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认证认可起源于为促进商业社会中当事人之间的交易顺利进行的需要。认证的最大贡献在于提供了质量和服务的信任度,从而降低了交易当事人的信息风险,并节约了交易成本,使经济资源能够得到有效配置。在市场经济逐步完善并全球化的今天和未来,基于第三方的认证制度是必不可少的制度安排,对确保生命安全和健康、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资源的节约利用及有效配置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认证在缓解信息不对称的同时,自身也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如果认证不能提供独立公允的鉴证,将会加剧交易当事人的信息风险,此时的认证便是无效的。无效的制度导致“医不如病”。认证有效性是认证的生命线,认证有效性不高是目前认证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目前咨询机构控制企业,要挟认证机构,搞咨询认证一条龙。企业认证目的不明确,为认证而认证,个别花钱买证。在自愿性认证领域,一些认证机构用低价竞争,取得合同后,就弄虚作假降低成本,牺牲了认证的有效性和认证行业的整体形象和信誉度。所有这些问题都涉及到认证制度的创新和完善,而制度的创新和完善必须以微观主体的行为及其行为背后的机理和影响因素为基础。本文基于信息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中国的认证认可制度背景下,将微观主体的市场行为置于分析的中心,利用大样本调查数据和深度访谈案例对三类主要的微观主体——消费者、企业和认证机构的行为进行了深入分析,着重探讨了消费者的态度、支付行为和支付意愿、企业自愿参与认证的动机、认证机构的市场结构和价格竞争行为,最后在进一步探讨不同微观主体互动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监管思路和建议。论文的主要内容及结论如下:(1)在认证涉及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认证产品覆盖率已经较高的今天,论文基于大样本数据的研究表明:社会公众对认证的认知度仍然相当低,而且具有不同社会经济特征和人口特征的消费者对认证的认知度基本上没有表现出系统差异性,这意味着对认证的宣传还处在一个需要全民普及的阶段。研究也表明,认证认知度的提升有助于提升消费者对认证必要性的肯定,媒体在促进社会公众提升认证必要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信任认证,关注商品生产过程,接触媒体多和收入高的群体具有更高的支付意愿,这些结论意味着政府有必要将对认证的宣传和对公众的认证知识教育普及列入日程,通过与电视等媒体的合作,提升消费者的认知水平:通过对消费者态度和信任程度的定期调查,检讨监管工作的着力点;提升消费者的信任度、鼓励壮大具有现代消费意识的群体,带动认证事业发展。(2)论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框架,分析了企业的认证动机问题。尽管目前中国企业的认证获证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位,但已认证企业仅占企业总数的比例远远低于欧州,中国的认证发展空间仍然很大。理论分析表明,从整个社会福利最大化来看,认证的发展应该主要依赖企业的自愿认证。实证研究表明,中国企业的认证动机突出地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出于环保和员工健康方面的认证动机相当低。认证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加强管理、提升顾客满意度以及企业知名度。追求企业声望的企业更可能参与认证,具体而言,私营业主自评的社会地位越高,越可能参与认证。企业的存续时间越长、规模越大、改制企业和公司制企业越有可能参与认证。参加协会的企业、经过审计的企业也更可能是认证的企业。相对于农业、制造业和建筑业来说,其他行业的认证参与度要显著地低。企业领导的重视和企业文化是影响企业认证有效性最重要的因素。(3)论文对认证市场结构和认证机构的价格行为进行了研究。发现主要三类体系认证的市场集中度在经历了一个快速下降后,基本上开始保持稳定。激烈的价格竞争导致认证收费将呈不断下降的趋势。由于在启动业务关系中存在的转换成本,在位者相对于进入者具有成本优势,为获取预期的准租金,认证机构在首期业务投标中,便采取低于成本的价格投标“低价揽客”。只要认证价格远离均衡价格的方向移动,无论是升高还是降低,都会损害认证的有效性,提高认证有效性的关键是建立有限的认证市场竞争机制。在上述研究结论的基础上,论文提出了如下认证监管的思路:首先,隐含在一些表象(如低价恶性竞争,咨询认证一条龙服务等)背后的制度性缺陷(如消费者主体的缺位、与行政主管单位的“父子”关系等)才是导致认证有效性损害的根本原因。仅依靠干预认证收费可能会使认证市场机制进一步受到扭曲。而应该以“疏导为主”,更多地致力于建立能使微观行为主体激励相容、相互监控的制度。其次,由于认证事业是一个强烈依赖于公众信任的事业,只有真正为消费者利益服务才可能建立起长效机制。其三、机构作为整体很难形成真正的责任追究机制,但实际上认证失信行为的主导是个人,行动也是个人,因此,认证市场的监管必须是全面的监管,即要包括认证机构,更要加强对检查人员的监管,形成终身信用跟踪机制,强化个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