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本文是对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著名的艺术家——徐渭进行的研究。早年亲人皆逝、科举八不一售、中年杀妻下狱和之后多次自残,徐渭复杂的一生留给了后人说不尽的话题。然而在几乎所有的议论与争吵中,人们从不怀疑他是一位彻头彻尾的狂人：椎击肾囊、撞钉入耳的残忍行径可见其病理之狂；“疏纵不为儒缚”、“显者至门、皆拒不纳”的品性可见其个性之狂。论文围绕着徐渭之狂,探讨其与美学之关系。徐渭之狂是对自己命运悖论的抗争,是寻求生命知音的美学路径,它时而表现为感性生命里超越伦常道德、偏执于自我的个性,时而表现为生命力积涨、精神过渡外溢的病态,在其艺术创作里,个性之狂与病理之狂交织缠绕,不断冲击着传统美学的范式,也触发了我们对徐渭“为何狂”、“怎样狂”、“狂的意义”等问题的思考。第一章探讨徐渭“为何狂”。无比凄苦的人生遭际是其致狂的现实原因；而爱的缺失与自卑心态则是产生病理之狂的心理原因；庄子和王阳明等人的学说也是影响着徐渭狂性的原因之一。第二章从徐渭的艺术作品入手,探讨徐渭“怎样狂”。“冷水浇背、陡然一惊”,徐渭用虐待肉身的方式寻求着审美惊奇感,表现为惊狂；“人生堕地,便为情使”,徐渭以情使的姿态开启了中晚明情性革命的先声,却在伦常道德面前退缩了,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之中,表现为情狂；“杀人如麻、血溅王衣”,徐渭执迷于邪境,却也因此可以忘却痛苦、驰骋自由之境,表现为邪狂。第三章探讨徐渭“狂的意义”。徐渭的狂性不仅是对命运悖论的有力抗争,也是寻求生命知音的途径,他的狂性艺术极大地冲击着传统美学的范式。第四章从创作手法、状态和成果三方面探讨徐渭的“狂性创作”。徐渭常以二元对峙的方式来表现事物间的强烈反差,以此象征自己的命运,他的创作是一种具有巨大审美张力的抒情艺术；高亢的激情、如醉如狂的状态甚至是理性难以控制的局面,徐渭创作时进入了高峰体验；从学习到露其笔意,再到弃去规范,徐渭的艺术最终达到了天成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