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两次保护姚雪垠（论文文献综述）
高鹏程[1]（2021）在《《大众文艺丛刊》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传播与实践研究》文中认为1943年10月19日的《解放日报》,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题正式发表了毛泽东于1942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期间的两次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在《讲话》精神指引下,边区的文化教育和文艺工作有了根本遵循,至今仍是国家意识形态、文艺创作、学术研究的重要资源。但是,标准、原则的推行与秩序的建立并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巨量工作的支撑,对外需要开展文艺斗争,对内需要进行思想整风,1948年创刊的《大众文艺丛刊》便是参与其中的重要环节和力量。囿于办刊时间短、创刊地点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存世量低、以及被《讲话》光芒遮蔽等原因,以往历史叙事和文学研究并没有给予《丛刊》足够的重视,至少尚未对《丛刊》与《讲话》的复杂关系进行专门研究。基于此,本文于历史的缝隙之间发现问题,力图立足史料,努力回归文学史现场,阐明问题。研究具体分为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章《大众文艺丛刊》与《讲话》的关联。本章广泛搜集相关资料,结合1948年的政治、文化语境,梳理《丛刊》创刊背景,为其定位和定性,进而明晰其与《讲话》之间的内在关联,建立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丛刊》是受中共南方局直接领导,由左翼文艺界在香港创办的机关刊物,目的在于阐释和宣传《讲话》精神,建立新的人民的文艺方向,构建《讲话》所描绘的新的文学秩序。第二章将《大众文艺丛刊》置于四十年代文学格局中,以文本细读的方式,重点分析《丛刊》为了清除《讲话》的传播障碍,对国统区文艺开展批判与清算,包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沈从文、朱光潜、萧乾）,尤其是对后者的批判,考察被批判对象面对批判的态度和思想转变,总结批判与清算的成效。第三章将《大众文艺丛刊》纳入左翼文学发展的历史框架内,着眼于左翼文艺界内部对《讲话》精神理解的分歧和开展的以《讲话》为基准的深刻检讨与反省,重点关注研究分歧的解决。关键在于理解《讲话》内容实质,根据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的“文艺统一战线”表述,考察左翼文艺界内部的批评。第四章论述《大众文艺丛刊》对《讲话》精神的阐述与实践。归纳分析《丛刊》围绕《讲话》精神开展的文艺建设:其一,抓住细节的变动,塑造思想改造进步的作家典型,树立《讲话》的权威和作家进步转型典范;其二,强调文艺大众化建设,深入讨论文艺大众化运动,宣传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总结延安文学的经验与不足;其三,刊载介绍解放区文艺作品,践行《讲话》精神,倡导《讲话》提出的文艺创作导向。第五章《大众文艺丛刊》的文学史意义与反思。本章在文本层面确定《丛刊》的独特价值,从纵向历史与横向地理两个方面分析《丛刊》在“转折”中发挥的历史作用。《丛刊》的文本价值体现在刊载作品的艺术价值及其孕育形成的批评模式之中,尽管批评模式值得反思,但切实极大促进了《讲话》在国统区的传播和接受,也深刻影响了国统区文艺创作。在促成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转折的过程中,《丛刊》对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文学形态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可以说,《丛刊》是新中国文艺意识形态和方针政策的一次超前试验,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文艺一体化运动的预演。《丛刊》与《讲话》是内在统一的,共同指向新的人民的文艺方向和新的文学秩序的建立。前者是对后者宣传实践的产物,后者对前者发挥引领指导作用。即《丛刊》为传播、宣传、践行《讲话》精神,实现《讲话》文艺思想而创刊,围绕《讲话》精神开展文艺批判与相关文艺建设活动,为现代文学的转型,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学秩序的建立做出了巨大努力,此乃《丛刊》之真正价值和意义之所在。
刘璐[2]（2020）在《茅盾“十七年”（1949～1966）文学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茅盾“十七年”文学理论与批评为研究对象,研究茅盾在1940-1950年代的思想转变、多重身份和多元立场,以期对他“十七年”时期的文学主张有更为明晰的认知。引言部分,介绍选题缘起和意义,以“茅盾十七年（1949～1966）”为核心对茅盾研究现状进行述评,针对现有研究的缺憾提出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一章,以1942年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至1949年的时代转折为切入点,考察茅盾在社会变革之际的行动线索,考察国统区文人思想立场分化背景下茅盾对《讲话》的接受状况,从而认识茅盾1940-1950年代文学理念和文学批评的演变情况。第二章,讨论“茅盾文学思想的复杂性”。“茅盾后期”主要从事理论工作,鲜活的生命个体身份被显要的文化官员身份遮蔽,理论批评家身份比作家身份更受关注。在政治文化意识压倒启蒙主义思潮的语境中,探讨茅盾文化官员身份后潜隐的生命个体意识、理论批评家身份下潜隐的作家意识,以及时代共名主题下潜隐的启蒙意识。第三章,对茅盾“十七年”（1949～1966）的主要理论批评文本进行解读,包括《夜读偶记——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它》《关于历史和历史剧——从<卧薪尝胆>的许多不同剧本谈起》和茅盾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评论。结语部分,从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的转折关系、茅盾复杂的话语体系和多重身份等角度来对茅盾“十七年”文艺思想进行新的解读,重新厘定“茅盾后期”的文学贡献和学术价值,从而考察茅盾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和价值,以“同情之理解”走近茅盾、理解茅盾。
王海艳[3]（2020）在《《文艺报》“热议小说”与当代文学“一体化”的形成》文中研究表明新中国初期文学的“一体化”并非一蹴而就,至1966年后方最终基本形成。在此之前,尽管毛泽东有一言九鼎之尊,但他的文艺思想被准确、彻底地理解有一个不太短的过程,加之他本人的文艺思想也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期间与国内各种不同的文艺思想免不了有所碰撞。这些碰撞每每以对具体作家作品或文艺现象的大批判、大讨论或文艺运动的方式显示。与新中国几乎同时诞生的《文艺报》是新中国初期最权威、最重要的文艺刊物之一,是新政权、新社会、新历史时代背景下,为建构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文艺发展未来而进行的组织化、制度化的权力运作产物,是被赋予了政治文化使命的国家级重要期刊媒介。鉴于《文艺报》的特殊地位,该期刊上曾热烈议论过的小说作品是考察当时文学思潮、文艺政策演变的重要文本。1949-1966年期间《文艺报》上的“热议小说”往往具有某种标本意义,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先锋性、多义性和探索性,反映出那段特定时期文艺的新动向、新方向,具有主流文艺思想和社会思潮的引领性。而围绕“热议小说”出现的批评文章则反映出文艺界领导乃至最高领导人、文学批评家及社会各阶层读者思想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的差异及其时代演变。尤其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新旧伦理观和审美观的冲突与撞击尤为引人瞩目、意味深长。梳理剖析1949-1966年间《文艺报》上的“热议小说”,可以发现当代文学“一体化”形成的具体脉络,也可对相关文本所受不同褒贬遭遇予以新的更具深度和宏观视野的阐释。深入分析1949-1966《文艺报》“热议小说”文本及围绕其产生的评论文章,可发现“十七年”文学创作及批评的内部话语如何从多元、冲突到同一与“规范”。本文锁定热议聚焦点,并解析聚焦点产生的原因及周围文学生态环境,从而更深地理解小说热议背后的社会思潮变化、意识形态冲突、文化背景冲突、文学权力博弈、文艺政策演变等以及其中各种力量之间的分布、抵牾、冲突、消解,以及最终如何被体制所规训。1949-1955年是文学“一体化”过程的开端时期。