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青海省各级统战部长均由党委常委担任（论文文献综述）
苏彬[1]（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党在宣传战线上的重要任务之一,党中央历来对此高度重视。无神论宣传教育在近年来取得丰硕成果,但在现实中,仍有少数党员“不信马列信鬼神”,宣传无神论仍面临缺乏学科支撑、频频遭受污名的境遇。因此,对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历程及经验启示进行梳理和总结,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学科建设,廓清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成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大量文献研究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无神论宣传教育可分为五个时期: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清除了“左”的错误,根据毛泽东“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的批示精神,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为无神论宣传教育确立了理论前提,构筑了学科基础;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党中央对新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作出总体部署。但在学术界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争论之后,无神论宣传教育逐渐失去学科支撑而走向式微,导致有神论的影响失去了制衡力量而持续扩大;上世纪90年代,针对社会转型和神秘主义影响所带来的伪科学、封建迷信蔓延,一批专家学者联起手来大力宣传无神论,协助中央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使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世纪之交站在新的起点之上;新世纪之初,面临“宗教热”的蔓延和境外宗教渗透的加剧,中央有关部门就无神论宣传教育和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作出部署,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无神论的实体研究机构,为无神论宣传教育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和有关无神论宣传教育的争议,党中央坚决遏制宗教极端思想蔓延,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等新论断,开辟了无神论宣传教育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全新局面。通过总结这段历程可以发现,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总能根据当时的形势,调整工作重心,勇担时代责任,应对风险挑战,在与有神论进行长期思想斗争的过程中表现出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在新时代进一步推进无神论宣传教育,中央的清醒和重视是基本前提,学者的责任和担当是有力推动,地方和部门的贯彻落实是重要依托,群众的发动和参与是坚实基础。
唐丕跃[2]（2020）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工作研究（1949-1959）》文中研究说明少数民族统战是指中国共产党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实现不同时期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团结广大的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并同党外的少数民族代表性人士,在一定的共同目标下结成的政治联盟。“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是一个历史概念,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对特定人群的一个称谓,主要是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前,少数民族中的当权者、民族头领,以及少数民族宗教界的主要代表人物。本文在厘定少数民族统战的概念、区分民族工作与少数民族统战工作异同的基础上,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开展统战工作的时代背景作了分析,主要是民族地区敌对势力渗透破坏严重,党在民族地区的执政基础薄弱,民族地区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同时,由于民族宗教上层在本民族和宗教信仰中有特殊权威,以及解放民族地区、推进民主改革和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团结一切力量,这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开展统战的重要时代背景。本文还深入挖掘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民族统战的思想,为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工作提供思想来源和理论依据。从历时态的角度,重点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地区解放、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进行统战的历史进程与内容。总结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借助民主建政、通过特殊人物、结合民族政策检查和组织访问慰问参观等活动开展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的各种途径,并对不同途径的具体运用和效果作理性评价。概括归纳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的方法,主要包括和平协商、区别对待、政治争取与军事准备相结合、“请上来”“派下去”以及教育改造等方法,并对不同方法的具体运用和效果作理性评价。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稳定了民族地区社会秩序,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增进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对新政权的感情,增强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壮大了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形成了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共同繁荣发展、坚持协商民主等宝贵经验。但也有深刻的教训,即必须加强政治团结合作、必须充分照顾同盟者利益、必须尊重民族宗教感情、必须加强思想教育和改造。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对新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统战工作的启示在于:要突出抓好干部人才的选派、培养和引进,强化人才支撑;要务实推进产业发展,夯实民族团结的经济基础;要坚持民生优先,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要增强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着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进各民族团结进步;要更加注重文化统战,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扎实做好少数民族代表人士统战工作,壮大共同奋斗力量。
邓伦[3]（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省部级官员腐败问题研究 ——基于307位落马省部级官员的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大成果。但是,压倒性胜利不是根本性胜利,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全面从严治党依然任重道远。新形势下反腐工作的推进,有着“保持严惩腐败高压态势,有力削减腐败存量、有效遏制腐败增量,深化标本兼治,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新部署。巩固压倒性胜利,要求我们在反腐败工作中把握规律性、增强预见性,通过对省部级官员腐败问题治理经验的总结与反思,可以为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统筹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提供重要参考与借鉴。本文通过收集改革开放以来落马省部级官员案例信息自建数据库,并将落马省部级官员的年龄、籍贯、学历、任职部门、落马时间、地域分布以及腐败类型、涉案金额、时间跨度、惩处措施等信息以数据的形式呈现,从中归纳出省部级官员腐败问题的一般特征。同时,从我国反腐败斗争实践的成果中,总结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改革逻辑。省部级官员腐败问题的特殊性体现在,省部级官员相较于一般官员拥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受贿成为其非法得利的主要形式;窝案式腐败现象十分普遍,家族式腐败现象是其表现形式之一;腐败时间跨度普遍较长,并且“带病提拔”现象普遍;党和国家的反腐力度不断加强,党和国家监察制度的不断完善与工作策略有效整合使得反腐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去存量”是当下反腐工作的重点之一。基于新制度主义理论中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本文从个体与制度两个层面,在与党和国家反腐败实践紧密结合的基础上,对省部级官员腐败问题滋生和蔓延的根源进行深入剖析。腐败的产生是个体诉求与制度约束共同作用的结果,是非预期的行为逻辑以及对正式制度的破坏。从个体层面上来看,官员腐败行为的产生是经过理性选择的结果,采取各种手段获取利益以及逃避风险的目的都是为了使个人偏好的收益最大化,但是理性并不是个体能够长久维持的状态,所以官员腐败行为也呈现出诸多理性有限的特征;从制度层面来看,制度是强加于个体的外部约束,目的是引导集体行为偏好服务于社会发展,制度约束不足是官员腐败行为滋生的空间,非正式制度是对正式制度的补充,对腐败行为有较强的解释意义。最后,针对省部级官员腐败问题形成过程,从个体与制度两个层面提出腐败预防的对策建议。
蒋国栋[4]（2019）在《习仲勋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指出习仲勋是一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有着卓越的领导才能,在他七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坚持兢兢业业、舍己为国为民,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多次评赞,为全党的统战工作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作为统一战线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和楷模,习仲勋在其革命生涯中积累的丰富统战阅历和深厚统战理论,值得今天深入研究和探讨。本文着眼于习仲勋七十余年革命生涯中的统战要素,打破传统的历史流水账的叙述范式,以习仲勋统战对象和统战工作内容为逻辑范式,从而形成了脉络清晰、结构缜密、论点鲜明、论据翔实的研究体系。本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主要是阐述习仲勋统一战线理论形成的逻辑与背景。分析认为习仲勋统一战线理论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统一战线思想。中国共产党探索统一战线思想的经验教训以及从事革命、建设、改革的丰富历程,构成了习仲勋统一战线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与实践基础。第二章主要探讨习仲勋在发展国共统一战线关系上的探索与实践,描绘出习仲勋在革命战争年代,毅然扛起“兵运”大旗,成功策动多支国民党部队起义;颁布统战政策,激发陕甘边区建设活力;开展反摩擦斗争,粉碎顽固派反共图谋,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壮丽图景。第三章主要论述习仲勋灵活谨慎处理民族、宗教事务。民族宗教工作是关系党的全局性工作,习仲勋始终把它们作为统战工作中的重点,他时刻关心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谨慎稳进地开展宗教界肃反运动,多措并举领导西北剿匪反霸斗争,为新疆、西藏问题的解决倾注大量心血。第四章主要探析习仲勋在团结文教领域广大知识分子方面作出的努力。习仲勋积极贯彻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态度与主张,建立了“四位一体”教育体系,提出了“四个结合”办学理念,积极保护“抢救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他饱含人文情怀,“走南闯北”组建剧团,呕心沥血传播秦腔,以实际行动鼓励支持爱护文艺工作者。第五章主要阐述习仲勋在实现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问题上的统战实践与理论。港、澳、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习仲勋始终做到把祖国统一问题融入到实际工作中,他积极贯彻中央对港澳台的大政方针,创新方式方法,坚持以经济统战为切入点,团结争取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及海外侨胞,巩固扩大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营造和平解决港澳台问题的有利环境,为此作出重大贡献。第六章作为总结章,是对习仲勋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地位作出概括性阐述,彰显了他作为统战工作者的光辉典范,善于贯彻运用党中央统一战线思想解决问题,具备独当一面处事能力,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坚持实事求是,善作调查研究,以至诚之心交友的优秀品质。启示当前统一战线工作必须坚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服务,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加强统战政策的贯彻与执行,必须重视统战干部队伍的建设。
