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3亚太消化周信息（论文文献综述）
王家曦[1]（2021）在《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文中提出本文是对战后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外交所做之比较研究。本文认为,“经济外交”即某一国基于政治考量,透过权力相对关系,将经济工具作为媒介,针对特定的外交战略目标,由施动主体（国家、国家联合、国际组织等）对受动主体（同样为国家、国家联合、国际组织等）策动与控制,以引导或迫使受动主体服从施动主体的政策目标及利益诉求的行为。经济外交有两种形式,即“一国政府或代表其政府的机构或官员以本国经济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其二,“一国政府或代表其政府的机构或官员以本国经济力量为手段或依托,为实现和维护本国国家战略目标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是战后国际关系史中最为典型的两种经济外交,其涉及对象的广泛性、战略目标的多元性、战略手段的丰富性和战略效果的显着性,都为探讨经济外交的性质、作用和意义指明了方向。经济外交实践又作为国际社会体系和权力结构中的能动因素,形成了一个交叉嵌套、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战略交汇与互动,这就为在层次分析的理论基础上对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进行比较研究创造了可能性。战后的美日经济外交处在相同或相近的时空背景下,面临共同但有所区别的机遇与挑战。本文所关注的即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对机遇和挑战的认知与因应,并尝试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加以探讨。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战后不同阶段中,美日两国进行了哪些经济外交实践?其发展和演变呈现出哪些特点?从理论视角看,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存在哪些联系和区别?形成这些联系和区别的主要动因为何?这些动因又将如何影响美日两国经济外交的决策和实施?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和回答,是本文展开研究的主要脉络。通过梳理美日两国经济外交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本文根据战略核心指向的转换与战略的调整和演进,梳理出以下几点研究发现:其一,战后初期是国际经贸新秩序的形成阶段,美日两国由于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权力资源的不同,选择了完全不同的经济外交路径。美国通过经济外交塑造了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经贸新秩序,并形成了更加专注于获得并维持经济权力的经济外交路径。而日本则通过积极在东南亚开展经济外交摆脱了战争带来的萧条与停滞,重建了自身的国际形象,并形成了更加专注于获得并扩大经济权利和利益的经济外交路径。其二,进入冷战后,随着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和全球经贸联系的日益紧密,经济外交在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和权重都在持续上升。安全关切也成为经济外交中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能源、贸易、高科技产品等涉及国际经贸的议题成为外交战略中安全关切聚焦的重点。在经贸和科技领域拥有压倒性的体量和优势的美日两国,其经济外交中的安全化构建也随之展开。贸易壁垒、贸易保护和经济制裁成为经济外交的新工具,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安全内涵。这一趋势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改变了国际经贸发展的形式和方向,也对此后两极格局的瓦解和新的全球经贸秩序形成埋下了伏笔。其三,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的瓦解释放了压在国际经济贸易头上的安全重负。从20世纪末至今,全球化的飞速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国际经贸大繁荣、大发展的催化剂。在进入新的跨越式发展时代后,面对变化了的国际经济贸易格局,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需要对全球化和区域化这两大趋势做出战略回应。对于美国来说,“其他国家从自由贸易协定中获益过多”被界定为对美国经济安全的威胁。“域外国家”和“亚太地区主要参与者”双重角色之下的美国为了应对此种威胁,确保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便通过经济外交对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行这一战略挑战做出了回应。而面对亚太区域的整合和域内国家共同体意识的觉醒,日本有以下几个战略主张:第一,以经济为手段建立美国、日本与欧洲三极国际新秩序;第二,加强美日安保及突显自己为西方国家一员,除了运用美日同盟关系与亚太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外,日本也以亚太先进民主化国家自居,主导亚太民主化;认为身为亚太民主国家,必要努力使亚太稳定与和平共存。回顾美日经济外交从形成到发展的整个变迁过程不难发现,经济事务在外交中的地位和权重是持续增加的。作为传统外交和非传统外交相交叉的特殊领域,经济外交是国际关系领域中长期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在对经济外交的既有研究中,经济外交的性质、手段、地位和作用受到较多关注。纵观二战以来的外交史,经济外交的作用不断强化,影响不断外溢,特别是在全球化将全人类空前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之后,经济外交的更加不可替代。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经济外交倡导的“合作、互惠、共赢”理念并非总能在外交政策中占据主导,甚至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经济外交本身就会成为冲突和对抗的诱因。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入口,如何通过经济外交框架下的合作共赢和包容性增长重建国际社会的领导力和进步主义,经济外交如何在防范和化解冲突风险、拓展人类共同福祉、促进国际经济制度治理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将是时代留给所有国际事务参与者们共同求索的一道考题。
张玲潇[2]（2021）在《中国高铁产业战略传播研究（2008-2019）》文中提出本文从战略传播角度系统而深入地剖析了中国高铁产业自诞生以来12年间（2008—2019）开展的战略传播活动,试图从共识性与认同视角,考察中国高铁产业战略传播对于建构产业认同和实现产业利益的价值。本文试图回答三个基本问题:1)高铁产业诞生以来开展了哪些战略传播活动,有什么特征?2)高铁产业战略传播与产业认同建构的关系如何?3)高铁产业战略传播在提升高铁品牌形象,构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舆论环境以及促进国内外受众对产业的理解与认同方面有哪些效果?本文主体部分有十章。绪论部分,介绍了研究缘起、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第一章,对相关概念、理论和文献进行综述。第二章至第五章,关注于高铁产业早期阶段的战略传播活动,从战略传播背景、运行机制、传播手段、传播内容四个方面展开。第二章是高铁产业早期阶段的国内外背景回顾;第三章是对以铁道部为主导的战略传播运行机制的研究;第四章是对高铁产业早期阶段以报纸媒体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和借力国际会议、展览等形式的组织传播的研究;第五章是从主题设置、叙事方式、表现形式等三个方面对高铁产业早期阶段的战略传播内容进行分析。第六章至第九章,关注于高铁产业“走出去”阶段的战略传播。其中第六章聚焦高铁“走出去”的政治、经济、文化战略价值分析。第七章对“走出去”阶段的高铁多主体联动传播和多层级利益相关群体对话合作机制进行研究;第八章对政府和企业层面的高铁外交公关,与利益相关群体对话的组织传播和引导国内外舆论的大众传播三种战略传播手段进行了梳理;第九章对高铁战略传播的内容与形式做了深入探究,这个阶段传播善用第三方视角讲故事,主题更贴近受众,话语方式也更吸引人。第十章,借鉴建构主义学派的国家间集体认同的形成与转化理论,分析高铁产业战略传播对于产业认同建构的价值及未来改进策略。结语,对中国高铁产业早期阶段和“走出去”阶段两个时期的战略传播实践进行回顾,得出战略传播是增进国内外受众对产业的理解与认同的重要途径的结论。本文使用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深度访谈法和多学科理论交叉运用的方法。在深度挖掘、收集、整理高铁诞生十余年以来的相关史实基础上,对不同时期大众传播媒体关于高铁的报道,以及高铁产业通过官方网站及社交媒体等发布的新闻文本,分别进行了系统分析和深入解读。同时,结合深度访谈法,选取高铁企业宣传部门负责人、轨道交通领域高校学者和高铁工程师等受访者进行深度访谈,获得研究所需要的一手资料,并运用多学科理论深入分析和总结高铁不同时期传播活动的战略性特征,对中国高铁产业战略传播历史进行整体勾画。本文创新点有三个方面:第一,研究视角的创新性。以往关于高铁产业的研究,大多是从经济、国际关系、地缘政治等理论视角进行的,而从战略传播角度关注高铁产业的比较少见,本文用战略传播理论考察高铁产业的发展历程,是对前人研究的较好补充。第二,论文对中国高铁产业战略传播历史进行了整体勾画,分析并总结了其不同时期传播活动的战略性特征,并借用多学科理论对原始文献和调查材料进行了多角度分析与解读。论文具有一定的历史文献价值。第三,本文基于建构主义学派的认同建构理论对高铁产业的战略传播实践进行分析,从认同视角考察中国高铁产业战略传播对产业认同建构的价值,探究战略传播与认同建构的逻辑关系,对现有理论进行拓展,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性。在社会急剧转型、世界经济低迷和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多重背景下,高铁产业正面临着国内认同和国际认同的双重建构任务。在认同的建构中,信息的传播是核心和关键,通过信息传播和互动交流,有利于实现受众态度转变和行为转化。高铁产业通过顶层设计统筹多元传播主体、整合各种传播手段和渠道,针对国内外受众开展的战略传播活动是实现高铁产业国内和国际认同的有效方式,同时对于产业利益的最终实现和国家整体形象的提升都有积极促进作用。
宋宁[3]（2021）在《藏、壮、回医典籍文献中糖尿病理论与方药研究》文中认为[目的]糖尿病是以高血糖为特征的一种代谢性疾病,临床主要表现为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尤其是由糖尿病引起的多种并发症,已成为患者致盲、致残、致死的主要原因,给社会带来巨大经济负担,寻求根治有效的防治方法一直是医学研究的热点。藏、壮、回等少数民族医学对糖尿病的防治历史悠久、认识独特、诊疗方法神奇、验秘单方众多,具有简、便、验、廉等特色与优势。藏医的《四部医典》、壮医的《中国壮医学》、回医的《回回药方》等经典文献均对糖尿病有丰富而精辟的记载,并积累了丰富的防治经验。但这些记载较为零散,缺乏对病因、病机等理论认识的系统总结和阐述,大量的方药也未得到深入的挖掘整理,甚则部分古文献已损毁或佚失,而现有研究偏重民族医部分方剂的临床疗效、治疗机制,以及民族降糖药物的成分、药理等现代研究,鲜有对少数民族糖尿病经典文献的研究,未见有对少数民族医药典籍的糖尿病理论认识、常用方剂和治疗药物及其特点和临床应用规律的系统整理和探讨。因此,系统挖掘整理藏、壮、回等少数民族医学典籍中的糖尿病内容,总结理论认识,凝炼前人防治经验,搜集整理其记载的防治糖尿病的方剂、药物,建立藏、壮、回医典籍文献防治糖尿病方剂数据库和药物数据库,形成体系,对于糖尿病理论的总结提升以及临床实践指导意义重大,为学者查阅及深入研究提供文献数据,以便从典籍中找到启发,丰富和提升藏、壮、回医有关糖尿病的认识,为临床和科研提供借鉴和指导,为进一步筛选糖尿病有效单复方及开发糖尿病民族药新药奠定基础。[方法]本研究从医史文献角度,采用文献研究方法,结合内容分析法、访谈法和实地调研开展研究。以糖尿病作为切入点,从藏、壮、回少数民族医学的糖尿病典籍文献入手,全面搜集整理藏医、壮医、回医有关糖尿病的典籍文献,建立理论及方药数据库,梳理和总结典籍文献中糖尿病的理论认识及辨治思路,发掘经典文献中防治糖尿病的诊疗技法、常用方剂和药物、防治经验及其规律,包括病名、病因、病机、诊断、治则、治法、方药及其应用规律,着重原文的搜集整理,从历史源头研究少数民族医药对糖尿病的认识和防治经验。具体方法为:1.查阅国家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西藏藏医药大学图书馆、广西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北京回民医院图书资料室等各地实体图书馆;查阅超星数字图书馆、读秀、中国基本古籍库、中国数字方志库等电子图书馆,全面搜集藏医、壮医、回医典籍文献,通读全文,查找其中有关糖尿病的记载、相关方剂、药物,建立数据库。纳入搜查的文献类型主要包括古代经典着作、近代现代专着、论着、综合性医书、方书、专书、本草、教科书、医案、医论、医话等。尤其是重点研读藏、壮、回医古代经典着作,从历史源头研究少数民族医药典籍对糖尿病的认识和经验。2.提取相关记载内容,按病名、病因、病机、辨证、诊断、治则、治法、疗法、应用、预防调摄等字段进行系统整理、归档,应用软件Microsoft Excel/Word2016分别建立藏、壮、回医防治糖尿病文献数据库。3.系统学习藏医、壮医、回医的发展历史、理-法-方-药体系,精读《四部医典》、《中国壮医学》、《回回药方》等经典文献,熟悉藏、壮、回医学体系,为进一步分析研究奠定基础。4.基于藏、壮、回医糖尿病文献数据库,归纳、总结、挖掘、提炼各少数民族医学对糖尿病的病因病机等理论认识、诊断治疗思路及特点。对于《四部医典》、《回回药方》、《饮膳正要》等典籍,通过反复研读、多版本比对分析、比对期刊文献、专家咨询等方法,尽可能使研究结果忠于原意。5.搜集整理藏、壮、回医典籍记载的防治糖尿病方剂,按方名、出处、组成、功效主治、制作用法、用量等字段进行整理、归类,应用软件Microsoft Excel 2016建立藏、壮、回医药防治糖尿病方剂数据库;应用软件Microsoft Excel2016对藏、壮、回医方剂的药物频数、组方规律和用药特点等进行统计分析和数据挖掘。6.搜集整理藏、壮、回医典籍记载的具有防治糖尿病作用的药物,按出处、学名、中文译名、所属科名、所属属名、糖尿病药用部位、性味、功效、主治、用法、用量等字段进行整理、归类,应用软件Microsoft Excel 2016建立藏、壮、回医防治糖尿病药物数据库;应用软件Microsoft Excel 2016对藏、壮、回医防治糖尿病药物的科属、来源、糖尿病药用部位、性味、功效等进行统计分析和数据挖掘,总结其特点和规律。7.形成清晰的藏医、壮医、回医典籍文献对糖尿病的认识和诊疗体系。[结果]1.