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第34卷(2003年)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黄凯[1]（2021）在《汉译《杂阿含经》接受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现存的汉译《杂阿含经》大本、单本经共有57部,这一经典群的汉译有三个阶段:（1）汉魏两晋《杂阿含经》单本的翻译;（2）南北朝《杂阿含经》大本的传译;（3）唐宋《杂阿含经》单本的再翻译,时间从后汉到北宋持续近千年,贯穿中国佛教译经史的始终。从经典传译的角度来看,中国佛教并非只重视大乘经典,而是以大、小乘经典同步传译、多元并存的结构,支撑、建构起了中国佛教的经典体系。六朝、隋唐时期的各家判教学说发展的主流趋势是重视大乘经典,轻视《杂阿含经》等小乘经典,认为《阿含经》是佛为声闻乘所说的经教,是佛陀最早、最浅的说法。但剥离掉那些贬义评价的外衣后会发现,其实各家判教学说都已经认可了“阿含为初”,即《阿含经》是最基础经典的身份,只是这一层认识被中古佛教思想论争的光芒所遮盖,没有被充分彰显。尽管被判释为小乘经典而不能进入中国佛教的顶层思想世界,但是《杂阿含经》却在中国佛教的一般知识世界中扮演者不可或缺的角色。从南北朝至明清时期的中国佛教乃至中国社会的知识、文化整合中,以《杂阿含经》为代表的小乘佛教典籍不但没有被清理出局,反而一直是中国佛教知识体系的稳定来源,是中国佛教知识世界的底色和背景,是佛教知识拼图中不可或缺的一块。近代以来,受欧洲和日本学界的影响,梁启超、吕澂、聂耦庚、印顺等中国学者也开始了对《杂阿含经》的整理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逐渐扭转了国人对该经的传统认识,推动了对《杂阿含经》的重新重视。近代以来《杂阿含经》的再发现,也直接影响了人间佛教思潮的兴起,促进了南北传佛教间的交流。应当说,《杂阿含经》等小乘经典在中国的接受,对中国佛教大、小乘并举,显教、密教并重,理论、实践并行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已经也将继续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和贡献。
付鹏[2]（2021）在《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史记》至《清史稿》以来的二十六部正史中,共有七部含艺文志或经籍志:《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这七部正史目录中均有医籍着录材料。在辑录和编码7部正史目录医籍着录材料,形成“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史料长编”的前提下,主要进行两大部分的研究内容。第一部分是正史医籍目录的具象文本研究。第一章至第七章分别以七部正史目录出现的历史顺序,分为七章。以七部正史目录医籍着录为中心,重点探讨其编撰、体例和内容。编撰方面主要介绍正史医籍目录的撰修史、一代内府藏书与编目史和正史目录的史料来源。体例方面主要介绍正史医籍目录文本的撰写原则和法度、与相关目录的部类比较和编撰体例特点。内容方面其一是细类分析下引述文本和种卷计数研究,其二是相关问题论述作为细类分析的拓展与延伸,其三是据细类分析统计和绘制7幅各部正史目录细类种、卷分布图,以图表直观形象地展示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内容的内部结构。编撰、体例和内容的三个方面是立足于正史医籍目录文本本身的全面阐述,共同构成本文对于七部正史医籍目录的具象文本研究。第二部分是正史医籍目录通史研究与正史目录利弊评价。一方面,对于正史目录医籍着录之实,绘制正史医籍目录类系流变图,将正史医籍目录史分为两个阶段和三个时期,并分析提炼它们的内部分期和时期特征。首先分为汉至元阶段,以纪一代藏书为特征;明至今阶段,纪一代着述为特征。在此范畴下,又划分汉至隋、唐至元和明至今三个时期。其中汉至隋时期又可分为《七略》至《汉志》时期（西汉至东汉[前33至前7间—56至106间]）和七分与四部共荣时期（三国至隋[235-597]）;特征是六略之一,医分为四。唐至元时期分《隋志》至二唐志时期（唐至五代[629-1060]）和宋国史志至《宋志》时期（宋元[1016-1345]）;特征是子部医方,从方至科。明至今时期分《明志》至《清志稿》时期（明至20世纪80年代末[1441-1989]）和王绍曾《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至《清史艺文志》时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1992至今]）;特征是一代医着,类属森然。另一方面,对于正史目录着录之事,分析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产生的不同价值和发挥的多种功用,以及正史目录的缺陷。通过上述两方面的阐述,以期更加客观地评价正史医籍目录。通过本文的史料汇编（“附录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史料长编”）和系统研究（正文）,一是能够补充和纠正已有专门正史目录医籍着录资料的缺憾（附录）。二是对正史目录中的医籍目录首次进行通史性地整理和研究,填补正史目录之医籍目录研究空缺（第一章至第七章）。三是提出不同于传统以朝代变迁分期的正史医籍目录史分期新观点,更能反映其本质特征（第八章）。四是运用数据图表,展示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特点与类系流变（第一章至第七章最后一节、第八章第四节）。五是分析正史医籍目录的利弊,提出“志书不同、价值迥异”的新认识（第九章）。本研究能较为清晰深刻地展现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的基本情况,揭示正史医籍目录史的一般规律,于医古文、中医文献、医学史等领域的研究有所借鉴,乃至为今后开展史志、私家、官修目录医籍着录和古代医学专科目录打下研究基础。
卢军[3]（2020）在《论将来债权让与》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商业保理及资产证券化等业务的兴起,将来债权让与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然而由于我国立法的滞后,加之理论研究薄弱,司法实践中此类案件的审理往往错误频出。本文主要运用法教义学的方法,以现行法为依据,结合学术观点、司法裁判对“将来债权让与”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以期望为司法实践提供些许帮助。本文除导言、结论外共分三章:第一章阐述将来债权的界定问题。学界一般均从时间维度界定将来债权的概念,即认为将来债权这一概念仅在于描述债权发生之时点,而本文认为此概念还用于指称债权未成立之形态,即一种具有期待利益的债权期待权、期待或者希望。对将来债权的认定,通常直接考察债权是否现实发生即可,但在特殊情形下就遇到困难。就租金债权而言,本文通过考察租赁合同继续性债之关系的性质,得出其一般仅有一小部分现实债权,其余均为将来债权的结论;就附停止条件、附始期债权而言,本文首先探得其本质上就是附停止条件法律行为、附始期法律行为项下的债权,进而得出其为将来债权的结论;就收益权而言,在排除供应水、热、电、气收益权后,通过对立法及规范性文件的考察,得出在收益权人与付费人之间,收益权为将来债权,而在资产所有权人与收益权人之间,收益权是一个现实权利,而非将来债权的结论。将来债权分类繁多,仅“二分法”标准明确,可资沿用,惟分类标准之“基础”为何,颇费思量。本文在考察学者观点及示例后认为此“基础”为债之发生原因,并且如果框架合同包含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亦可作为“基础”。第二章介绍将来债权的可让与性问题。通过考察世界各国及我国学术界、实务界的观点可知,将来债权的让与已得到普遍承认。不过也并非所有将来债权皆可让与,只有那些具有识别可能性的将来债权才可让与,同时将来债权让与作为一种处分行为,亦须经受处分行为客体确定原则、法律行为成立要件之标的可得确定的考量。第三章论述将来债权让与法律效果的特殊问题。首先文章以案例引出将来债权让与能否实现破产隔离与强制执行排除效果的问题,再通过详细分析“特约溯及说”、“将来债权二分法下的构造”两种学说,得出“特约溯及说”并不可取,“将来债权二分法下的构造”更符合逻辑,但仍需要改进以更适合我国现有法制的结论。其次就将来债权让与预先通知的效力,本文首先区分潜在债务人是否确定,对于潜在债务人不确定的将来债权让与,事实上无法预先通知;对于潜在债权人确定的将来债权让与,本文以预先通知能否在不损害相关当事人利益的前提下达到正式通知的效力为判断标准,得出预先通知并不具有正式通知的效力。最后,对将来债权二重让与的权利归属问题,本文通过逐一解析德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学术观点,认为没有一个观点理由充分恰当,提出应通过司法解释的方法予以解决的看法。
石杰[4]（2020）在《清末陕西味经书院与味经官书局出版活动研究》文中指出同治十二年（1873）,陕西学政许振禕於陕西泾阳创办味经书院。光绪十七年（1891）,陕西学政柯逢时创办味经刊书处,味经书院便开始大规模的刊书活动。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味经书院合崇实、宏道二书院改为宏道大学堂,而味经刊书处亦随即改制为味经官书局,开始排印新式书籍。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为清末陕西味经书院与味经官书局的出版活动。本文拟通过对清末味经书院与味经官书局在陕西出版活动的调查,重新审视陕西书院文化及其近代之转型。经过两次赴陕调查,笔者查阅了陕西省图书馆与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近百种味经书院及味经官书局印本。本文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此课题的研究缘起、研究意义、研究综述及本研究的创新点。第二部分为味经书院与味经官书局简史,主要对二者的创设及结局作了简要介绍,确定味经官书局的正确位置是本节最重要的发现;第三部分主要梳理了陕西味经印本的出版分期,同时考察了刘光蕡对味经书院刊书的贡献以及推动味经书院刊书的外部因素,对陕西味经印本的历史作了纵向研究;第四部分为刊书管理与运作模式,主要研究了味经书院及味经官书局的经费来源、人员配置、校书原则、书板情况及印本特征等;第五部分为味经出版物研究,通过对味经书院与味经官书局出版物的调查,文章对这部分出版物作了分类研究;第六部分为味经书院与味经官书局的学术成就与文化贡献,尤其是重新审视了味经重刻本《毛诗注疏》的价值;第七部分为结语,对本文作了简要回顾。正文后附有12个附录,或载录了陕西省图书馆所藏相关原始资料,如《味经传经书目合刻》《味经官书局书目》《味经官书局拟印书目》;或编纂了部分新的内容,如《味经印本编年》《味经印本存藏表》。