这一阶段,“热议小说”作品所塑造的多是贴近现实的工农兵人物形象,作品内容主要是对当时新时代新生活的反映和过往革命历史故事的讲述;创作风格以现实主义为主;创作主体是分层分等的存在,工农兵作家开始成长,而部分资深老作家处境开始变得艰难。围绕“热议小说“的批评文本以批判性的为主,政治性批评话语和简单粗暴式批评风格开始出现,对更高、更正面的新人物及英雄形象塑造的期待,是这一时期批评文本较为一致的指向,批评主体主要是精英批评家,但普通读者的激进批评话语开始显现。《金锁》的创作及引发的批评拉开了文学体制“一体化”进程的序幕。1956-1962年是文学“一体化”的发展时期。这一阶段,“热议小说”作品中高大、理想的人物形象开始出现,光辉的革命历史、崭新的建设时代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显现成为主要创作点,创作主体也较为多元,创作风格则主要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较为和谐的统一。因1960-1962年前后政治环境相对宽松,这一时期“热议小说”的相关批评文本不仅数量多,而且批评文本话语之间出现可贵的论争与交锋现象,创作规范和标准问题在争议中初步确立,而作品的艺术性也受到批评家的珍视,批评主体中工农兵群众力量开始增强,激进的政治评论者开始登场,但部分精英评论家还坚守着批评个性与思想的独立。1963-1966年是文学“一体化”的最终完成时期。这一阶段,“热议小说”作品中开始出现完美典范的“超人”形象,阶级斗争话语在作品中凸显,创作风格已远远偏离现实主义,走向极端浪漫主义,创作主体构成较为单一,大都是工农兵出身的作家,他们有趋同的政治形态化写作模式,有共性的创作指导思想和创作话语。围绕”热议小说”的批评文本与创作文本话语类同、评价标准及指导思想渐趋一致,更加重视作品的教育与宣传功能。批评主体方面,精英评论者的个性与独立性消失,评论主体工农兵化、与创作主体同一化。《欧阳海之歌》的创作及其相关批评,标志着文学“一体化”的最终形成。文学“一体化”的建构过程,不是单一行进式的,始终伴随着文艺界各种力量、各种矛盾、各种关系的斗争和角力,发展到1966年,公开发表的创作文本及批评文本最终形成“一体化”形态。从文艺理论上看,以1949-1966《文艺报》“热议小说”及相关批评为中心来考察“十七年”文学“一体化”的形成与分期问题,不仅符合两者间实际的因果逻辑关系,而且显示了一种以小见大、从点到线、由线构面、注重文本及背景、强调实证的科学研究方法。从研究实践上看,“十七年”小说创作及批评,不是一种简单、纯粹的艺术活动,而是一种被深深制约、严格规范、不断演进的社会体制内的活动。之前的研究者,大都倾向于把“一体化”文学视为“十七年”文学发展时期一个已然的、静态的、固化的形态,对它进行描述式、呈现式、阐述式、论争式的共时性研究。本论文在认真、深入研读小说文本和批评文本的基础上,综合考察时代背景、社会思潮、文艺政策、小说文本、小说批评文本、小说家及小说批评家主体特征,使关于“十七年”文学“一体化”的论题,在历时性、阶段性、动态化的研究视野下展开,以彰显学术研究所应具备的历史纵深感与科学学理性。
李丹梦[4]（2018）在《最后的“史官”——姚雪垠论》文中研究表明姚雪垠的《李自成》（五卷本）是一部被文学史严重低估的巨着。尤其是对1999年推出的《李自成》第四、五卷,迄今几无正面、具体的论述。这种集体一致的评论沉默、忽略,跟姚雪垠的"极左"名声干系密切。领袖的特别关照以及姚在"新时期"诸多论战中显露的老派"革命"姿态,让人预先失去了对《李自成》的兴趣。本文从一个弱势地方,中原奋斗的角度切入姚雪垠,将《李自成》的构思、书写置于抗战以来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探索转型的大背景中,重新阐释了姚与领袖的关联互动,他四方挑衅论战的心理,《李自成》书写的"源始"驱动,第四卷何以"失踪",以及如何给予《李自成》一个恰切、公正的历史"位置"等等。姚雪垠有意无意的现代"史官"的主体建构、抱负追求,是招致其人其作成败是非的根源。这是文化记忆的潜在运作与河南作家对自我历史化身份想象的奇妙契合,具有极强的抗战给定色彩,可谓千年一遇的河南现代性的特有表达。由于姚雪垠及《李自成》的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三十年代"以至"新时期"连成了一体。《李自成》第五卷原本是部极具现代品味的杰作,它是"新时期"环境下四面楚歌的史官力图保持、践行历史"公正"的文学"自裁"与英雄绝唱。
冯晟[5]（2018）在《林佩芬、叶广芩创作比较论》文中提出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如何从更新民族文化的时代需要出发,运用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念参与现实,面对母体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文化问题,是两岸当代作家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对于作家林佩芬与叶广芩来说,出身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贵族世家,使她们拥有相似的文化与写作起点,在知识结构上有别于同时期的大部分当代作家。受到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影响,林佩芬的创作特色主要表现为“整理国故”,文以载道,将史实考辨与心理剖析融合,力图做到“博考文献,言必有据”,在现代性的价值观与运作逻辑下延续中华文化道统,并全力塑造出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生命情怀。而经历过大陆政治运动的风浪,人到中年才开始写作的叶广芩,则凭借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与对社会的深入观察“融化新知”,在看似平凡俗常的生活景象中体现出对历史的深沉慨叹,并摒除了民族主义的狭隘疆界,展现出具有世界性的叙事维度。同样作为满族女性作家书写历史,她们的作品调动了家族及个人记忆,和经典的文史资料并加以创造性重构,富于士阶层的精神传统与审美品格;在有效承续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同时,亦能吸纳西方文学与文化的有益经验,对中国文脉的现代承续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都提供了较好的范例,也为当下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诸多有益启示。本研究试图将作品文本及其产生的历史语境、影响状态都纳入考察范围。结合笔者的有关访谈记录,采用全人比较与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将林佩芬与叶广芩这两位作家的出身背景、人生经历、时代氛围、文学活动视作一个整体来省查关照;从而深入认识作家及其写作的全貌,阐释其精神品格与艺术境界,为身处历史转型时期的当代国人在旧与新、传统与现代之间不断进行的意义追问与寻求,拓展文学研究的视域。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探讨了构成作家经验世界的空间环境与文化资源,结合对两位作家都深具影响的“王孙画家”溥心畲的生平经历,探讨了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本位状态。第二章通过林佩芬创办历史文学研究会的“文人结社”,叶广芩将“文人雅集”拓展至民间的文化活动,总结出她们不同的性格特质与镕冶经典、优游不迫的文风之间的关系,并通过两位作家的散文创作加以具体说明。第三章则结合两位作家关于明清历史小说的创作,分析并总结了知识分子通过历史小说创作修复民族记忆,传达个人情怀与文化追求,并发掘民族之魂的创作经验。第四章总结了这两位作家“离散”身份带来的对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承袭,以及在以家族为中心的历史叙述中对士君子风骨情怀的坚守。在对中国传统文化重作诠释及拥护的立场上,林佩芬侧重于推广关怀,叶广芩则偏重慨叹深省,都体现出笃情重义的文化价值,同时也在审美范畴中承继了中国古典文化诗学的艺术至境。第五章展现了两位作家身处台湾与大陆同中有异的文化语境中,在历史演化中的叙事新质:林佩芬的《洞仙歌》中知识分子兴废继绝的使命感具有亘古不变的历史意义;叶广芩的京味系列小说、《青木川》及秦岭生态小说及日本系列小说中都传递出对传统文化失落的不安与思索,也体现出历史阐释的理性诉求与人本意识。
