分别探讨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关于女性受压迫问题的三种观点。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关于女性受压迫根源的第一种观点是所谓的二元论,即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父权制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关系,代表两种不同的利益,正是它们在当代社会的交互作用使女性受到了特别的压迫,女性必须在两个战场进行战斗,向这个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双头兽发动进攻,才能从压迫她们的力量中解放出来。这种分析取向以朱丽叶·米切尔和海蒂·哈特曼为代表。朱丽叶·米切尔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关于女性受压迫的分析过于强调经济因素。为了从只关注经济的死胡同中走出来,米切尔提出要用四个结构来分析女性受压迫的原因,即生产、生育、性生活和儿童社会化。她指出,女性的地位和作用,是由她们在这四个结构中所扮演的多个角色一同决定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因素主要在生产结构中起作用;而父权制的意识形态因素则主要在以家庭为基础的生育结构、性生活结构和儿童社会化结构中起作用。女性解放必须面对两种制度所有四个结构,它需要一个总的策略方案,其锋芒应集中于经济变革,但同时应伴有其他因素的变革。与米切尔将父权制看做是一种普遍有效的意识形态结构不同,海蒂·哈特曼认为父权制是有物质基础的。她把父权制定义为一套男性间的社会关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中,尽管不同阶级、种族和宗教团体的男性处于不同的位置,但他们都能分享到统治女性的利益,并因此而联合起来,维持这种统治。女性受压迫是资本主义和父权制长期相互影响的结果。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存在着伙伴关系,当二者利益发生冲突时,家庭工资和工资差别就成为通常的解决方式。哈特曼认为女性要真正获得解放,必须同时向资本主义制度和父权制提出挑战,包括建立以大家都同意的策略为宗旨的妇女政治组织,控制劳动力再生产的生产手段,在劳动力市场为女性争取权利等。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关于女性受压迫根源的第二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和父权社会无法分离,所以只能用一个概念来分析资本主义父权社会。持这种观点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中,艾里斯·玛莉安·杨和阿莉森·贾格尔是很有代表性的两位。艾里斯·杨认为,在分析女性受压迫问题时,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范畴是性别盲的,二元制理论中的父权制范畴也无法独立于生产方式并与之并列,因此有必要将性别分工作为主要的和恰当的范畴。杨用性别分工范畴来分析女性的状况,认为女性的处境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变糟,而女性劳动边缘化则是资本主义的必然要求。对杨而言,资本主义是有性别偏见的,它一直都是一种父权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父权社会是二者合一的。所以,在当代社会,反对压迫女性和把女性推向社会边缘的斗争本身就是反资本主义的。阿莉森·贾格尔也提出了不同的概念,她认为相比较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而言,异化概念可以为系统地分析当代社会女性所受的压迫提供一个更恰当的理论框架。在贾格尔看来,异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的普遍体验和基本体验,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异化采取了独特的性别形式,具体表现为女性在性体验方面的异化,女性母职的异化和女性精神智力的异化。女性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历史状态,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父权制相结合的整体所造就的产物。女性的彻底解放需要一种社会生产的全新组织模式和彻底消除女性柔弱气质,消除阶级和消除性别差异是女性解放的共同目标。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关于女性受压迫的第三种观点,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压迫依然是最根本的压迫,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经济分析方法并没有过时。当然,她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并没有提供完善的分析,使之进一步完善也成为她们的重要目标,莉丝·沃格尔、马撒·吉梅内斯和特瑞萨·艾伯特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莉丝·沃格尔严格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内提出自己的观点,将女性受压迫问题置于劳动力再生产和总的社会再生产语境中来考察。她指出,在用社会再生产观点分析女性受压迫问题方面,马克思的著作奠定了雏形但没有详尽阐述,恩格斯的作品创造了经典但仍有缺陷疏失,而19世纪晚期其他作者的理论指导了实践却也加深了认识的困惑。沃格尔认为,女性在劳动力再生产中的独特作用,构成了她们在阶级社会中受压迫的物质基础。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女性受压迫的特殊性则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就身体方面而言,女性和男性在社会再生产中具有不同的重要性;其次,女性像所有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其他群体一样,缺乏完全的民主权利。马撒·吉梅内斯着重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度进行分析。她认为马克思的方法论为理解当代女性受压迫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女性受压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性后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再生产相对于生产处于从属地位,生产方式决定再生产方式,因而也决定男女间明显的不平等关系。这种资本主义再生产方式的结构性基础是不能简化到私人层面上来解释的,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无产阶级妇女就仍将被压迫。因此,当代社会争取女性权利的政治法律变革是有局限性的,要彻底解放女性,必须着眼于改变造成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特瑞萨·艾伯特聚焦于剥削问题,强调构成日常社会结构及相应意识形式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具有物质性。她认为,在当代,无论哪种冠之以“后”的理论,如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后马克思主义,在对性和性别的说明上采取的策略都是回避劳动和资本问题。但事实上,当代女性受压迫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剥削问题。解放女性的政治策略应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反对霸权实现女性解放的历史主体是雇佣劳动者,结束剥削必须进行革命性实践。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在分析女性受压迫问题时,超出了单一的经济、阶级范畴,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它探讨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及其对女性的新影响,强化了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批判;它结合目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对女性解放的路径和前景做了新的探索和展望。尽管它的论述在某些方面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许多论述在逻辑上不成立,在分析上有缺陷,许多探讨脱离实际,有很大的空想成分,许多措施在实践中行不通,但它所闪烁的理性光芒还是无法被掩盖的。尤其是,它认定,在马克思主义的体系框架之外,是不可能充分理解剥削和压迫的—包括对女性的剥削和压迫。它对女性受压迫理论的探讨,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及女性(和人类)政治斗争的关联,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与理解资本主义进程有着持续不断的理论、政治关联,而资本主义进程影响着世界工人阶级尤其是在工人阶级中占据了相当比例的女性的命运。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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