杨芹[5]（2020）在《从都察院到平政院（1901-1916） ——清末民初的官员监督与惩戒》文中认为都察院是清代专门的监察机关,上以启沃君心,中以纠劾官邪,下以舒表民志,在朝廷治理中发挥独特作用。都察院之职由各道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等科道言官行使,他们“匡君德,儆官邪,达民情”,地位清要,享有威权。迨至清末新政时期,科道不仅继续弹劾贪墨权贵,揭参违法官吏,而且就新政改制发表卓见,还通过处理吏民申冤,监督地方,为中央集权助力。然而,因内外交困启动的新政,很快走上仿行西法、改革官制的快车道,传统的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官制受到巨大冲击。就都察院而言,倡议裁撤者有之,反对裁改者有之,主张都察院代下议院者颇有其人,提议改都察院为行政或惩戒裁判所者亦不乏。一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其中,左都御史陆宝忠、御史汪凤池、王步瀛、赵炳麟、江春霖等人颇多建言和运作,引人瞩目。这不仅反映出中外思想观念的杂糅和碰撞,也意味着监察体制的新旧转型即将来临。尽管直至辛亥革命爆发都察院仍然存留,但其编制和人员大为缩减,影响力也颇见式微。1912年民国成立,除旧布新,都察院被大总统袁世凯下令裁撤。但是,官员的监督和惩戒仍是亟待考虑的问题。1914年平政院设立,附设肃政厅,专司纠弹官吏。一方面,平政院评事和肃政史颇多前清科道出身,肃政厅与都察院设置相仿,职能相近,可见新旧监察制度的延续性。另一方面,肃政厅设在平政院,除弹劾以肃政史的名义,其他公文往来冠以平政院,并非完全独立的机构。肃政史依据纠弹法案行使职权,对弹劾案件进行调查取证,由平政院审理,再依违法还是犯罪,分别由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惩处或法庭裁判,最后上呈大总统定夺。这不同于前清由堂官、督抚查核,吏部议处的程序。因此,民初的机构分工更加凸显分权制衡,更加追求弹劾与惩戒程序的司法化,在行政案件的审理上初步实现了近代转型。进言之,平政院并非具有裁决权的审判机关,其对官员赃私案构成犯罪的审理后,交大理院裁决执行;对官员渎职违法应予惩戒的交惩戒委员会处分。平政院仅为接收行政案件的机构,对一些行政决定做出维持或者撤销、变更的决定,对官员违法情事不具有裁决权。因此,平政院设立之初职务较为清简,与惩戒委员会、肃政厅之间也存在权限之争。不论在职权还是公署的争取上,平政院都频频落败。后来平政院长周树模改任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委员长以后,要求各省呈劾属员的案件交付惩戒委员会惩戒,不必再交平政院审理;加以司法官惩戒委员会、审计官惩戒委员会相继成立,官员惩戒的专门化逐渐实现。伴随着袁世凯政权的起落,肃政厅从1914年设立到1916年裁撤。此期延续传统监察制度与仿行西式建制并行,是旧制度与新举措交汇之时。从都察院到平政院肃政厅,从御史到肃政史,从台规到纠弹法,名称的变化不仅蕴含着制度变迁的内在机理,也反映着由帝制到共和的政治体制变革。但改革背后一直不变的主题,就是对官员的监督与惩戒。中国历来重治吏,通过各种方式掌握大小官吏的动向,监督一切官吏,监督官吏的一切。这是中国古代治吏的传统情形,是巩固皇权的重要手段。这种治吏的方式发展到清代,历经清末民初的改革,不仅机构形式有所不同,而且职能也多有改变。本文从清末都察院的改革切入,从都察院上奏纠弹、审判覆核、申冤呈请到肃政厅专职弹劾,再到平政院受理诉讼、惩戒委员会职司惩处,挖掘制度变化的复杂性、丰富性与内在的张力。在各个事件中探寻真相,揭示机构的制度设计与运行状况,以期展现1901-1916年间官员监督与惩戒制度的延续、改革和探索。
赵蓓红[6]（2019）在《近现代上海妇女报刊史（1898～1949）》文中研究说明上海妇女报刊是指以妇女为主要读者对象,以妇女问题、妇女文化、妇女教育、妇女生活等为主要内容,在上海创刊且编辑发行的报刊。本文通过全面系统梳理1898～1949年间的上海妇女报刊,论述近现代上海妇女报刊的变迁轨迹、发展特点与发展规律。本文在纵向上,以上海城市与妇女报刊的互动以及妇女报刊自身发展逻辑为分期依据,分为五个时期:清末时期的上海妇女报刊（1898～1911）、民国初年的上海妇女报刊（1912～1918）、五四时期的上海妇女报刊（1919～1927）、十年相对稳定时期的上海妇女报刊（1928～1937）以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上海妇女报刊（1937～1949）。横向上,对五个时期妇女报刊的发展背景与条件、整体状况、典型个案等几个层面进行研究。对典型妇女报刊个案作论述时,研究其办刊缘起、宗旨内容、编排风格、主要报人、经营管理以及社会影响等几个方面。这些个案包括《女学报》《女报》《女子世界》（1904年版）《中国妇女》《妇女时报》《香艳杂志》《女子世界》（1914年版）《妇女杂志》《中华妇女界》《眉语》《女铎》《解放画报》《新妇女》《妇女声》《玲珑》《妇人画报》《女子月刊》《妇女生活》《女声》（1932年版）《上海妇女》《女声》（1942年版）《家》等。经本文梳理研究发现:一、近现代上海妇女报刊在与城市的互动中显现出独特的变迁轨迹:清末时期作为妇女启智的媒介工具;民初时期探索商业性运营;五四时期读者层延伸至平民,办刊主体多元;十年相对稳定时期性别意识增强,形态多样发展繁荣,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女性主导报政,疏离政治,关注实际生存。二、近现代上海妇女报刊领全国风气之先,表现出创办时间最早、办刊主体多元、率先商业性运营、众声喧哗旋生即灭等特点。三、近现代上海妇女报刊呈现出:与妇女解放运动同步,发展拐点由男性群体促成,随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进一步发展等规律。
葛小寒[7]（2018）在《明代农书研究 ——文本与知识》文中研究指明明代中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这种活力表现在商业的发展与文化的多元性之上。作为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明代农业生产的扩大支撑着当时社会的调整与转型,与此同步的则是明代农书数量的喷发,并由此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农学知识体系。那么,对于明代农书的研究便是必要的:一方面,明代农书所蕴含的农学知识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农业技术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明代农书更是深深浸润在当时日趋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诚然,前辈学者已经对于这一问题有了相当的讨论。但是,他们的研究大部分是在基础的“文献考辨”之上对当时农书所记载的“科学技术”进行评介,抑或是利用农书中透露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史料去考察当时的农业生产与农村生活。由此可见,前人对于明代农书本身的讨论仍是缺乏的,尤其缺少在文献的进一步整理之上,从“知识史”的角度切入进行探讨。从“文本”与“知识”的角度考察明代农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明人的观念中究竟是如何认识作为概念的“农书”。借助于当时士人留下的“文集”、“书目”与“农书”进行分析,明人对于“农书”这一概念的认识颇为多元且伴随着参与性程度的不同发展出异样的农书观。为了研究方便而对于这种多元的“农书”认识作一概括的话,可以总结为:明代的农书便是当时的农事书、农艺书与农政书。明晰了这一范畴之后,梳理现存与佚失的明代文献,不难得出有明一代大约诞生了 502种农书的结论。但是数量的巨大不能掩盖当时农书存在着大量抄袭、翻刻的情况。因此,单纯从农学知识的发展角度来说,明代的有价值的农书数量将下降到300种以下。不过,无论明代究竟有多少种农书,对于它们的文献考证活动自然是不可缺少。尤其是一些农书的作者、版本与诞生时代在之前的农书目录里面有误,还有一些农书是前人未见的,另有一些已经侠失的农书也可以辑佚。如果说“文本”研究专注于文献本身,那么“知识史”视角下的农书研究则侧重于考察农书与时间、空间的互动。从“时间”的角度而言,明代农书与宋代农书的比较可以揭示传统社会的不同时代农学知识关注的变化。主要通过内容、作者与时空分布的对比,宋、明农书的连续性与差异性一目了然:相较于宋代,明代的农书更加注重“统合”,其中负载的农学知识则进一步下移,作为农书生产的动力也不再受政治权力的制约。另从“空间”角度来说,明代农书中最重要的一种,即“花谱”,除了在知识性上超越宋代以外,还更多承担了专业知识记载之外的交往功能。简言之,在明代的社会空间中,以“花谱”为代表的农书参与了当时士人社交网络的建构。此外,“知识史”的视角除了较为宏观的考察之外,更加关注一种知识或书籍的生产、传播、阅读以及社会影响。从《树艺篇》与《汝南圃史》之间的关系与发展来看,明代农书的生产过程漫长而富有弹性。在“稿本”农书到“刻本”农书的变化过程,不仅是农学知识系统化的过程,也是一些农学知识被删去、另一些农学知识被加入的过程。农书诞生以后的传播活动,官府在其中起到了较为显着的作用。因此考察明代官刻农书的传播行为与影响,可以作为个案了解当时农学知识的传播面向以及传播过程中的问题。当然,传播是农书生产方或者农书刊刻方的行为,农书中承载的农学知识能否真正为时人认同或接受,还得考察当时农书的阅读问题。对此,由于诞生时间颇早,且在明代流传较广的《救荒本草》与《野菜谱》便是探讨农书阅读活动的重要个案。基于农书内容、序跋以及阅读者的书目、批语,乃至翻刻过程中的改造活动,明代农书阅读的多元面向可以被充分挖掘。例如以上两种野菜书的阅读活动,便呈现出早期阅读与晚期阅读的极大不同。这主要表现在,晚明士人对于农书的阅读往往偏离了作者原有的意图。最后,农书与地方社会关系往往不被前人研究所重视,这固然是因为地方性农书不宜保存流传。然而,《亳州牡丹史》却能填补这种研究方向的空白。该书不仅是亳州牡丹的知识性介绍,更是亳州士人与一般百姓从事花事交往活动的记录。通过这一文本,晚明亳州的地方社会显得更加饱满,而《亳州牡丹史》本身也离不开这一社会的制约,尤其是其中所凸显的对于“阶层”变动的敏感。综上所述,明代农书的研究不仅仅是对旧有农业文献的整理与考察,更是对于其中所记录的农学知识的分析。这种分析在过往的研究中过多的侧重在“科学技术”的介绍,而忽略了知识以及其载体（农书）的概念、时空变迁、生产过程、传播活动、阅读与接受等等方面的探讨。而对于以上问题的讨论,才是后人进一步理解当时农学实况的钥匙。
