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文艺复兴时期有关婚姻主题的文学和艺术入手，在诠释文艺复兴含义的同时，分析该时期人们对婚姻的认志和看法。这不仅有助于我们透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社会文化特征，而且进一步增进我们对文艺复兴的理解。
关键词：文艺复兴；婚姻；新婚喜歌；嫁妆箱
中图分类号：I109.3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09）18-0160-02
收稿日期：2009-08-16
作者简介：程新贤（1978-），山东菏泽人，讲师，主要从事人文学研究。
一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宫廷不仅是政治活动中心，亦是一种文化机构。很多君主为获取盛名而招贤纳才并支持他们创作。一些作家、诗人和哲学家在这种文艺保护主义之下创作了大量歌颂君主和祖先们伟绩的作品。其中，新婚喜歌是流行于宫廷中的重要的文学形式，主要是为君主或王公的婚礼而作。从新婚喜歌表达的主要内容，我们可以管窥当时的社会文化特征以及人们对婚姻的认志。
新婚喜歌最初是在婚礼上为新娘和新郎唱的歌或诗篇。作为文学作品的喜歌，最早见于古希腊女诗人萨福的作品片段中。后随着古希腊修辞学的发展，它成为一种重要的演说词。在文艺复兴时期，这一文学形式在意大利宫廷中再次复兴起来。在一些手稿和古版本的书籍中大约有300多篇新婚喜歌。新婚喜歌作为婚礼上的重要装点，它所具有的古典文化的因子不仅表明君主对古典文化的崇尚，而且它在文中对国家、君主以及婚姻联盟的赞美即它本身的内容都契合了宫廷的需要。由于它多为喜庆的婚礼而作，其基调主要是颂扬性的而不是训诫性的。
关于统治者结婚的必要性。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很多男性以担任公职或修道等为借口逃避婚姻，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秩序和人口的发展。新婚喜歌的创作者则是从维护君主的统治的角度积极规劝君主结婚。在他们看来，家庭是国家的基石，婚姻对延续统治者的血脉和推动和谐的市民生活都是必要的，所以，为了国家的未来，一个统治者必须把结婚和有自己的家庭成员视为己任。而且，很多学者们从古典文化中汲取素材劝导君主或王公结婚。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在悍妻手下遭受折磨的故事是典型的反对婚姻的例子，但在婚礼演说词中却有了别样的含义。很多演说者引用苏格拉底对自己这一行为的解释：与妻子打交道是对哲学的一种良好的实践，是对政治生活积极参与的一种极好的实践。
在赞颂身体的美丽、伴侣关系和性爱方面。应该说，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们对女性的认志并没有完全脱离传统的厌女思想。例如，虽然薄伽丘在《名女》中赞美女性的品德和文治武功方面的成就，但他仍旧认为女性在身体和智力上不如男人，天性执拗、吝啬小气、胆怯多疑、淫荡贪婪、好逸恶劳，因此他给予妇女最高的赞美是“她看上去像一位男子”。与持厌女思想的学者不同的是，新婚喜歌的创作者在新婚颂词中积极赞美女性的地位、财富、美貌、学志以及提供合法的性愉悦的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当时人们对女性的传统认志和要求。除了赞美新人美丽的容貌和高尚的美德，演说者们在新婚喜歌中还赞美婚姻中的性爱。当时普遍存在的观点是，婚姻的主要目的就是生育。而在新婚喜歌中，这种观念有所改变。从新婚喜歌主要内容来看，它是宫廷内社会上层婚姻性质以及作用的重要反映。这一文学形式在宫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意义重大且奢华无比的婚礼的实行。
二
这个时期的艺术家不仅是艺术品的制造者，而且是实际生活的体验者。他们通过自己的工作广泛地参与到城市生活中来。有学者评价说，他们所创作的艺术品本身一般不被视为目的，而被视为日常生活中各种礼仪所需的物品。这表明，这些艺术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艺术家，他们把对社会问题的认志和思考反映在作品当中。嫁妆箱的制作反映了这一特点。
当时流行一种嫁妆箱，用于盛放女性的嫁妆。根据家庭地籍册显示，在15世纪的大部分家庭中，即使社会底层的家庭都会有制作精美的嫁妆箱。嫁妆箱的表面通常绘有精美图案，其中所包含的题材多以颂扬妇女美德、忠诚和贞洁为主，形象地再现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对婚姻的认志以及对女性的角色期望和要求。
劫夺萨宾妇女的图像在嫁妆箱上非常普遍。关于古罗马人劫掠萨宾妇女做妻子的传说故事未必可信，但萨宾人很早便和罗马人融合，而且他们的文化后来成为罗马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许多作品都提到这一主题，如李维的《罗马史》、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在文艺复兴时期，萨宾妇女的故事多次出现在文学和绘画作品中。新婚喜歌的创作者引用这个故事来说明婚姻联盟的重要性，“通过婚姻，充满敌意的萨宾人成为罗马的同盟者”。在艺术史上，这种主题的作品被称之为“英雄式”劫夺图像。佛罗伦萨著名的艺术家阿波洛尼奥·德·乔瓦尼创作的油版画就曾以该故事为主题。而这一故事并没有仅仅局限在文学和艺术领域，还被艺术工匠们刻画在新娘的嫁妆箱上，走入了平常百姓的日常生活。我们似乎容易理解文学和艺术上的萨宾妇女形象，而若对嫁妆箱上的这一形象进行探究的话，笔者认为，必须结合该故事所传达的含义以及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时代背景来分析.
