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当前的明代文学研究,很大程度上沿袭着钱谦益乃至纪昀等建构的批评体系。在我们引经据典,品评臧否前人的得失时,不妨回过头来,反思自身的评判标准是否客观公正,有无偏颇与局限,认清自己的历史位置。“一种真正的历史思维必须同时想到它自己的历史性。只有这样,它才不会追求某个历史对象(历史对象乃是我们不断研究的对象)的幽灵,而将学会在对象中认识它自己的他者,并因而认识自己和他者。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生活在古代中国社会的个体,有着一种相当普遍的倾向,在历史与未来之间,他们似乎很少去展望未来会怎样,人们对于未来,没有多少诉诸文字的思考或探寻。在关心现世的同时,人们更习惯于回顾过去,将自己的理想与抱负,寄托在遥不可及的过去,耐心咀嚼那些经过重重修正,其实并不存在的美好。对历史的追忆与美化,缘于对现世的失落与无奈。复古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具有反对专制强权的现实意义。但是,真理是相对的,任何事物均有其两面性,复古的主张一旦转变为规范文学创作的律令,它又沦落为专制自由的教条和工具,而复古运动厚古薄今的主旨,本质上也是违背文学创作主情写意的基本精神。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往事只有在当代生活中发挥作用,才可能成为历史。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作为一种曾经长期存在,并有着广泛影响的文学流派,我们在批判及反思的同时,也不妨设身处地地思考,为什么在后人看来“可笑可怪”的理论及主张,能够吸引几代学人的创作激情,为之呼号呐喊?倘若没有文学复古思潮的先驱与浸染,能否出现晚明文学意识的自发觉醒?基于包容与涵育的原则,文学是否应该容忍复古形式的存在?本文从思想、文学及交游诸方面,考察汪道昆的学术旨趣。本文认为,与其三教合一的态度相一致,汪道昆的禅学思想是相当包容的。在禅风日下的末法时代,既肯定生而俱足的成佛本性,又强调回归原典的次第修行。围绕“心”的范畴,探讨心与法,心与佛,心与天地的关系,以近似老庄的风格,追求无滞、无障、无为、无拘无束的绝对自由。他汲取《华严》、《楞严》等圆融会通思想,试图用不二法门的彻底平等观认知世界,对佛教内部不同教派之间,乃至各个派系内部,倡导圆融一致,反对对立及争端。然而,在现实社会中,这只能是一个难以企及的精神理想,甚至难以付诸汪道昆本人的佛教实践。长期以来,汪道昆留在文学史中的印象,似乎与复古、拟古密切相关的。通过对汪道昆诗文、戏曲、传记及文学观的分析,我们发现,他的复古思想有一个趋于转变的过程。汪道昆晚年,从历史的视角,考察“古”与“新”的关系,他认为古代的文学作品,若经不住时间的考验,就不可能成为历久弥新的经典;而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的当代作品,经不起时间的敲打,照样难以流传久远。历史往往具有惊人的延续性,明代中后期处理文学复古的态度,与我们今天对待传统文化的立场,倒能很好地联系起来。是将孩子和洗澡水一块泼掉,还是择善而从,区别对待,确实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英国诗人艾略特说过:“从来没有任何诗人,或从事任何一门艺术的艺术家,他本人就已具备完整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人们对他的评价,也就是对他和已故诗人和艺术家之间关系的评价。你不可能只就他本身来对他作出估价;你必须把他放在已故的人们当中来进行对照和比较。”基于这样的艺术准则,本文从交游的角度,研究汪道昆的生平著述、学术思想,以及他所生活时代的文化风貌。本文附录收入龙膺撰《汪伯玉先生传》,以及汪无竞著、汪瑶光编次《汪左司马公年谱》,供研究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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