赵志浩[5]（2019）在《从传统部落组织到现代权力组织的变迁研究 ——以祁连县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组织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本研究采用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知识,对以祁连县为中心的组织变迁展开研究。1949年以前,阿柔藏族部落组织长期是管理祁连县的主要权力组织;1949年以后,部落组织被取代,祁连县逐步建立了现代县—乡—村三级权力组织体系。从传统部落组织到现代权力组织是一次根本性的组织变迁。部落组织建立在传统型权威基础之上,基于对悠久规则与权力谱系的信仰;而现代权力组织建立在法理型权威基础之上,基于对已制定的规则之合法性的信仰,以及对根据这些规则发号施令者权力的信仰。由于合法性基础的根本差异,造成二者在诸多方面都存在显着差异,比如权力结构、运行规则、管理成员身份等,这些差异都是这一根本差异的具体表现。阿柔部落组织结构非常简单。纵向间,部落组织存在“金字塔式”的权力配置结构,形成基本层次（千户部落）—中间层次（百户部落）—最低层次（十户部落、帐圈）三个层次;横向间,部落组织没有形成不同职能分工的权力组织主体,部落组织集政治、经济、司法、军事等职权于一体。在部落组织的顶端,存在一个权威中心——千户,他是组织内部一切权力的来源。在组织内部,上下级之间存在严格的等级差异,这种差异是源自于组织成员的世袭身份。组织权力沿着上下级之间进行传导,最终到达部落组织的每一个成员。这条权力传输链条能够顺畅运行依靠于部落组织内部严格的惩罚机制。最终,在部落组织中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模式,即权力压迫模式。祁连县现代权力组织,是一套比较复杂的组织系统。纵向间,现代权力组织形成了县—乡—村三个层次;横向间,根据权力配置和职能分工的基本原则,建立了不同的权力组织主体。在县一级,设置了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县司法组织、县武装部、县群团组织等不同的权力组织;在乡（镇）一级,设置了乡（镇）党委、乡（镇）人大、乡（镇）政府、乡（镇）武装部、乡（镇）群团组织;在行政村一级,设置了村党支部委员会、村民自治委员会和村民小组。除了这些正式的权力组织之外,祁连县还设置了议事协调性权力组织——“小组”。这些权力组织共同构成了祁连县域内以中国共产党为中枢的网络结构。在这种网络结构中,党的权力可以纵向延伸到底,横向延伸到边,从而实现对所有层级和不同种类的权力组织的绝对领导,所有其他权力组织依赖于党的组织而存在,围绕着党的组织而运转。本研究将这种权力结构和运行模式称为权力中枢模式。基于上述研究,本研究发现从传统部落组织到现代社会的县—乡—村各权力组织是一次根本性的组织变迁,也是当地社会组织系统的一次断裂,但是二者之间的耦合性,使组织变迁能够顺利完成过渡。与此同时,本研究还发现在基层社会中,虽然部落组织解体了,但是部落组织的部分管理规范却嵌入到祁连县现代村级权力组织之中。
张金国[6]（2018）在《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民族工作是民族国家社会结构中国家——民族二元互动关系的载体,体现国家民族问题治理的道路选择、制度设计和国家意识,是国家民族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面。在多民族国家制度重建的变动时期,民族工作事关民族社会内部关系的重构、政治秩序的稳定和国家权力的整合。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实践处于转型为基础的国家重建的关键时期,即建国初期与改革开放初期,这两个时期党和国家面临的任务有所不同,但需要突破的具体困境则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即均需完成政治秩序的重建。习仲勋作为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之一,他不仅仅是新中国缔造者之一,更是新中国在民族地区进行社会改造与国家政权建设的执行者、重大政策制定者、重大事件的参与者。他本人在民族宗教工作方面的独特观点、理论,他所倡导的民族宗教工作方法,他在民族工作方面的成功实践,尤其是在建国初期的西北民族地区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层层障碍,在国家初创之际积极推进西北民族地区的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造,理顺了民族与民族、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有效地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的社会治理。可以说,正因为习仲勋开创性的民族工作思想才使得西北区域社会没有成为初生国家的包袱与负担,避免了历史上西北民族宗教问题阻碍国家建设的悲剧重演,其意义不仅仅在建国初期西北民族地区的一隅一地,更给整个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的治理提供了具有全局性的指导意义。理论上的任何一种解读、研究乃至重新建构都是由现实的实践所激发的,研究习仲勋建国初期与改革开放初期民族工作的思想,尤其是建国初期民族工作思想,一方面在于追求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治理上走过的艰难历程,另一方面在于通过历史的镜鉴寻求对当下国家民族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借鉴意义,因为习仲勋所处的时代,其实离我们并不那么遥远,他基于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理论、观点、思想,实际上对我们今天极力解决的民族问题,依旧极具针对性、指导性。论文分为七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是按照既定的行文规则概述选题的缘由与选题理论与现实意义,整理和评述既有的文献资料与学术研究成果等。对于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研究,不能单纯地聚焦于他本人在特定时期、特定阶段的特定行为与思想,而必须放眼他的时代与时代所赋予他的时代文化与社会背景,这样才能了解他的思想何以产生、为什么会产生。纵观世界人物思想研究,就个人思想而言,不可能单纯地就理论而理论地认识、了解一个人,必须把个人放在社会与时代的关系之中,为此,论文的第一章主要是结合大的时代与社会背景,对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与思想渊源结合习仲勋的生平,做一个全面的纵向梳理,以期揭示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形成、发展的内在逻辑,深化对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认知。一种思想的萌芽、产生、发展都是一个辩证的社会化过程,如果简单地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剥离出来,那么离开历史发展过程的理论就是抽象的,就必然是僵死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论文第二部分着重分析了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发展历程即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的三阶段,展示其民族工作思想是在中国革命这一大的社会场域中不断发展、不断升华的过程。任何一种思想理论的形成都有其理论架构的视角或向度,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重要内容的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也不例外。习仲勋从社会人到政治人的转变,尤其是早期家庭的熏陶与后期革命实践的深刻影响构成了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基本向度。论文的第三部分对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基本向度进行了剖析,即以民为本的群众观是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根基、实事求是是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基本路径、团结发展是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终极目标,三个基本向度构成了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理论根基、根本底色、价值追求（出发点、实现什么、怎么实现）。恩格斯指出,研究这些思想动机“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1）可以说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研究的动机正是要体现作为一种理论在国家构建与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因此论文第四部分围绕习仲勋在民族区域自治、民族统战、民族社会改造、宗教工作等方面的若干重要观点、思想展开研究,也正是这些理论与观点建构了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体系内容。方法论之所以在一定语境中被上升为“原则”或“根据”,是因为它们能以某种方式规定研究的方向,从而排除显然会使所说明的问题陷入“困境”的方向。基于此,论文第五部分以习仲勋在民族宗教工作方法论上的若干重要提法展开研究。一种理论与思想的强大力量,不在于理论与思想的深邃莫测,而在于它对实践的指导,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虽然具有某种历史性和阶段性特点,但由于他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因为它赖以成长的社会土壤、社会发展阶段、民族发展阶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它必须面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而不是面对自己既有的结论。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同样需要与时俱进,同样要指导实践,它要根据新时期民族的新问题,总结新的经验,得出新的结论,因此,文章结语部分主要内容是结合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研究,深刻挖掘其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和启示作用。