王鹏[6]（2014）在《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文中研究表明文学评奖是文学价值生产的重要手段,是文学评价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评奖制度的建构总是与国家在一定时期的文化政策、文学场域内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展开的大规模文学评奖实践活动密不可分。自“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首次以制度化的形式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正式确立以来,以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已经成为了 20世纪中国文学制度体系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文学评奖的动态化发展和评奖制度建构自身的缺陷,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研究始终没能摆脱视角狭窄、对象单一、系统研究相对匮乏的格局和主观性、盲目性、随意性的研究倾向。本论文以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为主要依据,以“重回历史现场”的姿态,在深入挖掘评奖史料、展开理论思辨的基础上,将研究视野伸向整个20世纪的文学评奖活动之中,既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历史源起”研究的诸多学术空白,又在质疑学界已有共识的基础上对理论偏误进行了“纠偏”;既对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演进、修正进行了全景式的考察,又对这种变化背后凸显的、文学场域内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博弈、此消彼长进行了富有建构性的研究,同时,对因此而形成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主导原则、审美偏向、制度性缺陷等从学理上给予了必要的辨析。本论文共分四章:第一章,“前制度设计”: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历史源起。本章主要从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等三个方面入手,力图找寻中国现代、“十七年”时期文学评奖与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之间的关联性。（1）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本节在打破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地域区隔”的基础上,对中国现代文学评奖中民间奖励机制、文艺组织奖励机制、个人资助机制的丰富实践进行系统、翔实论述的同时,就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未能真正形成评奖制度、国家共识的个中缘由进行了理论阐明。（2）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本节通过对《文艺报》试刊号第1-13期的搜集、整理、研读,从“无果而终”的构想和“广开言路”的求索两个方面入手,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鲜为人知的学术“盲点”——与第一次文代会同时进行的“文艺作品评选活动”展开论述,扭转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中认识偏误的同时,填补了新中国文艺体制研究的一个空白。（3）“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本节主要通过“墙外花开”、“墙内凋敝”两种截然对立的景象,既肯定了中国当代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性影响”,又从一个侧面说明文学评奖作为“十七年”时期文学批评的一种陪衬,始终未能建构起制度化的文学价值评判方式。第二章,现代化诉求: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本章主要从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两个方面,在丰富翔实的史料钩吊中,深入探寻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与新时期国家全新的现代性文化想象和文化意志之间;与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生动活泼的文艺局面,缓和文艺界内部分歧之间;与新时期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合法性论证之间的密切联系。（1）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本节以新时期文学体制重构为突破口,进一步挖掘了文学组织恢复、文学刊物复刊、文艺政策调整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所起的重要作用。（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本节以“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开创性意义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的相继创立为核心,从创设缘由、制度设想、实践操作、意义价值等角度入手,对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通向文学现代性并兼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透析。其中,对“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创立”的系统性研究、对“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从《设想》到《启事》以及评选中“三次篇目调整全过程”背后复杂机制成因的探求是本章力求有所突破的“难题”。第三章,介入式探索: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本章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遭遇“拐点”两个方面入手,运用数据统计学方法,对20世纪80年代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轨迹进行了系统的阐明。（1）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本节主要通过奖项设置、评委组成、评选机制等三个方面的制度性变化,对中国作家协会以介入性探索的方式改革文学评奖制度所作的努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拐点”。本节主要通过对“非文学因素”的介入导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评奖制度遭遇“拐点”的分析,从正反两方面既对评奖制度屡遭僭越进行学理批评,又对评奖审美范式发生的可喜变化持以肯定。尤其是对第九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7-1988）、第五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7-1988）合法性地位的认识、辨析上所作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扭转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认识偏误的作用。第四章,话语权博弈: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本章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格局、变局三个维度着手,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1）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本节主要从公共生态与自身存在两个方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困局的出现进行了学理思辨。（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格局。本节以20世纪90年代的“评奖热”为出发点,对官方政府奖、文学传媒奖、民间机构奖等多元文学评价主体共同构筑的文学价值评判新体系作出宏观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判断。对以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全国性文学评奖中凸显出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文学自主性、文学精英话语与读者大众趣味、市场资本话语与文学独立性等评价元素之间的相互博弈进行了富有理论思辨的界说。（3）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变局。本节在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选条例》的细致比较中,对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修正过程中奖项设置与干预机制、评奖标准与调节机制、评奖运作与创新机制、评奖纪律与回避机制的利弊作出了一分为二的判断。