搜集到藏医、壮医、回医典籍文献近200种,通读全文,将记载有糖尿病相关知识的典籍共计140种（藏医30种、壮医77种、回医33种）纳入研究对象。2.从糖尿病病名、病因、病机、辨证、诊断、诊法、治则、治法、疗法、应用、预防调摄等方面,系统梳理了藏、壮、回医典籍文献,形成了清晰的藏医、壮医、回医典籍对糖尿病的理论认识及诊疗体系。3.归纳、总结、挖掘、凝炼藏医、壮医、回医典籍对糖尿病的病因病机等理论认识、诊断治疗思路及特点。4.搜集整理藏、壮、回医典籍记载的防治糖尿病方剂共计215首（藏医36首、壮医121首、回医58首）;按方名、出处、组成、功效主治、制作用法、用量字段进行整理,建立3个方剂数据库;应用软件Microsoft Excel 2016统计分析了藏医、壮医、回医方剂的组方规律和用药特点。5.搜集整理藏、壮、回医典籍记载的具有防治糖尿病作用的药物共计123种（藏药22种、壮药61种、回药40种）;按出处、学名、中文译名、所属科名、所属属名、糖尿病药用部位、性味、功效、主治、用法、用量字段进行整理,建立3个药物数据库;应用软件Microsoft Excel 2016统计分析了藏医、壮医、回医药物的科属、来源、药用部位、性味、功效等方面的特点和规律。[结论]藏、壮、回民族医药典籍是祖国医药宝库的珍宝,记载着历代先民在与糖尿病作顽强斗争的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有效方药,对糖尿病的病因、病机、诊断和治疗均有精辟论述,为民族地区群众的健康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文献浩瀚,相关记载较零散,缺乏对病因、病机等理论认识的系统总结和阐述,大量的方药也未得到深入的挖掘整理,理论记载较少,方药记载较多,部分古文献已损毁或佚失,未能得到及时系统的挖掘整理。本研究搜集到藏医、壮医、回医有关糖尿病的典籍共140种;提取相关记载内容,建立藏、壮、回医防治糖尿病文献数据库;归纳提炼藏、壮、回医典籍对糖尿病的病因病机等理论认识、诊断治疗思路及特点;搜集整理藏、壮、回医典籍记载的糖尿病方剂215首,建立3个方剂数据库,统计分析组方规律和用药特点;搜集整理藏、壮、回医典籍记载的具有防治糖尿病作用的药物123种,建立3个药物数据库,统计分析药物的科属、来源、药用部位、性味、功效等方面的特点和规律;形成了清晰的藏医、壮医、回医典籍对糖尿病的理论认识及诊疗体系。研究成果为学者查阅及深入研究提供大量的文献数据。但本研究在浩瀚的藏医、壮医、回医历代典籍文献中搜集零散的糖尿病记载,涉及民族较多,文献量很大,后期研究分析又基于对藏医、壮医、回医三大医学体系的总体把握和理解,从调研、文献搜集,到整理、考证、提炼、统计分析等,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加之水平有限,因此研究过程困难重重,错漏在所难免,期待后继更深入的研究。
刘伟岩[4]（2020）在《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2008年经济危机后,为摆脱经济下行的轨道,美国、日本、德国先后提出了“重振制造业”（2009年）、日本版“第四次工业革命”（2010年）、“工业4.0”（2012年）等战略计划,而我国也于2015年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的行动纲领。这些战略规划的陆续出台拉开了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Io T）、人工智能（AI）等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帷幕。而作为第二经济大国,我国应如何借助于这一难得机遇来推动国内产业升级则成为亟待思考的问题。回顾日本走过的“路”可知,其也曾作为“第二经济大国”面临过相似的难题,且从中日经济发展历程比较和所面临的“三期叠加”状态来看,我国现阶段也更为接近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而日本却在当时的情况下借助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成功地推动了国内产业的改造升级。基于此,本文以日本为研究对象并将研究阶段锁定在其取得成功的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进而研究其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以期为我国接下来要走的“路”提供极具价值的指引和借鉴。在对熊彼特创新理论以及新熊彼特学派提出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产业技术范式理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部门创新体系理论等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本文借助于此从创新体系的视角构建了“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即:从整体产业体系来看,其属于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过程,该过程是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且两者间的匹配性决定着产业升级的绩效;而深入到具体产业来看,其又是通过催生新兴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来实现的,对于此分析的最佳维度则是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同样地,两者间的匹配性也决定着各产业升级的成效。回顾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可知,其呈现出三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的“重化型”化,70～80年代的“轻薄短小”化,以及90年代后的“信息”化。其中,“轻薄短小”化阶段是日本发展最为成功的时期,也是本文的研究范畴所在。分析其发生的背景可知:虽然效仿欧美国家构建的重化型产业结构支撑了日本经济“独秀一枝”的高速发展,但在日本成为第二经济大国后,这一产业结构所固有的局限性和问题日渐凸显,倒逼着日本垄断资本进行产业调整;而与此同时,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恰为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这种机遇对于后进国来说在一定意义上又是“机会均等”的,该国能否抓住的关键在于其国内的技术经济发展水平,而日本战后近20年的高速增长恰为其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且“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发展战略又在较短的时间内为其积累了殷实的技术基础。在这一背景下,借助于上文所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后文从创新体系的视角解释了战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是如何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以及日本为何更为成功的。就整体产业体系而言,科技革命的发生必然会引致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进而推动产业升级,且这一过程是在由政府、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创新主体联盟等构建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战后科技革命的发源地仍是美国,日本的参与借助的是范式转换过程中创造的“第二个机会窗口”,换言之,日本的成功得益于对源于美国的新技术的应用和开发研究,其技术经济范式呈现出“应用开发型”特点。而分析日本各创新主体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创新行为可以发现,无论是政府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等支持创新的行为,还是企业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遵循“现场优先主义”原则、实施“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以及培训在职人员等创新行为,或是大学和科研机构针对产业技术进行研究、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以及培养理工科高科技人才等行为,亦或是“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型的创新主体联盟联合攻关尖端技术、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等行为都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挖掘微电子技术发展潜力的。而这种“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间的相匹配正是日本能够更为成功地借力于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根因所在。进一步地从具体产业来看,科技革命引致的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表现为新兴技术转化为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和改造传统产业技术范式的过程,这也是科技革命“双重性质”的体现。而对这一层面的分析则要用到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在选取半导体产业和计算机产业作为新兴产业的代表,以及选取工业机器产业（以数控机床和工业机器人为主）和汽车产业作为微电子技术改造传统机械产业的典型后,本文的研究发现:由于这些产业在技术体制、所处的产业链位置、所在的技术生命周期阶段等方面的不同,其产业技术范式是相异的,而日本之所以能够在这些产业上均实现自主创新并取得巨大成功就在于日本各创新主体针对不同的产业技术范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分别形成了与之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而进一步比较各部门创新体系可知,日本政府和企业等创新主体针对“催新”和“改旧”分别形成了一套惯行的做法,但在这两类产业升级间又存在显着的差异,即:日本政府在“催新”中的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中均表现出了贯穿始终的强干预性,尤其是在计算机产业上;而在“改旧”中则干预相对较少,主要是引导已具备集成创新能力的“逐利性”企业去发挥主体作用。作为一种“制度建设”,创新体系具有“临界性”特点且其优劣的评析标准是其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日本能够成功地借力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推动国内产业升级的经验就在于其不仅构建了与当时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而且注重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加速推进了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并推动了新旧产业的协调发展。但是,这种致力于“应用开发”的“追赶型”创新体系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如:基础研究能力不足,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以及政府主导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等,这也是日本创新和成功不可持续以致于在20世纪90年代后重新与美国拉开差距的原因所在。现阶段,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在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追赶先进国家的“机会窗口”的同时,也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追跑”“齐跑”“领跑”并行发展的机遇,并为传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会。由于相较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因此,必须构建极其重视基础研究且具有灵活性的国家创新生态体系,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以及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等。
贺娜,冯巩,窦建华,唐光波,钱美睿,李永奇,吴开春[5]（2020）在《优化亚太地区结直肠肿瘤筛查评分系统在结直肠肿瘤筛查中的应用》文中提出目的探讨亚太地区结直肠肿瘤筛查（APCS）评分系统在结直肠肿瘤筛查中的优化策略。方法选择2016年2至12月和2018年3至12月在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行结直肠肿瘤伺机性筛查的人群为研究对象。所有入组病例在行结肠镜检查前行APCS评分（低危0～1分,中危2～3分,高危4～7分）、BMI测量、粪便隐血试验（FOBT）和血浆甲基化Septin9基因（mSEPT9）检测,以结肠镜检查和活组织病理诊断为金标准,比较以上方法在结直肠肿瘤筛查中的效能,确定优化APCS评分系统筛查效能的策略。采用卡方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共纳入筛查对象494例,其中结直肠息肉133例,包括结直肠腺瘤86例（非进展期腺瘤82例,进展期腺瘤4例）和非腺瘤性结直肠息肉47例。APCS评分高危筛查人群结直肠腺瘤检出率（33.3%,33/99）分别是中危（16.5%,39/237）、低危（8.9%,14/158）人群的2.02和3.76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Bonferroni校正法,P均<0.016）;BMI>23.9 kg/m2筛查人群中结直肠腺瘤的检出率高于BMI≤23.9 kg/m2人群[22.2%（59/266）比11.8%（27/22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9.126,P=0.003）;而血浆mSEPT9表达阳性筛查人群中结直肠腺瘤的检出率与血浆mSEPT9表达阴性人群比较[22.4%（15/67）比17.3%（47/27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913,P=0.378）。在同时行BMI测量、FOBT和血浆mSEPT9检测的158例中低危（APCS评分≤3分）人群中,BMI>23.9 kg/m2者结直肠腺瘤再次检出率高于BMI≤23.9 kg/m2者[17.8%（16/90）比5.9%（4/6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957,P=0.030）;BMI>23.9 kg/m2且FOBT阳性者结直肠腺瘤再次检出率高于BMI≤23.9 kg/m2且FOBT阴性者[28.1%（9/32）比8.0%（4/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942,P=0.027）;FOBT和血浆mSEPT9表达均阳性者结直肠腺瘤再次检出率高于两者均阴性者[5/14比12.9%（12/9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738,P=0.045）。结论 APCS评分系统应用于结直肠肿瘤序贯筛查时,优化选择BMI替代或联合FOBT可改善患者依从性,提高筛查效能,在结直肠肿瘤早期诊治中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和推广价值。