徐雷[7]（2018）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县委书记成长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县委书记是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总指挥”。因而,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要求必须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而开展县委书记成长问题研究是推动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基础和支撑。中国共产党县委书记成长问题是一个理论性和实践性很强的问题,也是学界政界长期关注的一个热点、难点问题。县委书记成长问题研究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为指导,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运用干部成长有关理论来研究县委书记成长问题。论文主要由绪言、正文和结束语三部分组成。第一,在绪言部分,首先,论述了选题的价值。本文开展县委书记成长问题研究,由对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关注为切入点和逻辑起点,从着眼于巩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需要这一战略高度出发,引出开展县委书记成长问题研究的必要性。其次,对现有关于县委书记成长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介绍了本文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二,正文部分包括四章,第一章对县委书记成长的有关理论进行了归纳,在此基础上,第二章至第四章沿着“干部如何成长为县委书记、干部成长为县委书记后当好县委书记过程中面临哪些风险、针对这些风险应该怎么办”的思路展开分析。具体来说,在第一章“县委书记成长理论”中,运用干部成长理论等知识,从县委书记成长概念的界定、制约县委书记成长的因素、县委书记成长的动力、县委书记成长的周期等方面来进行县委书记成长的理论分析。其中,在“基本概念”上,主要对新时期、县委书记的成长与成长规律进行了界定;在“制约县委书记成长的因素”上,主要从外部因素和个人因素两个角度进行了阐述;在“县委书记成长的动力”上,主要从党的事业要求、人民群众期望、岗位职责要求、个人发展需求等四个角度进行了阐述;在“县委书记成长的周期”上,主要从成长为县委书记、当好县委书记两个角度进行了阐述。在第二章“成长为县委书记”中,总结了干部如何成长为县委书记,得出了三点规律性认识,包括成长为县委书记需要“因时因地”、成长为县委书记需要“内外用力”、成长为县委书记需要“深耕细作”三个方面。其中,在“成长为县委书记需要‘因时因地’”上,主要从顺应时代的要求、契合地域的需求两个角度进行了论证;在“成长为县委书记需要‘内外用力’”上,主要从强劲有力的外部推动、充分持久的个人努力两个角度进行了论证;在“成长为县委书记需要‘深耕细作’”上,主要从长时间的任前积累、多层级多序列的历炼、重要部门关键岗位的打磨三个角度进行了论证。在第三章“县委书记履职过程中的风险点”中,提炼了干部在成长为县委书记后当好县委书记过程中面临哪些风险,包括来自外部环境的风险和来自县委书记个人的风险两个方面。其中,在“来自外部环境的风险”上,主要从地方政治生态的“异化”、干部制度存在漏洞、亲情的“绑架”、“问题上级”的误导等四个角度进行了探讨;在“来自县委书记个人的风险”上,主要从理想信念的动摇、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意识的缺失、群众观念的淡薄、组织观念的弱化、工作职权的错位、政绩观出现偏差、廉洁意识的丧失、生活追求的低俗等八个角度进行了探讨。在第四章“推动县委书记履职的对策建议”中,主要从组织和县委书记个人两个角度提出了如何推动县委书记履职,分别为优化县委书记履职的外部环境和创造县委书记履职的个人条件。其中,在“优化县委书记履职的外部环境”上,主要从营造积极的社会氛围、净化地方政治生态、加强组织培养、完善干部制度等四个角度进行了探讨;在“创造县委书记履职的个人条件”上,主要从基础性履职条件和拓展性履职条件两个角度进行了探讨。其中,在基础性履职条件上,主要从坚定的理想信念、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强烈的群众观念、严格的组织观念、明确工作职权、正确的政绩观、牢固的廉洁意识、良好的生活作风等八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在拓展性履职条件上,主要从敢于担当的魄力、突出的领导才能、扎实的基层调查、丰富的知识积累、顽强的意志决心等五个方面进行了探讨。第三,在结束语部分,主要阐述了县委书记的成长条件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这就使得研究县委书记成长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研究县委书记成长规律永远在路上。
冯志峰[8]（2018）在《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政治组织体系主要分为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由中央、省、市、县、乡五个层级组成。相对于中央政权和基层政权而言,地方政权包括省市县三级,成为我国政权系统承上启下、协调各方、高效运转、强本固基的关键枢纽,对维护党中央权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凝聚党心民心、决胜全面小康、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三个层级。地方党委组织承上启下、统揽大局、协调各方、强本固基,既是中央精神的执行者和建议者,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者与领导者,承载着领导地方党的组织建设,履行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职责,成为加强地方治理能力建设条块结合的交汇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角色定位、职位属性与运行特性,内在地反映了地方党委组织的执政规律,蕴含着党组织权力运行与制约之道。遵循其行为之内在逻辑,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规律可提炼为“弹性定律”,鲜明地体现出独特的“二重”性,表现为“双刃剑”的作用,既能够实现有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可能引发权力腐败、危害人民利益,销蚀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在内外不良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总体呈现出“十大特征”,体现为“多面人”角色,其演化逻辑可归纳为“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强化跃迁定律”,作为地方主导改革的改革者反而成为改革阻力制造者。为扎实有效地“改革改革者”,破除权力制约“悖论”,就必须统筹“个人修养教化、体制机制转化、社会风气净化”,构建科学系统、务实管用、操作简便的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为此,必须立足于中外权力制约理论基础之上,深刻把握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诱致成因,认真分析其生成逻辑,精准提炼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之道,努力促进“文本规定”与“实践运行”的有机融合,将“自我律动法”与“一制九转法”深度融入到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之中,努力实现权力高效运行与有效制约的动态平衡,着力提高地方党委书记执政本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组织保证和力量保障,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
王定毅[9]（2017）在《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原则,是被实践证明的成功经验总结。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勇于担当的精神,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主题,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取得了显着成效。全面从严治党到底是以何种逻辑展开的?为什么能取得这种成效?领袖的个人作用在治党实践中发挥着何种作用?其采取的举措所蕴含的基本原则能否被坚持下去?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不仅具有现实意义,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论文共分引言、正文、结语三个部分,具体内容如下:引言部分,在阐述选题缘由、研究现状之外,介绍了论文采取历史分析法、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计量史学法等研究方法;研究材料主要来自于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文献图书以及国家权威主流媒体公布的数据资料;研究的时间区间为中共十八大至十八届六中全会期间,着力点是习近平在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方面所作出的贡献。论文的思路以研究主体解决问题为中心,在整体布局和每个章节中均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框架,来梳理相关的思想和实践。正文部分共分六章。第一章是“’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中共以时代潮流和人民期待为观察角度,根据面临的问题作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抉择。“从严治党”具有特定时代内涵,内含执政党、长期执政、一党执政、商品经济背景等背景因素。文章以十八届六中全会重点解决的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的角度来分析党内存在的问题,以“全面”为关键词梳理了十八大后“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的历史脉络,得出这一重大思想是在实践与理论互动中产生的。第二章是“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信仰缺失。坚定理想信念,最主要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章归纳了坚定理想信念的有效途径和推进思想建设常态化的措施。第三章是“着力培养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在文件梳理中对比党对选人用人不正之风的态度变化。习近平不仅确立了好干部的标准,而且树立了学习榜样,重点抓好顶层中央政治局和县委书记的建设。选人用人根本在于建立科学机制,这一机制核心在于如何减少干部选拔中因违背初衷出现的新问题,以科学使用干部和严格管理干部。第四章是“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党对作风问题抓的很紧,但结果却日益加重,主要原因是缺乏常抓、严抓以及相应的制度。作风建设以制定八项规定为切入口,通过落实落小狠抓各项措施的执行。教育实践活动之所以取得显着成效,主要原因是把握了五个重点,并在活动后采取了一系列的巩固措施。继之而来的“三严三实”则从正面和内在确立了共产党人的作风标杆。第五章是“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文章分析了反腐败斗争形势从“严峻”到“严峻复杂”的转变,总结开展强势反腐在查处干部方面的突破性进展,对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内涵进行阐述。“巡视”方式的创新利用,探索了中共立足自身资源而非第三方监督自我的成功经验,防治腐败最终需要依靠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第六章是“为党的长治久安提供坚强制度保障”。制度治党不同于制度建设,它不仅着眼于建设制度,而且要使这些制度成为具有逻辑的制度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强调制度执行力建设,即不仅强调“制度”,更强调“治”,即党内纪律建设。由于制度治党的实施者依然生活于现实社会,因此,还需要通过营造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来为制度治党创造适宜的环境。第七章是结束语。论文认为“问题导向”贯穿全面从严治党始终,梳理了坚持问题导向的原因,如何发现分析问题,特别是将习近平解决问题的论述分为五个步骤,在此基础上,总结全面从严治党的内涵和本质,指出制度治党是其精髓所在。十八大以来治党实践取得成效的原因有四:一是牢记对人民的责任。二是特别重视思想在现实中的执行情况和督查落实。三是主导者在事权上的高度统一为治党实践开展提供了体制保障。四是研究主体的经历、修养和语言魅力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了从科学理论到党内法规再到全党实践的两次成功转换,探索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政党依靠在野党或反对党等第三方力量、而是创新利用自身资源监督自我的党内监督道路,这条依靠自我管住自我的治党道路,开辟了党建的新境界,符合国情党情,决定了其必将长期坚持下去。本文各部分均以历史发展为主线,来梳理相关思想的发展脉络。同时文章以问题为中心,将思想与问题结合起来,将思想与实践结合起来,不仅增强其思想的针对性,也验证思想的有效性,力图形成“问题——思想——制度——实践”的闭合循环。