宋嵩[7]（2014）在《发现与重读-20世纪80年代“被遮蔽”历史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80年代（以下简称“80年代”）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大量的历史小说。与此前的“十七年”时期和“文革”时期的历史小说创作状况相比较，80年代的历史小说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有了巨大的飞跃，堪称继“五四”时期以后又一个历史文学创作高峰。这一时期的历史小说继承了中国几千年来的述史传统，从巨大的历史着作宝库中拣选题材，加以具有现代意识的审视与思考；又借鉴了将20世纪末期中国知识分子的诸多意识，如对历史与现实关系思考、作家的知识分子主体性、对所谓“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考量等，尤其是受80年代时代语境的影响，作家们将当时流行的“现代性”问题和对“民族国家的想象”投射到历史小说的创作中，使古老的“历史”和“历史小说”这一文体形态呈现出崭新的风貌。本文拟采用近年来在“80年代文学”研究领域中颇具成效的“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范式，对80年代历史小说创作与接受进行考察。具体研究方式是，选择几位在80年代历史小说创作中具有独特风貌、但却被日后的读者和文学史所“遮蔽”的作家及其作品，详细考察他们在时代变迁中体现出的创作流变，并力争从他们的创作中看出作家个人与时代“主流”之间的“共名”和“张力”。绪论部分主要是对中国历史小说从诞生到20世纪中期“十七年”时期的发展状况做出一个简要概括；继而简介80年代历史小说创作的整体情况，以及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状况；最后着重分析、总结“重返八十年代”这一研究范式的演变、特征和具体方法，指出其对于“80年代文学”（包括历史小说）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第一章以萧军创作于50年代却出版于80年代初的《吴越春秋史话》为主要考察对象，指出这部作品是作者在经历了十几年心灵折磨之后的寄托之作。萧军长期以“鲁迅精神”为指导，大力发扬知识分子主体性，坚持艺术的自由与独立性以及由此衍伸的作家（“人”）的自由和独立，积极参与革命文艺活动，但他的思想同党的指导思想之间存在巨大分歧，因此在四、五十年代屡遭批判。他将心中的不平之气投入到《史话》的写作中去，借两千多年前古人的遭遇和心理反映自己长期以来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思索，发出了对“真诚”、“信任”的呼唤。但由于作者此时“历史工作者”的职业身份，以及力争使作品获得出版的考虑，他选择了一种与传统小说形态差别较大、而更接近通俗历史读物的文体形态来创作该书，使《史话》呈现出一种奇特的面貌。同时，《史话》在体现知识分子主体性这一方面与陈翔鹤等人在60年代初期的历史小说创作发生了共鸣，而与同类题材的《胆剑篇》等历史剧作相比则迥然有别。无论是在创作的年代，还是在出版的年代，《史话》都在某一方面与时代格格不入，故而成为新中国历史小说创作中的一个“异类”、“奇葩”。第二章以杨沫后期创作作为80年代“革命历史小说”创作的代表与缩影。通过对杨沫后期三部长篇小说创作动机、创作过程和作品文本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杨沫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心理型”作家的典型，他们的创作受个人心理波动的影响特别明显，常常将个人心理的变化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在作品中。而随着年龄的增大，各种因素在其创作过程中的掣肘现象越来越明显，更使其无法将全部精力投入小说创作中去，因而其后期的小说创作成就，远远比不上《青春之歌》。由于“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已经将此类型作品的创作可能开掘、发挥到了极致，虽对后人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但也使创作难以创新。杨沫后期小说中的有限尝试很难与“新时期”小说领域内的其他成绩相提并论。再加上读者接受兴趣上的新变化，种种迹象都表明“革命历史小说”的创作进入了窘境，如不加以改革，必然难以为继。第三章选择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冯骥才的历史小说创作作为考察对象。他以长篇历史小说《义和拳》登上文坛，此后又兼及历史小说、伤痕小说、文化反思小说等题材领域。在历史小说创作方面，继《义和拳》之后又创作了《神灯前传》和包括《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在内的“怪事奇谈”系列小说。《义和拳》受“文革”主流文艺路线的影响，属于“文革”时期主流的“主题先行”式的小说，不仅艺术水平不高，且体现出一种借义和团“历史”反映“革命历史”的动机，是一部披着“近代史”外衣的“革命历史小说”。《神灯前传》因作者的兴趣转向而成为“未完成”形态的小说，但该书中体现出的作者在创作风格、技法上的重大转变，在“怪事奇谈”小说中最终完成。冯骥才深刻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以小说形式对其进行展示与反思、批判。但由于表现方式上的特别，以及在对待传统文化的立场上存在差异，引起了很大争议。但如果用他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作中形成的文化理论回望这些作品，便可以理解他的创作初衷。第四章选择对姚雪垠《李自成》后三卷进行重读，出发点是针对《李自成》创作与评价上明显存在的“断裂”现象。姚雪垠在80年代初出版了《李自成》第三卷后，由于身体健康状况不佳、创造力衰退、卷入论争牵扯太多精力等种种原因，小说后两卷迟迟不能定稿，在创作和出版周期上“无限期延宕”，影响了读者和评论界的热情。最终得以出版的第四、五卷也只是呈“初稿”“草稿”状态。同时，由于文坛主流思想倾向的转移，小说前两卷中的缺陷在此时被过度凸显、放大，对作品艺术成就的评价持续走低。经历了“《评<甲申三百年祭>》风波”和“姚刘之争”，姚雪垠开始对自己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初衷进行有限地修正，在小说后三卷中，李自成、李岩、刘宗敏等形象与前两卷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在此过程中作者又畏首畏尾，从而导致人物形象的断裂和矛盾；在对待少数民族先进人物的态度上，又犯了“主题先行”的老毛病，不切实际地试图将其塑造成“改革者”，以致呈现出人物形象与构思严重不符的情况。种种原因导致小说后三卷逐渐沦入平庸，甚至成为作者创作生涯上的“污点”。结论部分，重点指出论文所涉及的四位作家的历史小说创作都存在有不同程度的“被遮蔽”“被忽略”“被遗忘”现象。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作家在80年代初的历史小说创作中未能彻底解放思想，没有摆脱建国后三十年文艺创作上的不良倾向；面对后起之秀的挑战，有的作家主动求变，转移创作方向和风格，在艺术上获得了新生；但也有一些作家仍然不能完全摆脱不良影响，反而寄希望于有限度地“配合”时代语境和文坛风向的转变，对原有的创作思路加以修正，最终导致创作上的失败，这一教训值得当下的历史文学作者深思。
张东旭[8]（2014）在《河南长篇小说（1949-1999）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以作家籍贯论，河南的长篇小说实力的确无任何省份可比。”①的确，在作品的数量和作家们的创作热情上，从建国以来，河南长篇小说比之全国任何一个省都毫不逊色。从1949年到1999年的50年间，河南作家共创作了139部长篇小说，显示出了独特的风貌和品格。本文从文本和史料分析入手，重点梳理20世纪50至90年代河南长篇小说的基本状况，并对每个时段的代表作品进行个案分析，从中发现了河南长篇小说一些相对突出的创作现象和存在的一些问题，总结了与中原地域相关的某些“特色”和“规律”。在研究方法上，本文竭力避免概念的先行介入，避免为论证观点而选择材料的方式，尽量从作品“现场”出发，在大量文本阅读的基础上发现问题，以“问题”为突破口，寻求河南长篇小说的新面貌。论文发掘了建国初期师陀的长篇小说《历史无情》的转折意义以及李准《黄河东流去》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政治倾向性；由于详细考察了《李自成》的文本生产过程，饱受诟病的李自成形象“三突出”的思想来源便清晰可见；在对《羊的门》和《故乡天下黄花》内容“客观”陈列的基础上，本文归纳了作品所拥有的“中原地域”特色。最后，纵览系列作品个案和文学史发展脉络，河南长篇小说创作中两大叙事主题：“政治书写”与“乡土叙事”便呈现出来。论文具体内容分为四大部分：第一大部分是第一章。分为三节，分别概述三个时段（50—70年代、80年代、90年代）河南长篇小说的总体状况。50至70年代的河南长篇小说，虽然出版数量不太多，但是，“成就”和“影响”还是很大的。河南作家不遗余力地用文学实践阐释着党领导下革命的合法性，政策的合理性，姚雪垠、魏巍、刘知侠、苏鹰都取得了瞩目的成就。抗美援朝、农业合作化、大炼钢铁等社会政治运动在河南长篇小说中均得到了快速的反映。