陈艳君[8]（2018）在《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研究（1877—1937）》文中研究指明悠久的社会历史、丰富的自然资源、发达的商品经济和传统手工业为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奠定了历史基础。清末民国时期,人地矛盾造成的生存压力及政府的提倡推动了皖南手工业在传统基础上向近代转型。本文综合运用历史文献学方法、比较研究法、案例研究法及历史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分析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的历史基础与驱动因素,考察技术转型、组织形式的近代化、结构变革、转型的特征、有限突破,客观总结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障碍,力图复原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的历史图景,为皖南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历史借鉴。皖南手工业的技术转型主要包含技术科学化和科学技术化两个方面。手工业由经验型技术向科学型技术转型的技术科学化不仅表现为手工业文本数量的增长,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文本中科技含量的增加方面,尤其以制茶业、纺织业和文房四宝业最为显着。随着手工业技术逐渐由经验型上升为科学理论型,其技术传承方式和操作方式都发生了转变,主要体现为新式职业技术教育的兴起和生产设备的革新。新式职业技术教育在学科设置上不断细化,培养了一批技术人员。生产设备的革新以安庆土布业的生产工具改良、芜湖碾米业的新式动力设备引进及向机器生产的转化最为引人注目。生产工具的改良、新式动力机器的引进以及向机器生产的转化,使皖南手工业在生产力形态上与传统手工业区别开来。皖南手工业的组织形式转型主要包括生产组织形式和行业组织形式两个方面。在生产组织形式方面,以家庭手工业、手工作坊和工场以及合作制最为突出。家庭手工业在近代皖南尤其是乡村地区广泛存在,并逐渐改变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状态,与市场联系日益密切,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在家庭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作坊、工场手工业大量涌现,行业分布广泛,大多规模较小,小本经营,内部分工明确,促进了手工业的专业化发展。在合作制手工业方面,祁门茶叶合作社是典型代表。然而,由于在实际业务的进行过程中过多注重“运”、“销”环节,对“产”、“制”环节的关注明显不足,银行和洋商趁机取巧图利,成为最终受益者,忽视了最底层的茶农的利益,也就不可能改良茶叶品质,更不可能复兴红茶。在手工业行业组织形式方面,传统行会逐渐被新兴同业公会及工会代替。在劳资纠纷中,代表雇主的同业公会与代表雇工的工会的团体谈判,大多能达成团体协议。即便不能达成一致,在第三方的调处下,也能减少对抗,促进纠纷解决,有利于手工业生产的稳定与发展。但同业公会及工会处在政府的严密监管中,只是披上了新式行业组织的外衣,传统行业组织的积习依然存在。在洋货以及国产机制品的冲击下,皖南手工业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改变,行业结构变革加剧。首先,纺纱业、染料业、炼钢业、制丝业等传统行业在机器工业的冲击下逐渐衰落。其次,机器工业对传统手工业的冲击具有局部性和复杂性,织布业、榨油业、造纸业、制烟业等传统行业在机器工业的冲击下守住部分市场份额而继续艰难发展;铁、铜、锡器制造业,竹木加工业,砖瓦业,石业,陶瓷业等传统行业未受到机器工业的冲击而徘徊于固有轨道;徽墨业、宣纸业、舒簟业及罗经业等传统特色行业在时代的变迁中勉力维持。再次,皖南手工业获得了发展的新机遇,以祁红为代表的出口型手工业深受国际市场主导和影响;针织、铅石印刷、皂烛、火柴、化妆品等新兴行业从国外引进后与皖南实际相结合而改用手工生产。因此,除少数传统行业走向衰落,近代皖南手工业还是有所发展的,一些行业在一定程度上对生产设备、生产原料及产品品种等进行了改良和革新,不断增强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尤其是各地出现了一些新的行业,出现了某些近代因素。皖南手工业的近代转型彰显出总体发展迟缓及不平衡的特征。首先,皖南手工业的近代转型在技术科学化、技术传承方式、技术操作方式等方面均明显滞后于苏南地区,苏南在文本数量及科技含量、实业教育及职业教育、机器化或半机器化的规模及程度等方面相对于皖南占据优势。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区位与交通条件、社会力量的推动、基础电力工业的支持有着特别重要的影响。其次,具体到皖南区域内部,鲜明地显现出转型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既表现在地域和行业上,也表现在生产者身份的主体化与技术的边缘化、外贸优势与内销不足等方面。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取得了一些突破,主要体现在手工业功能的拓展,即手工业对农业的较强的后向联系效应及满足多元消费需求。但皖南手工业在近代转型过程中,面临一系列的障碍,包括交逼而来的天灾人祸,苛捐杂税的暴敛、商业资本的压榨等多方盘剥,管理主体及生产主体的观念制约,教育制度和社会环境导致的教育不振。由于众多障碍性因素的掣肘,皖南手工业的近代转型取得的突破十分有限。
陈实[9]（2017）在《伪满洲国童话研究》文中提出伪满洲国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期间,殖民者将童话作为意识形态宣传和文化侵略的一种工具,指派或倡导作家创作一种将“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等殖民宣传植入其中的童话,意在教育和影响青少年。同时,一些爱好童话创作的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以“附逆”“迎合”“解殖”等姿态,发表了数量不可忽视的童话作品,并在伪满洲国后期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本论文主要由五章构成。第一章从探究伪满洲国童话的源流开始,对伪满洲国的童话概念进行梳理,以这一时期公开出版的童话作品为线索,分析殖民者如何利用童话进行“未来国民”的塑造,分析伪满洲国童话写作的两种分流与多重向度,以此呈现殖民地童话创作的复杂性与特殊性。第二章至第四章,分别以“一刊”“一报”“一人（作家）”的案例形式,对伪满洲国的童话创作进行从平台到作家的全面分析。这三个案例将以实证的方式具体对应第一章中提出的“两种分流及多重向度”:第二章以《满洲学童》作为案例,代表着殖民者的“植入与控制”。对《满洲学童》杂志及其所刊部分童话的考述,将重现伪满洲国“植入式童话”这一创作现象,揭露殖民者对儿童刊物的把控与设置,探讨他们利用童话来虚构乐土的实质。同时,以该杂志上“抗击英美”的童话为例,更深层次分析“献纳文体”的时代寓意,探究童话作家真心与无意的迎合,以此重现殖民地童话创作的纠结与挣扎;第三章以《泰东日报》作为案例,展示两种分流之中较为复杂的“中间层”,这里包含了“把控”“游离”“解殖”等多种形式的童话创作,且“把控”下有“附逆”“合作”“迎合”,“游离”中有“自觉与不自觉”“自我与时局”,“解殖”时有“消解与挣扎”。这些童话创作分流中的多重向度,正是隐藏于《泰东日报》这类报刊的文艺栏目之中。同时本章将着重分析《泰东日报》文艺副刊所掀起的“童话热潮”,并以此追溯伪满洲国时期“关东州”特殊童话土壤与作家源流的形成过程;第四章以伪满洲国时期着名童话作家杨慈灯为案例,将他作为童话作者中“游离与解殖”的代表。该章对杨慈灯的生平进行考证,梳理他在公开媒体上发表的作品,分析其军旅作品与童话作品之间的关系,并着重论述其童话创作中的两个向度。以此展现游离于殖民者“官方意识”之外的童话作家的生存与创作情况;第五章是对伪满洲国“满系”“日系”“蒙系”“俄系”“鲜系”作家多语系、多族群童话创作情况的考察,尽可能地呈现童话创作的交汇处与多样性,以期从伪满洲国各语系及族群童话写作的幻想、植入与附和之中,探究殖民者倡导的“植入式童话”与作家主观意识形态之间“同与异”的撕扯与张力。结语部分则探讨日本殖民者如何全面立体地渲染“新大陆”“新满洲”,如何将“苦海”虚构为“乐土”,并重点分析童话作为“解殖文学”的重要价值。对伪满洲国童话的研究,将再现这一时空的童话写作现象,弥补这一时期童话史料的缺失,衔接童话研究的断层,为中国文学史提供多样性的参考,与其他殖民地文学研究互为烛照、补充与参考,暴露日本殖民者培养“未来国民”的文化殖民计划,从儿童文学参与文化殖民的角度提出新思考,同时也将为这一时期的民族文学、外国文学、翻译文学等研究提供宝贵的资料。