高天鼎[10]（2015）在《胡耀邦与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探索人类的发展道路,意味着不断地试错和纠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共产党国家都曾发生过的大规模冤假错案的现象。正如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给美国工人通信中所讲的：“历史活动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必然有曲折,有迂回,甚至要付出重大牺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同样充满了艰难曲折。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曾造成过许多冤假错案。从历史上讲,形成冤假错案的原因很多,对于以实现共产主义为革命目标的共产党人,更有其历史探索的特殊性。如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高度集中的制度弊端,激进的阶级斗争思潮等等,都是产生众多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错误是难免的,关键是如何纠正这些错误,防止再发生这些错误。小至政党、团体,大至民族、国家,都是在认识错误和纠正错误中走向成熟的,可以说,纠错是一项完成其成人礼的活动。纠错活动最主要的政治标志,就是清理和纠正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平反冤假错案不仅表现了领导集团具有拨乱反正的睿智和决心,更是对历史负责的郑重态度,也是政治上走向成熟,制度上走向完善,国家政治生活走向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中,不断纠正了一些历史上的错误,平反了一些冤假错案,并逐渐形成了一套纠错机制——干部监督制度和干部审查制度。但是,由于民主建设的滞后,这套纠错制度是很不完善的,不仅长期遗留了许多未解决案件,而且还不断积累了许多新的案件。特别是建国以后,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以致造成错误的叠加,旧案未销,新案又起,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把“左”倾路线发挥到了极致,破坏了本不健全的民主法制,造成了全社会的迫害狂潮。政治迫害的范围,上至国家主席,下到普通百姓,多达一亿人之众,冤假错案遍布全国。在“文革”结束后,能否彻底解决这些冤假错案的问题,就成为中共能否成功实现历史转折的关键。毛泽东去世之后,继任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华国锋等人采取非常手段,一举抓捕了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为了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华国锋一方面积极推动落实干部政策,让一批老干部复出,重回领导岗位,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创造了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华国锋又要强调他的继承毛泽东遗志的政治正当性,不能大刀阔斧地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汪东兴还给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设置了“两个凡是”的藩篱。历史转折时期,需要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在这种“乍暖还寒”的背景下,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与随后的中组部部长的任上,率先吹响了拨乱反正的号角,推动全党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开展。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是拨乱反正实现历史转折的重要内容。首先,“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推动落实干部政策转变为平反冤假错案,并取得初步进展；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进入高潮,形成了层层部署、逐级负责,专门机构与有关部门积极配合,全党上下一起动手的局面。到1982年底,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基本完成；中共十二大以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继续深入,重点转为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至中共十三大之前,过去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积案得到了全面清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完成。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历时十年之久,清理的大量案件不可胜数。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全力支持,各部门各单位密切配合,数以十万计的一线干部积极努力,保证了平反冤假错案的顺利开展。平反冤假错案的部署,是有重点分阶段展开的：首先解决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穿插处理“文化大革命”前和建国前的历史案件。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冤假错案平反工作基本完成后,重点处理历史遗留问题。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一些重大案件和重要人物的平反工作,做过多次结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完成,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在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的历史进程中,胡耀邦功不可没。1977年后,胡耀邦历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组部部长、中纪委第三书记、中央秘书长、中宣部部长、中共中央总书记等职,先后主持中组部、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日常工作,曾亲自主持平反一大批冤假错案,批示解决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尤其是在他其主持中组部工作期间,为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基础性和开拓性工作。后来在中央领导岗位上,胡耀邦也一直关注并指导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进程,参与领导制订了《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参与指导了对林彪、“四人帮”集团的“两案”审判工作,为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展扫清了障碍。除此之外,胡耀邦还关注许多具体案件,作出了许多指示,为一大批遭受冤屈和迫害的老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本研究共包括绪论、正文、结语和附录四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本研究的选题意义,梳理20多年来关于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重点专题的综合分析,指出目前学界研究中的不足之处,并明确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正文部分：共有五章。第一章重点介绍“文化大革命”及之前中共党史上一些重大冤假错案的形成和中共为此而开展的三次大范围的纠正工作；第二章主要内容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政治形势,华国锋和中共中央的政治态度,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的背景,以及从落实干部政策转向平反冤假错案的变化。第三章主要内容是：1977年到1978年期间,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和中组.部部长任上,为平反冤假错案、重新确立全党思想路线的推动作用,在组织领导平反工作中取得的初步进展,以及他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为推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努力。第四章的主要内容是：胡耀邦参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参与领导“两案”审判工作等。在此前后,平反冤假错案全面展开,为刘少奇、瞿秋白、习仲勋等中共高级领导人恢复了名誉,为全国各地各部门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一些重大事件作了平反决定。在此基础上,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第五章主要内容是：处理地下党、肃反、肃托等建国前历史积案,由政法系统经办的一些冤假错案,“文革”重灾区广西壮族自治区“文革遗留问题处理”等,以及全国范围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完成情况。结语部分：分析了平反冤假错案与拨乱反正,实现历史转折的关系。中共在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对左倾路线有了更深刻认识,使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成为全党和全民的共识。
二、青海省各级统战部长均由党委常委担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青海省各级统战部长均由党委常委担任（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理论基础 |
| 1.4 核心概念阐释 |
| 1.4.1 无神论 |
| 1.4.2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 |
| 1.4.3 无神论宣传教育 |
| 2 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启 |
| 2.1 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2.1.1 宗教工作的拨乱反正 |
| 2.1.2 对个人崇拜问题的反思 |
| 2.2 确立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理论前提 |
| 2.2.1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 |
| 2.2.2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无神论宣传教育 |
| 2.2.3 反对封建主义和蒙昧主义 |
| 2.3 构建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学科基础 |
| 2.3.1 恢复宗教研究机构 |
| 2.3.2 启动宗教学学科建设 |
| 3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式微 |
| 3.1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3.1.1 在全面改革开放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 3.1.2 在清除精神污染中对待宗教问题的“慎重”态度 |
| 3.1.3 在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中克服“左”的思想 |
| 3.2 中央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决策部署 |
| 3.2.1 “中央19号文件”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定位 |
| 3.2.2 “八二宪法”制定中关于“宣传无神论的自由”的争论 |
| 3.2.3 1990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申 |
| 3.3 无神论宣传教育在学术研究中的失语 |
| 3.3.1 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争论 |
| 3.3.2 中国无神论学会的停摆 |
| 3.3.3 无神论在“宗教与文化”研究中的缺位 |
| 4 世纪之交“法轮功”的成势与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起点 |
| 4.1 世纪之交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4.1.1 中国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 |
| 4.1.2 世界范围内神秘主义的影响 |
| 4.1.3 美国和苏联对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 |
| 4.2 “无神论无人讲”与“法轮功”的成势 |
| 4.2.1 “特异功能热”的形成 |
| 4.2.2 伪科学和伪气功的发展 |
| 4.2.3 “法轮功”的组织化扩张 |
| 4.3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起点 |
| 4.3.1 响应新号召:批判封建迷信和伪科学 |
| 4.3.2 凝聚新力量:重建中国无神论学会 |
| 4.3.3 承担新任务:协助中央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 |
| 4.3.4 营建新阵地:创办《科学与无神论》杂志 |
| 5 新世纪之初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任务 |
| 5.1 新世纪之初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5.1.1 “宗教热”从农村向城市蔓延 |
| 5.1.2 境外宗教渗透的加剧 |
| 5.2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协同推进 |