黄嘉瑜[6]（2020）在《周边格局中的中国 ——从“边缘”到“中心”的跨越》文中提出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重心不断向东转移,全球利益格局持续向板块网络结构发展;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经过改革开放后持续多年发展,中国发展模式越来越成为了广大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崛起的典范,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重大方面越来越被世界关注。2013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更赢得越来越多国家认可。中国在国家治理、国际关系、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的全新理念,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周边甚至是全球众多国家。在全球利益格局向“板块网络”结构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本文立足于中国在区域内快速崛起的事实,着重研究‘中国是否成为了周边格局中的“中心”国家?’这一重大问题。首先,本文在理论上对相关概念及其界定标准进行了梳理,这是本文得以展开的理论基础。第一,厘清“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各自的内涵,从理论上证明是否存在着“边缘”国家成为“中心”国家的可能性?第二,“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究竟是处于什么样的关系,“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影响如何——是只有负面的,还是也存在着正面的、积极的影响?同样,随着全球利益格局向“板块网络”结构转化,区域格局中的“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是否也同样适用上述分析?第三,为说明中国在周边格局中是否成为“中心”国家,也需要明确“周边格局”这一概念。“周边”究竟包括了哪些国家?只有合理地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从理论上解决“中国是否成为了周边格局中‘中心’国家”这一问题。其次,结合经典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和中国和平发展的事实,得出“中国在周边格局中正在实现从‘边缘’到‘中心’的跨越”的结论。中国经济在周边格局中的影响力不断加深,一方面中国经济总量在周边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中国不断融入区域价值链并对其进行重塑;地缘通道方面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地缘通道网络;中国成为了周边贸易的中心,中国成为周边国家越来越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双边贸易的地理结构趋向平衡,并且在与周边国家的双边贸易中,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技术依赖逐渐增加;在国际金融方面,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扮演着周边地区金融稳定器的角色,同时中国发起和倡议的国际金融组织在周边地区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中国形成了以周边地区为重点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相对应地中国也逐渐成为了周边地区自由贸易协定的中心。但在另一方面,与传统“中心”国家相比,中国尚存一定的差距,中国并没有完全实现在周边格局中从“边缘”到“中心”的跨越。在周边格局中中国仍然处于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中,但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兼顾承担相应的区域责任,为周边国家提供相应的区域公共产品,实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发展。中国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责、权、利意识也更为清晰,也更加重视多边规则,供给区域公共产品是中国在周边格局中从“边缘”走向“中心”的重要标志,在这方面已有一些颇值关注的典型案例。最后,中国在周边格局中实现从“边缘”向“中心”跨越的过程中,取得了超越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成绩,但背后同样交织着更加复杂的矛盾,其中既有周边国家给中国的压力,也有周边国家背后的全球性大国给中国制造的外部压力。大国压力与周边压力相互交织,促使中国不仅要处理好和周边国家间的双边关系,更要从全球层面来经略周边。“一带一路”倡议旨在破解中国当前周边外交面临的困局,以确保中国在周边格局中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节奏。第一章至第四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首先从理论上阐明了周边格局中中国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可能性;其次,结合中国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的发展现实,得出了“中国在周边格局中正在实现从‘边缘’到‘中心’的跨越”的结论;然后,中国不仅仅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在周边“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中承担起相应的区域责任;最后,梳理了中国从“边缘”走向“中心”过程中遇到的困局及破解。第五章是本文的结论部分,根据本文前四章的分析得出了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王博[7]（2020）在《战后日本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是长期依赖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所积累的矛盾日益凸显,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经济增长持续乏力。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必然的选择。技术创新是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核心动力,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途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特别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逐步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提出了创新立国的战略方针,技术创新在我国引起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近年来,我国的技术创新水平也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是相对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来说在各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意识到了技术创新是促进经济增长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推动力,在“科技立国”基本方针的指引下,日本采取了一系列的技术创新模式: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的技术创新模式主要是以引进技术为导向,并加以消化、吸收,进行模仿创新。企业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政府进行有效干预,民间力量主导研究开发,产学官三者进行合作创新。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结束了模仿创新时代,开始重视基础研究,实行“科学技术立国”政策,并调整了产学官研究开发体制,向自主创新模式转变。日本的技术创新模式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正是由于技术创新的机遇、环境、支撑体系和创新主体这几个要素的存在和相互作用才形成了其独特的技术创新模式。在这种技术创新模式的支撑下,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经济快速发展,在短短的二三十年内就实现了对欧美发达国家经济的赶超。但是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的技术创新模式表现出了对应用技术的过度重视,而忽略了基础研究。因此,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日本的产品主要是依靠生产的规模优势和严格的质量把控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而不是靠新产品的开发。新产品开发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科学发展的最新水平,在这一点上,二战后的日本是落后于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的,事实上,这也造成了后来日本技术创新发展的后劲不足。随着科技竞争格局以及经济全球化格局的改变,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已经不能依靠过去的技术创新模式来拉动经济增长,这造成了日本经济长期的发展停滞。近年来,我国也开始重视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促进技术创新的发展,我国的技术创新水平与过去相比得到了大幅提升。随着我国科技水平的上升,综合国力也不断增加,但是我国的科技水平与美国、日本等科技强国相比在各方面还有较大的差距,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充分重视技术创新组织方式的合理运用、充分重视技术创新模式的合理选用、充分重视体制创新、充分发挥政府的组织和引导作用、把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这些都是日本技术创新过程中积累的成功经验。我国应该借鉴日本技术创新的经验教训,在制定技术创新战略时要强化企业的主体地位;继续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强化政府的服务职能;推进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官产学园区四位一体的技术创新体系;选择合理的技术创新模式和组织方式;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促进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加强知识产权管理与服务。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游启明[8]（2020）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鉴于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中美关系的全局性影响,理性把握并因应美国的对华政策或战略,应成为中国在由富到强进程中重点关注的事项之一。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改变了对华战略认知,抛弃了冷战后的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提出了对华战略竞争新政策宣示,并从单边、双边以及多边层面着手,在政治、经济和安全多个领域,推进了该政策。面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新现实,本文从理论层面将战略竞争进行定位后,依据政策或战略研究的逻辑,探讨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目标、资源依托、实施表现、特点、效能、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因应等问题。战略竞争是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类型之一。虽然主流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提出了不同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理想战略,但整体上缺乏一个系统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学框架,并探讨每种战略类型的实质。在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承认或蔑视、对崛起国实力增长与运用的容纳或限制这两个标准,本文将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分为对冲、竞争、顺应与鸵鸟四种类型。采取对冲战略时,霸权国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以此想软化后者的崛起意图,但它也会对崛起国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取限制措施;实施顺应战略时,霸权国既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会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用鸵鸟战略时,霸权国不愿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想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当霸权国对崛起国进行战略竞争时,不仅意味着它会打压崛起国在由富到强过程中所产生的地位追求热情,维护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还预示着霸权国会采用各种手段,努力限制崛起国运用实力的方式与范围,甚至会采取措施打乱崛起国的发展进程,从源头上打消崛起国对自身的潜在挑战。