梁曼容[10]（2016）在《明代藩王研究》文中指出学界对于明代藩王、宗藩制度、宗禄人口、王府庄田等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因时代环境,当时研究普遍存在着以论带史、论证疏阔的问题,许多历史事实并未澄清。新世纪以来,相关研究亦有诸多进展,但皆为从个别侧面入手的单篇论文。其中,从区域化视角对明代宗藩进行研究的十几篇硕士论文在研究的问题意识方面体现出新意,但其展开的内容,主要是将上世纪研究成果,放入某一区域范围进行再观察,无论史实梳理和澄清,还是问题分析与解读都未达到深入程度。基于上述研究现状,本论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从政治、法律、经济、心态诸方面入手,对明代关于宗藩上层即藩王的制度安排、藩王的政治地位与角色、藩王的生存状态与心理状态,进行系统性的梳理、考核与分析,在比较全面呈现相关史事基础上,集中于藩王这一特殊人群,对明代国家体制中的贵族阶层与贵族政治状况做尽量深入的透视。朱元璋建国后,出于防御旧元、转移军权的现实考虑,及配合废除宰相制度、防范权奸的需要,建立分封制,大封诸王。因此,洪武时期,诸王不仅拥有极大的军事权力,也拥有节制布政司的权力。建文帝登基以后,尝试削弱诸藩权力,引发靖难之役。燕王朱棣登上皇位后,继续推行肇始于建文帝的削藩政策,通过迁封、削减王府护卫、解除诸王军事指挥权等方式,削夺诸王军事权力。但成祖削藩并不彻底,直到宣德一朝,削藩方才彻底完成。经过朝廷的削藩和日加严苛的藩禁政策,藩王虽然衣租食禄,享受优厚物质待遇,但在权力体系中地位微弱,不仅完全淡出朝堂,而且不许议论朝政,不得与官员联姻及结交,甚至个人的行动自由也受到极大的限制。万历中期,朝廷放开了宗室入仕之禁,但仅对将军和中尉而言,藩王仍在防嫌之列,这一状态直至明亡没有改变。明代藩王与王官的权力关系,也可以反映出藩王的实际处境。根据《皇明祖训》,亲王对王府文官无人事任免权,但有合于律法之司法权;对王府武官,亲王有司法权和一定范围的人事权。可事实上,靖难以后,亲王对文官既无人事权,亦无司法权;对武官可在符合世袭的条件下上疏奏请;王府内官多由朝廷直接派遣或任命,亲王可以提名保荐,但仍需获得朝廷批准方可。对于武官和内官,亲王仅有在朝廷授命的情形下方才可以行使司法权。不仅如此,在永乐一朝,由于朱棣的鼓动,告发藩王的现象盛行,王官的职责骤然发生转变,由过去的辅导之臣,变为藩王的监视者,担负起监察王府的作用,因此时常凌驾于诸王之上。明代藩王在靖难之役后虽然直接政治权力大幅度削弱,但是此一人群在明代国家政治中仍然扮演一些重要角色,明代藩王及分封制度在帝制政治中具有结构上的重要意义。宣德末和正统初,亲王经常代天子祭祀宗庙、天地及皇陵;当皇帝出征时,亲王居守京师;诸王还身负劝进及劝立储君的政治任务,劝进和劝立储君看似是一项礼仪性和象征性事宜,却是皇位合法性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地方,藩王并非绝对不问时事,他们可以就地方修筑事务进行奏报,也偶尔会对封地内三司事务奏告朝廷,这表明朝廷依然为藩王保留了一些参与空间。藩王对于宗室事务的讨论最多,他们不仅主动参与,朝廷也呼吁他们进言,他们的许多建议都得到了朝廷的采纳。在军事上,削藩之后,明代藩王有奏报地方军情的权力。从明代中后期开始,由于朝廷财政陷入困境,各项开支难以筹措,藩王捐禄捐银的现象十分常见,包括:赈灾、助饷、辞禄补给宗粮和献助等。在皇权中断时,藩王的政治地位及分封制度在帝制中的结构性意义得到凸显:皇帝薨后无嗣,与皇帝亲疏关系最近的藩王便继承大统;崇祯十七年,崇祯帝自尽后,在崇祯帝诸子下落不明的情况下,明代藩王便成为国家正统性的代表,成为一面争取明朝复兴及团结各种抗清势力的旗帜;南明诸政权,在北京中央政权瓦解后又持续明代正朔四十年;南明诸王在皇权中断之时再续朱姓皇权,部分实现了明初朱元璋分封诸王的用意。叛乱是藩王参与政治的一种非常规方式,是藩王对既有秩序进行的反抗。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规定了诸王的法律特权。从明中后期开始,《祖训》规定的情形发生了变化:第一,朝廷对宗室所作的法律限制已经突破家法《皇明祖训》的范围,部分内容开始出现于国法之中;嘉靖末年颁布的《宗藩条例》对宗室生活的各方面都进行了限制和约束。第二,地方官员及三法司官员在藩王整个司法过程中的参与范围渐宽,干预程度也在增强,增加了对王府的监察职责,可以参与对宗室的议罪等。但若仔细辨析,可以发现,明中后期出台的法律条文,包括《宗藩条例》在内,绝大多数条款是针对下层宗室,藩王尤其是亲王的法律特权所受的波及是细枝末节及无关紧要的。官员参与程度加深,也仅是增加了监察权力,对于犯罪藩王,特别是亲王,司法过程中的缉拿权、审问权和判决权仍专属皇帝一人。这表明宗室内部成员,因爵位高低不同,在法律待遇上产生了分野。藩王法律特权,终明一代,根本上并无实质性变化。洪武时期,藩王政治权力极大,岁禄与赐田是朝廷对诸王进行供养的一种方式。靖难之后,藩王几乎不具备任何实际政治权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朝廷大量赐予诸王岁禄和庄田。这一现象背后的政治意义是:朝廷对藩王付出的政治代价——不参政,给予经济性补偿。因此,可以看到,从明初到明末,亲王获赐田地的数目,大致呈上升趋势。嘉靖末年的宗禄改革,从改革对象上来说,仍然主要是针对下层宗室,郡王兼有涉及,亲王的切实利益则很少触及。这也体现出宗室成员在经济待遇上的分野。所以,宗禄背后的政治蕴意不能同一而论。于国家而言,以宗禄供养皇室后裔,是“亲亲之谊”,随着明中后期宗室人口大量繁衍,而逐渐上升为中央财政问题。于亲王而言,宗禄和庄田是他们以牺牲政治权力为代价,而获得的经济补偿。于下层宗室而言,宗禄口粮是他们的基本生存保障,当宗禄长久拖欠,无法支取时,就意味着朝廷的遗弃。郡王则处于亲王与下层宗室之间,作为中间阶层,其生存状况虽比不上亲王,但比下层宗室又好很多。朝廷对宗室的供养制度,使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大笔的宗禄支出加剧了明朝的财政困境。明代藩王因朝廷颁布的藩禁政策,不能出仕。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仍有着较强的政治关怀和参与政治的诉求。这些诉求和意愿在明代是不被认可和允许的,因此只能寄托于诗歌之中。在诗作中,他们关心时政、边事和下层民众,表现出了强烈的政治意识。与此同时,这些藩王信奉佛教和道教,具有强烈的出世情怀。这种出世情怀,于他们而言,是政治抱负无法施展的一条精神出路,亦是明代宗室所处严苛政治生态中的无奈选择。经过对明代藩王相关史料的系统梳理,本文在澄清诸多事实基础上,对明代贵族政治进行透视,提出:从政治制度设置与运作维度讲,明代藩王在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时期政策调整之后,已经失去实际军政权力,中国贵族政治在此时达到空前衰弱状态,反衬皇帝权力的高度集中化,并伴随士大夫政治影响力一定程度的增强。但当皇权中断时,藩王的政治意义便得到凸显,这表明从帝制的内部结构来看,贵族体制虽然孱弱,但具有结构性意义。从权利划分维度讲,贵族政治中的“等级”区分与少数人“特权”性质在法律和经济领域长期保留,明代亲王直至明亡,始终处于高等级地位,享受一般臣民无法企及的法律特权和经济特权。藩王的这种高等级与特权地位表示,相当程度的贵族制精神是明代帝制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是中国帝制传统难以祛除的特征之一;与此同时,贵族经济特权,需要大笔宗禄支出,这无疑给明朝财政的困境雪上加霜。从广义的国家制度体系角度而言,明代贵族仍然是一个政治性的课题。明代贵族政治的上述两个特色,对于透视明清帝制体系的特征具有重要意义。秦汉时期形成的帝制,是以皇帝为顶端,以郡县体制、官僚体制、贵族体制三个系统为支撑的政治制度。到了明代,这一制度既发生了新的变化,又保留了不变的传统。所谓“变”是指:第一,明代贵族政治的衰弱,相较于秦到唐贵族政治的强势,表明原先帝制中一些僵化的部分已经松动;第二,明代士大夫政治相对活跃,士大夫主流受儒家学说影响,虽承认皇室血缘特殊地位,但更强调道统和“天下”关怀,这使得明代帝制体系运行中增加了一些具有理性含义的精神。这二者是为帝制之“变”。所谓“不变”是指:第一,作为阶层的贵族,包括宗室、世袭功臣和外戚仍然存在,并不存在彻底消亡的可能;与此同时,作为帝制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贵族体制具有不可或缺的结构性意义;第二,贵族政治蕴含的“等级”与“特权”的性质,在法律和经济领域仍旧发挥着深远的影响;这二者是为帝制之“不变”。“变”与“不变”及其之间的张力共同构成了明代政治制度的特色。明代政治制度在缺乏更有力的社会变动推动情况下,并不能达到政治理性精神的充分伸张,还是会陷入左右纠结的困境。从藩王角度审视明代贵族政治与帝制体系,可以看到,尽管明代中国的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皆发生的深刻的变化,但政治领域的根本性变化尚未明晰,帝制架构的继续延续仍有深厚的政治基础。
二、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第34卷(2003年)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第34卷(2003年)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1）汉译《杂阿含经》接受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内容、方法 |
| 第一章 《杂阿含经》的产生、范围与内容 |
| 第一节 《杂阿含经》及其形成 |
| 一、阿含释义 |
| 二、杂阿含释义 |
| 三、《杂阿含经》的结集 |
| 第二节 《杂阿含经》的结构、内容 |
| 第三节 《杂阿含经》经典群的范围 |
| 小结 |
| 第二章 贯穿始终:佛典翻译视角下《杂阿含经》的接受 |
| 第一节 汉魏两晋时期《杂阿含经》单本的翻译 |
| 一、汉魏时期《杂阿含经》单本的翻译 |
| 二、两晋时期《杂阿含经》单本的翻译 |
| 第二节 南北朝时期《杂阿含经》大本的翻译 |
| 一、《杂阿含经》大本的翻译 |
