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纯诗”是法国象征主义的诗学命题，它以“美”为本份和要素，欲在艺术创造中寻找一种“神圣美”。前期象征主义诗人多醉心于通过感官直觉表现内心的“最高真实”——一个现实之外完美的理念世界；后期代表瓦雷里却认为诗应该走出“自我”，用一种不同于日常语言的理想的“声音”，传达某一种神奇的超越个体经验的思想。象征主义“纯诗”注重词语之间的关系，把音乐看得高于一切，相信万物有灵，相信诗是用来表达生命的神秘性的。“纯诗”的精神实质是源于美感情绪的永无止境的创造，它在人类诗性意识萌生时的原始思维中就已经存在。 作为一种纯艺术理想，“纯诗”的艺术因子也潜藏在中国诗性文化的艺术生命中，只是我们没有如此的命名。由于儒家“诗教”的作用，“纯粹美术上之目的”往往被道德、政治之手段排挤，“不能得势力于我国思想界”，但民间姿态并不影响它深藏于我们“性灵”的认知世界的思维方式中。 中国新诗坛的纯诗观念，是在法国象征主义那里找回自己民族传统的文化记忆的，但它却起因于自身的理论困扰。它不是为那不可思议的“美”而踏上的不知所终之路，它的初衷是为新诗寻找合乎现代性要求的诗美形式，从而在白话新诗中找到“诗”。这个目标所引发的焦虑，使中国化纯诗一开始就不具备象征主义“纯诗”的艺术起点。象征主义“纯诗”那种理想的艺术本质与艺术生命的超前意识，对中国新诗的自我建设来讲不免奢侈，但作为诗歌艺术的一个方向，它首先促使新诗将艺术美的观念从传统的“美善”共同体中独立出来，进而推动中国新诗趋近哲学的、宗教的、历史的、心理的、思维的等等人类文化整体构成的艺术理想境界，建立起自己的纯诗意识。在这个过程中，周作人、梁实秋、朱自清、邵洵美、于赓虞、朱维基、陆志韦、李金发、穆木天、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梁宗岱、戴望舒、曹葆华、何其芳、废名、林庚、李健吾等诗人或理论家，是将美与生命感引入新诗的重要贡献者。尤其邵洵美，他以“颓废”的现代美学立场所参与的中国新诗“美学现代性”建设，不仅未被主流意识形态理解，其艺术姿态还被钉上了“颓加荡”的十字架。梁宗岱为确立中国化纯诗的实践品格做了大量的理论通道的清障工作，他为中国新诗设计的个性化之路——纯诗，将新诗引入了一个深宏的宇宙背景，中国化纯诗欲打造的切近现代人情绪的“纯粹的形式”，也因之而融入了一种宇宙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