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略论乾嘉史家的考史方法（论文文献综述）
薛莹莹[1]（2021）在《赵翼的唐史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史学发展到清代乾嘉时期,形成了专门对史料进行整理、校勘的乾嘉考据学派。乾嘉考据学派治史以考据见长,对清代及其以后的史学发展有重要的贡献。这一时期考据学派人才辈出,赵翼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赵翼对唐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廿二史札记》与《陔余丛考》中,其考论的内容主要是“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着之”,他对唐代的典章制度、史事与人物、文学等都进行详细的考证与评论,以史实为基础,抽丝剥茧,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赵翼考证唐史的史料主要是《旧唐书》《新唐书》,对他们的编撰体例和文字的校勘作了详细的考证分析。还运用多种考史方法对史料进行梳理,并发表议论。他最常用的考史方法有以诗证史、归纳法、比较法、辩证分析法等。在考证唐史的过程中也体现了他的史学思想,如经世致用、通识观、正统观等。赵翼的史学地位在他在世之时就已奠定,但由于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他的学术并没有得到重视。到嘉庆以后,国家多故,世道衰微,学人不在专注于考据之学,开始关心现实的社会问题,赵翼的史学越来越受到学人的重视。到晚清民国,更多的史学家关注到了赵翼的史学。赵翼治唐史,对近现代学者陈垣、钱穆、吕思勉、范文澜等有重要的影响。
张凯博[2]（2020）在《西方科学对戴震考据方法和哲学建构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与西方科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从民国梁启超、胡适时就展开了研究。乾嘉时期的戴震作为当时的考据大师,被众多学者作为重点研究对象。戴震处于第一次西学东渐的末期,他的考据方法与西方科学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当时儒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在当下,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从戴震所着的书目中可以看出,戴震的科学水平在乾嘉时期已经处于前列。并且从他着作中涉及的科学知识以及他和江永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戴震不仅不排斥西方科学,还主动学习西学。戴震的这种科学家身份促使他在进行考据工作时,将自己所学的科学知识运用其中。他在考据时所用的科学知识涉及到了天文学、数学、机械学、地理学、生理学等多个领域,而这些知识大多是在第一次西学东渐时传入中国的。除此之外,戴震更是进一步将自己在研究科学时所用到的演绎归纳法也用到了考据中。戴震在其所运用的归纳法中表现出了对于义例通则这种一般性结论的重视、对于证据材料的重视,并且还表现出了多重归纳的特征。假说的使用则是让戴震对于证据材料有了新的解读,在考据时往往可以注意到前人忽略的地方。戴震更是将演绎法与归纳法结合使用,在考据时先归纳一般性结论,再演绎出去解决问题,再用归纳法进行验证。这一表现与西方的科学方法非常相似。戴震的考据方法与传统考据学中的考据方法有很大不同。他在考据时所使用的科学知识直接地表明了他所受到的西方科学的影响。更深层次地探究时发现,戴震使用归纳法时表现出来的明显的客观性和实证性,以及他所使用的演绎法都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西方科学的影响。可以看出,西方科学对于戴震的影响并不止是知识层面的,已经扩展到了方法上。