既有研究强调战略竞争的互动层面,本文则突出战略竞争的工具层面,把战略竞争视作霸权国主动进行的战略布局,认为它的本质是蔑视崛起国的地位追求热情,限制崛起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对霸权地位与认同的维护、对崛起国意图与实力的恐惧、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回应等因素,会综合作用于霸权国竞争战略的出台。战略遏制是战略竞争在冷战时期的表现形式,应避免将此种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战略类型作为判断战略竞争的标准,从而忽视战略竞争的实质。除了需要合理把握战略竞争与战略遏制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外,还应该注意霸权国可能会从领域、层次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竞争战略子类型或呈现出各异的战略竞争强度,而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与现实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促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出台。长期经营与护持霸权的战略实践,使美国拥有了较强的霸权护持意识,这很容易使其从零和视角看待中国的崛起;特朗普政府对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的失望,对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以及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也激励其对华进行战略竞争;中美相对实力差距缩小给美国带来的恐惧,中国奋发有为外交给美国带来的焦虑,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给美国带来的恐慌,也刺激特朗普政府想通过战略竞争政策来缓解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战略压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质,是既蔑视中国不断增长的国际地位,也限制和延缓中国实力的运用与持续增长,以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在政治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抵消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维护自身在印太地区的优势地位、强化对地区盟友的管理、转移国内政治矛盾并为自己捞取政治利益。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规锁中国发展势头、制衡“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保持美国经济优势等。在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挤压中国安全空间、强化对华军事威慑、维护自身战略声誉并转移同盟成本。尽管美国正出现相对衰落,但美国依然保有较强的软硬实力,这为其提供了多样的对华战略竞争备选手段。为打压中国的地位追求,限制中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特朗普政府从多层面、宽领域实施了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单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主动挑起了贸易摩擦,在科技、贸易、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方面施压中国,想以此压制中国对美国的经济追赶势头,尽管两国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依然不能忽视美国经济施压的可能;特朗普政府还介入了中国香港、西藏、新疆以及台湾事务,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以此想分散中国的战略精力,甚至扰乱中国的发展进程;特朗普政府也提升了国防投入,提出了新的防务理念,加大了对网络、太空以及核领域的布局,以此想发起对华军事“抵消战略”,保持对华军事优势。双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但借助“朝核问题”,加大了对中国周边的布局,增加了中国的地缘风险;而且还在设法离间中俄关系,以此想塑造于美有利的“战略三角”关系;并且也强化了同日本、韩国等东亚盟友的关系,以此想借助同盟的实力制衡中国。多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仅推出了“印太”战略,想借助美日印澳四方对话机制,平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制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还试图通过拉拢东盟,强化同越南、菲律宾等盟友和伙伴关系,制衡中国的地区发展;也在积极借助美日欧三边协调、“毒丸条款”等机制或方式,在全球层面挤压中国发展。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表现出了竞争目标的压制性、竞争领域的全面性、竞争手段的激进性以及竞争主体的国家性等特征。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带来了一定的战略压力,但其并未有效实现所设定的政策目标,甚至还给自身带来了消极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存在不少困境。譬如:国内政治极化的加剧,制约了美国的政策执行;地区盟友和伙伴不愿在中美之间明确选边站,使美国无法获得足够的地区支持;中国和平发展的实践,使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缺乏“合法性”等。依据文章所提框架,展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本文认为,短期内特朗普政府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风险在加大,经过一段时期后美国可能会对中国进行以“竞合”为主的战略对冲,而美国顺应中国崛起的可能性则比较小。中国需要理性因应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第一,中国需要形成一套应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思维框架,为实施具体的应对方略提供战略指导。对此,首先中国需要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通过发展做好自身的事情,为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打下牢固的基础;通过和平发展提升中国崛起的“绩效合法性”,为更多国家带去发展机遇,软化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恐慌,降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合法性”。其次,中国也需要保持战略自信。既不悲观也不盲目自信地处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而是从自身正当利益出发,在尊重美方合理利益的基础上,积极型塑中美关系发展。譬如,中国可以为中美互动提供一套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原则的“中国倡议”,并从经济、政治以及安全等方面具体优化中美互动。最后,中国还需要坚持战略底线,敢于同特朗普政府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通过斗争使美方形成一个理性客观的对华预期。第二,在上述战略思维主导下,中国应该从多方面着手,具体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例如,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为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政策打下实力基础;中国可以稳步发展同俄罗斯、欧盟、日本以及印度等国的伙伴关系,缓解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压力,并借助伙伴关系软化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中国还需要从“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主动实施战略示善、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营造一个友善的周边环境,防止特朗普政府借助周边事态施压中国。
刘健升[9]（2020）在《我国债券违约及系统性风险研究》文中提出随着我国经济体量的不断扩大,金融市场的开放度和各领域之间的关联度不断提高,单个企业的违约风险也会被放大,先是传染到所在行业,最后演变为整个市场的系统风险。历次经济危机都证明了信用风险传染效应的存在,比如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最初就是由房地产泡沫产生的,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数家金融机构的破产最终引发了全球经济的增长乏力,失业率上升,股市陷入低迷的严重后果。可见,违约风险的研究应该由点及面,既要研究单个企业违约的影响因素,也要考虑传染过程,想办法规避风险在不同行业甚至不同国家之间的传递。因此,本文试图从企业违约,传染效应和系统性风险的角度循序渐进的了解风险爆发和传导的影响因素,从而为有效的预防系统性风险提出建议。在理论研究层面,首先,本文基于Merton（1974）在贷款和债券估值模型中提出的企业价值、负债和违约的关系,对诸多影响企业价值的因素进行了梳理,比如股东背景、货币政策、资本结构等,作为进一步影响违约的因素。其次,本文对理查德森（1972）、普费弗和萨拉西克（1978）、米切尔和辛格（1996）的资源依赖理论、Larsson和Starr（1993）的网络组织理论进行了分析总结,发现理论上可以支持风险传染效应的存在,并根据Rudiger Dornbursh、Yung Chul Park和Stijin Claessens（2000）提出了五种主要的风险传染的传播途径。最后,本文借鉴了经济周期理论、债务通缩理论、代际遗忘理论等阐明了系统性风险的产生原因和特征。上述理论将本文所要研究的企业违约影响因素、企业对行业的传染效应、行业之间以及行业对市场的传染效应串联了起来,为从微观层面的企业违约行为到宏观层面的系统性风险的演化过程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在实践研究层面,首先,针对企业违约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影响效果有多大等问题,本文运用了Logit模型,通过近年来我国债券市场的真实数据,分别选取了代表企业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盈利能力的各个指标,并加入货币政策和股东背景等虚拟变量,从定性及定量角度考察了各因素对债券违约大小的影响,这是对个体企业违约的分析。其次,针对企业对行业的传染效应存在性和影响大小等问题,本文在主流行业中选取了煤炭、钢铁、房地产、银行四个行业,所选行业覆盖了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并从每个行业选取了十家左右有代表性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个体,依据已有文献的方法,基于企业的股价数据和行业价格指数,运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刻画个体企业对行业传染效应的大小,并得到了传染效应的研究结论。再次,关于系统性风险的传导机制等问题,本文以所选的四个行业为基础,对行业间的传染方向和传染效应的大小进行实证检验,然后依据各行业对我国GDP的贡献程度,将上述四个行业扩展到七个主流行业,研究了各行业对市场的传染效应。最后,本文选取了亚太地区、欧洲、美国等地的股票市场数据,逐一测度它们对我国股市的风险溢出效应,分析了国际间的风险传染效应的存在性以及各地区对我国股市风险溢出效应差异的原因。本文的内容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导论。主要阐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价值及研究意义,提出了要重点论证的主要问题,总结了研究的内容、思路和方法、并提出了本研究的创新之处。第二部分:文献综述。主要对企业违约、传染效应和系统性风险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企业违约部分从违约影响因素和信用风险评价模型分别进行了梳理和评述。其中,违约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宏观经济因素、行业环境、企业特征三个方面。违约风险评估模型主要包括传统评估方法和现代评估方法,现代评估方法又包括判别模型、Z-score模型、KMV模型和Logit模型等,并对各种计量模型进行了评述。传染效应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对传染效应的形成原因,传染机制进行讨论。系统性风险的文献则重点分析了系统性风险的特征、传播途径及各种测度方法,包括宏观分析法、条件在险价值法和其他方法。第三部分:理论研究。主要包括企业违约的理论探析,传染效应存在性的理论基础,系统性风险产生原因的理论分析等。在企业违约的理论探析中,阐述了各种影响因素对违约结果的作用机制。传染效应理论主要从存在性、传播途径两个方面进行阐述。其中,存在性的理论主要包括资源依赖理论和系统网络理论,两个理论都较好的证明了传染效应是现实存在性,传播途径理论则是依据多恩布什（2000年）提出的经济冲击、贸易渠道、金融渠道、债务渠道和投资者行为五种传播途径分别进行了阐述。系统性风险理论方面,本文从产生原因,风险特征和系统性风险演化机制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比如系统性风险的产生原因包括了经济周期理论、债务通缩理论、代际遗忘理论和金融系统脆弱性理论,较好的对系统性风险进行了全面阐述。第四部分:对违约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首先,本文对我国债市的违约企业的特征进行总结。