| 二、《杂阿含经》单本的翻译 |
| 三、《杂阿含经》的别生经 |
| 第三节 唐宋时期《杂阿含经》单本的再译 |
| 一、唐代的单本《杂阿含经》的翻译 |
| 二、北宋的单本《杂阿含经》的翻译 |
| 小结 |
| 第三章 阿含为初:理解判释视角下《杂阿含经》的接受 |
| 第一节 六朝判教中的《阿含经》 |
| 一、六朝译经中的判教譬喻 |
| 二、六朝时期的主要判教观念 |
| 第二节 隋唐判教中的《阿含经》 |
| 第三节 判教学说的再审思 |
| 一、判教学说的本质和缺陷 |
| 二、判教学说中《阿含经》位置的再思考 |
| 小结 |
| 第四章 背景底色:知识建构视角下《杂阿含经》的接受 |
| 第一节 南北朝隋唐经录对《杂阿含经》的着录 |
| 一、南北朝经录的着录情况 |
| 二、隋代经录的着录情况 |
| 三、唐代经录的着录情况 |
| 第二节 唐以后刻本藏经中《杂阿含经》的入藏 |
| 一、《开元释教录·入藏录》系统大藏经中的《杂阿含经》 |
| 二、《开元释教录》系统大藏经中的《杂阿含经》 |
| 第三节 历代类书对《杂阿含经》的引用 |
| 一、《经律异相》对《杂阿含经》的引用 |
| 二、《法苑珠林》对《杂阿含经》的引用 |
| 小结 |
| 第五章 重回视野:近代《杂阿含经》的再发现及其影响 |
| 第一节 背景:19世纪欧洲与日本的《阿含经》研究 |
| 第二节 过程: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阿含经》研究 |
| 一、梁启超对《阿含经》的重视与提倡 |
| 二、吕澂及支那内学院的《阿含经》研究 |
| 三、释印顺及汉藏教理院的《阿含经》研究 |
| 第三节 影响:《阿含经》与中国佛教的发展 |
| 一、《阿含经》与人间佛教的开展 |
| 二、《阿含经》与中外佛教交流 |
| 小结 |
| 第六章 窥斑见全:《杂阿含经》接受史举隅——以盲龟浮木喻的东亚接受为中心 |
| 第一节 盲龟浮木喻的出处与意涵 |
| 第二节 盲龟浮木喻在印度佛教的扩散 |
| 一、阿含经典中的盲龟浮木喻 |
| 二、本生、法华、涅盘诸部经典中的盲龟浮木喻 |
| 第三节 佛典汉译与盲龟浮木喻的传入 |
| 第四节 盲龟浮木喻在中国佛教内部的接受 |
| 一、盲龟浮木喻在教内扩散的四大文献系统 |
| 二、盲龟浮木喻教内传播的引用率最高的几部经典 |
| 三、盲龟浮木喻在中国传播中的衍变 |
| 四、盲龟浮木喻在中国佛教艺术中的表现 |
| 第五节 盲龟浮木喻在教外的传播 |
| 一、盲龟浮木喻在中国社会中的扩散 |
| 二、盲龟浮木喻在东亚文化中的传播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2）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前言 |
| 第一章 《汉书·艺文志·方技略》 |
| 第一节 编撰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细类分析 |
| 二、种卷计数与略序 |
| 三、相关问题论述 |
| 四、种卷分布 |
| 第二章 《隋书·经籍三子·医方》 |
| 第一节 编撰 |
| 一、四部分类的出现与定型 |
| 二、七分法的复古与成熟 |
| 三、七分与四部共荣 |
| 四、七分与四部融合 |
| 五、关于撰者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分集甲乙丙 |
| 二、细类分析 |
| 三、医方、道经、佛经的种卷计数与序文 |
| 四、相关问题论述 |
| 五、种卷分布 |
| 第三章 《旧唐书·经籍志·丙部子录》之经脉类与医术类 |
| 第一节 编撰 |
| 一、盛唐开元官修目录《群书四录》《古今书录》 |
| 二、中、晚唐时期的官修目录编修活动 |
| 三、《旧唐志》的编撰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细类分析 |
| 二、经脉类、医术类种卷计数 |
| 三、相关问题论述 |
| 四、种卷分布 |
| 第四章 《新唐书·艺文志·丙部子录》之明堂经脉类与医术类 |
| 第一节 编撰 |
| 一、《新唐志》的撰修背景 |
| 二、《新唐志》的史料来源 |
| 三、《新唐志》的补史艺文志目录性质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细类分析 |
| 二、明堂经脉类、医术类种卷计数 |
| 三、种卷分布 |
| 第五章 《宋史·艺文志·子类·医书类》 |
| 第一节 编撰 |
| 一、《宋史》的撰修背景 |
| 二、《宋志》的史料来源 |
| 三、《宋志》的补史艺文志目录性质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细类分析 |
| 二、《宋志·医书》种卷计数 |
| 三、相关问题论述 |
| 四、种卷分布 |
| 第六章 《明史·艺文志·子类·艺术类·医术》 |
| 第一节 编撰 |
| 一、《明史》的撰修经过 |
| 二、明代内府藏书与编目 |
| 三、《明志》的史料来源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细类分析 |
| 二、《明志·医书》种卷计数 |
| 三、种卷分布 |
| 第七章 《清史稿·艺文志·子部·医家类》 |
| 第一节 编撰 |
| 一、《清志稿》的撰修经过 |
| 二、清代内府藏书与编目 |
| 三、《清志稿》的史料来源 |
| 四、《清志稿》后的相关目录撰修活动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细类分析 |
| 二、《清志稿·医家》种卷计数 |
| 三、相关问题论述 |
| 四、种卷分布 |
| 第八章 正史目录医籍着录流变 |
| 第一节 汉至隋时期: 六略之一,医分为四 |
| 一、《七略》至《汉志》时期(西汉至东汉,[公元前33至前7间—公元75至106间]) |
| 二、七分与四部共荣时期(三国至隋,[235-597]) |
| 第二节 唐至元时期: 子部医方,从方至科 |
| 一、《隋志》至两唐书时期(唐至宋初[629-1060]) |
| 二、宋国史志至《宋志》时期(宋元)(1016-1345) |
| 第三节 明至今时期: 一代医着,类属森然 |
| 一、《明志》至《清志稿》时期(明至20世纪80年代末)(1441-1989) |
| 二、王绍曾《清志稿拾遗》至《清志》时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1992至今) |
| 第四节 正史医籍目录类系流变 |
| 第九章 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利弊 |
| 第一节 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特点 |
| 一、正史医籍目录的各本特征 |
| 二、正史医籍目录的一般特点 |
| 第二节 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得失 |
| 一、正史目录的共性利弊 |
| 二、正史医籍目录的价值与缺陷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史料长编 |
| 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3）论将来债权让与（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将来债权之界定 |
| 第一节 将来债权概念的二重性 |
| 一、时间维度上的将来债权 |
| 二、作为债权未成立形态之将来债权 |
| 第二节 将来债权之认定 |
| 一、租金债权之性质 |
| 二、附停止条件、附始期债权之认定 |
| 三、收益权与将来债权 |
| 第二节 将来债权之分类 |
| 一、四分法 |
| 二、三分法 |
| 三、二分法 |
| 第二章 将来债权的可让与性 |
| 第一节 比较法之概况 |
| 一、英美法系 |
| 二、大陆法系 |
| 三、国际公约 |
| 第二节 我国对于将来债权让与之态度 |
| 一、立法及学说 |
| 二、法院裁判观点 |
| 第三节 我国将来债权让与之理论构成 |
| 第三章 将来债权让与法律效果的特殊问题 |
| 第一节 将来债权让与的破产隔离与强制执行排除效果 |
| 一、“特约溯及说”之构造 |
| 二、将来债权二分法下的构造 |
| 三、小结 |
| 第二节 将来债权让与预先通知的法律效果 |
| 一、将来债权让与通知时点之学说见解 |
| 二、本文观点 |
| 第三节 将来债权二重让与的法律效果 |
| 一、解释论下的窘境 |
| 二、解决方案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4）清末陕西味经书院与味经官书局出版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1、系统总结陕西味经书院与味经官书局的刊书活动 |
| 2、推动陕西出版史研究 |
| 3、深化对陕西书院文化的研究 |
| (三) 研究综述 |
| 1、陕西书院研究 |
| 2、陕西官书局研究 |
| 3、陕西出版史研究 |
| (四) 亟需解决的问题 |
| 1、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足 |
| 2、大量一手资料尚待发掘利用 |
| (五) 研究方法 |
| 1、文献研究法 |
| 2、文献调查法 |
| 3、个案研究法 |
| 二、陕西味经书院与味经官书局简史 |
| (一) 陕西味经书院的历史 |
| 1、味经及各地味经书院考述 |
| 2、陕西味经书院始末 |
| 3、历任山长、学政对味经书院发展的推动 |
| (二) 陕西味经官书局的历史 |
| 1、陕西味经官书局简史 |
| 三、味经书院与味经官书局刊书史 |
| (一) 出版分期 |
| 1、求友斋时期 |
| 2、味经刊书处时期 |
| 3、时务斋与复邠学舍时期 |
| 4、味经官书局时期 |
| (二) 刘光蕡对味经书院出版的贡献 |
| 1、参与求友斋、味经刊书处、时务斋及复邠学舍的活动 |
| 2、引进西式印刷机器 |
| (三) 推动味经书院刊书的外部因素 |
| 1、梁启超与康有为的影响 |
| 2、黄彭年的影响 |
| 四、刊书管理与运作模式 |
| (一) 刊书经费来源 |