在进一步研究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时,发现戴震从考据孔、孟、《六经》出发,进行哲学探讨并进一步构建了哲学体系,直至演绎到了现实批判中去。他将考据训诂与哲学建构完美地融合到了一起,其中使用的方法正是公理化的方法。这一方法与《几何原本》中所表现出来的公理化方法有很强的相似性。虽无直接证据表明,《疏证》受到了《几何原本》的影响。但中国古代并无这种方法,而且戴震应该是看过《几何原本》的。由此,笔者大胆猜测戴震的这种公理化方法也是都到了西方科学的影响。当然,此处还需寻找更加确定的证据。从戴震的考据方法中可以看出,儒学与科学是能够相融合的,并且这种融合不仅限于知识上的使用。另外,从戴震考据方法的研究历程来看,对科学的不同理解会影响我们对二者之间关系的看法。错误的科学观会使得学者们在研究时忽略掉很多地方。这也给了我们一些启示,在今天看似科学发达的时代仍然有必要进一步普及正确的科学观,若要大力弘扬传统文化也应该向群众普及更多的儒家知识。科学与儒学是可以相互融合的,但是在当代如何去进行融合还需要众多专家学者们的努力。
仝龙伟[3]（2018）在《《五代史纂误》及其续补之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北宋学者吴缜的《五代史纂误》和清代学者吴兰庭的《五代史记纂误补》、周寿昌的《五代史记纂误补续》、吴光耀的《五代史记纂误续补》等四部具有纠谬性质的史学着作虽然时代不同,作者各异,但性质相类,同是考辨欧阳修《新五代史》的史学批评专着,故而可以将其看作成系列的史学着作。吴缜与吴兰庭等人均非其时最一流的学者,但都有一定的声名,且在史学领域取得了一定成就,完成了《五代史纂误》及其续补之作等史学着作。诸作在体例方面大同小异,一是主要按照《新五代史》的前后次序对其原文或注释依次进行考辨;二是使用起首语引出考辨成果,但这些起首语乂都具有各自的特色;三是利用顶格或空格等形式来区别《新五代史》的不同部分以及《新五代史》的原文与诸作的考辨之文。在内容上,诸作分别从史法和史事两方面对《新五代史》进行考辨,史法方面主要包括彼此重复、史实阙载、措辞不当、年号有误、讳字失考等;史事方面主要包括对时间的考辨、对人物的考辨、对史实的考辨等。虽然诸作皆是对《新五代史》的考辨,但是同中有异,例如《五代史纂误》多是对《新五代史》正文的考辨;《五代史记纂误补》则在前者基础上增加了对徐无党的注文以及《新五代史》不同版本之间的考辨;《五代史记纂误补续》则增加了对吴兰庭、王鸣盛、钱大昕等学者相关考史成果的考辨;《五代史记纂误续补》则在前者基础上增加了对《新五代史》各版本的行文体例的考辨以及对《新五代史》写作方法的评论。诸作的考史方法,主要自抑比较法、归纳法、逻辑推理法、材料分析法等,这些方法有单独运用的,也有多种方法综合运用的。另外,诸作在考辨《新五代史》时所关注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其资料来源亦表现出愈往后来愈丰富的特点。随着时间的发展、考辨资料的不断增加以及考辨范围的不断扩大等,诸作在整体上呈现出后出转精以及迈向“《新五代史》学”、从而力图实现对《新五代史》进行整体考辨等特点。《五代史纂误》及其续补之作对研究《新五代史》、五代史、史学批评等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另外,诸作的考史成果也得到了肯定,如中华书局修订《新五代史》时对这些成果多有吸收和利用。诸作虽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一定的学术影响,但就目前情况来看,仍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
薛大林[4]（2015）在《王鸣盛的唐史研究》文中认为清乾嘉年间是我国古代历史考据学兴盛的时期,考据人才辈出,王鸣盛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之一,他与钱大昕、赵翼并称为乾嘉三大考史学家。