| 5.2.1 中央六部委出台加强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文件 |
| 5.2.2 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与防范校园传教 |
| 5.2.3 成立无神论研究机构 |
| 6 十八大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局面 |
| 6.1 十八大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6.1.1 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 |
| 6.1.2 “党员信教”与“信徒入党”问题的争论 |
| 6.1.3 无神论宣传教育争议再起 |
| 6.2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创新发展 |
| 6.2.1 “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 |
| 6.2.2 遏制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 |
| 6.2.3 拓展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阵地 |
| 7 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经验启示 |
| 7.1 中央的清醒和重视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基本前提 |
| 7.2 学者的责任和担当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有力推动 |
| 7.3 地方和部门的贯彻落实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要依托 |
| 7.4 群众的发动和参与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坚实基础 |
| 8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工作研究（1949-195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一) 研究现状概述 |
| (二) 主要成果分析 |
| (三) 存在的不足与要加强研究的问题 |
| 四、研究内容和主要创新点 |
| 五、研究方法 |
| 六、相关概念的厘定 |
| (一) 民族与少数民族 |
| (二) 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与少数民族代表人士 |
| (三) 统战与少数民族统战 |
| (四) 民族工作与少数民族统战工作 |
| 第二章 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工作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族统战思想 |
| (一) 无产阶级政党的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 |
| (二) 无产阶级政党应在不同历史阶段组成不同性质的统一战线 |
| (三) 无产阶级政党要“照顾同盟者利益” |
| (四) 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不能获得解放 |
| (五) 历史地对待民族问题 |
| (六) 以真正无产阶级的态度对待民族问题 |
| 二、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统战思想 |
| (一) 坚持和加强党对统一战线领导 |
| (二) 党与非党人士合作共事商量办事 |
| (三) 劳动人民同非劳动人民联盟 |
| (四) 团结民族上层有利于争取下层 |
| (五) 加强民族团结 |
| (六) 慎重稳进推进民族地区社会改革 |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的时代背景和基本内容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开展统战的时代背景 |
| (一) 民族地区敌对势力猖獗和匪患严重 |
| (二) 民族地区的社会矛盾错综复杂 |
| (三) 党在民族地区的执政基础薄弱 |
| (四) 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滞后 |
| (五) 民族上层自身仍具有特殊权威 |
| 二、解放之初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 |
| (一) 耐心争取西藏上层,和平解放西藏 |
| (二) 反复争取西北叛乱部落首领,平息西北叛乱 |
| (三) 妥善安置甘青新边境哈族流窜部落首领,安定社会秩序 |
| (四) 真诚团结西南少数民族上层,为解放大西南创造条件 |
| 三、民主改革过程中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 |
| (一) 团结封建地主制度地区的封建主,不动多余浮财 |
| (二) 团结奴隶制和封建农奴制地区的农奴主,和平协商推进改革 |
| (三) 团结原始社会末期地区的民族首领,直接过渡实现改革 |
| (四) 团结牧区的头人牧主,牧区实现和平改革 |
| 四、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 |
| (一) 对牧区的牧主在经济上实行赎买政策 |
| (二) 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在政治上给予适当安排 |
| (三) 保障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生活水平 |
| (四) 平息西藏武装叛乱,废除封建农奴制度 |
|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的途径 |
| 一、借助民主建政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开展统战 |
| (一) 借助民主建政开展统战的实践运用 |
| (二) 借助民主建政开展统战的效果分析 |
| 二、结合民族政策执行情况检查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开展统战 |
| (一) 结合民族政策执行情况检查开展统战的实践运用 |
| (二) 结合民族政策执行情况检查开展统战的效果分析 |
| 三、通过特殊人物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开展统战 |
| (一) 通过特殊人物开展统战的实践运用 |
| (二) 通过特殊人物开展统战的效果分析 |
| 四、结合访问参观等活动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开展统战 |
| (一) 结合访问参观等活动开展统战的实践运用 |
| (二) 结合访问参观等活动开展统战的效果分析 |
| 第五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的方法 |
| 一、和平协商的方法 |
| (一) 和平协商方法的运用 |
| (二) 和平协商方法的评价 |
| 二、区别对待的方法 |
| (一) 区别对待方法的运用 |
| (二) 区别对待方法的评价 |
| 三、政治争取与军事准备相结合的方法 |
| (一) 政治争取与军事准备相结合方法的运用 |
| (二) 政治争取与军事准备相结合方法的评价 |
| 四、“派下去”“请上来”的方法 |
| (一) “派下去”“请上来”方法的运用 |
| (二) “派下去”“请上来”方法的评价 |
| 五、教育改造的方法 |
| (一) 教育改造方法的运用 |
| (二) 教育改造方法的评价 |
| 第六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的经验教训及当代启示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的基本经验 |
| (一)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
| (二) 坚持大团结大联合 |
| (三) 坚持共同繁荣发展 |
| (四) 坚持协商民主 |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的主要教训 |
| (一) 必须加强政治团结合作 |
| (二) 必须充分照顾同盟者利益 |
| (三) 必须尊重民族宗教感情 |
| (四) 必须加强思想教育和改造 |
|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上层统战工作对新时代少数民族统战工作的启示 |
| (一) 抓好干部人才选派、培养和引进,不断强化人才支撑 |
| (二) 务实推进产业发展,夯实民族团结的经济基础 |
| (三) 坚持民生优先,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
| (四) 增强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 (五) 推动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进各民族团结进步 |
| (六) 更加注重文化统战,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
| (七) 扎实做好少数民族代表人士统战工作,壮大共同奋斗力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3）改革开放以来省部级官员腐败问题研究 ——基于307位落马省部级官员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腐败的概念 |
| 1.3.2 腐败的影响 |
| 1.3.3 腐败问题的研究范式 |
| 1.3.4 省部级官员腐败问题研究 |
| 1.4 研究设计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之处 |
| 1.4.3 理论基础 |
| 1.4.4 概念界定 |
| 1.5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2.落马省部级官员案例情况及其特征分析 |
| 2.1 案例库相关信息说明 |
| 2.1.1 样本取样范围 |
| 2.1.2 分类及时间统计 |
| 2.1.3 案情相关信息 |
| 2.2 省部级官员腐败案例基本信息 |
| 2.2.1 数量及时间分布 |
| 2.2.2 地域及部门分布 |
| 2.2.3 年龄及学历层次 |
| 2.2.4 定罪及涉案金额 |
| 2.2.5 主要惩处措施 |
| 2.3 省部级官员腐败问题的主要特征 |
| 2.3.1 受贿是主要腐败形式 |
| 2.3.2 窝案式腐败案件频发 |
| 2.3.3 “带病提拔”现象普遍 |
| 2.3.4 腐败“存量”出现下降 |
| 3.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下对省部级官员腐败问题分析 |
| 3.1 省部级官员腐败问题的个体层面分析 |
| 3.1.1 腐败行为的决策过程 |
| 3.1.2 决策过程的局限性 |
| 3.2 省部级官员腐败问题的制度层面分析 |
| 3.2.1 正式制度对行为的约束 |
| 3.2.2 非正式制度对行为的引导 |
| 3.3 腐败官员与正式制度的交互过程 |
| 3.3.1 制度对个体行为的激励作用 |
| 3.3.2 个体行为结果对制度的调整作用 |
| 4.对策建议 |
| 4.1 推进廉政教育工作改革 |
| 4.2 发挥惩治腐败的警示作用 |
| 4.3 完善权力制约监督的制度与机制 |
| 4.4 推进腐败预防手段革新 |
| 5.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案例库307位落马省部级官员名录 |
| 致谢 |
（4）习仲勋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背景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难点及创新点 |
| 四、研究方法的运用 |
| 第一章 习仲勋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基础和背景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统一战线思想 |
| 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的探索创立 |
| 三、习仲勋从事革命、建设、改革的丰富历程 |
| 第二章 处理国共关系中对统一战线的探索与实践 |
| 一、组织开展兵运武装斗争 |
| (一)发动两当兵变,统战工作崭露头角 |
| (二)领导策动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起义 |
| 二、颁布统战政策,建设陕甘边区 |
| (一)建立陕甘边区政权组织 |
| (二)推行七个统战工作相关政策 |
| 三、关中——绥德:致力于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 (一)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贯彻“三三制”原则 |
| (二)坚持化敌为友,开展划界和平谈判 |
| (三)统战+军事:粉碎国民党反共磨擦 |
| 第三章 灵活谨慎开展民族、宗教界的统战工作 |
| 一、习仲勋关于民族宗教问题的论述 |
| 二、倾心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建设 |
| (一)提出“联合封建反封建” |
| (二)建立“一种民族的民主联合政府” |
| (三)“少说空话,多办实事” |
| (四)“加强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的教育” |
| (五)“必须大量培养当地干部” |
| 三、谨慎稳进处理宗教事务 |
