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从上世纪金融业发展的经验证据上可以看出,多次金融危机中发生的大部分破坏都是由银行业危机所造成的,正是银行业危机的破坏程度决定了金融危机的广度和深度。因此,保持银行体系的稳定是整个金融体系稳定的核心。对中国这样一个以银行为主导的新兴经济体来说,银行体系脆弱性问题显得更为突出。本文首先对银行体系脆弱性的经典理论进行了回顾,并对我国的银行体系脆弱性进行了初步分析。中国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体系为主体,中国金融脆弱性主要集中在银行体系内。当前,中国银行体系的脆弱性主要集中表现在过于垄断、与股市和房市关联度过高、不良贷款率高、盈利能力差等方面,本文初步认为我国的银行脆弱性水平较高,风险较大。本文针对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发生危机时的特征进行了分析。这些特征主要有：过高的通货膨胀率、过高的银行对私人部门贷款率、过高的银行不良贷款率。文章根据我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一些共同特点,选取了通货膨胀率、不良贷款率、银行对私人部门的贷款增长率及银行资本充足率这四项指标的合成指数对我国的银行体系脆弱性进行初步测度。将实际经济金融数据代入模型,结果发现,中国金融脆弱性水平大体上呈现了先升后降的趋势,银行体系脆弱性在1994年达到最高值,十九年当中有十年的脆弱性指数高于均值,说明我国银行体系的脆弱性水平值得关注。从2006年开始,我国银行体系脆弱性指数又开始攀升,这是应该引起广泛关注的。本文还从我国的实际经济运行状况来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实际经济运行状况较好地印证了文中关于我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的分析。此外,本文还对我国银行体系脆弱性进行了实证分析,以脆弱性综合指数为被解释变量,以另外选取的十八个经济金融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并将这些变量分为宏观经济变量、金融状况变量、债务安全变量以及涉外安全变量四组,然后分组就其对银行脆弱性的影响进行分析。为避免出现“伪回归”等问题,本文采用了单位根检验来检验数据的平稳性,然后对平稳数据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来考察其与银行脆弱性之间的因果关系,最后运用协整理论来考察银行体系脆弱性程度和有关经济金融指标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宏观经济变量中的GDP增长率、股市总市值/GDP和全社会固定投资增长率,金融状况变量中的M2/M1和信贷增长率/GDP增长率,债务安全变量中的短期外债/外债总额和偿债率以及涉外安全变量中的经常项目差额/GDP和实际利用外资增长率都与银行体系脆弱性有着较为显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进一步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GDP增长率、股市总市值/GDP均与我国银行体系脆弱性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而全社会固定投资增长率、M2/M1、信贷增长率/GDP增长率、短期外债/外债总额以及偿债率这些指标与银行体系脆弱性呈正相关关系。根据实证研究结果以及当前的宏观经济环境,本文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