王鸣盛对唐代历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贡献,首先表现为对新、旧《唐书》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王鸣盛对两《唐书》的史料来源、编撰体例、内容、书法等作了详细的考辨,总结出了两书编撰上的优劣得失;他还对两《唐书》的文本作了细致的校勘,纠正了两书文字上的错讹、脱漏和衍羡;他考证两《唐书》的方法主要有归纳法、比较法、碑史互证法等,其中碑史互证法是其考史的一大特色,这些方法在其考证两《唐书》的过程中相辅相成、综合使用,取得很好的考证效果,对今天的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他考证两《唐书》的内容深入具体,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值得后人借鉴。王鸣盛非常重视对唐代典章制度的考察,尤其是在官制、地理、兵制、考试制度、礼制等方面用力尤多。王鸣盛对唐代职官制度的研究,涉及到唐代的中枢机构、官禄爵位等级、官制的变迁等方面;地理方面主要是对两《唐书》地名错讹、唐代的相似地名及专有地名、政区建置演变和地理形胜等方面;兵制方面主要是对唐代府兵制、募兵制以及唐中后期宦官典兵弊端等方面的考察;科举考试方面重点是对唐代科举取士的基本特点及其优劣的辩说;文化方面包括对唐代的避讳文化和礼制文化等方面的考察。王鸣盛在对相关文献史料细致考察的基础上,对唐代的典章制度进行了深入的探究,为后世能比较清晰地了解唐代制度的特色及制度的沿革演变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王鸣盛对唐代的重要史实及历史人物进行了评价,他的评说观点鲜明,不随俗流,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客观公正地评价史实和人物,确立了知人论世的原则。当然,王鸣盛考证唐史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缺漏和不足,如两《唐书》校勘上的疏漏,史评上有些地方明显过于苛刻,考证中遗留的存疑问题过多等,这些问题需要我们特别注意。总体来说,王鸣盛唐史研究的成就是丰硕的,考察了两《唐书》编撰的特点,细致考辨了唐代的典章制度,在唐代重要史实及人物的评价上不落俗套,见解独到,他的真知灼见给后世治史者很大的启发,为后人研究唐史提供了新的思路。
陈其泰[5]（2014）在《新历史考证学的学术路向及其宝贵启示》文中研究表明新历史考证学在20世纪初独特而优厚的学术文化条件下兴起,取得了卓着成就,于整个20世纪影响至巨。以王国维、陈寅恪、陈垣、傅斯年为代表,其治史基本特征是实证考察与贯通研究相结合,既注重严密考证,又重视治史观念的更新和指导,因而其成就远高于乾嘉朴学。至1949年以后,一批原先熟悉考证的学者自觉接受了唯物史观指导,遂使新历史考证学达到新的境界,可以蒙文通、谭其骧等为代表。20世纪新历史考证学的学术路向证明历史观的进步对于史学的创新和发展有根本性意义。同时,此项研究对于正确评价新中国历史学发展道路也具有重要价值。
李忠娟[6]（2013）在《李纯一着《先秦音乐史》（修订版）史学方法研究探微》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主要包括呈递进关系的三个部分组成：一,以二十世纪史学的研究方法为视角,来分析《先秦音乐史》（修订版）运用的具体史学研究方法,主要有比较史学方法、二重证据法、历史统计研究法、会通考史方法、系统史学方法和逆向考察方法六种；二,以《先秦音乐史》（修订版）运用的研究方法为依据,运用比较的方法,与杨荫浏着《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秦序着《中华艺术通史·隋唐卷》（上）、关也维着《唐代音乐史》以及孙星群《西夏辽金音乐史稿》进行比较,来确立《先秦音乐史》（修订版）在中国音乐史研究中的价值；三,进一步提炼出《先秦音乐史》（修订版）所体现出的李纯一先生实事求是、严谨求真、注重实践的治学精神。