这部分主要是基于我国债市已经发生的违约案例,对违约原因进行梳理,找到违约前出现明显恶化的指标,为模型指标的选择进行铺垫。通过总结发现,在企业违约前,行业景气度下滑,企业多元化投资失败,股东逃废债,企业内部沟通不畅等都是导致企业违约的主要原因,在此过程中,企业的盈利能力、获现能力、债务负担和营运能力通常都出现了明显的恶化。本文通过案例分析一方面印证了理论基础中提到的违约影响因素,使指标选择更有依据,另一方面也补充了一些没法纳入模型的指标,比如新疆六师的违约是由于人员市场意识淡薄,内部沟通不畅导致的,使分析结果更为全面。其次,本文选用了债券市场实际发生违约的数据作为样本,样本基本覆盖了我国债市发生违约以来的全部期间,数据真实可靠,代表性较强。影响变量选择基于理论基础和案例分析得到的共同结果,分别采用了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盈利能力三个较能代表企业综合实力的指标,并加入了股东背景和货币政策两个虚拟变量,定性和定量相结合,较为全面的考虑了企业违约的各种关键要素。最后,本文运用Logit模型进行了回归检验,并就实证结果阐述了原因和应对方法。第五部分:传染效应的实证研究。本部分选取了覆盖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四个重点行业,即煤炭、钢铁、房地产和银行业,并且每个行业选取了近十家有代表性的上市企业,分别就企业对行业的传染效应进行了研究。基于各检验结果,分析了各行业中不同类别的企业对行业传染效应大小不同的原因,并结合本人信用评级的工作经验,提出了防范信用风险传染的有效措施。第六部分:我国系统性风险的实证研究。本部分主要研究了行业间的风险溢出效应以及行业对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首先,本文验证了煤炭、钢铁、房地产和银行业由于彼此关联,会产生下游对上游行业的风险溢出效应,因此重点防范靠近市场终端的房地产行业和渗透到实体经济各领域的银行业对于避免一系列的风险传染尤为重要。然后,本文对行业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大小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对原因进行了解释。最后,本文选取了七个对市场经济贡献最大的行业,分别测度了各行业对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并提出了防范风险的应对方法。第七部分:系统性风险的国际比较。本部分选取了和我国股票市场关系密切的亚太市场、美国市场和欧洲市场,通过分位数回归的方法测度了各国和地区对我国股市的影响,发现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并就各国对我国的风险溢出效应差异进行了经济学解释,最后提出了防范国别间风险传染的应对方法。第八部分:结论、建议和研究展望。对全文的结论进行总结,分别从防范企业的违约风险、完善违约的处置手段和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角度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根据本文的研究思路与分析论证,得出了以下主要研究结论:首先、在研究企业违约影响因素时,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得到了资产负债率,销售净利率和现金回笼率对违约的影响最大,说明债务负担情况、盈利情况和现金流情况都对企业是否违约有重要的影响,和违约案例分析得到的结果较为一致。此外,结合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提出政策上推动优化产业升级,加强逆周期调节有利于降低企业个体的违约风险。其次、本文采用分位数回归测度条件在险价值（Co Va R）的方法来研究企业对行业的风险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煤炭企业的风险传染效应主要和资源禀赋、开采成本和区位优势等因素相关。其中,央企背景的个体企业风险以及对行业的风险溢出效应最小,其次是山西、而山东和河北地区的风险相对较大。钢铁行业的风险溢出效应主要和规模效应、铁矿石的运输成本有关,并且受到当地供需情况的影响。按企业风险大小以及对行业的风险溢出效应排序发现,华东地区最小,其次是华北和东北地区,西北地区风险最大。地产行业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通过检验发现,民营房地产企业自身的风险和对行业的风险溢出效应更大,主要由于民营企业经营风格较为激进,在遇到市场流动性紧缩时,受到的冲击更大所致。银行业方面,国有大行凭借股东背景和遍布全国的网点优势,获得的客户资源更为优质,风控机制更加完善,自身的风险更小,但由于国有大行在整个银行业中的规模占比更大,对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影响更大,因此对银行业的风险溢出效应更大。再次、在行业间传染效应研究方面,本文发现,煤炭、钢铁、房地产和银行业由于彼此是上下游关系,下游会通过需求影响上游,故形成格兰杰因果关系。传染效应大小方面,煤炭行业受到钢铁行业的风险溢出效应最大,钢铁行业其次,房地产行业最小,主要是由于随着产业链的延伸,工业门类会越来越多,因此上游行业受到某一下游行业的风险溢出效应更大。此外,通过比较各行业对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发现,考虑煤炭行业风险溢出效应下的市场风险最小,银行业对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最大。主要是由于银行业渗透到我国经济的各个方面,因此对我国整体市场的影响最大。煤炭行业作为工业门类的一种,对GDP的拉动作用不如银行、房地产等行业大,因此对市场风险的贡献度最小。最后,本文对国别之间的系统性风险的传染效应进行了研究。首先,考虑各国的影响下,我国的系统性风险大小有所差异,但走势较为一致,说明全球经济互联程度高,在危机发生时中国很难独善其身。其次,亚洲国家自身的风险最小,但对我国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更大。可能由于亚州地区的经济结构相对脆弱,但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在多种渠道和我国联系更为密切,故传染效应更强。本文的创新点概括如下:首先,研究层次更为系统。本文对系统性风险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拆分,研究视角更为全面。国内外学者对违约影响因素、传染效应、系统性风险都有一定研究,但大多只从单一方面进行研究,没有形成系统的架构,对整体防范风险的应对措施把控不足。作者结合多年的信用评级工作经验,从企业违约影响因素入手、依次研究了企业对行业、行业对市场以及国别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由点及面,步步深入,全方位阐述了系统性风险在各环节形成的原因和积累过程,更有利于提出有效的政策建议。其次,样本选择更为准确。违约影响因素研究方面,本文以我国债券市场实际发生违约的债券进行研究,由于债券市场2014年才发生违约,更早的文献研究数据相对有限,已有的大部分文献以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将因财务状况异常而被特别处理（即被ST）的公司作为违约样本,将财务正常的公司作为正常样本进行对比,实际上企业被ST和实际违约在概念上仍有较大差异,上市公司和发债主体的范围也有所不同,由于本文选取的样本来自我国债券市场的真实数据,因此克服了数据选取模糊的缺陷,用来判断违约风险更为准确。最后,行业研究范围更为全面。目前大部分研究系统性风险的文献都将研究焦点聚集在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上,而较少将实体行业纳入其中。传染效应检验中,本文创新性的选取了对国民经济拉动较高的煤炭、钢铁、房地产和银行业,覆盖了我国主要的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系统性风险检验中,本文先选取了煤炭、钢铁、房地产、基建、银行等几个对宏观经济贡献最大的行业进行国内系统性风险研究,又选取了亚太、欧洲、美国几个和我国关系紧密的国家或地区进行国际间的系统性风险研究,在传染效应和系统性风险的研究范围上考虑更为全面。
何旭霞[10]（2020）在《中国青老年结直肠癌基因分析及改良筛查方案的建立和验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第一部分中国青老年人散发性结直肠癌突变基因差异分析目的:针对前期得到的青老年人CRC全外显子测序结果,对比两组在体细胞突变数目和拷贝数变异（CNV）方面的差异,结合基因富集分析和肿瘤驱动基因筛选,探究青年人CRC发生的潜在分子机制。方法:根据10对青年人和老年人散发性CRC标本的全外显子测序数据,统计非同义突变数目和CNV,进行非参数秩和检验。利用R语言对两组差异突变基因进行富集分析,并将青老年人CRC差异突变基因与CGC数据库作对比,以筛选可能的肿瘤驱动基因。结果:青年人CRC的基因突变数目显着少于老年人组（P=0.038）。青年人CRC的拷贝数缺失变异显着少于老年人CRC（P=0.001）,而拷贝数扩增变异虽然也少于老年人CRC,但差异尚不显着（P=0.195）。富集结果显示,相比于老年人,青年人CRC高频突变的基因主要富集在8条生物学过程,即Wnt信号通路、O-聚糖处理、胆固醇外流等,而老年人组基因则富集在不同的5条生物学过程。此外,CGC数据库中青年组高频突变或相对高突变的基因包括BRAF,CTNNB1,EPHA3,FAT4,MSH2,MUC4,RANBP2,SPEN 等。结论:青年组CRC的体细胞突变数目和CNV少于老年组,且青年人CRC独特的癌变通路可能与某些生物学过程和突变基因有关。第二部分联合多种数据库及R语言分析NR1H4在结直肠癌中的表达及意义目的:联合多种癌症相关数据库和R语言,分析NR1H4在CRC中的表达情况、可能涉及的致癌机制及其对患者预后的影响。方法:利用GEO数据库筛选结直肠腺癌差异表达基因后,利用DAVID工具进行富集分析,并用STRING数据库构建蛋白-蛋白相互作用（PPI）网络。此外,用Oncomine数据库验证NR1H4在CRC等多种肿瘤中的差异表达情况,并通过TCGA及GEPIA分析NR1H4对CRC患者生存预后的影响。结果:NR1H4在包括CRC在内的多种类型肿瘤中表达量明显下降。结肠腺癌差异表达基因的富集分析显示,NR1H4富集在3条生物学过程和1条KEGG通路中,分别是炎症反应、胆汁酸和胆盐转运、凋亡过程负调控和胆汁分泌通路。PPI分析显示,包括NR1H4在内的多个基因可能是结直肠肿瘤的调控枢纽基因。预后分析显示,NR1H4低表达的结肠癌患者总生存期（OS）和无病生存期（DFS）均低于NR1H4高表达患者,但差异尚不具有显着性。结论:NR1H4在CRC中显着低表达,且该基因可能通过多种机制影响CRC的发生、发展和预后。第三部分亚太地区结直肠癌筛查评分的改良及与粪便潜血免疫化学检测结合的验证目的:亚太地区结直肠癌筛查（APCS）评分是筛查进展期期结直肠新生物（ACN）高危人群的有效方法,但仍需进一步修改,并与粪便潜血免疫化学检测（FIT）相结合。本研究旨在改良验证APCS评分,并评价改良后评分与FIT的结合在ACN风险分层中的应用。方法:这项前瞻性和多中心研究分别招募了 955名（前期完成）和1201名中国无症状体检人群,形成建模队列和验证队列。参与者接受了风险因素问卷、结肠镜检查和FIT。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用C统计量、敏感度和阴性预测值（NPVs）比较筛选效率。结果:改良APCS模型纳入了年龄、体重指数（BMI）、家族史、糖尿病、吸烟和饮酒作为危险因素,将受试者分为低风险（AR）和高风险（HR）。在验证队列中,HR层组患ACN的风险增加了 3.4倍（95%CI 1.8-6.4）。改良APCS评分的C统计量为0.69±0.04,而原始模型为0.67±0.04。改良APCS评分联合FIT筛查ACN高危人群的敏感度为76.7%,而单独应用FIT或改良APCS评分的敏感度分别为36.7%和70.0%。改良评分联合FIT预测ACN的NPV为98.0%,而单独FIT或APCS评分的NPVs分别为97.0%和97.9%。结论:改良APCS评分模型及其与FIT的联合可以有效地从中国无症状体检人群中筛查出CRC高危人群。
二、2003亚太消化周信息（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3亚太消化周信息（论文提纲范文）
（1）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意义 |
| 五、研究内容与章节设置 |
| 第一章 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的理论工具与研究路径 |
| 第一节 主要理论工具:新现实主义与权力转移理论 |
| 第二节 研究路径:战后美日经济外交的发展阶段的总结及比较 |
| 第二章 “权力”与“权利”之辩:美日经济外交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践:战后初期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 |
| 第二节 案例分析:战后初期美日经济外交路径选择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比较研究:美日经济外交的路径选择 |
| 第三章 “安全化”:冷战背景下美日经济外交的演化 |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践:冷战中美日经济外交的“安全化”进程 |
| 第二节 案例分析:美日经济外交“安全化”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比较研究:美日经济外交对“安全化”的认知与回应 |
| 第四章 机遇、挑战与回应:全球化背景下的亚太区域整合与美日经济外交 |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践:全球化背景下的亚太区域经贸整合与美日经济外交 |
| 第二节 案例分析:美日经济外交的“重新校准” |
| 第三节 比较研究:亚太区域经贸整合中的机遇、挑战与美日经济外交的回应 |
| 结论 |
| 研究发现 |
| 研究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2）中国高铁产业战略传播研究（2008-2019）（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方法及思路 |
| 第一章 概念、理论与相关文献综述 |
| 第—节 概念界定 |
| 一、高铁与高铁产业 |
| 二、战略传播 |
| 第二节 战略传播理论探讨 |
| 一、战略传播机制的整体性与协同性 |
| 二、战略传播内容彰显软实力 |
| 三、战略传播手段多样与整合 |
| 四、战略传播受众具有针对性 |
| 第三节 相关文献综述 |
| 一、高铁产业的多面向研究 |
| 二、国家和企业层面的战略传播研究 |
| 三、企业声誉管理、品牌形象等相关研究 |
| 第二章 中国高铁产业早期阶段的发展背景 |
| 第—节 中国高铁诞生前的国内铁路发展现状 |
| 第二节 中国高铁发展相关问题的论争与博弈 |
| 一、关于高铁建设时间的论争 |
| 二、关于高铁建设技术的论争 |
| 三、关于高铁建设路线的论争 |
| 第三节 中国高铁在挫折中负重前行 |
| 第三章 高铁产业早期阶段战略传播机制 |
| 第—节 高铁产业早期阶段战略传播组织架构 |
| 一、高度集中的全行业整体协同体制 |
| 二、高度集中的战略传播组织架构的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高铁产业早期阶段战略传播运行机制 |
| 一、铁道部主导的战略传播议程设置机制 |
| 二、新媒体环境下产业内部舆情处置机制 |
