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在中国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中国当时第一大党的国民党及其统治阶级——蒋介石集团，在面对外敌入侵的严峻形势下，既有坚持抗战的一面，又有对日妥协谋和的一面，表现出复杂和时有变化的情况。这期间蒋介石的对日外交思想主要表现为“抵抗中求和平”、“抗战外交”、“和谈外交”等的既战又和的矛盾心理。如何评价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国民党政府在抗战中所起到的作用，海内外且有为国民党政府“平反”的呼声，对此我以为仍要保持客观和理性的态度，既不能抹杀功绩，但也不必拔高。在肯定国民党政府在反抗外敌侵略的战争中起到了不可小视的作用的同时，也应客观的看到其政策上的一味妥协的一面。好的要肯定和褒扬，坏的也要指出。因此，本文研究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对日妥协政策和活动的目的，就是要摆正国民政府抗战和妥协关系的位置。本文除绪论外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国民政府对日妥协政策的由来。从1927年国民政府的建立之初起，这个政府就与外国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其成立得到了当时急于在中国划分利益的帝国主义的莫大帮助。国民党阶级性决定了国民政府也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其自身的妥协性和对革命的不彻底性也使得它不可能独立建立并维持一个政府，它必然会以妥协的方式满足帝国主义要求。其次，在国民政府建立后不久，就有了亲英美派和亲日派等亲帝国主义的派别。他们都是分别由那些帝国主义国家支持建立起来的，所以他们也都从骨子里不会与那些帝国主义决裂的。第三，从国民政府建立之初就一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对内对外政策。这些都奠定了其后来对日妥协的阶级基础。第二部分是用大量史实论述了国民政府对日妥协的种种表现及其特点。1937年，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在这一时期，国民党表现了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先后进行了平津会战、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太原会战、武汉会战等重要战役，并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阻滞了日军的推进，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企图。但是，由于国民党在政治上实行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在军事上则采取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与日本帝国主义还有大量暗中媾和的事件。诸如，宋哲元求和、陶德曼调停和高宗武秘密使命等一系列的妥协活动，使中国的抗日战争局面越来越被动，也使国民政府在全国人民面前的民族形象被打碎。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以后，又有孔祥熙与日本人秘密往来的妥协事件，及远东慕尼黑阴谋和“桐工作”等一些新形势下的对日妥协活动。这些妥协事件都严重影响中国革命、中国经济乃至中国社会进步。第三部分是国民政府对日妥协的根源及其影响。首先，论述了国民政府对日妥协的诸因素，其次，在分析国民政府对日妥协的必然性的基础上，探究了妥协本质即阶级根源，最后还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国民政府对日妥协的消极后果。总之，抗日战争是一部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历史，但作为当时掌握全国政权的国民政府在抗战中并未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反而采取了两面政策，它的对日妥协政策和活动，不仅给全民族团结造成危害，而且迟滞了中国抗战的历史进程。历史和人民是公正无私的，对国民政府在抗战的中积极作用给了它充分的肯定，但也对于它的妥协行为给以应有惩罚。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的内战、卖国政策，既得不到中国人民的支持，又被世界人民所唾骂，在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失败中，失去全国政权，被迫退居台湾一隅。需要指出的是：研究国民政府的对日妥协，理清这些看法，不等于还要斤斤计较，而正是要吸取历史的教训，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推动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实现民族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