80年代的河南长篇小说，在恢复和发展中充满喧哗与骚动。其中，“革命历史传奇”故事由繁华到没落，渐行渐远；历史小说蔚为大观；“乡土”主题代替“革命”主题成为河南作家的新追求。90年代商品经济大潮涌动，给河南的地方经济与文化生活带来很大影响，但“乡土小说”仍牢牢地占据着河南长篇小说创作的制高点，出现了深刻反思中原文化心理的《羊的门》，以新颖的艺术形式获得好评的《匪首》等优秀作品。第二大部分是第二章至第六章。为“个案分析”部分。从50年代至90年代，每个时段分别选取一部代表性的长篇小说进行分析。第一部是师陀的《历史无情》（1951年出版）。将短篇小说《三个小人物》改编成长篇小说《历史无情》，彰显出一位“现代作家”进入“当代书写”的努力过程。由之前的写“人物”写“风景”，到建国后的写“任务”写“运动”，《历史无情》在师陀的创作史上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小说中出色的小人物描写，日常化的叙事方式，浓厚的生活化气息，实在是京派叙事话语在20世纪50年代闪现的最后一抹霞光。第二部是姚雪垠的《李自成》（1963年出版）。从作者的立意、选材以及两次给毛泽东上书并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来看，此书的写作与出版都有较浓的“政治意味”。这种特殊的写作经历对于小说的人物和结构有很大影响：李自成人物形象的面目模糊没有生气，起义军革命过程中明显的“预设”痕迹，无疑跟这种“意味”密切相关。第三部是李准的《黄河东流去》（上、下）（1979、1984年出版）。这部长篇小说是从剧本《大河奔流》演变而来的。同样的主人公李麦，由《大河奔流》中“劳动人民的代表，黄泛区的代表，阶级的代表，历史的代表”①变成了《黄河东流去》中有很强生活能力的大嫂，是作者在新形式下同“更高更长远的政治”②结合的结果。《黄河东流去》并没有摆脱政治话语而“新生”。第四部是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1991年出版）。在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中，充满了饥饿、灾荒等苦难意向，这跟刘震云的童年体验有关。河南自古以来绵延不断的灾荒，河南人特别激进的政治热情，给人们带来很大灾难。饥饿、贫困带来的人性扭曲，融进了刘震云的成长记忆，也由此造就了刘震云式的反思和嘲讽；从90年代的长篇小说开始，刘震云着手探讨权力的来源和“实质”，指出意识形态上的催眠和政治行为中的杀戮是政治家的两大法宝。刘震云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的表达方式，他用一种戏谑的反讽语言，将一切政治家冠冕堂皇的言辞剥去，露出他们实现个人目的、追求自身利益的原始心理动机。第五部是李佩甫的《羊的门》（1999年出版）。李佩甫笔下的自然风景中，融进了作家对中原人格的深刻理解。平原上的“草”、“草精”、“羊”、“牧羊人”的形成与平原上的历史、文化、地域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乡村土皇帝呼天成形象的成功塑造，是李佩甫对当代文学的一个大贡献。第三大部分是第七章。通过上述考察，论文得出了贯穿50年来河南长篇小说叙事的两个线索性主题：其一是政治书写，其二是乡土叙事。河南长篇小说中的“政治书写”可以分为三个时段，每个时段的意义各不相同：50年代至70年代是对国家政策进行文学阐释的阶段。这一时期的书写最为“功利”，政治主题往往就是小说主题；80年代长篇历史小说的大量出现，可以看做是河南作家政治意识的曲折表达，他们将浓厚的权力情结转移到了对一代代帝王将相，明君贤臣的艺术形象的塑造中，并流露出对往昔作为政治中心的中原地区的留恋与怀想。90年代河南作家的“政治书写”表现为对“权力”意向的集中叙述，体现着新一代河南作家较为清醒的批判意识。与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乡土文学”相比，当代河南作家在表现“乡土”时出现了新质素。不仅描绘出代表中原农村老一辈农民形象的“老庄稼筋”，还刻画了陈柱子、凤英等新一代的农民形象。这些人身上的“韧性”精神既是中原人格的组成部分，又是他们成就事业、完善人生最突出的品质特征。第四大部分是论文的第八章。简要叙述河南长篇小说叙事中的不足。河南作家们对“权力”的叙述情有独钟，但往往沉湎其内，多艳羡之姿，少批判意识。由于对“强者”、“能人”充满自我认同，他们不惜以种种虚假的情节和夸张的行为“打造”主人公形象。这两点既是河南作家“与生俱来”的潜在障碍，也是他们创作个性中颇具特色的部分。
刘丽丽[9]（2011）在《李自成传说研究》文中认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在历史长河中是个“大起大落”的人物。明清之际他以“流贼”面貌出现,而毛泽东时代则被称之为“大顺将军”。对李自成的研究,明清时期流贼的叛逆成为关注的焦点；在民国时期,李自成归宿之谜成为人们探寻的目标；在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文学界围绕着李自成的阶级性问题、宿命观、帝王思想等展开讨论。进入21世纪,对李自成整个人生历程的思考则成为主旋律。其实在民间,传说自明末至今从未中断过,这些口头作品内容丰富,底蕴深厚,它是底层民众对李自成人生思考的经典表达。本文首先概括了李自成传说的分布,勾勒出传说圈,总结出传说的主要类型。然后以时间脉络为基础,梳理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作品,通过选取典型意义的情节类型,比较研究作家文学作品和民间文学作品中所呈现出的互动规律,从对比中再探讨民间文学李自成传说传承的恒久生命力。正文共分五章：在“绪论”里,主要说明关于对李自成的研究现状和选题意义。作为历史人物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自明清时期至今,在史学界对其研究从未停止过；但是李自成的研究在文学界,尤其是在民间文学领域的研究力度远远不够。本文通过对各个时代作家文学作品及民间文学作品中对李自成的叙事梳理,并将有意义的同一情节类型对比,比较探寻两种文学类型的互动规律,更重要的是从对比中再探讨民间文学李自成传说传承的恒久魅力。绪论中并介绍了研究现状、研究方法、资料来源及术语概念等问题。第一章“李自成传说概述”。本章共有两节内容。主要概括了李自成传说的分布,勾勒出陕西、京晋豫、鄂湘三个传说圈,并将其总结为三类八种类型。对所搜集到的传说进行概括分类总结,以期能从整体上把握传说、理清思路,为后面章节的分析奠定基础。第二章“李自成起义前的主要情节类型”。本章共有两节内容。归纳李自成文学作品中在其“起义前”阶段的主要情节类型,并重点分析“神异出世”型与“幼年聪敏”型在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中的主要状况,探讨同一类型在两种文学类型中的互动规律特点。“神异出世”型在两种文学类型中表现出迥异的建构模式,而“幼年聪敏”型则基本继承了文学传统。第三章“李自成征战中的主要情节类型”。本章共有两节内容。“闯王征战”和“祖坟被毁”两种典型的情节类型是本章论述的重点。“闯王征战”情节类型在作家文学中是历史事件的线性呈现,而民间文学作品中却多刻画某战役中李自成取胜,以断点模式呈现出来。“祖坟被毁”情节类型多以亲历者所忆文本为蓝本流传后世。第四章“李自成战败后的主要情节类型”。本章共分两节内容。归纳李自成文学作品中在其“战败后”阶段的主要情节类型,进而分析“误遭杀害型”与“出家为僧型”在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中的主要状况,探讨每一种文学类型在选取特定情节类型上采取的选择策略。第五章“李自成传说的传承特质”是本论文的结论部分,共有四节内容。“箭垛式的情节类型”是本文进行分析的基础。首先,本文从李自成传说传承根基、传承节点与传承动力等方面探讨传承特质。传承的根基,主要在于民间传说对母题核心因子的选择继承,而且从这种选择结果可表现出它们在借鉴的同时又有着各自独立的二元建构体系。传承的节点即传说具有断点式特征,它更注重选取历史事件的一个关键点,给予所谓合理的逻辑推理；除此之外,民间传说的传承是族群自我认同的一种方式,无论是民间传说言语叙事还是习俗礼仪行为叙事,它们都是族群自觉建构下的集体记忆,而这种集体记忆反过来又会强化言语叙事与行为叙事。传承的动力,李自成文学作品中对其归宿的各种不同叙事,一方面来自创作者叙述立场的差异,一方面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悲剧英雄的崇拜及“英雄不死”观。其次,本文分别从共时与历时两个维度探寻李自成传说在传承上恒久生命之动力。具体可感的风物与“在地化”的民众经验,以及时代人物的感召力等都为李自成传说的传承奠定坚实基础。