| 第四章 高铁产业早期阶段战略传播手段 |
| 第一节 大众传播与意见领袖二次传播 |
| 第二节 借力国际会议和展览扩大影响力 |
| 第三节 与各种国际组织互动交流 |
| 第五章 高铁产业早期阶段战略传播内容 |
| 第一节 主题设置:官方主导议题 |
| 一、中国高铁建设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应 |
| 二、中国高铁建设的国际影响 |
| 三、中国高铁知识产权与技术创新成就 |
| 四、高铁建设中争议问题的回应 |
| 第二节 叙事方式:官方叙事、以我为主 |
| 一、叙事宏大、秀成就 |
| 二、借媒体采访传达高铁产业观点 |
| 第三节 表现形式:相对传统与单一 |
| 一、话语风格体现“优越感” |
| 二、视觉符号略显”单一化” |
| 第六章 中国高铁产业“走出去”阶段的发展背景 |
| 第一节 高铁产业“走出去”阶段的国内背景 |
| 第二节 高铁产业“走出去”阶段的国际环境 |
| 第三节 高铁产业“走出去”的战略优势分析 |
| 第七章 高铁产业“走出去”阶段战略传播机制 |
| 第一节 高铁产业“走出去”阶段战略传播组织架构 |
| 一、企业主导与多主体合作的战略传播组织架构 |
| 二、多主体合作的战略传播组织架构的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高铁产业“走出去”阶段战略传播运行机制 |
| 一、顶层设计下的多主体联动机制 |
| 二、多层级的利益相关群体对话合作机制 |
| 第八章 高铁产业“走出去”阶段战略传播手段 |
| 第一节 致力于关系建立的人际传播 |
| 一、国家领导人的高铁外交 |
| 二、企业领导的高铁公关 |
| 第二节 与各团体和机构对话的组织传播 |
| 一、参加或主办各种国际展览、展会 |
| 二、与各种国际组织、团体开展交流 |
| 三、利用企业自营媒体开展传播活动 |
| 第三节 引导国内外舆论的大众传播 |
| 一、企业借力国内主流媒体外宣平台开展传播 |
| 二、借力国际主流媒体、社交媒体及本土媒体 |
| 第九章 高铁产业“走出去”阶段战略传播内容 |
| 第—节 主题设置:有高度、有温度 |
| 一、展示企业实力,善于“借嘴说话” |
| 二、分享合作成果,彰显共赢理念 |
| 三、履行社会责任,回应国际关切 |
| 第二节 叙事方式:受众视角,故事呈现 |
| 一、主动讲故事引发情感共鸣 |
| 二、借第三方之口讲故事体现可信性 |
| 第三节 表现形式:诉诸视觉与互联网语言 |
| 一、视听元素多彩呈现 |
| 二、话语内容吸引力强 |
| 第十章 中国高铁产业国际认同建构 |
| 第—节 战略传播对于产业认同建构的价值 |
| 一、建构主义理论视角下的认同建构 |
| 二、相互依存、社会互动与认同建构 |
| 三、第三方身份再现共同命运情景 |
| 四、扩大共识以形成同质性认知 |
| 第二节 中国高铁产业国际认同现状 |
| 一、中国高铁产业的朋友认同现状 |
| 二、中国高铁产业的竞争对手认同现状 |
| 第三节 中国高铁产业认同层次提升策略 |
| 一、朋友关系认同的建构与维系 |
| 二、竞争对手关系的认同转化策略 |
| 结语 |
| 一、高铁产业战略传播机制由集中到协同 |
| 二、高铁产业战略传播手段由单一到多元化 |
| 三、高铁产业战略传播内容的受众视角转向 |
| 四、战略传播是高铁产业认同建构的有效途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深度访谈受访者基本情况 |
| 附录二: 访谈提纲 |
（3）藏、壮、回医典籍文献中糖尿病理论与方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 导论 |
| 第一部分 文献综述 |
| 综述一 藏医论治糖尿病 |
| 一、藏医糖尿病源流考证 |
| 二、藏医对糖尿病病名的认识 |
| 三、藏医对糖尿病病因病机的认识 |
| 四、藏医对糖尿病诊断的认识 |
| 五、藏医防治糖尿病 |
| 参考文献 |
| 综述二 壮医论治糖尿病 |
| 一、壮医糖尿病源流考证 |
| 二、壮医对糖尿病病名的认识 |
| 三、壮医对糖尿病病因病机的认识 |
| 四、壮医对糖尿病诊断的认识 |
| 五、壮医对糖尿病治则的认识 |
| 六、壮医辨治糖尿病 |
| 参考文献 |
| 综述三 回医论治糖尿病 |
| 一、回医糖尿病探源溯流 |
| 二、回医对糖尿病病名的认识 |
| 三、回医对糖尿病病因病机的认识 |
| 四、回医防治糖尿病 |
| 参考文献 |
| 综述部分小结 |
| 第二部分 藏医、壮医和回医典籍中糖尿病理论的梳理与方药挖掘 |
| 第一章 藏医糖尿病理论的梳理与方药挖掘 |
| 第一节 目的 |
| 第二节 材料 |
| 一、藏医经典着作 |
| 二、藏医其他着作 |
| 第三节 方法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典籍文献入选标准 |
| 三、统计分析 |
| 第四节 结果 |
| 一、藏族医学分布 |
| 二、藏族糖尿病患病率 |
| 三、藏医对糖尿病病名的认识 |
| 四、藏医对糖尿病病因病机的认识 |
| 五、藏医对糖尿病诊断的认识 |
| 六、藏医对糖尿病的特色诊断技法 |
| 七、藏医对糖尿病治则的认识 |
| 八、藏医对糖尿病的防治思路及用药特点 |
| 九、藏医糖尿病特色治疗方法 |
| 十、藏医对糖尿病组方原则的认识 |
| 十一、藏医防治糖尿病常用方剂 |
| 十二、藏医防治糖尿病常用药物 |
| 十三、藏医对糖尿病的预防调摄 |
| 第五节 讨论 |
| 第六节 结论 |
| 本章参考文献 |
| 第二章 壮医糖尿病理论的梳理与方药挖掘 |
| 第一节 目的 |
| 第二节 材料 |
| 一、壮医经典着作 |
| 二、壮医其他着作 |
| 第三节 方法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典籍文献入选标准 |
| 三、统计分析 |
| 第四节 结果 |
| 一、壮族医学分布 |
| 二、壮族地区地理气候特点 |
| 三、壮族糖尿病患病率 |
| 四、壮族地区糖尿病历史发展脉络 |
| 五、壮医对糖尿病病名的认识 |
| 六、壮医对糖尿病病因病机的认识 |
| 七、壮医对糖尿病诊断的认识 |
| 八、壮医对糖尿病的特色诊断技法 |
| 九、壮医对糖尿病治则的认识 |
| 十、壮医对糖尿病的防治思路及用药特点 |
| 十一、壮医糖尿病的特色治疗方法 |
| 十二、壮医对糖尿病组方原则的认识 |
| 十三、壮医防治糖尿病常用方剂 |
| 十四、壮医防治糖尿病常用药物 |
| 十五、壮医对糖尿病的预防调摄 |
| 第五节 讨论 |
| 第六节 结论 |
| 本章参考文献 |
| 第三章 回医糖尿病理论的梳理与方药挖掘 |
| 第一节 目的 |
| 第二节 材料 |
| 一、回医经典着作 |
| 二、回医其他着作 |
| 第三节 方法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典籍文献入选标准 |
| 三、统计分析 |
| 第四节 结果 |
| 一、回族医学分布 |
| 二、回族糖尿病患病率 |
| 三、回医对糖尿病病名的认识 |
| 四、回医对糖尿病病因病机的认识 |
| 五、回医对糖尿病诊断的认识 |
| 六、回医对糖尿病治则的认识 |
| 七、回医对糖尿病的防治思路及用药特点 |
| 八、回医糖尿病特色治疗方法 |
| 九、回医对糖尿病组方原则的认识 |
| 十、回医防治糖尿病常用方剂 |
| 十一、回医防治糖尿病常用药物 |
| 十二、回医对糖尿病的预防调摄 |
| 第五节 讨论 |
| 第六节 结论 |
| 本章参考文献 |
| 结语与展望 |
| 附录 |
| 附录1 藏医部分糖尿病经典文献原文 |
| 附录2 壮医部分糖尿病经典文献原文 |
| 附录3 回医部分糖尿病经典文献原文 |
| 附录4 藏医防治糖尿病方剂 |
| 附录5 壮医防治糖尿病方剂 |
| 附录6 回医防治糖尿病方剂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4）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答辩决议书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中的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一般分析 |
| 2.1 科技革命的概念与研究范围界定 |
| 2.1.1 科技革命的概念 |
| 2.1.2 战后科技革命研究范围的界定 |
| 2.2 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升级的内涵及研究范围界定 |
| 2.2.1 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升级的内涵 |
| 2.2.2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研究范围界定 |
| 2.3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基础 |
| 2.3.1 熊彼特创新理论 |
| 2.3.2 技术经济范式理论 |
| 2.3.3 产业技术范式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基于创新体系视角的分析框架 |
| 3.1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机理 |
| 3.1.1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经济本质:技术经济范式转换 |
| 3.1.2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传导机制:“催新”与“改旧” |
| 3.2 创新体系相关理论 |
| 3.2.1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 3.2.2 部门创新体系理论 |
| 3.3 以创新体系为切入点的分析视角 |
| 3.3.1 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经济范式匹配性分析视角 |
| 3.3.2 部门创新体系与产业技术范式匹配性分析视角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与背景 |
| 4.1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 |
| 4.1.1 战前科技革命成果推动下日本产业的“重化型”化(20世纪50-60年代) |
| 4.1.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下日本产业的“轻薄短小”化(20世纪70-80年代) |
| 4.1.3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下日本产业的“信息”化(20世纪90年代后) |
| 4.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背景 |
| 4.2.1 重化型产业结构的局限性日渐凸显 |
| 4.2.2 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为日本提供了机遇 |
| 4.2.3 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经济基础 |
| 4.2.4 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战略奠定了技术基础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基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分析 |
| 5.1 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载体:日本国家创新体系 |
| 5.2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5.2.1 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 |
| 5.2.2 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 |
| 5.2.3 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 |
| 5.2.4 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 |
| 5.2.5 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 |
| 5.3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5.3.1 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
| 5.3.2 遵循技术创新的“现场优先主义”原则 |
| 5.3.3 实行考虑市场因素的“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 |
| 5.3.4 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 |
| 5.3.5 重视对在职人员的科技教育和技术培训 |
| 5.4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 |
| 5.4.1 从事与产业技术密切相关的基础和应用研究 |
| 5.4.2 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 |
| 5.4.3 培养了大量的理工类高科技人才 |
| 5.5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5.5.1 产学官联合攻关尖端技术 |
| 5.5.2 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 |
| 5.5.3 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 |
| 5.6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评析 |
| 5.6.1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与微电子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 |
| 5.6.2 “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战后科技革命催生日本主要新兴产业: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分析 |
| 6.1 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与日本部门创新体系 |
| 6.2 微电子技术催生下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兴起和发展 |
| 6.2.1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6.2.2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6.2.3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 |
| 6.2.4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6.2.5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的需求因素 |