首先，它旨在教导人们，只有结婚才能增加社会人口。与古罗马建城初期相同，意大利各城市都有增加人口的需求。遭受瘟疫和内外战争双重打击的意大利社会丧失了大量人口。其中，黑死病的影响最大。据统计，在1348~1600年之间，瘟疫时而不时地袭击意大利城邦，仅在1348年，就夺取了意大利半岛1/3甚至1/2的人口。这就需要大量人口补充到社会的各个行业中去。因此，增加人口的目的与罗马人掠夺萨宾妇女的目的是一致的。所以，萨宾妇女的故事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社会有了一种特殊的对应，即都是出于增加城市人口的需要。看来，此时的意大利人认志到了古罗马劫掠萨宾妇女的故事在建立婚姻和家庭方面所蕴涵的重要意义。
其次，它也旨在教导妇女，在家庭中不仅要服从丈夫的权威，而且还要承担起妻子和母亲的责任。规范女性特别是即将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女性的行为是这个故事的另一个重心。在人们看来，和萨宾妇女一样，意大利的新娘也必须服从于丈夫并为他们生育孩子。因此，人们希望步入婚姻生活中的女性要具有顺从的性格、健康的身体以及做母亲的能力。根据阿尔贝蒂的《论家庭》中的人物雷奥那多所说，找妻子得先找心灵美的，也就是说端庄与美德。在她的体态上不仅要寻求妩媚、优雅和魅力，但是更要紧的是她在家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妻子，担当起生儿育女、让孩子们成长得壮实的主妇的责任。因此，从这两点可以看出，把萨宾妇女的故事刻画在嫁妆箱上其意义并不在于装饰，而是在于它的教化作用。
从以上可以看出，劫掠萨宾妇女故事在这个时期新娘嫁妆箱上的再现，反映了意大利人对女性品德的最主要的两大要求：忠贞与顺从。女性要安于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和任务并时刻保持自己的贞操，这样才能维护家庭的荣耀和为丈夫生下血统纯正的后代。可以说，这两个故事都进一步强化了女性为人母、为人妻的家庭角色。
三
嫁妆箱表面的艺术形象多反映的是人们对即将结婚的女性的要求，还有一些新婚家具上的艺术形象表现的是人们对踏入新婚殿堂的男女两性行为的期望。不过，在人们的观念中，婚姻对于男女两性是不同的行为，这体现了一种深刻的性别差异。这种观念在当时的装饰画中有所反映。
这个时期，人们愈来愈注重家庭的装饰。其中，具有浓厚的世俗气息的装饰画是一种常见的家庭装饰品。反映婚姻主题的装饰画非常盛行。佛罗伦萨画家桑德罗·波提切利在1481~1482年间受安托尼奥·普奇之托为其儿子的婚礼绘制的四块装饰画具有代表性。该作品图解的是薄伽丘的《十日谈》中的“老实人纳斯塔基奥的故事”。实际上，这个故事同刻画在嫁妆箱上的故事一样，具有深刻的教化意义。一方面，它意在强调，女性要完全屈从于男人的意愿。这个时期，要求女性服从于男性的训诲常带有暴力色彩。如上文提到的萨宾妇女的故事。即使当时的法律也规定，丈夫可以对妻子实施适当的暴力。1373年，托斯卡纳地区的盖罗公社法令就授权男人可以“惩罚孩子、弟弟和妻子”。在本故事当中，“当那名曾经拒绝纳斯塔基奥求爱的女子看到残酷的刽子手时，知道自己不能再拒绝爱情了”。女性慑于男性的武力而不得不顺从于男性。薄伽丘在故事的最后写道：“拉文纳许多高傲的小姐也变得温柔多了，不再把追求她们的男人拒之于千里之外”。可见，在当时人的观念中，女性屈从于男性是社会正常秩序中一种，女性不能悖于这一秩序，否则会招致惩罚。另一方面，它旨在表明，婚姻是约束两性行为的重要机制。在本故事当中，求爱失败后的纳斯塔基奥做事缺乏理性和责任感，并肆意挥霍钱财。但随着故事的进展，纳斯塔基奥的行为发生了转变，而促使他发生转变的原因是这个女子同意与他结婚。“他想获得愉悦，并想永远拥有她的荣耀，这就意味着他要迎娶她”。最后婚礼场面的出现，意味着这名女子顺从了纳斯塔基奥的意愿，也使他最终丢弃了早先不成熟、缺乏理性的生活方式，转变为一个成熟、有责任心的人。这说明，婚姻是青年男女达到身心成熟的最好的方式。不过，在人们观念中，婚姻使男性更加富有理性，并使他拥有了对妻子的权威。而对于女性来讲，婚姻完成了权威的转移，使她们不再隶属于父母而处在丈夫的控制之下。婚后的女性必须服从丈夫的领导，这样的家庭秩序才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最后充满喜庆气氛的婚宴的出现，进而说明了这一点。画家通过这一艺术形象把男性和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所承担的责任结合在一起，反映了人们对年轻男女在婚姻方面的期望和要求。不过，人们更加强调女性在这一责任中的屈从地位。
综上所述，人文主义者和艺术工匠创作了具有古典文化因子的新婚喜歌和包括嫁妆箱以及装饰画在内的新婚家具，把文艺复兴的精神带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再现了意大利人对婚姻的认志以及对即将结婚的男女两性的角色期望。在人们的观念当中，婚姻不仅可以稳定社会秩序、增加社会人口，而且还可以更好地规范男女两性的行为。不过，人们对女性提出了更多的要求。这反映了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文化中女性所处的不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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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