| 1、官倡民和 |
| 2、租田收课 |
| 3、商业利润 |
| 4、售书获利 |
| (二) 人员配置 |
| 1、管理人员 |
| 2、校勘人员 |
| 3、刻工 |
| (三) 校书原则 |
| 1、校勘章程 |
| 2、校书底本 |
| (四) 书板情况与印本特征 |
| 1、书板情况 |
| 2、印本特征 |
| 五、味经书院与味经官书局印本研究 |
| (一) 正经正史及其它传统书籍 |
| 1、正经正史 |
| 2、算学书籍 |
| 3、蒙学书籍 |
| 4、其它传统书籍 |
| (二) 时务书籍 |
| 1、时务书籍 |
| 2、《时务斋随录》的创刊 |
| 3、《时务斋随录》的性质与内容 |
| (三) 西学书籍与教科书 |
| 1、西学书籍 |
| 2、教科书 |
| (四) 报刊 |
| 1、《关中学报》的创刊 |
| 2、《关中学报》的性质与内容 |
| (五) 味经书目四种 |
| 1、《味经傅经书目合刻》与《味经官书局书目》 |
| 2、《陕西味经官书局拟印书目》 |
| 3、《味经书院藏书目》 |
| 六、味经书院与味经官书局刊书的学术成就与文化贡献 |
| (一) 学术成就 |
| 1、校刊史书 |
| 2、校刊经书 |
| 3、《毛诗注疏》及其校刊 |
| (二) 文化贡献 |
| 1、校经勘史,兴废继绝 |
| 2、丰富典藏,兴复文教 |
| 3、编选《随录》,刊印《学报》 |
| 七、结语 |
| 附录 |
| 附录1: 《味经传经书目合刻》 |
| 附录2: 《味经官书局书目》 |
| 附录3: 《味经官书局拟印书目》 |
| 附录4: 味经书院刻工刊书表 |
| 附录5: 经史校勘诸生姓氏乡里表 |
| 附录6: 刘光蕡佚文拾补 |
| 附录7: 《刘古愚年谱》订补数则 |
| 附录8: 味经印本编年 |
| 附录9: 味经印本存藏表 |
| 附录10: 陕西省图书馆藏味经书院及味经官书局印本目录 |
| 附录11: 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味经书院及味经官书局印本目录 |
| 附录12: 补《清代书院课艺总集序录》一则 |
| 参考文献 |
| (一) 着作类 |
| (二) 期刊论文 |
| (三) 学位论文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加科研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从都察院到平政院（1901-1916） ——清末民初的官员监督与惩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价值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方法与内容 |
| 第一章 清末都察院的编制及职权 |
| 第一节 清末都察院的编制 |
| 一、1906年官制改革前的编制 |
| 二、1906年官制改革后的编制 |
| 第二节 清末都察院的规章 |
| 一、《钦定台规》的内容 |
| 二、台规与会典、例律的关联 |
| 三、台规的效力与意义 |
| 第三节 清末都察院的职权及其保障 |
| 一、都察院的职权 |
| 二、科道行使职权的方式 |
| 三、科道行使职权的保障 |
| 第二章 科道的纠弹与冤抑受理 |
| 第一节 官吏纠参与申冤的律例规定 |
| 一、被参官吏的处分之例 |
| 二、构成犯罪的处罚之律 |
| 三、被参官吏的宽免与申诉 |
| 第二节 科道对京官的纠弹 |
| 一、弹劾王公亲贵案 |
| 二、弹劾官员舞弊:以邮传部李德顺案和吏部受贿案为例 |
| 三、都察院堂官弹劾科道案 |
| 第三节 科道对外官的纠弹 |
| 第四节 清末都察院受理革员申冤 |
| 一、赴都察院呈控的案件总体情况 |
| 二、呈控人与当事人 |
| 三、都察院受理革员京控的程序 |
| 四、革员呈控的事由 |
| 五、京控的拟断与呈控的差异 |
| 六、革员呈控案的总体处理结果评析 |
| 七、都察院在革员京控案中的功用评析 |
| 小结 |
| 第三章 清末都察院的裁改争议 |
| 第一节 裁改的动因与起始 |
| 一、内忧外困的时势迫使变法改制 |
| 二、迎合预备立宪的需要 |
| 第二节 丙午官制改革前后都察院的裁改 |
| 一、丙午官制改革前左都御史陆宝忠整顿都察院的努力 |
| 二、丙午官制改革中都察院的改制方案 |
| 三、反对都察院裁改的理据 |
| 四、都察院官制初步厘订 |
| 五、都察院奏定整顿章程 |
| 第三节 都察院代下议院的争议 |
| 一、都察院代下议院的倡议 |
| 二、反对设下议院更改都察院 |
| 第四节 再次厘订台规 |
| 第五节 都察院裁改期间的民间舆论 |
| 一、报刊舆论 |
| 二、宋教仁的议论 |
| 小结 |
| 附录 清末科道对待新政的态度 |
| 第四章 都察院的裁撤与平政院的建立 |
| 第一节 都察院的末路与科道的去留 |
| 一、都察院的末路 |
| 二、科道的去留 |
| 第二节 平政院的设立及争议 |
| 一、平政院筹设的过程 |
| 二、平政院的设立与职权 |
| 三、平政院与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的争议 |
| 四、平政院与肃政厅的权限争议 |
| 第三节 肃政厅的设立、规章与职权 |
| 一、肃政史的产生 |
| 二、肃政厅的法规 |
| 三、肃政厅的职权与行使方式 |
| 第四节 肃政史的上奏建言与监察纠仪 |
| 一、上奏建言 |
| 二、监察政务 |
| 三、纠仪 |
| 小结 |
| 第五章 肃政史的弹劾与惩戒委员会的惩戒 |
| 第一节 民初官员弹劾与惩戒的法律规定 |
| 一、肃政史弹劾的范围 |
| 二、肃政史弹劾的程序 |
| 三、官员的惩戒机构、处分与开复 |
| 第二节 肃政史的弹劾案 |
| 一、肃政史弹劾之预闻 |
| 二、肃政史纠劾大员 |
| 三、肃政史弹劾赌博、种烟 |
| 四、肃政史弹劾中央部院案 |
| 五、肃政史弹劾巡按使 |
| 六、肃政史弹劾法官 |
| 七、肃政史弹劾知事案 |
| 八、肃政史平反冤案 |
| 第三节 文官高等惩戒委员的惩戒 |
| 一、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的惩戒程序 |
| 二、惩戒滥押、疏脱监犯的案件 |
| 三、惩戒由巡按使弹劾的其他案件 |
| 第四节 其他惩戒委员会的惩戒 |
| 一、司法官惩戒委员会 |
| 二、审计官惩戒委员会 |
| 小结 |
| 第六章 肃政厅的裁撤及后续 |
| 第一节 肃政厅的最后光景 |
| 一、肃政史奏劾复辟 |
| 二、肃政史弹劾筹安会及反对帝制 |
| 第二节 肃政厅裁撤始末 |
| 一、主要人物请辞 |
| 二、改制与合署办公 |
| 三、裁撤书记官及人员安置 |
| 四、废止法令 |
| 五、肃政史的流向 |
| 第三节 外界对于肃政厅肃政史的评价 |
| 一、对于肃政厅肃政史之质疑 |
| 二、对于平政院与肃政厅关系之论评 |
| 三、肃政厅裁撤之后的评议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6）近现代上海妇女报刊史（1898～194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概念界定 |
| 四、分期依据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清末时期的上海妇女报刊(1898～1911) |
| 第一节 上海妇女报刊诞生的背景 |
| 一、上海独特的城市空间与出版环境 |
| 二、西方文明性别标准在中国语境下转化 |
| 三、妇女报刊在世界范围内陆续创办 |
| 第二节 中国首份妇女报刊——《女学报》 |
| 一、《女学报》创刊缘起：以女报启女智 |
| 二、首开女子办报主持笔政风气 |
| 三、仿《湘报》版式以白话“开女学风气” |
| 四、依靠捐助办报经营 |
| 五、另一份《女学报》与陈撷芬 |
| 第三节 从辅助女学的教科书转向女权的话语阵地 |
| 一、男性主持的首份女刊——《女子世界》 |
| 二、三期未满的《中国女报》 |
| 三、陈志群为女刊“续命” |
| 小结 |
| 第三章 民国初年的上海妇女报刊(1912～1918) |
| 第一节 民国初年上海妇女报刊发展的背景与概况 |
| 一、新闻出版业规制政策频发妇女报刊面临转向 |
| 二、稿酬制度确立民营报刊出版业加速发展 |
| 三、上海女性读者市场形成 |
| 第二节 中国首份商业性妇女报刊——《妇女时报》 |
| 一、《妇女时报》的商业性实践 |
| 二、“合于时情”的内容倾向与独立品格 |
| 三、以图像表达立场积极对话读者 |
| 四、由包天笑提携的男女作者群 |
| 五、出版人丧子无心经营 |
| 第三节 专业性和综合性商业性妇女报刊双轨并行 |
| 一、专业性妇女报刊：同年创刊各展所长 |
| 二、综合性妇女报刊：出版社恶性竞争妇女报刊同质化 |
| 小结 |
| 第四章 五四时期的上海妇女报刊(1919～1927) |
| 第一节 上海妇女报刊多元化发展的背景与概况 |
| 一、以1919 年作为起点聚焦“新女性” |
| 二、出版物激增妇女问题居舆论中心 |
| 第二节 中国首份妇女画报——《解放画报》 |
| 一、从郑正秋的经历和家庭伦理观看五四初期性别观念 |
| 二、五四“解放”声浪中创办的《解放画报》与其视觉化形态革新 |
| 三、从文本内容看女性生存观念与现实的冲突与矛盾 |
| 四、基于同业、同好建立的文图作者群 |
| 五、难以实现的行销策略 |
| 第三节 上海妇女报刊多样化的发展形态 |
| 一、商业性妇女报刊的意识革新 |
| 二、非商业性妇女报刊的复兴 |
| 三、中国共产党创办的首份妇女报刊——《妇女声》 |
| 小结 |
| 第五章 十年相对稳定时期的上海妇女报刊(1928～1937) |
| 第一节 上海妇女报刊繁盛发展的背景与概况 |
| 一、城市化与女性群体的分化 |
| 二、出版物繁盛妇女报刊立场分化 |
| 第二节 都市摩登商业性画报纷呈迭起 |
| 一、中国首份妇女时尚画报——《玲珑》 |
| 二、我国女子杂志最高权威——《妇人画报》 |
| 第三节 女性主编的非商业性妇女报刊 |
| 一、“纯女性”报刊——《女子月刊》 |
| 二、知名党派刊物——《妇女生活》 |
| 三、脱离教会独立经营——《女声》(1932 版) |
| 小结 |
| 第六章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上海妇女报刊(1937～1949) |
