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经史关系是中国传统学术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其因缘分合曾是历代学者关注的焦点,留下不少相关议论。其中,归经入史成为王阳明以来一种渐形渐著引人注目的意见,到章学诚,则明确提出了“六经皆史”的命题,可谓集此派意见之大成。但章学诚其人其学当世不显,而其重光则在近代以后。近代以降,西学传入,中西冲突,传统受到反思。反思过程中,一些曾被正统贬抑的另类学者及其学术思想引起人们的关注,章学诚即是其中之一。在章氏之学中,“六经皆史”说最为引人注目,是章学诚研究中持久不衰的兴奋点。章太炎、胡适、钱穆等学者对“六经皆史”给予了不同的诠释。各家所以有不同解读和诠释,是因为他们的立场、观念及造成其立场观念的生活经历、学术渊源和文化背景等不同。章太炎深受古文经的影响,将“六经皆史”诠释为“六经皆史书”,认为“六经”是可信的“史书”,他试图通过这一申论,维护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及其在世界文化史上应有的地位。胡适从现代史家的立场出发,将“六经皆史”诠释为“六经皆史料”,认为“六经”是史学研究的对象,是有待考证、可以怀疑的“史料”,试图将中国传统史学改造成一种同西方史学一样的科学史学,创建一种有别有传统的现代学术。钱穆则不同意章太炎和胡适的观点,以真正历史的、客观的眼光审视历史,认为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本是一经学命题,这一命题的要义在史以经世。钱穆认为,这一要义也适用于现代史学。各家的解读和诠释不论是否合乎章学诚的本意,都有值得关注和重视的价值,因为它们不仅反映出那个时代中国学者对传统史学的种种理解,而且展示出他们在打通传统和现代内在关联方面所做出的种种探索和努力,为中国史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贵的经验。中国史学要实现由传统到现代的转换,至少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努力：第一,史学价值观念的转变；第二,史料学观念和方法的转变；第三,史学的专业化和职业化；第四,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广泛运用。本文采用了余英时先生关于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的理论,以及解释学和观念史的某些理论和方法,将这一经典文本的不同解读都置于历史的时空中,突破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和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的束缚,考察这一观念在不同史家身上和不同历史时期的延续和变异,探讨这一传统命题在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的大背景下,如何扮演了中国学术由传统到近代转型的中介角色,并架起这座桥梁。以小见大,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并折射出中国学术近代转型的方向、特征及其转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