邵志成[7]（2013）在《乾嘉史学与兰克史学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乾嘉史学是中国传统史学总结集成性的杰出代表；兰克史学是近代西方史学的先进典范，一古一今，一东一西，看似毫不相及。其实，二者虽是中西不同时空背景的产物，然其治史理念与方法却有诸多离奇的相似。如果我们把18世纪的乾嘉史学视为中国现代新史学建立可供借鉴的最直接的史学资源，比之于西方史学，19世纪德国的兰克史学在西方史学史上也有类似的地位，它也是西方现代史学直接批判和继承的文化遗产。在西方，19世纪向来被誉为“历史学的世纪”，兰克史学则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兰克作为19世纪德国和西方的史学大师，他的史学迄今为止仍在发挥着世界性的影响，即使到了20世纪下半叶西方新史学如日中天的时候，兰克及其学派的影响也未曾泯灭。兰克史学以“如实直书”的客观主义原则着称，重视史料的考辨和整理，在准确应用史料的基础上把握可靠的历史事实。他坚信历史是一门科学，历史学者只要依据“如实直书”的原则，就可以认识历史真相，而确认事实、描述事实，最终使发生在过去的历史事实在文字上还原，这正是历史研究的重点。值得注意的是，兰克史学自19世纪末东传之后，与中国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20世纪中国史学的开展，也是在兰克史学的影响下进行的。可以说，乾嘉历史考证学以及东来的兰克史学，是20世纪中国史家构创新史学所依托的最重要的两大资源，王国维、陈寅恪、傅斯年等史家那里常常看到这种“双重”影响。言至此，我们会发现，尽管乾嘉历史考证学与西方兰克史学在时间上相差近一个世纪，然两者在治史原则、治史方法、基本精神、后世影响等方面具有较多的“相似性”，而且两者在20世纪的中国甚至还有沟通对话的过程。对乾嘉史学和兰克史学进行比较研究，互作参照，我们势必会对两者有更独特全面的认识。总之，乾嘉史学与兰克史学虽不同“时空”，然就两者诸多“共性”而言，对其进行比较研究完全是有可能的，而且当我们要对两者作出价值考量时，这种比较也显得大有必要。正是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可以对乾嘉史学、兰克史学兴起的时代背景、史学理论与方法、地位影响等诸多问题进行系统比较。这种比较研究不仅能深化我们对乾嘉史学、兰克史学基本内容和性质的认识，而且还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在对二者进行系统比较后，我们提出了“兰克史学是近代西方史学的杰出典范”、“乾嘉史学标志着中国‘前近代’史学的开启”、“中国近代史学的起步在乾嘉史学与兰克史学的交互影响下进行”等新论说；我们还借鉴乾嘉史学与兰克史学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对历史的“主观”与“客观”、历史的“求真”与“致用”等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
马小丽[8]（2011）在《赵绍祖的史学成就》文中指出赵绍祖作为安徽的一个地方学者,一生着述繁复,长于史部,撰成着作考史类有《新旧唐书互证》二十卷,《通鉴注商》十八卷,《校补竹书纪年》二卷,《建元记》二卷等;又笃好碑版,长于金石,着有《金石文钞》八卷、《金石续钞》二卷,《古墨斋金石跋》六卷,《安徽金石略》十卷,《泾川金石记》二卷等,在清嘉、道间有一定的影响。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继承了中国历代学术中的实证思想,史学以“实事求是”为准绳,注重征实,本着求实征信的态度,致力于校注古籍、辑佚古书、改补旧史、考证史实。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到这一时期也发展到了辉煌阶段。生活在这一学术风气下的赵绍祖,本着实事求是的治史理念,以求得信史为宗旨,主张史书应当直书。在考评新旧《唐书》、《资治通鉴》胡注时,首先校勘史文,是正读音、句读、用字、字义,揭示避讳字,考校史文的失序、衍羡、互异。其次,对于史事记载的矛盾和错误,搜寻各种史料予以订正,纠正文献错误。其考证范围较为全面,主要表现在对史事中的时间、年号、人名字号、人物生卒年、世系、事件、历法、官制、舆地、典章制度等诸多方面的考释上,并且分析史书致误的原因。赵氏受钱大昕、洪亮吉等人的影响,非常重视舆地,其《通鉴注商》以地理考辨为主,对于州郡废置、疆界分合、隶属变迁等有很深的探究。而且校勘离不开对史料的考证,赵氏对史书文献的考证求实,也是对史事的考证。再次,受宋代史学批评的影响,尤其是吴缜《新唐书纠谬》中对《新唐书》的批评,以及王应麟、洪迈等人的影响,把考证与评论结合起来,寓评论于史实考辨中,赵绍祖在考辨史文、史事的同时,也涉及历史编纂学思想。