| 第一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上海妇女报刊 |
| 一、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妇女报刊的概况 |
| 二、孤岛时期妇女界的指路明灯——《上海妇女》 |
| 三、身份暧昧、地位尴尬的妇女报刊——《女声》(1942 版) |
| 第二节 解放战争时期的上海妇女报刊 |
| 一、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妇女报刊的概况 |
| 二、上海历时最长、发行量最大的妇女报刊——《女铎》 |
| 三、唯一发行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商业性妇女报刊——《家》 |
| 小结 |
| 结论 |
| 一、近现代上海妇女报刊的变迁轨迹 |
| (一)清末时期：妇女报刊作为妇女启智的媒介工具 |
| (二)民初时期：妇女报刊探索商业性运营 |
| (三)五四时期：读者层延伸至平民女性办刊主体多元 |
| (四)十年相对稳定时期：性别意识强烈形态多样发展繁荣 |
| (五)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妇女报刊：女性主导报政 疏离政治 关注实际生存 |
| 二、近现代上海妇女报刊的发展特点 |
| (一)创办时间最早办刊主体多元 |
| (二)率先实践商业性运营 |
| (三)报刊形态革新最快 |
| (四)众声喧哗旋生即灭 |
| 三、近现代上海妇女报刊的发展规律 |
| (一)妇女报刊的发展与妇女解放运动同步 |
| (二)妇女报刊的发展拐点多由男性群体参与并促成 |
| (三)妇女报刊随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发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近现代上海妇女报刊一览表(1898～1949)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7）明代农书研究 ——文本与知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依据和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动态 |
| 三、相关概念界定与研究方法 |
| 四、资料来源与研究框架 |
| 五、创新之处和存在的问题 |
| 第一章 明代的多元农书观 |
| 第一节 一般性观察:文集中的“农书” |
| 第二节 分类性观察:目录中的“农书” |
| 第三节 专门性观察:农书的自我认识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明代农书数量考辨 |
| 第一节 明代农书数量初考:以《中国农业古籍目录》为中心 |
| 第二节 明代农书数量校正之一:增加 |
| 第三节 明代农书数量校正之二:删减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明代农书汇考 |
| 第一节 《中国农学书录》所录明代农书补正 |
| 第二节 明代稀见农书考述 |
| 第三节 明代已佚农书辑考 |
| 第四节 《农说》撰者马一龙新考 |
| 第五节 《树艺篇》新考 |
| 第六节 再论《沈氏农书》与《乌青志》 |
| 第四章 明代农书的内容、作者与时空:与宋代比较 |
| 第一节 明代“狭义”农书考述 |
| 第二节 宋明农书内容的比较 |
| 第三节 宋明农书作者的比较 |
| 第四节 宋明农书时空分布的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明代农书的撰写特点:以花谱为中心 |
| 第一节 明代花谱述略 |
| 第二节 作为交往工具的花谱 |
| 第三节 作为自然知识的花谱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明代农书的生产:从《树艺篇》到《汝南圃史》 |
| 第一节 《树艺篇》与农学知识的获取 |
| 第二节 《树艺篇》与《花史》:农学知识的两次加工 |
| 第三节 《汝南圃史》的完成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明代农书的传播:以官刻农书为中心 |
| 第一节 明代官刻农书考述 |
| 第二节 明代农书的官刻过程 |
| 第三节 农学知识的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明代农书的阅读:《救荒本草》与《野菜谱》 |
| 第一节 从私密阅读到开放阅读 |
| 第二节 开放阅读与“荒政取向”的延续 |
| 第三节 从开放阅读到多元阅读 |
| 第四节 讨论:写作、刊刻与阅读 |
| 第九章 明代农书与地方社会:以《亳州牡丹史》为例 |
| 第一节 亳州牡丹与《亳州牡丹史》 |
| 第二节 《亳州牡丹史》所录亲友小考 |
| 第三节 《亳州牡丹史》所见明代亳州花事活动 |
| 第四节 《亳州牡丹史》中的阶层感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8）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研究（187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历史基础与驱动因素 |
| 第一节 历史地理概况 |
| 一、社会历史概况 |
| 二、地理资源概况 |
| 三、商品经济概况 |
| 第二节 前近代皖南手工业概况 |
| 一、制茶业 |
| 二、纺织业 |
| 三、文房四宝业 |
| 四、其他行业 |
| 第三节 驱动因素 |
| 一、人地矛盾与生存压力 |
| 二、地方政府的提倡 |
| 小结 |
| 第二章 技术转型 |
| 第一节 技术的科学化 |
| 一、手工业文本的增长 |
| 二、制茶业生产技术的科学化趋势 |
| 三、纺织业生产技术的科学化趋势 |
| 四、文房四宝业生产技术的科学化趋势 |
| 第二节 技术传承方式的转变 |
| 一、传统学徒制概况 |
| 二、实业教育 |
| 三、职业教育 |
| 四、私立静仁职业学校个案研究 |
| 第三节 生产设备的革新 |
| 一、传统生产工具的改良 |
| 二、新式动力设备的引进 |
| 三、向机器生产的转化 |
| 小结 |
| 第三章 组织形式的近代化 |
| 第一节 生产组织形式的多元化 |
| 一、家庭手工业 |
| 二、作坊、工场手工业 |
| 三、合作制手工业——以祁门茶叶合作社为中心 |
| 第二节 行业组织的演变 |
| 一、行会 |
| 二、同业公会 |
| 三、工会 |
| 小结 |
| 第四章 结构变革 |
| 第一节 机器工业冲击下逐渐衰落的行业 |
| 一、纺纱业 |
| 二、染料业 |
| 三、炼钢业 |
| 四、制丝业 |
| 第二节 被侵占部分市场而继续发展的行业 |
| 一、织布业 |
| 二、榨油业 |
| 三、造纸业 |
| 四、制烟业 |
| 第三节 未受到机器工业冲击而徘徊于固有轨道的行业 |
| 一、概况 |
| 二、铁、铜、锡器制造业 |
| 三、竹木加工业 |
| 四、砖瓦业 |
| 五、陶瓷业 |
| 第四节 勉力维持的传统特色行业 |
| 一、徽墨业 |
| 二、宣纸业 |
| 三、舒簟业 |
| 四、罗经业 |
| 第五节 国际市场影响下的出口型手工业——以祁红为对象的考察 |
| 第六节 新兴手工业 |
| 一、针织业 |
| 二、铅石印刷业 |
| 三、皂烛业 |
| 四、火柴业 |
| 五、化妆品业 |
| 小结 |
| 第五章 近代转型的特征 |
| 第一节 转型的迟缓——基于皖南与苏南的比较 |
| 一、差距之比较分析 |
| 二、原因之比较分析 |
| 第二节 近代转型的不平衡 |
| 一、地域的不平衡 |
| 二、行业的不平衡 |
| 三、生产者身份主体化与技术边缘化 |
| 四、外贸优势与内销不足 |
| 小结 |
| 第六章 有限突破与多重障碍 |
| 第一节 手工业功能的拓展 |
| 一、后向联系农业 |
| 二、满足多元消费 |
| 第二节 多重障碍 |
| 一、天灾人祸 |
| 二、多方盘剥 |
| 三、观念制约 |
| 四、教育不振 |
| 小结 |
| 余论 |
| 一、手工业近代转型的最大瓶颈 |
| 二、近代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
| 三、近代手工业的发展前景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附录 |
| 后记 |
（9）伪满洲国童话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东亚殖民主义视野下的伪满洲国童话 |
| 第一节 伪满洲国文学史料体系的建立 |
| 第二节 东亚殖民主义视野下的伪满洲国童话 |
| 第一章 伪满洲国童话写作与“未来国民”的塑造 |
| 第一节 伪满洲国“童话”的源流 |
| 第二节 何为伪满洲国的童话 |
| 第三节 “未来国民”的塑造 |
| 第四节 伪满洲国童话的勃发 |
| 第五节 童话创作的多重向度 |
| 余论 |
| 第二章 《满洲学童》与“植入式童话” |
| 第一节 殖民者的想象与读物把控 |
| 第二节 《满洲学童》的“精神强化”与“植入式童话” |
| 第三节 童话中“鬼畜米英”的修辞与实践 |
| 第四节 童话“击灭米英”的时代寓意 |
| 第五节 献纳文体:童话真心与无意的迎合 |
| 余论 |
| 第三章 《泰东日报》童话:在形式与立场之间 |
| 第一节 《泰东日报》“童话土壤”的形成 |
| 第二节 辽东半岛“童话的热潮” |
| 第三节 形式与立场——童话复杂的边界 |
| 余论 |
| 第四章 杨慈灯童话的两个向度 |
| 第一节 杨慈灯小传 |
| 第二节 伪满洲国的现实之昼与童话之夜 |
| 第三节 两个向度:奇幻讽刺与幽暗控诉 |
| 余论 |
| 第五章 幻想、植入与协和:同与异的张力 |
| 第一节 虚实与浮沉——中国作家的童话创作 |
| 第二节 描绘与把持——“日系”作家的童话创作 |
| 第三节 失语与掺杂——“鲜系”“俄系”文人的无奈 |
| 第四节 幻想、植入与协和:同与异的张力 |
| 余论 |
| 结语: “乐土”的建构与解构 |
| 第一节 “王道乐土”的立体虚构 |