| 6.3 计算机技术催生下日本计算机产业的兴起与发展 |
| 6.3.1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6.3.2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6.3.3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6.3.4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的需求因素 |
| 6.4 日本部门创新体系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的匹配性评析 |
| 6.4.1 部门创新体系与半导体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4.2 部门创新体系与计算机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4.3 部门创新体系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战后科技革命改造日本主要传统产业: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分析 |
| 7.1 科技革命改造传统产业的本质: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 |
| 7.2 微电子技术改造下日本工业机器自动化的发展 |
| 7.2.1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7.2.2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7.2.3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7.2.4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的需求因素 |
| 7.3 微电子技术改造下日本汽车电子化的发展 |
| 7.3.1 汽车电子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7.3.2 汽车电子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7.3.3 汽车电子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7.3.4 汽车电子化中的需求因素 |
| 7.4 日本部门创新体系与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的匹配性评析 |
| 7.4.1 部门创新体系与工业机器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4.2 部门创新体系与汽车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4.3 部门创新体系与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创新体系视角下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与教训 |
| 8.1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 |
| 8.1.1 构建了与微电子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 |
| 8.1.2 重视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 |
| 8.1.3 加速推进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 |
| 8.1.4 借力科技革命的“双重性质”推动新旧产业协调发展 |
| 8.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教训 |
| 8.2.1 创新体系的基础研究能力不足 |
| 8.2.2 创新体系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 |
| 8.2.3 政府主导下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 |
| 8.3 本章小结 |
| 第9章 创新体系视角下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对我国的启示 |
| 9.1 新一轮科技革命给我国产业升级带来的机遇 |
| 9.1.1 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机会窗口” |
| 9.1.2 为我国新兴产业“追跑”“齐跑”与“领跑”的并行发展提供机遇 |
| 9.1.3 为我国传统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机会 |
| 9.2 构建与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相匹配的创新体系 |
| 9.2.1 构建国家创新生态体系 |
| 9.2.2 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 |
| 9.2.3 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 |
| 9.2.4 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 |
| 9.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周边格局中的中国 ——从“边缘”到“中心”的跨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一)全球利益格局的板块网络结构与世界经济重心东移 |
| (二)发展中国家影响力的整体提升与区域主义相互促进 |
| (三)国际分工不断深化与发展中国家融入区域生产网络 |
| (四)区域内中国的快速崛起与中国承担起相应区域责任 |
| 二、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理论界定与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边缘”走向“中心”的理论依据 |
| 第二节 “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关系 |
| 一、悲观论:“中心”对“边缘”的盘剥 |
| 二、乐观论:“中心”对“边缘”的溢出 |
| 三、从悲观到乐观的态度转变 |
| 第三节 全球利益格局的“板块网络”结构 |
| 一、全球利益格局向“板块网络”结构发展 |
| 二、“板块网络”结构下的地缘关系: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 |
| 三、“板块网络”结构下的中国定位:“边缘”还是“中心” |
| 四、“板块网络”结构下的中国机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 第四节 “板块网络”结构下的中国与周边国家 |
| 一、中国“周边”的概念界定 |
| 二、国际经济视角下中国在周边格局中的定位 |
| 三、国际政治视角下中国在周边格局中的定位 |
| 第二章 中国正在成为周边格局中的中心国家 |
| 第一节 中国提升在周边经济格局中的影响 |
| 一、中国经济增速快且维持稳定 |
| 二、经济总量在周边经济中的重要性逐年增加 |
| 三、融入区域价值链并对其进行重塑 |
| 第二节 形成以中国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地缘通道网络 |
| 一、中国边境口岸体系四通八达,涉及多个周边国家 |
| 二、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管道运输、航空运输通道现状 |
| 第三节 中国成为周边贸易中心 |
| 一、中国成为周边越来越重要的双边贸易伙伴 |
| 二、中国与周边国家间双边贸易地理结构趋于均衡 |
| 三、周边国家对中国技术依赖逐渐增加 |
| 第四节 中国成为周边地区金融主导力量 |
| 一、中国逐渐成为周边地区的金融稳定力量 |
| 二、中国发起和倡导的国际金融组织在区域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 |
| 第五节 中国成为周边地区自由贸易协定的“轮轴” |
| 一、中国成为周边地区自由贸易协定的中心 |
| 二、周边是中国自由贸易协定的建设重点 |
| 第三章 中国走向周边格局“中心”的责任:区域公共产品供给 |
| 第一节 中国角色转变与区域公共产品供给 |
| 一、周边格局角色转变是中国提供区域公共产品内在动力 |
| 二、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与中国周边外交理念相契合 |
| 第二节 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缺失与中国的合理补充 |
| 一、周边地区的公共产品存在供需矛盾 |
| 二、中国对霸权国主导的国际公共产品的补充与超越 |
| 三、地区认同的缺失与命运共同体理念 |
| 第三节 中国参与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实践 |
| 一、上海合作组织 |
| 二、周边命运共同体 |
| 第四章 中国走向周边格局“中心”遇到的困局及破解 |
| 第一节 中国走向周边格局“中心”过程中遇到的外交困局 |
| 一、中国与周边国家间的边海争端问题 |
| 二、大国战略博弈问题 |
| 三、非传统安全问题 |
| 第二节 以“一带一路”破解中国走向“中心”的外交困局 |
| 一、“一带一路”助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全方位合作 |
| 二、“一带一路”推动中国地缘政治经济重构 |
| 三、“一带一路”加速对区域价值链的重塑 |
| 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
| 一、逻辑结论 |
| 二、政策建议 |
| (一)加速中国在周边格局中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政策建议 |
| (二)加强中国同周边国家间关系的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1995-2018年LALL分类下周边国家自中国进口额 |
| 附录2 :1995-2018年LALL分类下周边国家向中国出口额 |
| 致谢 |
（7）战后日本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的方法 |
| 1.3.1. 文献研究法 |
| 1.3.2. 比较分析法 |
| 1.3.3. 实证研究法 |
| 1.4. 主要内容 |
| 1.5.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1.5.1. 主要的创新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演化概述与回顾 |
| 2.1. 技术创新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技术创新概念的界定 |
| 2.1.2. 技术创新的分类 |
| 2.1.3. 技术创新过程模型的演变 |
| 2.2. 技术创新理论的演化 |
| 2.2.1. 熊彼特学派的技术创新理论 |
| 2.2.2. 熊彼特后技术创新学派相关理论的演进 |
| 2.2.3. 制度创新学派的技术创新理论 |
| 2.3. 基于技术创新的经济增长理论回顾 |
| 2.3.1. 假定不存在技术进步的稳定经济增长理论 |
| 2.3.2. 作为外生因素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 2.3.3. 技术进步作为内生因素的新经济增长理论 |
| 第3章 日本技术创新的发展演进与政策框架 |
| 3.1. 日本技术创新的发展阶段 |
| 3.1.1. 引进技术为主的发展阶段(二战后至20世纪50年代) |
| 3.1.2. 改良技术发展阶段(20 世纪60 年代) |
| 3.1.3. 引进技术与自主开发技术相结合的发展阶段(20 世纪70-90 年代中期) |
| 3.1.4. 自主技术主导的发展阶段(20 世纪90 年代后期至今) |
| 3.2. 日本技术创新的发展模式分析 |
| 3.2.1. 技术创新模式 |
| 3.2.2. 日本的技术创新模式 |
| 3.2.3. 日本技术创新模式的要素系统分析 |
| 3.3. 日本技术创新政策的基本框架 |
| 3.3.1. 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重点支持产业技术创新和企业技术研发 |
| 3.3.2. 以国家为主导促进大型技术革新和革命性技术创新 |
| 3.3.3. 以自主创新为导向建立以基础研究为核心的更为先进的工业创新体系 |
| 第4章 技术创新与日本经济的赶超发展 |
| 4.1. 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竞争动态分析 |
| 4.1.1. 技术领先国和技术追赶国的动态竞争分析 |
| 4.1.2. 技术创新与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周期 |
| 4.1.3. 技术创新引致宏观经济长波的四个阶段 |
| 4.1.4. 技术创新与宏观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 |
| 4.2. 日本技术创新的经济赶超路径 |
| 4.2.1. 技术引进与倾斜生产方式相结合确保经济恢复的技术需求 |
| 4.2.2. 技术引进与技术创新相结合确保战后日本经济高速的技术升级需要 |
| 4.2.3. 技术自主创新与产业结构转型相结合确保稳定增长的技术与产业升级需要 |
| 第5章 技术创新与日本经济的停滞发展 |
| 5.1. 日本“泡沫经济”到“失去的十年” |
| 5.1.1. 经济发展约束条件的改变 |
| 5.1.2. 泡沫经济的崩溃与“失去的十年” |
| 5.2. 日本经济的停滞与日本技术创新的局限性 |
| 5.2.1. 日本技术创新的局限性 |
| 5.2.2. 技术创新的劣化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
| 第6章 日本技术创新的经济增长效应 |
| 6.1. 技术创新与日本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 |
| 6.1.1. 日本技术创新能力的测度 |
| 6.1.2. 日本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散点图 |
| 6.1.3. 日本技术创新能力和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
| 6.2. 日本技术创新的经济增长效应 |
| 6.2.1. 索罗余值法 |
| 6.2.2. 日本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 |
| 第7章 日本技术创新及其经济增长效应对中国的启示 |
| 7.1. 日本技术创新的经验 |
| 7.1.1. 充分重视技术创新组织方式的合理运用 |
| 7.1.2. 充分重视技术创新模式的合理选用 |
| 7.1.3. 充分重视体制创新 |
| 7.1.4. 充分发挥政府的组织和引导作用 |