他对史书的考评多于细微处发论,对于史料的采撰、史书的体例编次、史法义例、属辞文章、书法、史书论赞等多有见解。由此,由史学评论升华为历史评论,评论历史上的一些人物、史事,体现出其历史观。赵绍祖的考辨方法多样,汲取前说,同时又推陈出新,形成了多种途径的考证方法,以经证史、以金石证史、以版本目录校史、以文字音韵考史,广参互证,孤证不为定说。尤其突出的是,赵氏嗜好碑版,亲自访求原碑,并以金石文献对史籍记载的缺漏进行补充,对于史籍记载的讹误进行纠误、证实,颇有新的收获。同时也对金石文字的书撰者、刻写年代、流传过程等用文献典籍进行较为细致的考证,纠碑刻之误,补金石文之阙,详金石文之略,对金石文进行辨伪,以确定其价值。赵绍祖对于史学的另外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对地方文献的整理与刊刻。他与其弟赵绳祖搜集泾县自明代至于当时泾川地区先辈的着述,辑为《泾川丛书》、《续泾川丛书》,又将其自己的着述收入《古墨斋集》并付梓刊刻,而且汇集泾县和安徽的地方金石,着录《泾川金石记》和《安徽金石略》。赵氏校勘地方文献、着录金石文字,有益于清代考据学,尤其是历史考证学进一步发展。赵绍祖对历史的考证映射了乾嘉后期的史学趋向。他一直重视于文献的收集、保存、编辑、着录和运用,运用史书的不同版本进行校勘。在考证中广征博引,有些书籍后来或散佚或不全,有些典籍后代虽有传本或辑本,但赵氏所见本或较今本完善,或与今本有异,这些史料可资校勘、考证之用。他的历史考证给后世学者提供了借鉴,对后世史学研究,尤其是唐史研究、《通鉴》胡注研究、史学批评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作为安徽的一个地方学者,赵绍祖的学术条件很有限,他的考证还有诸多不足,有些考辨失当,有些评价偏激,有时不免饾饤琐碎,不能进行全局性的考察,没有理论性的总结。所以,应该理性、公正地评骘其史学价值。
高远[9]（2010）在《清代《宋史》学研究》文中提出本文所谓的“清代《宋史》学”,是指清顺治元年（1644）至宣统三年（1911）二百六十余年间,清代学人从历史编纂文本《宋史》出发,在清代学术大势的观照下,对其改修补撰、纠谬考证以及对史书本身、史书记载史事发表评论的学问。以此内涵为界定,本课题至少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清代学人改修与补撰《宋史》的一系列史学活动和成果；其二,清代学人考证《宋史》之成就；其三,清代学人研究《宋史》过程中的史评思想与史论思想。而清代的《宋史》研究之所以能够成“学”,是因为在当时学界出现了数量较多、影响广泛的专门着述,这种研究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治学方式,并且具备一定程度的专门学术理念。在此观念的阐释下,清代《宋史》学必须扩延到两个方面：史料的充分挖掘与清代的学术演变对《宋史》研究的影响。故而本课题研究还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清代学术笔记研究《宋史》之成绩;‘其二,清代《宋史》研究与学术思想史之关联。以上五个子目共同构成了“清代《宋史》学”丰富的文化内涵。“清代《宋史》学”概念的提出,其目的就是将其从一个学术探讨转化为社会公共认知,进而加深学术界对清代研究《宋史》概况的认识。以“清代《宋史》学”为研究对象,旨在廓清它的总体概况,梳理它的发展脉络,总结其中的史料学、编撰学成就,挖掘其中蕴含的史学思想,明确清代《宋史》学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为历史文献学及史学史研究提供新的借鉴。基于此,笔者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对清代的《宋史》学进行了一次较为系统地探讨。全文共有八个部分组成,其主要内容如下：绪论。结合清人的“史学”概念,重点论述“清人《宋史》学”内涵界定,这是本文的立论基点。通过对学术前史的回顾,说明今人对清代《宋史》学的研究仍然十分薄弱,故而本文的选题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不但可以考析明清两代学人研究《宋史》的不同视角,也可以为21世纪的《宋史》校勘及宋史研究提供坚实的文献基础与理论启示。