| (一)尊重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改革创新行政方式 |
| (二)建立广泛的爱国爱教统一战线 |
| (三)团结争取宗教界上层人士 |
| 四、“剿抚兼施”:领导西北地区剿匪反霸斗争 |
| (一)起用黄正清,剿灭马家股匪 |
| (二)镇压昂拉武装叛乱,收服项谦 |
| 五、贯彻中央指示,着力解决新疆、西藏问题 |
| (一)新中国成立初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西藏问题 |
| (二)服从中央委派,倾注大量心血 |
| 第四章 胸怀博大进行团结广大文教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 |
| 一、习仲勋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 |
| 二、对教育战线知识分子的团结与引导 |
| (一)建立陕甘边区“三位一体”教育体系 |
| (二)抗战时期提出“四个结合”、“四位一体”教育理念 |
| (三)保护“抢救”运动中的知识分子 |
| 三、对文艺战线知识分子的团结与引导 |
| (一)饱含人文情怀的文艺统战理论 |
| (二)“走南闯北”建剧团,呕心沥血传秦腔 |
| (三)为新中国电影事业打下坚实基础 |
| (四)关心爱护文艺界人士 |
| 第五章 实现祖国统一等方面的统战理论与实践 |
| 一、习仲勋关于港澳台及相关问题的论述 |
| 二、双管齐下:营造有利于统战的内部环境 |
| (一)贯彻党的政策,造成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 |
| (二)坚持经济统战,创办经济特区,吸引外商投资 |
| 三、团结“三胞”,巩固扩大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 |
| (一)热情同港澳同胞、台湾同胞交流合作 |
| (二)团结海外侨胞,开创侨务工作新局面 |
| 第六章 习仲勋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地位 |
| 一、统一战线工作者的光辉典范 |
| (一)投身建立工农民主统一战线 |
| (二)致力于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 (三)为新中国的统战工作开创局面 |
| (四)贯彻落实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任务 |
| (五)潜心新时期党的统战理论研究 |
| 二、习仲勋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鲜明特点 |
| (一)坚决贯彻、灵活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思想 |
| (二)善于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统战工作 |
| (三)统战实践中展现了高尚的人格魅力 |
| 三、习仲勋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启示 |
| (一)统战工作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
| (二)统战工作必须契合时代主要任务 |
| (三)统战工作中要加强政策的贯彻和执行 |
| (四)要重视统战干部队伍的建设和发展 |
| 附录:习仲勋统一战线工作事记简编 |
| 参考文献 |
（5）从传统部落组织到现代权力组织的变迁研究 ——以祁连县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主要概念：权力、权威和组织 |
| 一、权力和权力配置 |
| 二、权威和权威类型 |
| 三、组织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政治人类学文献综述 |
| 二、阿柔部落组织的研究综述 |
| 三、现代权力组织的研究综述 |
| 第四节 研究界定、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一、研究界定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五节 田野素描：历史变迁中的祁连县 |
| 一、祁连县的自然环境 |
| 二、1949 年以前祁连县行政建制和族群变迁的历史 |
| 三、1949 年以后祁连县行政建制和族群变迁的历史 |
| 第二章 追根溯源——阿柔部落的发展历史 |
| 第一节 藏族部落发展史略 |
| 一、远古时期的藏族部落 |
| 二、吐蕃时期的藏族部落 |
| 三、分裂时期的藏族部落 |
| 四、元代及之后各时期的藏族部落 |
| 第二节 阿柔部落的历史 |
| 一、有关阿柔部落起源的神话传说 |
| 二、阿柔部落早期发展的历史 |
| 三、阿柔部落发展的鼎盛阶段 |
| 四、阿柔部落的衰落、分裂和北迁 |
| 五、阿柔部落在祁连县的恢复和发展阶段 |
| 第三章 阿柔部落组织研究 |
| 第一节 阿柔部落组织的构成、层级结构和权力配置 |
| 一、阿柔部落组织的构成 |
| 二、阿柔部落组织的层级结构 |
| 三、阿柔部落组织的权力配置 |
| 第二节 阿柔部落组织的职能 |
| 一、阿柔部落组织的政治职能 |
| 二、阿柔部落组织的经济职能 |
| 三、阿柔部落组织的司法职能 |
| 四、阿柔部落组织的军事职能 |
| 第三节 权力压迫模式：阿柔部落组织的权力运行方式 |
| 一、权威中心 |
| 二、等级结构 |
| 三、惩罚机制 |
| 第四章 阿柔部落组织的终结和现代权力组织的建设 |
| 第一节 全国各省藏区的解放和民主政权建设 |
| 一、甘、青藏区的解放 |
| 二、川、滇藏区的解放 |
| 三、西藏的解放 |
| 四、社会主义民主政权的建设 |
| 第二节 祁连县的解放和政权组织建设 |
| 一、祁连县解放的历史过程 |
| 二、阿柔部落在祁连地区解放过程中的历史贡献 |
| 三、祁连县政权组织建设 |
| 第五章 祁连县现代权力组织研究 |
| 第一节 县级权力组织 |
| 一、党委组织 |
| 二、人大组织 |
| 三、政府组织 |
| 四、政协组织 |
| 五、司法组织 |
| 六、军事组织 |
| 七、群团组织 |
| 第二节 乡(镇)级的权力组织 |
| 一、乡(镇)级政权建设的历史 |
| 二、乡(镇)级权力组织的发展阶段 |
| 三、人民公社组织 |
| 四、乡镇权力组织 |
| 第三节 村级权力组织 |
| 一、村党支部 |
| 二、村委会 |
| 三、村民小组 |
| 第四节 议事协调性权力组织——“小组” |
| 一、“小组”发展的历史和分类 |
| 二、“小组”的设置状况 |
| 三、“小组”的功能与运行 |
| 四、“小组”在县域政治中的地位 |
| 第五节 阿柔部落组织管理规范的嵌入 |
| 一、阿柔部落组织管理规范嵌入的原因 |
| 二、阿柔部落组织管理规范嵌入的作用 |
| 第六章 权力中枢模式下祁连县域内各权力组织之间的关系和运行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权力组织结构的表现形式和特点 |
| 第二节 权力中枢模式 |
| 一、纵向间权力组织之间的关系 |
| 二、横向间权力组织之间的关系 |
| 三、正式科层权力组织与“小组”之间的关系 |
| 四、权力中枢模式的特点 |
| 五、小结 |
| 第三节 祁连县权力组织关系和运行方式 |
| 一、各权力组织纵向之间的关系 |
| 二、各权力组织横向之间的关系 |
| 三、正式科层权力组织与“小组”之间的关系 |
| 四、祁连县权力中枢模式的形成和具体特点 |
| 第七章 结语 |
| 一、阿柔部落组织和现代县—乡—村各级权力组织的对比 |
| 二、断裂、耦合与嵌入：部落组织与现代权力组织之间的关系 |
| 三、从传统型权威到法理型权威：权力组织变迁背后的逻辑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渊源和社会历史条件 |
| 第一节 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形成的渊源 |
|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
| 二、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实践 |
| 第二节 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 |
| 一、西北少了一个工业,多了一个民族问题 |
| 二、宗教是生活的盐 |
| 三、中国共产党西北民族工作的实践 |
| 第二章 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 第一节 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萌芽阶段(1922-1936年) |
| 一、进入立诚中学：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 |
| 二、参加学运,狱中入党：接受马克思主义 |
| 三、投笔从戎,创建根据地：实践马克思主义 |
| 第二节 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形成阶段(1936-1945年) |
| 一、学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
| 二、实践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
| 第三节 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成熟阶段(1945-1952年) |
| 一、习仲勋民族工作的西北重要实践 |
| 二、总结了西北民族工作的出发点 |
| 三、规范西北民族工作的原则、方法 |
| 四、提出了西北民族工作的干部政策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理论内涵 |
| 第一节 以民为本的群众观：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理论根基 |
| 一、“人民就是江山” |
| 二、“江山就是人民”的群众立场 |
| 三、“群众路线要在群众中实践” |
| 第二节 实事求是：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基本路径 |
| 一、“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 |
| 二、“真理必须到群众中去找” |
| 第三节 团结发展：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价值取向 |
| 一、“民族团结是西北的政治问题” |
| 二、“民族团结是西北工作的原则” |
| 三、“谁离开民族团结问题,谁就不是从西北工作出发” |
| 第四章 习仲勋民族工作上的若干重要提法 |
| 第一节 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若干重要提法 |
| 一、提出“民族的民主联合政府”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必要准备阶段 |
| 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必须采取“有准备、有步骤”的方针 |
| 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反对两种“偏向” |
| 四、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主要原则、条件、目的 |
| 第二节 关于民族统战工作的若干重要提法 |
| 一、“站在民族纠纷之外解决民族纠纷” |
| 二、“西北的统战工作就是在民族与宗教问题上与敌人竞争” |
| 三、民族统战要突出党性,“麻烦就是革命工作” |
| 第三节 关于民族社会改造的若干重要提法 |
| 一、“西北工作要照顾民族和地区特点” |
| 二、“群众要土地粮食,我们要农民群众” |
| 三、民族干部必须是土改的执行主体 |
| 四、“联合一部分封建反对另一部分封建” |
| 五、民族地区土改的“八不动”原则 |
| 六、民族地区土改中的“两个不能变”原则 |
| 七、“两个不完全”思想,建立最广泛的宗教统一战线 |
| 第四节 关于宗教工作的若干重要提法 |
| 一、“克服‘左'的思想防止‘右'的倾向” |
| 二、“该松绑的松绑,该捆死的捆死” |
| 三、“宗教工作必须服从于国家政治任务” |
| 四、“要以理服人,不要以力服人” |
| 五、“宗教工作三分书本知识,七分实践知识” |
| 六、“宗教信仰自由,但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政治问题” |
| 七、“群众路线是宗教工作的基础”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习仲勋民族工作方法论上的若干重要提法 |
| 第一节 慎重论：民族工作不要急 |
| 一、“慎重论”的提出 |
| 二、慎重论的理论内涵 |
| 三、“不怕慢,只要搞对” |
| 第二节 求同存异论：“大同”“小异”的民族统战方法 |
| 一、求同存异、和谐共生 |
| 二、“小异”“大同”就是统一战线 |
| 三、尊重差异,但不强调差异 |
| 第三节 规律论：少数民族地区工作须根据民族特点办事 |
| 一、民族工作需掌握民族特点 |
| 二、民族工作需尊重民族特点 |
| 三、依据民族特点做好民族工作 |
| 第四节 和平论：“民族问题不是武力充足不充足的问题” |
| 一、和平论的提出 |
| 二、和平也是斗争的方式 |
| 三、“和平论”对现实的指导性 |
| 第五节 “团结论”：团结上层,争取下层 |
| 一、团结论的提出 |
| 二、求团结不是“给上层撑了腰” |
| 三、坚持团结但不强调趋同 |
| 结语 |
| 一、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理论内涵、突出贡献 |
| 二、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当代价值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县委书记成长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选题的价值 |