刘阳[10]（2011）在《《李自成》发生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姚雪垠的五卷本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是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开山之作。其创作跨度长达42年,几乎横贯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所有重要历史时期。本论文拟从《李自成》的创作发生入手,从发生学研究的角度来对《李自成》进行研究。通过对《李自成》创作发生的“前文本”,其创作发生与时代环境的互动关系,以及作家创作观念的更迭三个方面入手,分析《李自成》如何在复杂多元的文学环境当中完成了创作发生的过程。以及其在创作发生历程中与外部环境的相互影响。绪论从三个方面入手说明了对《李自成》进行发生学研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首先总结了当下关于《李自成》创作的研究成果,并进行了分类概括;其次认定当下关于《李自成》的研究主要还停留在文本阐释和作家创作历程的研究当中,对于《李自成》创作发生的研究还并不多见;再次简介了本论文的主要理论工具:即法国文学评论家皮埃尔—马克·德比亚齐的文本发生学,皮亚杰所创立的发生心理学,以及中国古代治学方法中的朴学方法论。对这些理论的来源以及内涵进行了阐释说明。第一部分以文本发生学理论为切入点,通过对《李自成》创作发生的“前文本”进行分析,来说明“前文本”对于《李自成》创作发生的重要作用以及深刻影响。主要分为:1、姚雪垠本人的历史资料积累和研究;2、《李自成》对同类题材相关文学作品的借鉴和吸收;3、姚雪垠本人的同类题材作品以及论文创作。这三个方面综合构成《李自成》创作发生的“前文本”体系,并从创作发生的起源阶段影响着《李自成》的文本发生。第二部分从时代环境对《李自成》创作发生的影响入手,将时代环境具体概括为:1、十七年间昂扬的社会总体精神;2、极左政治思潮的影响;3、工农兵文学环境的影响;4、毛泽东的影响。这四个方面分别从社会、政治、文学以及个人意志四个方面说明了《李自成》的创作发生于时代环境之间息息相关的互动和影响关系。第三部分从作家的创作观念以及观念的演变更迭入手,分析作家观念与《李自成》文本发生的重要关联以及影响。主要分作三个论述要点:1、现代性观念与《李自成》的创作发生;2、历史合力意识与《李自成》的创作发生;3、悲剧意识与《李自成》的创作发生;4、观念更迭与《李自成》创作发生的关联。这四个方面分别以影响小说文本发生的观念性的重要因素作为切入点,力图解释作家的创作观念如何在不同时期影响着《李自成》的创作发生。结语以发散性思维的方式,从《李自成》阐释历史的方式,如何同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实现共通,以及《李自成》如何从创作观念阶段转化为非常典型的革命文学文本。通过发生学研究将隐含在《李自成》文本当中的权力结构揭示出来。对《李自成》进行发生学研究,其主线就是通过将被历史烟尘遮蔽的文学史实进行开掘和整理,以发生学的研究思路为主体,通过对《李自成》创作发生过程的理论化分析,进而为研究整个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提出参考,也就是从知识考古的角度来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二、毛泽东两次保护姚雪垠（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毛泽东两次保护姚雪垠（论文提纲范文）
（1）《大众文艺丛刊》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传播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意义 |
| 第一章 《大众文艺丛刊》与《讲话》精神的关联 |
| 第一节 《大众文艺丛刊》创刊背景 |
| 第二节 《大众文艺丛刊》的性质 |
| 第二章 批判与清理:清除《讲话》精神传播的障碍 |
| 第一节 对“自由主义”思想的批判 |
| 第二节 对“反动文艺”的全面清理 |
| 第三节 新形势下的“新文艺观” |
| 第三章 反省与统一:消除《讲话》精神传播的内部干扰 |
| 第一节 《讲话》精神的“正解” |
| 第二节 统一战线下的“协奏” |
| 第三节 “彻底检讨”与“深刻反省” |
| 第四章 对《讲话》精神的正面解读与创作实践 |
| 第一节 塑造思想改造进步的作家典范 |
| 第二节 深入讨论文艺大众化 |
| 第三节 创作实践——“实在的故事” |
| 第五章 《大众文艺丛刊》的文学史意义与反思 |
| 第一节 《大众文艺丛刊》的文本价值 |
| 第二节 《大众文艺丛刊》对国统区文艺的影响 |
| 第三节 《大众文艺丛刊》对“当代文学”形态的建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2）茅盾“十七年”（1949～1966）文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0.1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0.2 研究述评 |
| 0.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时代的转折与茅盾的文学思想的演变 |
| 1.1 时代的转折与对《讲话》的接受 |
| 1.1.1 茅盾对《讲话》的接受 |
| 1.1.2 转折时期的文化选择与国统区文人的分化 |
| 1.2 茅盾文学理念的转向 |
| 1.2.1 论文学的目的和文学家的使命 |
| 1.2.2 论“民族形式” |
| 1.3 文学批评转型 |
| 1.3.1 话语类型的转换 |
| 1.3.2 原因探析 |
| 第二章 大时代下官员/批评家复杂的内心世界 |
| 2.1 文化官员身份后潜隐的生命个体意识 |
| 2.1.1 官方话语 |
| 2.1.2 私人话语 |
| 2.1.3 知识分子角色考察 |
| 2.2 理论批评家身份下潜隐的作家意识 |
| 2.2.1 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双栖现象 |
| 2.2.2 作家意识的具体表征 |
| 2.3 时代共名主题下潜隐的启蒙意识 |
| 2.3.1 茅盾的实践型启蒙观 |
| 2.3.2 茅盾的启蒙意识表征 |
| 第三章 “茅盾后期”文学思想的文本解读 |
| 3.1 再解读《夜读偶记——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它》 |
| 3.1.1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知识谱系 |
| 3.1.2 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公式 |
| 3.2.1 历史剧的发展历程 |
| 3.2.2 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有机结合 |
| 3.2.3 古为今用的历史观、文学语言 |
| 3.3 再解读茅盾的作家作品论 |
| 3.3.3 对《百合花》的评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文艺报》“热议小说”与当代文学“一体化”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基本概念和需要说明的问题 |
| 1.3 研究历史与现状 |
| 1.3.1 《文艺报》相关研究综述 |
| 1.3.2 《文艺报》“热议小说”研究 |
| 1.3.3 “一体化”问题的相关研究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5 研究创新点与意义 |
| 第二章 “一体化”开端期:批判与希冀(1949-1955) |
| 2.1 真实、多元的文本世界:“热议小说”作品本体分析 |
| 2.1.1 工农兵人物形象的真实塑造 |
| 2.1.2 新生活与革命历史的如实讲述 |
| 2.1.3 现实主义创作下的多元艺术风貌 |
| 2.2 层级与体制的建立:“热议小说”创作主体分析 |
| 2.2.1 文艺界“会师”队伍构成 |
| 2.2.2 工农兵作家的成长与培养 |
| 2.2.3 资深作家的艰难与贡献 |
| 2.2.4 作家体制化的开始 |
| 2.3 “破”与“立”之间:“热议小说”批评文本分析 |
| 2.3.1 对新英雄人物形象塑造的期待 |
| 2.3.2 “浇花”与“锄草”的并存 |
| 2.3.3 政治性批评话语凸显 |
| 2.4 丰富的构成:“热议小说”批评主体分析 |
| 2.4.1 精英评论家的“定位”与“保卫” |
| 2.4.2 普通读者的“愤怒”与“扞卫” |
| 2.4.3 作者的自我批评与自我争辩 |
| 2.4.4 《文艺报》编者的“引领”与“裁判” |
| 第三章 “一体化”发展期:中断与推进(1956-1962) |
| 3.1 超越现实的理想与浪漫:“热议小说”作品本体分析 |
| 3.1.1 高大理想人物形象的出现 |
| 3.1.2 理想烛照下的人民内部矛盾书写 |
| 3.1.3 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贡献 |
| 3.1.4 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交映 |
| 3.2 “大我”与“小我”的融合:“热议小说”创作主体分析 |
| 3.2.1 创作主体多元化与群体化 |
| 3.2.2 个体生命的历史化书写 |
| 3.2.3 主流创作思想的表现与迎合 |
| 3.3 平等地“争鸣”:“热议小说”批评文本分析 |
| 3.3.1 “争鸣”现象的出现 |
| 3.3.2 创作规范和标准的初步确立 |
| 3.3.3 对作品艺术性的珍视 |
| 3.4 喧嚣的大多数:“热议小说”批评主体分析 |
| 3.4.1 群众批评力量的增强 |
| 3.4.2 激进政治评论者的登场 |
| 3.4.3 精英评论家的独立与坚守 |
| 第四章 “一体化”形成期:统一与确立(1963-1966) |
| 4.1 完美与纯粹:“热议小说”作品本体分析 |
| 4.1.1 完美典范“超人”形象的出现 |
| 4.1.2 阶级斗争主题的一致表现 |