| 第二节 作为“解殖文学”的童话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满洲学童》现存原刊目录(共82本) |
| 附录二: 1931-1945年《泰东日报》所刊童话作品目录索引 |
| 附录三: 1931-1945年杨慈灯作品目录 |
| 附录四: 1945-2017年伪满洲国文学研究论文目录 |
| 博士在读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明代藩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对象、研究视角与问题缘起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视角与问题的缘起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一） 明代宗藩政治史研究 |
| （二） 明代宗藩经济相关问题研究 |
| （三） 明代宗藩生活状态研究 |
| （四） 对宗藩的分区域研究 |
| （五） 文献史实考证 |
| 三 重拾“冷门”：明代藩王再研究的必要性及其意义 |
| （一）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宗藩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 |
| （二） 新世纪宗藩区域研究的局限性 |
| （三） 明代藩王研究：“旧题新说” |
| 四 明代藩王研究的两条线索：“权力分配”与“权利分野” |
| 五 本文基本框架与文献基础 |
| （一） 本文框架 |
| （二） 文献基础 |
| 第一章 明代藩王权力格局的奠定：分封与削藩 |
| 一 诸王分封制度的建立 |
| （一） 朱元璋分封 |
| （二） 洪武时诸王所拥有的实际权力 |
| 二 《皇明祖训》与朱元璋分封 |
| （一） 《皇明祖训》修订状况及解读 |
| （二） 《皇明祖训》与朱元璋分封 |
| 三 明初的削藩举措 |
| （一） 肇始于建文帝 |
| （二） 明成祖削藩：以解除诸王军事权力为核心 |
| （三） 朱棣恩威并施的政治手腕 |
| （四） 告发藩王现象的频发与常态化 |
| （五） 明宣宗削藩的最终完成 |
| 四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制衡的存在：明代藩王对王府官的权力空间 |
| 一 明代王府官建制沿革 |
| （一） 王府官草创：盛极一时 |
| （二） 王府官制的第一次改革：增设文官 |
| （三） 王府官定制 |
| 二 藩王对王府官的权力范围 |
| （一） 洪武祖制 |
| （二） 靖难以后的王府文官 |
| （三） 靖难以后的王府武官 |
| （四） 靖难以后的王府内官 |
| 三 王府官“告发”与“欺凌”藩王现象的频繁 |
| （一） 王府官职责的转变 |
| （二） 王府官欺凌藩王现象解读 |
| 四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权力禁忌：明代藩王的政治藩篱 |
| 一 明代藩禁政策考 |
| （一） 永乐朝：藩禁政策的肇始 |
| （二） 宣德时期藩禁政策的进一步增强 |
| （三） 英宗景泰间宗室藩禁政策的增多 |
| （四） 成弘正三朝：王亲任官政策的讨论及拟定 |
| （五） 嘉隆两朝对王亲任官政策的调整 |
| （六） 万历藩禁政策的放开 |
| 二 明代藩王的活动空间 |
| （一） 禁止诸王奔丧赴京 |
| （二） 禁止诸王朝觐 |
| （三） 限制藩王出行，锢于一府之中 |
| （四） 禁止诸王相见 |
| 三 藩王的婚姻 |
| （一） 太祖时期藩王婚姻的基本状况 |
| （二） 永乐朝藩王婚姻政策的转变及基本状况 |
| （三） 宣德朝藩王婚姻政策的确定 |
| 四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承载与反抗：明代藩王的政治角色 |
| 一 礼仪事务中的藩王 |
| （一） 祭祀礼仪 |
| （二） 劝进及劝立储君等象征性事宜 |
| （三） 皇帝巡行或出征时居守京师 |
| 二 参与朝政及议论国事 |
| （一） 劝谏皇帝 |
| （二） 奏报封地内行政及修造事务 |
| （三） 为宗室政策建言 |
| 三 藩王与军事 |
| （一） 奏报边事或地方军情 |
| （二） 主动请求入伍勤王 |
| 四 藩王与地方官员 |
| （一） 奏请为官员加官进爵 |
| （二） 奏请官员任用 |
| 五 藩王的“义举” |
| （一） 赈灾 |
| （二） 助饷 |
| （三） 补给宗粮 |
| （四） 献助 |
| 六 权力承载：藩王入主和南明余续 |
| （一） 藩王入主 |
| （二） 南明余续 |
| 七 权力反抗：以正德时期的两次藩王叛乱为中心 |
| （一） 安化王朱寘鐇之乱与刘瑾被除 |
| （二） 宁王朱宸濠叛乱与武宗荒政的结束 |
| （三） 藩王叛乱与明代政治文化 |
| 八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不可动摇的特权：明代藩王的法律地位 |
| 一 明代藩王司法的法律依据及与国家公法之关系 |
| （一） 明代藩王法律特权的奠定 |
| （二） 洪武之后藩王违法处罚的依据及其与国家公法之关系 |
| （三） 《宗藩条例》与藩王司法 |
| 二 明代藩王违法的司法程序 |
| （一） 以地方官员为监察主体的监察制度的建立 |
| （二） 王府查勘及查勘官员构成 |
| （三） 宣诏入京 |
| （四） 议罪 |
| （五） 量刑原则 |
| （六） 遍谕诸王 |
| 三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政治权力剥夺的经济代价（上）：藩王岁禄 |
| 一 洪武到天顺时期的藩王岁禄问题 |
| （一） 洪武祖制的确定与调适 |
| （二） 成祖加赐岁禄与藩王欠禄问题的出现 |
| （三） 仁宗朝增诸王禄与未之国亲王岁禄的确定 |
| （四） 宣宗朝岁禄折钞的普遍化及藩王告匮现象的出现 |
| （五） 英宗景泰间：岁禄折银 |
| 二 成化到正德时期的岁禄问题 |
| （一） 成化朝：藩王岁禄收纳方式规定的出台 |
| （二） 弘治朝：藩王岁禄开始成为财政负担与朝廷开始削减岁禄 |
| （三） 正德朝：山西宗室岁禄财政问题的加深与各种补救措施 |
| 三 宗禄引发的财政危机及嘉靖宗禄改革 |
| （一） 宗禄引发的财政困境 |
| （二） 朝廷士大夫关于宗室问题的讨论 |
| （三） 《宗藩条例》出台与宗禄改革 |
| （四） 万历朝宗禄永额制的出台 |
| 四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政治权力剥夺的经济代价（下）：藩王产业 |
| 一 亲王之国前所赐产业 |
| （一） 明代各朝亲王之国前养赡之资的钦赐情况 |
| （二） 之国后田产的处置 |
| （三） 皇庄与诸王养赡 |
| 二 诸王就藩后的产业 |
| （一） 洪武到正德：藩王获赐田地的基本情况 |
| （二） 藩王产业获取方式 |
| （三） 藩王产业的管理 |
| （四） 朝廷对诸王田产的基本政策及嘉靖朝的改革 |
| （五） 福王赐田背后的政治意义 |
| 三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被捆缚的政治意识及其解脱：藩王的精神世界 |
| 一 研究藩王精神世界的意义 |
| 二 文本基础 |
| 三 被捆缚的政治意识 |
| （一） 以诗言志，志在匡国 |
| （二） 通过诗歌记录边境和内地战事 |
| （三） 借诗讽刺时政 |
| （四） 关心农事 |
| 四 寄情佛道的精神出路 |
| （一） 淡泊名利、是非和荣辱 |
| （二） 推崇陶潜，幽居独处 |
| （三） 参禅求仙，与僧道来往频繁 |
| 五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 明代藩王的历史际遇 |
| （一） 被极度限制的政治权力 |
| （二） 不能被忽视的政治角色 |
| （三） 一以贯之的法律特权 |
| （四） 日益膨胀的经济优待 |
| （五） 无法施展的政治抱负 |
| 二 明代贵族政治的特色与“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说” |
| 三 “边缘化”的明代宗室及宋明两代宗室制度之比较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第34卷(2003年)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汉译《杂阿含经》接受史研究[D]. 黄凯. 上海大学, 2021
- [2]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研究[D]. 付鹏.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1
- [3]论将来债权让与[D]. 卢军.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4]清末陕西味经书院与味经官书局出版活动研究[D]. 石杰. 山东大学, 2020(09)
- [5]从都察院到平政院（1901-1916） ——清末民初的官员监督与惩戒[D]. 杨芹. 吉林大学, 2020(08)
- [6]近现代上海妇女报刊史（1898～1949）[D]. 赵蓓红.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7]明代农书研究 ——文本与知识[D]. 葛小寒.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7)
- [8]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研究（1877—1937）[D]. 陈艳君. 苏州大学, 2018(01)
- [9]伪满洲国童话研究[D]. 陈实.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9)
- [10]明代藩王研究[D]. 梁曼容. 东北师范大学, 201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