| (一)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 |
| (二)县委书记是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总指挥” |
| (三)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要求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 |
| (四)开展县委书记成长问题研究是推动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基础和支撑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关于“县委书记成长问题”研究的视角与观点 |
| (二)现有研究的局限性 |
| 三、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县委书记成长理论 |
| 一、基本概念 |
| (一)新时期 |
| (二)县委书记的成长与成长规律 |
| 二、制约县委书记成长的因素 |
| (一)外部因素 |
| (二)个人因素 |
| 三、县委书记成长的动力 |
| (一)党的事业要求 |
| (二)人民群众期望 |
| (三)岗位职责要求 |
| (四)个人发展需求 |
| 四、县委书记成长的周期 |
| (一)成长为县委书记 |
| (二)当好县委书记 |
| 第二章 成长为县委书记 |
| 一、成长为县委书记需要“因时因地” |
| (一)顺应时代的要求 |
| (二)契合地域的需求 |
| 二、成长为县委书记需要“内外用力” |
| (一)强劲有力的外部推动 |
| (二)充分持久的个人努力 |
| 三、成长为县委书记需要“深耕细作” |
| (一)长时间的任前积累 |
| (二)多层级、多序列的历炼 |
| (三)重要部门、关键岗位的打磨 |
| 第三章 县委书记履职过程中的风险点 |
| 一、来自外部环境的风险 |
| (一)地方政治生态的“异化” |
| (二)干部制度存在漏洞 |
| (三)亲情的“绑架” |
| (四)“问题上级”的误导 |
| 二、来自县委书记个人的风险 |
| (一)理想信念的动摇 |
| (二)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意识的缺失 |
| (三)群众观念的淡薄 |
| (四)组织观念的弱化 |
| (五)工作职权的错位 |
| (六)政绩观出现偏差 |
| (七)廉洁意识的丧失 |
| (八)生活追求的低俗 |
| 第四章 推动县委书记履职的对策建议 |
| 一、优化县委书记履职的外部环境 |
| (一)营造积极的社会氛围 |
| (二)净化地方政治生态 |
| (三)加强组织培养 |
| (四)完善干部制度 |
| 二、创造县委书记履职的个人条件 |
| (一)基础性履职条件——守住履职底线 |
| 1.坚定的理想信念 |
| 2.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
| 3.强烈的群众观念 |
| 4.严格的组织观念 |
| 5.明确工作职权 |
| 6.正确的政绩观 |
| 7.牢固的廉洁意识 |
| 8.良好的生活作风 |
| (二)拓展性履职条件——实现履职更好效果 |
| 1.敢于担当的魄力 |
| 2.突出的领导才能 |
| 3.扎实的基层调查 |
| 4.丰富的知识积累 |
| 5.顽强的意志决心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8）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问题聚焦与研究意义 |
| (一)现实问题聚焦 |
| (二)问题研究意义 |
| (三)问题研究价值 |
| 二、文献综述与相关评论 |
|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与评论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现状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研究方向 |
| 三、研究设计与主要框架 |
| (一)明确调查研究要素 |
| (二)科学选取研究方法 |
| (三)合理设计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来源与数据说明 |
| (一)历史文献资料来源 |
| (二)实地访谈资料来源 |
| (三)核心概念内涵界定 |
| 第二章 中外权力制约思想比较 |
| 一、权力制约的理论内涵 |
| (一)权力的本质定义 |
| (二)权力的固有特征 |
| (三)制约与监督辨析 |
| 二、中国传统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中国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中国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中国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历代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西方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西方中世纪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西方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开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主体化权力制约思想 |
| 五、中外权力制约理论体系 |
| (一)以道德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先导 |
| (二)以法律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保障 |
| (三)以权力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核心 |
| (四)以权利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根本 |
| (五)以社会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依据 |
| 第三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现状 |
| 一、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建制的演变 |
|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地方党委建制的雏形 |
| (二)土地革命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形成 |
| (三)抗日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发展 |
| (四)解放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调整 |
|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方党委建制的成熟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的经验做法 |
| (一)地方党委书记选拔标准逐步得到明确,凸现党性坚定首要性 |
| (二)地方党委书记任用程序逐步得到规范,呈现环节设计科学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逐步得到控制,体现流程管理严肃性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绩效考核逐步得到优化,实现评价方式合理性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监督逐步得到健全,展现腐败整治威慑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要素 |
| (一)地方党委书记职位厘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分析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成长特征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模量定律”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含义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特征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成因 |
| 第四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衡量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现象的界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认定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定义的确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要件 |
| (一)“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性别构成 |
| (二)“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级别构成 |
| (三)“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地域分布 |
| (四)“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期间 |
| (五)“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年龄 |
| (六)“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潜伏时长 |
| (七)“落马”地方党委书记腐败类型 |
| (八)“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罪名分布 |
| (九)“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判处结果 |
| 三、地方党委书记违法乱纪的行为特征 |
| (一)违反政治纪律,挑战党中央权威 |
| (二)违反组织纪律,干部选任藏猫腻 |
| (三)违反廉洁纪律,官商勾结搞腐败 |
| (四)违反群众纪律,脱离群众捞名利 |
| (五)违反工作纪律,言行不一污形象 |
| (六)违反生活纪律,贪图享受堕牢笼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运行轨迹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形成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转化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强化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重复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惩罚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成因追问 |
| (一)地方党委书记心理贪欲强化是权力腐败的原始驱动力 |
| (二)地方党委书记制度规定泛化是权力腐败的外在驱动力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异化是权力腐败的内在驱动力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管理监督弱化是权力腐败的间接驱动力 |
| (五)地方党委书记人情交往物化是权力腐败的直接驱动力 |
| 第五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自我律动法”的实施途径 |
| (一)加强党性修养,坚定对党忠诚执政立场 |
| (二)明确主攻方向,树立稳中求进执政目标 |
| (三)提高领导水平 带好立党为公执政队伍 |
| (四)坚持服务群众 打牢为民造福执政基础 |
| (五)发扬民主作风 完善求真务实执政机制 |
| (六)勤于学习调研 提高实干兴邦执政魄力 |
| (七)践行法治思维 形成改革创新执政方法 |
| (八)锐意攻坚克难 肩负敢于担当执政责任 |
| (九)保持党员本色 固守清正廉洁执政底线 |
| (十)加强官德修养 涵泳诚信平实执政道德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的他律途径 |
| (一)加强人才储备精准“育权”、好中选优正本清源 |
| (二)改进选任方式法定“授权”、坚持标准严格程序 |
| (三)明确权力边界科学“厘权”、合理定位职责明晰 |
| (四)科学划分权责依法“制权”、坚持原则恪守规矩 |
| (五)推进党务公开全程“晒权”、公布清单职责法定 |
| (六)设计权力流程依规“行权”、固化程序规范运行 |
| (七)加强权力制约有效“控权”、严格制度强化监督 |
| (八)优化考评机制公正“评权”、创新方式科学考核 |
| (九)完善奖惩机制规范“退权”、优胜劣汰吐故纳新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附件1 “现任”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2 “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3 党中央制定的权力监督制度简明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相关学术研究成果 |