| 4.1.3 极致浪漫主义风格的趋同 |
| 4.2 体制内的“建设者”:“热议小说”创作主体分析 |
| 4.2.1 工农兵作家中心化 |
| 4.2.2 趋同的政治化写作模式 |
| 4.2.3 独立性与个性渐趋消失 |
| 4.3 同一与统一:“热议小说”批评文本分析 |
| 4.3.1 与创作话语“同质”的批评 |
| 4.3.2 批评标准的确立与统一 |
| 4.3.3 宣传教育功能的重视 |
| 4.4 主流与合流:“热议小说”批评主体分析 |
| 4.4.1 批评主体工农兵化 |
| 4.4.2 精英评论者的独立性消失 |
| 4.4.3 批评主体与创作主体合一 |
| 第五章 结语 |
| 5.1 1949-1966“热议小说”创作再认识 |
| 5.2 1949-1966“热议小说”批评新思考 |
| 5.3 文学“一体化”的形成与消解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中国赵树理研究会会长赵魁元先生访谈录 |
| 附录二 丁玲最后一任秘书王增如女士访谈录 |
| 附录三 赵树理孙女赵飞燕女士访谈录 |
| 附录四 原《文艺报》、《红旗》杂志编辑雷声宏老师访谈录 |
| 附录五 姚雪垠之子姚海天先生访谈录 |
| 附录六 原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郑一奇先生访谈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4）最后的“史官”——姚雪垠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一《李自成》的阅读“歧义” |
| 二中原的“历史化”奋斗 |
| 三“史官”的现代依止与践行 |
| 四《李自成》的历史“公正” |
| 五最后的“史官” |
| 六“失踪”的第四卷 |
（5）林佩芬、叶广芩创作比较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绪论 一、论题缘起：中国传统文脉的复兴与创造 二、作家创作历程 三、作家研究现状 四、研究内容与方法 第一章 |
| 地域文化与文气养成 第一节 |
| 故都北京：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故乡” 第二节 |
| 文气养成：积理练识,励志尚学的心理建构 第二章 |
| 文人情采与士人德性 第一节 |
| 林佩芬：结社与宗经 第二节 |
| 叶广芩：雅集与优游 第三章 |
| 历史小说的淑世致用 第一节 |
| 士君子及其文化精神 第二节 |
| 大历史观视野中的民族文化与融合 第三节 |
| 典型性格与主观概括 第四节 |
| 民族记忆与创作启示 第四章 |
| 情义中国的诗性言说 第一节 |
| 时代困境的精神突围 第二节 |
| 情义中国的诗性言说 第三节 |
| 抒情传统与存在观照 第四节 |
| 语言与意象的文化美境 第五章 |
| 历史文化的多棱图景 第一节 |
| 漂泊者的孤独与历史追问 第二节 |
| 平凡世俗生活的温情与超越 第三节 |
| 会通综合的历史真实 第四节 |
| 天人合一的自然生命 第五节 |
| 历史阐释的理性诉求与人本意识 结语 一 |
| “归根复命” 二 |
| 创作比较 三 |
| 历史回声 参考文献 一、着作 二、学术论文 三、报刊文章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一、论文 二、项目 作者简介 致谢 |
（6）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制度与文学制度研究 |
| 二、文学评奖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 |
| 三、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
| 四、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与基本设计 |
| 第一章 “前制度设计”: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历史源起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 |
| 一、民间奖励机制的形成 |
| 二、文艺组织奖励机制的发挥 |
| 三、个人资助机制的产生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 |
| 一、“无果而终”的构想 |
| 二、“广开言路”的求索 |
| 第三节 “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 |
| 一、“墙外开花” |
| 二、“墙内凋敝” |
| 第二章 现代化诉求: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 |
| 第一节 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 |
| 一、文学组织的恢复 |
| 二、文学刊物的复刊 |
| 三、文艺政策的调整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 |
| 一、“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开创性意义 |
| 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创立 |
| 三、茅盾文学奖的创立 |
| 四、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初步建立 |
| 第三章 介入式探索: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 |
| 第一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 |
| 一、奖项设置的扩容与新创 |
| 二、评委组成的专业化与年轻化改革 |
| 三、评选机制的革新与奖评机制的形成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拐点” |
| 一、制度“拐点”出现的缘由 |
| 二、被僭越的评奖制度 |
| 三、“反向”的艺术高峰 |
| 第四章 话语权博弈: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 |
| 第一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 |
| 一、公共生态与制度危机 |
| 二、自身存在与制度危机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格局 |
| 一、多元评价主体的共生 |
| 二、多元评价标准的交锋 |
| 第三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变局 |
| 一、奖项设置与干预机制 |
| 二、评奖标准与调节机制 |
| 三、评奖运作与创新机制 |
| 四、评奖纪律与回避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7）发现与重读-20世纪80年代“被遮蔽”历史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的中国历史小说 |
| 二、20 世纪 80 年代历史小说创作概况及学术界的研究 |
| 三、“重返八十年代”研究范式的兴起 |
| 四、对“个案研究”和“被遮蔽”概念的补充说明 |
| 第一章 迟开的奇葩——萧军与《吴越春秋史话》 |
| 第一节 “历史小说”中的“异类” |
| 第二节 “延安经历”与《史话》创作之关系考辨 |
| 一、坎坷的创作、出版历程 |
| 二、从“座上宾”到“陌路人”——“延安经历”对萧军的影响 |
| 三、《吴越春秋史话》：一曲“知识分子命运”的悲歌 |
| 第三节 余论：《史话》与“十七年”历史文学的异同 |
| 第二章 “革命历史小说”创作的窘境——以杨沫后期创作为例 |
| 第一节 杨沫后期创作研究的意义 |
| 第二节 “文革”经历对杨沫创作的影响 |
| 一、从“普通一兵”到“文学官员”——“文革”前的杨沫 |
| 二、杨沫在“文革”中 |
| 第三节 《东方欲晓》——革命历史小说的“回光返照” |
| 一、“九年辛苦不寻常，‘谈情写爱’修补忙”——《东方欲晓》的创作、修改与新变 |
| 二、因循、修正与回归——《东方欲晓》对既有资源的利用与改造 |
| 第四节 《芳菲之歌》与《英华之歌》——一个神话的破灭 |
| 一、从“读者来信”谈起 |
| 二、《英华之歌》与杨沫创作生涯的终结 |
| 三、站在八十年代的地球上——杨沫晚年创作心理分析 |
| 第三章 从“革命”到“民间”——冯骥才在 80 年代的“历史小说”创作 |
| 第一节 两部被忽略的“历史小说”——《义和拳》与《神灯前传》 |
| 一、《义和拳》——“文革”主流小说的回声 |
| 二、没有写完的“神灯”——《神灯前传》 |
| 第二节 如何认识“民间”？——对“怪事奇谈”系列小说的新思考 |
| 第四章 “断裂”的悲剧——重读《李自成》后三卷 |
| 第一节 “创作”与“评论”的“双重断裂” |
| 第二节 两场“论战”与人物形象新变 |
| 二、“姚刘之争”与走向凡人的李自成形象 |
| 第三节 矛盾重重的“改革者”——皇太极、多尔衮形象再解读 |
