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期,农民职业结构已经发生并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主要表现是农民由原来单一的农业职业向非农职业的转移,在农村或城镇形成多种职业角色。探索农民职业分化的影响因素,不仅是理论研究之需,而且也是实践之需。本文首先对农民概念和农民职业分化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其次,以青岛地区为例研究宏观因素对当代农民职业分化的影响;再次,根据实地入村入户调查数据,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受教育程度、婚姻、年龄、居住地等微观因素对当代农民职业分化的影响,对决定因素做系统分析,揭示特定时空条件下农民职业分化的规律和特征;复次,通过建立农户模型分析农民职业分化对农户的消费和农业生产的影响;最后,提出引导和促进农民职业分化的政策建议。主要研究内容和结果如下。对农民概念和农民职业分化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当代中国农民职业分化的影响因素可以划分为宏观影响因素和微观影响因素。宏观影响因素包括:经济增长速度和水平、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城乡收入的不平衡、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经济发展因素,户籍制度、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劳动力市场制度、农地制度等体制因素。农民职业分化的微观影响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婚姻、受教育程度、党员身份等自身特征,家庭耕地面积、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家庭劳动力人数、家中儿童数量、家中老人数量等家庭特征,到县城距离、到乡镇距离、每天经过该村客车班次、村中企业数量等居住地特征。从影响农民职业分化的宏观因素来看:（1）经济增长是促进青岛地区农民职业分化的根本动因。（2）经济结构的调整为青岛地区农民的职业分化提供了可能空间,引导农民职业向不同产业、不同行业分化。（3）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对劳动力的排挤在短期内不利于农民的职业分化,但促使农民提升自身素质,实现可持续分化。（4）城乡收入的差距是农民职业分化的直接诱因。各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是影响农民职业分化的重要经济因素。（5）户籍制度和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是农民职业分化的主要障碍。（6）农地制度对农民职业分化的影响较为复杂。一方面,土地是职业分化初级阶段农民的保障手段;另一方面,它又使得农民不愿彻底脱离农业和农村,导致农民的兼业化,进而阻碍农民进一步的职业分化。从影响农民职业分化的微观因素来看:（1）农民自身因素是农民职业分化的决定因素。农民职业分化最终取决于农民自身因素,家庭因素和居住地因素的影响处于次要位置。（2）就农民自身因素而言,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党员对农民职业分化有显著影响,是否结婚对农民职业分化没有影响。男性农民比女性农民实现非农职业所受的约束力小,更容易实现职业分化;年轻人较容易发生分化,年龄越大越不利于农民职业分化;受教育程度是农民职业分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农民职业分化;党员比非党员更容易实现职业分化。（3）就家庭因素而言,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家中7岁以下儿童数对农民职业分化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家中7岁以下儿童数量越多越不利于农民职业分化;家庭劳动力负担系数、家中70岁以上老人数越多越不利于农民职业分化,但他们负向作用并不十分显著;家中61-69岁老人数量越多、家中有党员将有利于农民职业分化,但正向作用并不十分显著;是否户主对农民职业分化没有影响。（4）就居住地因素而言,区位条件对农民职业分化有显著影响,距离县城近比距离县城远的农民更容易分化;到乡镇距离对农民职业分化影响总体不显著;村中企业数量对农民职业分化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民职业分化对农民生产及生活具有多方面的影响。职业分化使得农户改变了传统的纯农业生产模式,逐步向兼业化发展。农户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减少对粮食生产等种植业生产有一定影响。农民职业分化使大量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去,为土地合理流转创造了条件,是促进农村劳动力资源有效配置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另外,农民职业分化使农民收入来源多样化并且增加了农民收入、改变了消费结构,有利于提高职业分化农民的素质。农民职业分化还使农户贫富差距拉大。政府引导和推进我国农民的职业分化,基本的政策思路只能是尊重农民,通过循序渐进的改革来实现。政策的切入点是着眼于当前农民的职业分化尚处于初级阶段所具有的不稳定性和不彻底性的实际和农民职业分化过程的实际需要,一方面稳定和促使已经发生了职业分化的农民彻底完成职业分化,另一方面促进尚未发生职业分化的农民逐步进入职业分化过程。主要的政策措施是:改革户籍制度,创新农民保障制度,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健全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加强农民教育培训,努力提高农民素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