| 后记 |
（9）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相关的硕博学位论文 |
| (二) 出版的专着 |
| (三) 发表的期刊论文 |
| 三、研究方法与材料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材料 |
| 四、研究思路 |
| (一) 几个需要界定的概念 |
| (二) 研究思路 |
| 五、研究难点与创新 |
| (一) 研究难点与不足 |
| (二) 研究创新 |
| 第一章 “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 |
| 一、时代潮流:世情国情的深刻变化 |
| (一) 国际格局出现前所未有的深刻调整 |
| (二) 2010年后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
| 二、人民期待:美好生活的内涵升级 |
| (一) “中国梦”的提出 |
| (二)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 |
| (三) 目前国家和社会存在的困难问题 |
| 三、党的抉择: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
| (一) 新形势下中共内部存在的突出问题 |
| (二) “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提出的历史脉络 |
| 第二章 “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 |
| 一、信仰缺失是党的思想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 (一) “纵”、“横”角度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 (二) 坚定“四个自信” |
| (三) 批驳各种错误思想言论 |
| 三、坚定理想信念的有效途径 |
| (一) 坚持科学理论是根本 |
| (二) 加强党性教育是核心 |
| (三) 重视道德建设是基础 |
| 四、推进思想建设常态化 |
| (一) 落实中央领导集体学习制度 |
| (二) 依托党校开展党员领导干部培训工作 |
| (三) 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
| 第三章 “着力培养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 |
| 一、干部选任工作中存在大量不正之风现象 |
| 二、新时期好干部的新标准 |
| (一) 好干部标准的内涵 |
| (二) 树立好干部的榜样 |
| (三) 高级干部要发挥表率作用 |
| (四) 重视县委书记队伍建设 |
| 三、建立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 |
| (一) 好干部成长的路径 |
| (二) 创新干部选拔任用制度 |
| (三) 科学使用干部 |
| 四、严格管理干部 |
| (一) 严格管理干部是党的重要规矩 |
| (二) 加强干部问责工作 |
| (三) 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 |
| (四) 严格党员管理是干部队伍建设的源头工程 |
| 第四章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
| 一、党的作风问题是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 |
| 二、制定实施“八项规定” |
| (一) 出台“八项规定” |
| (二) “八项规定”的监督执行 |
| (三) 以身作则践行“八项规定” |
| 三、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
| (一) 教育实践活动的重点任务 |
| (二) 教育实践活动的成效及巩固措施 |
| 四、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
| (一) “三严三实”的提出与专题教育的推进 |
| (二) 注重家风建设 |
| 第五章 “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 |
| 一、新时期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 |
| (一) 反腐败斗争形势由“严峻”到“严峻复杂” |
| (二) 中共惩治腐败的坚强决心 |
| 二、中共十八大后的强势反腐 |
| (一) 坚决查处大案要案 |
| (二) 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 |
| 三、反腐败工作的体制机制创新 |
| (一) 狠抓党委的主体责任 |
| (二) 强化纪委的监督责任 |
| (三) 创新开展巡视工作 |
| 四、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
| (一) 有效防治腐败机制的目标要求 |
| (二) 防治腐败的制度建设 |
| (三) 监督管理“一把手”是防治腐败的首要重点 |
| 第六章 “为党的长治久安提供坚强制度保障” |
| 一、党的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 |
| 二、建立健全党内制度体系 |
| (一) 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 |
| (二) 党员干部首先要遵守宪法和法律 |
| (三) 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
| (四) 注重党内规矩建设 |
| 三、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 |
| (一) 纪律建设的重要性 |
| (二)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居于首位 |
| (三) 严格组织纪律 |
| 四、构建新时期优良的党内政治生态 |
| (一) 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
| (二) 严肃党内生活是净化党内生态的重要基础 |
| (三) 民主集中制是构建党内政治生态的根本保障 |
| 第七章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博士期间学术成果 |
（10）胡耀邦与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研究的三个阶段 |
| (二) 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研究中的重点专题 |
| (三) 目前研究中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共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及纠正机制 |
| 一、中共建政前的冤假错案及纠正机制 |
| (一) 中共建政前的冤假错案 |
| (二) 中共建政前的平反冤假错案活动 |
| 二、建国前十七年的冤假错案概述 |
| (一) 中共建政初期的冤假错案问题 |
| (二) 1960年代初期的纠错工作和“左”倾错误的继续发展 |
| 三、“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概述 |
| (一)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冤假错案 |
| (二) “文化大革命”中后期的落实干部政策工作 |
| 第二章 从落实干部政策到平反冤假错案 |
| 一、落实干部政策工作面临的政治形势 |
| (一) 落实干部政策工作陷入“两难”境地 |
| (二) “两个凡是”的提出及影响 |
| (三) 老干部的复出与拨乱反正中坚力量的形成 |
| 二、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 |
| 三、从落实干部政策转向平反冤假错案 |
| 第三章 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序曲(1977-1978) |
| 一、中组部拨乱反正的初步实现 |
| (一) 召开整风会议,整顿组织部门 |
| (二) 建立健全平反冤假错案的组织机构 |
| (三) 召开疑难案例座谈会 |
| (四) 创办《组工通讯》 |
| (五) 与时俱进地调整审干政策 |
| 二、全党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
| (一) 中央党校的“三次路线斗争”讨论 |
| (二) 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
| 三、平反冤假错案的起步 |
| (一)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平反 |
| (二) “彭黄张周”冤案的初步平反 |
| (三) 复查“四清”运动中的冤案 |
| (四) “恶攻”案件的初步处理 |
| (五) 内蒙三大冤案的平反 |
| (六) 知识分子冤假错案的初步平反 |
| (七) 为右派分子摘帽、改正 |
| 四、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突破口 |
| (一) 平反冤假错案成为中央工作会议的重要主题 |
| (二) 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及舆论宣传 |
| (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 |
| 第四章 平反冤假错案的全面展开(1979-1982) |
| 一、奠定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础的两件大事 |
| (一) 进行“两案”审判 |
| (二) 通过《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 二、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平反 |
| (一) 为刘少奇冤案平反 |
| (二) 为瞿秋白恢复名誉 |
| (三) 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平反 |
| (四) 为习仲勋所涉一系列冤案平反 |
| 三、全国各地、各部门重大事件的平反 |
| (一) 为中组部冤案平反 |
| (二) 为文艺界冤案平反 |
| (三) 解决“一月夺权”的问题 |
| (四) 为部分民族地区冤假错案平反 |
| (五) 为潘汉年冤案平反 |
| 四、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 |
| 第五章 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完成(1983-1987) |
| 一、从平反冤假错案到处理历史遗留问题 |
| 二、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得到处理 |
| (一) 处理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 |
| (二) 解决肃反、肃托的历史遗留问题 |
| (三) 全面复查纠正政法系统经办的冤假错案 |
| (四) 广西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工作 |
| 三、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基本完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四、青海省各级统战部长均由党委常委担任（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D]. 苏彬. 北京科技大学, 2021(02)
- [2]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工作研究（1949-1959）[D]. 唐丕跃.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1)
- [3]改革开放以来省部级官员腐败问题研究 ——基于307位落马省部级官员的分析[D]. 邓伦. 华中农业大学, 2020(02)
- [4]习仲勋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研究[D]. 蒋国栋.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5]从传统部落组织到现代权力组织的变迁研究 ——以祁连县为中心[D]. 赵志浩. 兰州大学, 2019(08)
- [6]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研究[D]. 张金国. 兰州大学, 2018(03)
- [7]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县委书记成长问题研究[D]. 徐雷.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8]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D]. 冯志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9]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研究[D]. 王定毅.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10]胡耀邦与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研究[D]. 高天鼎. 中共中央党校, 201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