第一章：清代《宋史》学概论。重点论述清代《宋史》学产生的社会背景、学术因缘以及清代《宋史》学的发展轨迹。清代《宋史》学的产生,明清之际的社会鼎革为其提供了历史条件；满汉矛盾的复杂寄托了清初学人研究《宋史》“明亡追究”的潜隐动机。随着时代主题与学风的演变,清代《宋史》学在清初《宋史》学的内在逻辑上继续发展并嬗变,呈现出了不同时段的发展特色。第二章：清代学者改修‘宋史》研究。有清一代,诸多学人以《宋史》文本为基础,对其进行改修与补撰。清初,以顾炎武、黄宗羲、朱彝尊为代表的学人纷纷要求改修《宋史》；这在一定程度上得力于历史情境的偶合,“论宋”实为“论明”的故国之思。清代中期,学风渐趋敦实,以钱大昕、邵晋涵、陈黄中为代表的学者为重修《宋史》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可惜他们均未有完整的成果留世。清朝末期,学者转而从事专攻某一方面,陆心源撰成了《宋史翼》40卷,共收录944人的传记,其中附传64人,正传880人。作为一种学术活动,清代学者自清初迄清末不断地提出改修《宋史》,从而凝聚成了一种特殊的史学现象。研究清代学者对《宋史》的改修极有意义,不但可以考察清代学人对史学的不懈追求,而且能窥观学术思想演变,进而探讨当时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发展。第三章：乾嘉史家校勘《宋史》研究。乾嘉时期的学者应用朴学方法治史,形成了清代成就辉煌的历史考证学,乾嘉时代的《宋史》考证即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成果。本章主要探讨钱大昕、赵翼、王鸣盛、邵晋涵考证《宋史》的成果,如文字校勘、史实纠谬、训诂名物典制、辑补史事省漏等;同时分析乾嘉三大考据家校勘《宋史》的不同特色。乾嘉史家考证《宋史》,其范围之广,学术水平之高,集中体现了乾嘉考据史学乃至清代朴学实事求是的精神。尤其是在长期的治学实践中,乾嘉史家形成了一套严谨的讲究实证的研究方法,为传统历史考证学向近代历史考证学转变奠定了基础。第四章：清代官方校勘《宋史)研究。清代官方借刊刻殿本《二十四史》及编纂《四库全书》之机,对中国古代史籍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清理。本章主要探讨清代官方校勘《宋史》的成绩,并对代表性成果殿本《（宋史>考证》、《钦定四库全书考证·<宋史）》首次予以综论,以此个案研究为起点,可以探索清代敕修书籍在历史文献学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历史影响,从而有利于加深对清代内府敕修书籍的全面认识。第五章：清代学术笔记考证《宋史》研究。本文提出,清代学术笔记分散探讨《宋史》的成绩不可忽视。为了拓展清代《宋史》学的史料范围,笔者翻阅了多部清人学术笔记,从中发现诸多关涉《宋史》的史料。今特予以检出,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其在清代《宋史》学研究中的史料价值。本章的撰写主要考察清代学术笔记中考证《宋史》的相关成果,而清代学术笔记点评《宋史》的成就主要分散于第六章论述。清代学术笔记中反映出来的《宋史》考证成果非常丰富,对《宋史》的本纪、列传、志等都有考证,而其研究重点多是对《宋史》语言文字的考订与疏释。通过研究表明,清代学术笔记对《宋史》的考证与评论,是“清代《宋史》学”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应对此多方面、多角度地予以总结,从而开启笔记体着作研究的新气象。第六章：清代有关《宋史》的史评与史论。清代学人在研究《宋史》的过程中,对《宋史》文本本身、史书记载史事与人物发表了一系列的评论,我们把前者称之为“史评”,把后者称之为“史论”。本章的论述侧重于四个方面：其一,从历史编纂学角度出发,探讨清代学人对《宋史》编纂体例、史料采撰、史文表述等的论述；其二,从学术思想角度出发,探讨《宋史·道学传》在清代的论争与影响；其三,以王夫之《宋论》为中心,探讨王夫之在《宋论》中所要表达的思想,以及所要寄托的深深隐思;其四,总结了清代学人关于《宋史》的史论特点。