| 结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8）河南长篇小说（1949-1999）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河南长篇小说的总体创作状况及作家队伍 |
| 二、 研究意义与方法 |
| 三、 研究现状和思路 |
| 第一章 河南长篇小说概况 |
| 第一节 50——70 年代河南长篇小说概况 |
| 一、 关于《历史无情》 |
| 二、 关于“革命历史”题材 |
| 三、 “英雄主义”的赞歌 |
| 四、 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书写 |
| 五、 大炼钢铁及合作化运动 |
| 第二节 80 年代河南长篇小说概况 |
| 一、 渐行渐远的“革命历史传奇”故事 |
| 二、 河南唯一一部红卫兵题材的长篇小说 |
| 三、 历史小说 |
| 四、 知识分子“成长小说” |
| 五、 “乡村小说” |
| 第三节 90 年代河南长篇小说概况 |
| 一、 乡土大地之歌 |
| 二、 “都市”题材 |
| 三、 历史小说 |
| 第二章 从《三个小人物》到《历史无情》——师陀对“革命历史”的“迎合”与“游离” |
| 第一节 迎合的姿态：从《三个小人物》到《历史无情》的改编 |
| 一、 人物命运的改变 |
| 二、 关于革命者郑恩和小张的形象 |
| 第二节 “游离”于“革命叙事”之外 |
| 一、 写作重心的转变 |
| 二、 日常生活中的“战争故事” |
| 三、 旧时代小人物性格的生动展示 |
| 第三节 一个转折点 |
| 第三章 意识形态的文化建构——《李自成》的写作与出版 |
| 第一节 《李自成》的写作与出版 |
| 第二节 从《长夜》中的李水沫到《李自成》中的李自成 |
| 第三节 慧梅的婚姻故事——《李自成》的转折点？ |
| 第四节 有意味的形式——复线结构中的先验性观念 |
| 第四章 从《大河奔流》到《黄河东流去》 |
| 第一节 李麦人物形象的转变 |
| 第二节 新时期语境与《黄河东流去》的写作 |
| 第三节 《黄河东流去》的政治新主题 |
| 第五章 苦难与权力的书写——以《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为中心 |
| 第一节 “童年经验” |
| 第二节 权力“实质” |
| 第三节 政治“祛魅” |
| 一、 “政治和游戏，都是相通的” |
| 二、 “杀猪的懂政治，这职业离政治近” |
| 第四节 “个人化、碎片化”的历史 |
| 一、 抗日故事：私人化的叙述 |
| 二、 土改故事：两种不同的地主形象 |
| 三、 文革争斗：个人的恩怨情仇 |
| 第六章 《羊的门》：“绵羊地”和他的“主人” |
| 第一节 无骨的“绵羊地” |
| 第二节 “绵羊地”上的“绵羊” |
| 第三节 “绵羊地”上的“主人” |
| 第四节 中原地域文化与政治神话的打造 |
| 一、 宗族自治与中原人的“面子” |
| 二、 政治权谋与“人情” |
| 三、 “在中原，人是活小的” |
| 第七章 政治书写与乡土叙事：河南长篇小说创作的两大叙事主题 |
| 第一节 河南长篇小说中的政治书写 |
| 一、 “与时代共名”：50—70 年代河南长篇小说中的“政策”书写 |
| 二、 二月河的历史小说：权力幻想与权谋文化 |
| 三、 90 年代长篇小说中“权力文化”的反思 |
| 第二节 中原人格精神图像——河南乡土叙事中的人物形象与精神品格 |
| 一、 扎根中原大地的农民形象塑造 |
| 二、 精明的“乡村能人” |
| 三、 “韧性”——中原人的一种精神品格 |
| 第八章 “能人与权力”的失真叙述——河南作家创作的一种局限 |
| 结语 |
| 附录 |
| 一、 河南长篇小说总篇目（1949—1999） |
| 二、 河南长篇小说作者简况 |
| （一）河南籍“本土作家” |
| （二）河南籍“外出作家” |
| （三）“外省来豫”作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9）李自成传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历史学 |
| 二、文学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创新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 |
| 第四节 资料来源及主要术语的说明 |
| 一、资料来源 |
| 二、主要术语的说明 |
| 第一章 李自成传说圈与类型 |
| 第一节 李自成传说圈 |
| 一、陕北李自成传说圈 |
| 二、京晋豫李自成传说圈 |
| 三、鄂湘李自成传说圈 |
| 第二节 李自成传说类型 |
| 一、起义前的传说类型 |
| 二、征战中的传说类型 |
| 三、战败后的传说类型 |
| 第二章 李自成起义前的主要情节类型 |
| 第一节 "起义前"主要情节类型在作家文学中的状况 |
| 一、作家文学作品中的神异出世型 |
| 二、作家文学作品中的幼年聪敏型 |
| 第二节 "起义前"主要情节类型在民间文学中的状况 |
| 一、民间文学作品中的神异出世型 |
| 二、民间文学作品中的幼年聪敏型 |
| 小结"神异出世"与"幼年聪敏"情节类型之传承 |
| 第三章 李自成征战中的主要情节类型 |
| 第一节 "征战中"主要情节类型在作家文学中的状况 |
| 一、作家文学作品中的闯王征战型 |
| 二、作家文学作品中的祖坟被毁型 |
| 第二节 "征战中"主要情节类型在民间文学中的状况 |
| 一、民间文学作品中的闯王征战型 |
| 二、民间文学作品中的祖坟被毁型 |
| 小结"闯王征战"与"祖坟被毁"情节类型之传承 |
| 第四章 李自成战败后的主要情节类型 |
| 第一节 "战败后"主要情节类型在作家文学中的状况 |
| 一、作家文学作品中的误遭杀害型 |
| 二、作家文学作品中的出家为僧型 |
| 第二节 "战败后"主要情节类型在民间文学中的状况 |
| 一、民间文学作品中的误遭杀害型 |
| 二、民间文学作品中的出家为僧型 |
| 小结"误遭杀害"与"出家为僧"情节类型之传承 |
| 第五章 李自成传说传承特质 |
| 第一节 李自成传说的传承根基 |
| 一、母题核心因子的选择机制 |
| 二、李自成传说情节类型的二元建构 |
| 第二节 李自成传说的传承节点 |
| 一、历史事实与艺术虚构 |
| 二、行为叙事与集体记忆 |
| 第三节 李自成传说的传承动力 |
| 一、悲剧英雄的崇拜 |
| 二、英雄不死观念 |
| 第四节 李自成传说的传承维度 |
| 一、李自成传说共时传承之"在地化" |
| 二、李自成传说历时传承之"阶层化" |
| 结语 |
| 附录1 李自成传说类型分布表 |
| 附录2 李自成传说目录索引 |
| 附录3 与李自成相关的其他人物传说 |
| 附录4 李自成亲族分布图 |
| 附录5 李自成传说地域分布图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李自成》发生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 研究现状 |
| （二） 研究缘起 |
| （三） 理论依据 |
| 一、从“前文本”看《李自成》的创作发生 |
| （一） 姚雪垠本人的历史资料积累和研究 |
| （二） 对同类题材的相关文学作品的借鉴和吸收 |
| （三） 姚雪垠本人的同类题材作品以及论文创作 |
| 二、从时代环境的影响看《李自成》的创作发生 |
| （一） 十七年间昂扬的社会总体精神的影响 |
| （二） 极左政治思潮的影响 |
| （三） 工农兵文学环境的影响 |
| （四） 毛泽东的影响 |
| 三、从作家的创作观念入手看《李自成》的创作发生 |
| （一） 现代性观念与《李自成》的创作发生 |
| （二） 历史合力意识与《李自成》的创作发生 |
| （三） 悲剧意识与《李自成》的创作发生 |
| （四） 观念更迭和《李自成》创作发生的关联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四、毛泽东两次保护姚雪垠（论文参考文献）
- [1]《大众文艺丛刊》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传播与实践研究[D]. 高鹏程. 吉林大学, 2021(02)
- [2]茅盾“十七年”（1949～1966）文学思想研究[D]. 刘璐. 西北大学, 2020(12)
- [3]《文艺报》“热议小说”与当代文学“一体化”的形成[D]. 王海艳. 河北大学, 2020(08)
- [4]最后的“史官”——姚雪垠论[J]. 李丹梦.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8(06)
- [5]林佩芬、叶广芩创作比较论[D]. 冯晟. 西北大学, 2018(02)
- [6]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D]. 王鹏. 南京大学, 2014(05)
- [7]发现与重读-20世纪80年代“被遮蔽”历史小说研究[D]. 宋嵩. 山东师范大学, 2014(08)
- [8]河南长篇小说（1949-1999）研究[D]. 张东旭. 河南大学, 2014(02)
- [9]李自成传说研究[D]. 刘丽丽. 华中师范大学, 2011(10)
- [10]《李自成》发生学研究[D]. 刘阳. 河北师范大学, 2011(09)
标签：姚雪垠论文; 李自成论文;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文; 文学论文; 中国当代文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