| 7.1.5. 企业是日本技术创新的主体 |
| 7.2. 中国技术创新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
| 7.2.1. 中国科技发展及技术创新回顾 |
| 7.2.2. 中国科技创新存在的主要问题 |
| 7.3. 日本技术创新对中国的启示 |
| 7.3.1. 强化企业的主体地位 |
| 7.3.2. 继续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强化政府的服务职能 |
| 7.3.3. 推进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官产学园区四位一体的技术创新 |
| 7.3.4. 选择合理的技术创新模式和组织方式 |
| 7.3.5. 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促进人才培养 |
| 7.3.6. 加强知识产权管理与服务 |
| 参考文献 |
| 研究成果 |
| 致谢 |
（8）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相关专业术语首字母缩写说明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文献分类 |
| (二)文献综述 |
| (三)对既有研究的反思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战略 |
| (二)战略竞争 |
| 四、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再划分 |
| 一、主流范式下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 |
| (一)霸权转移范式下的遏制战略 |
| (二)自由主义范式下的对冲战略 |
| (三)建构主义范式下的情境战略 |
| 二、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再划分标准 |
| (一)霸权国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反应:承认或蔑视 |
| (二)霸权国对崛起国实力增长的态度:容纳或限制 |
| 三、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类型的再划分结果 |
| (一)对冲战略 |
| (二)竞争战略 |
| (三)鸵鸟战略 |
| (四)顺应战略 |
| 四、历史时空下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 |
| (一)一战前的英国对德战略(1870-1914) |
| (二)二战前的英国对德战略(1933-1939) |
| (三)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战略(1993-2016)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 |
| 一、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基因 |
| (一)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文化 |
| (二)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实践 |
| 二、“美国优先”下的对华战略校准 |
| (一)对“接触中国”的战略失望 |
| (二)对“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 |
| (三)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 |
| 三、中国崛起引发美国战略焦虑 |
| (一)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引发美国恐慌 |
| (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激发美国担忧 |
| (三)中国奋发有为外交催发美国猜疑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目标与实力依托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争竞争政策的目标分析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争竞争政策的政治目标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经济目标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安全目标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力依托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硬实力依托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软实力依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施 |
| 一、单边层面:多领域施压中国 |
| (一)经济施压:挑起贸易摩擦 |
| (二)政治施压:挑战“一个中国”政策 |
| (三)安全施压:强化威慑 |
| 二、双边层面:多点布局压制中国 |
| (一)借“朝核问题”,增大地缘风险 |
| (二)探索“离间中俄”,破坏周边稳定 |
| (三)强化东亚双边同盟,增加地缘压力 |
| 三、多边层面:携手多方打压中国 |
| (一)推进“印太”战略,挤压中国地缘空间 |
| (二)拉拢东盟国家,平衡中国地区影响 |
| (三)推动多方协调,压制中国经济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特点与趋势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特点 |
| (一)竞争目标的压制性 |
| (二)竞争领域的多样性 |
| (三)竞争手段的激进性 |
| (四)竞争主体的国家性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效果评估 |
| (一)政治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二)经济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三)安全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 |
| (一)全面强化战略竞争的风险加大 |
| (二)存在“竞和”型对冲的可能 |
| (三)迈向战略顺应的不确定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对策 |
| 一、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战略思维 |
| (一)坚持和平发展,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 |
| (二)保持战略自信,型塑中美互动 |
| (三)坚守战略底线,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
| 二、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具体方略 |
| (一)深化改革开放提升应对能力 |
| (二)稳步发展伙伴关系 |
| (三)营造友善的周边环境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9）我国债券违约及系统性风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价值与意义 |
| 一、研究的学术价值 |
| 二、研究的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的内容、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研究的主要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一、在险价值 |
| 二、条件在险价值 |
| 三、分位数回归法 |
| 第五节 研究的创新之处和不足 |
| 一、本研究的创新点 |
| 二、存在的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企业违约研究的相关文献 |
| 一、违约影响因素研究 |
| 二、信用风险评估 |
| 第二节 传染效应及系统性风险相关文献 |
| 一、传染效应相关文献 |
| 二、系统性风险相关文献 |
| 第三节 文献评述 |
| 一、关于违约影响因素文献评述 |
| 二、关于违约因素计量模型文献评述 |
| 三、关于传染效应和系统性风险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企业违约影响因素的理论基础 |
| 一、定性指标 |
| 二、定量指标 |
| 第二节 传染效应的理论基础 |
| 一、传染效应存在性理论 |
| 二、传染效应的传播途径 |
| 第三节 系统性风险的理论基础 |
| 一、系统性风险产生原因 |
| 二、系统性风险的特征 |
| 三、系统性风险的演化机制 |
| 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债市违约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我国债市违约的特征分析 |
| 一、行业景气度下行,盈利和获现能力恶化 |
| 二、投资激进或盲目多元化,债务负担和营运能力恶化 |
| 三、股东背景模糊,支持力度差 |
| 四、股东涉嫌逃废债,侵害债权人利益 |
| 五、企业内部沟通不畅及市场意识较差 |
| 第二节 样本选择 |
| 一、数据选择 |
| 二、指标选择 |
| 第三节 违约影响因素分析 |
|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
| 二、Logit回归结果 |
| 小结 |
| 第五章 传染效应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数据选择及处理 |
| 第二节 状态变量选取 |
| 第三节 单个企业对行业风险贡献的静态分析 |
| 一、煤炭行业个体对行业的影响分析 |
| 二、钢铁行业个体对行业的影响分析 |
| 三、地产行业个体对行业的影响分析 |
| 四、银行业个体对行业的影响分析 |
| 第四节 单个企业对行业风险贡献的动态分析 |
| 一、煤炭行业的个体风险溢出效应 |
| 二、钢铁行业的个体风险溢出效应 |
| 三、房地产行业的个体风险溢出效应 |
| 四、银行业的个体风险溢出效应 |
| 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系统性风险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国内系统性风险实证检验 |
| 一、各行业间的传染方向研究 |
| 二、行业间的传染效应研究 |
| 三、我国国内系统性风险研究 |
| 第二节 系统性风险的国际比较 |
| 一、数据选取 |
| 二、描述性统计 |
| 三、全球市场对我国股票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 |
| 四、经济危机期间的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
| 小结 |
| 第七章 系统性风险的国际比较及启示 |
| 第一节 拉美债务危机 |
| 一、拉美债务危机事件过程 |
| 二、拉美债务危机的产生原因 |
| 第二节 墨西哥经济危机 |
| 一、墨西哥经济危机事件过程 |
| 二、墨西哥经济危机的产生原因 |
| 第三节 亚洲金融危机 |
| 一、亚洲金融危机事件过程 |
| 二、亚洲金融危机的产生原因 |
| 第四节 俄罗斯金融危机 |
| 一、俄罗斯金融危机事件过程 |
| 二、俄罗斯金融危机的产生原因 |
| 第五节 美国次贷危机 |
| 一、美国次贷危机事件过程 |
| 二、美国次贷危机的产生原因 |
| 第六节 欧洲债务危机 |
| 一、欧洲债务危机事件过程 |
| 二、欧洲债务危机的产生原因 |
| 第七节 各类系统性危机的总结与启示 |
| 一、财政刺激要掌握适度 |
| 二、树立风险意识,完善金融监管政策 |
| 三、加强对国际风险的有效管理 |
| 第八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预防企业的违约风险 |
| 二、完善违约的处置手段 |
| 三、防范系统性风险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中国青老年结直肠癌基因分析及改良筛查方案的建立和验证（论文提纲范文）
| 主要英文缩略词表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部分 中国青老年人散发性结直肠癌突变基因差异分析 |
| 前言 |
| 研究流程 |
| 研究方法 |
| 研究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第二部分 联合多种数据库及R语言分析NR1H4在结直肠癌中的表达及意义 |
| 前言 |
| 研究流程 |
| 研究方法 |
| 研究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第三部分 亚太地区结直肠癌筛查评分的改良及与粪便潜血免疫化学检测结合的验证 |
| 前言 |
| 研究流程 |
| 研究方法 |
| 研究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肠道菌群与胆汁酸代谢在结直肠肿瘤发生发展中的作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四、2003亚太消化周信息（论文参考文献）
- [1]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D]. 王家曦. 外交学院, 2021(11)
- [2]中国高铁产业战略传播研究（2008-2019）[D]. 张玲潇.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3]藏、壮、回医典籍文献中糖尿病理论与方药研究[D]. 宋宁. 中央民族大学, 2021(11)
- [4]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D]. 刘伟岩. 吉林大学, 2020(03)
- [5]优化亚太地区结直肠肿瘤筛查评分系统在结直肠肿瘤筛查中的应用[J]. 贺娜,冯巩,窦建华,唐光波,钱美睿,李永奇,吴开春. 中华消化杂志, 2020(06)
- [6]周边格局中的中国 ——从“边缘”到“中心”的跨越[D]. 黄嘉瑜. 外交学院, 2020(08)
- [7]战后日本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研究[D]. 王博. 吉林大学, 2020(08)
- [8]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D]. 游启明. 吉林大学, 2020(06)
- [9]我国债券违约及系统性风险研究[D]. 刘健升. 中央财经大学, 2020(02)
- [10]中国青老年结直肠癌基因分析及改良筛查方案的建立和验证[D]. 何旭霞. 北京协和医学院, 20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