通过研究我们发现,清代史学具有丰富的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并非如有的学者所论仅为历史考证之学,清代有关《宋史》的史评与史论,就是清代史学在理论上取得成就的重要表现。只有同时承认考据和理论是清代《宋史》学中的两大主要发展趋势,才能认清清代《宋史》学的发展全貌。余论：清代《宋史》学的总体评价。清代《宋史》学的主要特点有三：其一时代变迁、政治导向与学术风气影响了清代学人的《宋史》改修；其二,“以考据入史学”是清代《宋史》学的一条主线和主要研究方法；其三,汉、宋学术与清代《宋史》学有很大关联。清代《宋史》学的内容非常丰富,并对其后学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何珍视与总结,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刘开军[10]（2009）在《近三十年来王鸣盛史学研究述评》文中认为
二、略论乾嘉史家的考史方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略论乾嘉史家的考史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1）赵翼的唐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赵翼对唐史的研究 |
| 第一节 对唐代典章制度的研究 |
| 一 对唐代职官制度的探讨 |
| 二 对唐代科举制度的探讨 |
| 三 对唐代兵制的探讨 |
| 四 对唐代礼制的探讨 |
| 第二节 对唐代史事、人物的评论 |
| 一 对唐代史事的评论 |
| 二 对历史人物的评论 |
| 第三节 对唐代文学的研究 |
| 第二章 赵翼对两《唐书》的研究 |
| 第一节 对两《唐书》史源、体例、内容、书法的研究 |
| 一 史料来源 |
| 二 史书体例 |
| 三 史书内容 |
| 四 史书书法 |
| 第二节 对两《唐书》文本的校勘 |
| 第三章 赵翼研究唐史的方法与史学思想 |
| 第一节 赵翼研究唐史的方法 |
| 一 以诗证史 |
| 二 归纳研究法 |
| 三 比较法 |
| 四 辩证分析法 |
| 第二节 赵翼治唐史体现出的史学思想 |
| 一 经世致用 |
| 二 通识观 |
| 三 正统观 |
| 第四章 赵翼治唐代史学之影响 |
| 第一节 赵翼与王鸣盛、钱大昕的相互影响 |
| 第二节 对近现代学者治唐史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西方科学对戴震考据方法和哲学建构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来源及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 |
| 四、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一章 科学家戴震 |
| 一、第一次西学东渐传入的科学知识 |
| 二、受西方科学影响的戴震 |
| 第二章 戴震的考据方法 |
| 一、科学知识的运用 |
| 1、天文学 |
| 2、数学 |
| 3、机械学 |
| 4、地理学 |
| 5、生理学 |
| 二、归纳演绎法 |
| 1、归纳法 |
| 2、假说 |
| 3、演绎 |
| 第三章 戴震的考据方法和西方科学 |
| 一、戴震对西学的态度 |
| 二、西学东渐中儒家对科学知识的重视 |
| 三、传统考据学的归纳法 |
| 四、西学东渐而来的逻辑学 |
| 五、戴震考据方法与西方科学的关系 |
| 第四章 哲学建构的公理化方法与西方科学 |
| 一、训诂考据与哲学追求 |
| 二、用公理化方法联结考据与哲学建构 |
| 三、戴震的公理化方法与《几何原本》 |
| 总结与反思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五代史纂误》及其续补之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案 |
| 第一章 吴缜、吴兰庭等人与《五代史纂误》及其续补之作 |
| 第一节 吴缜与《五代史纂误》 |
| 一、吴缜的生平及学术成就 |
| 二、《五代史纂误》概说 |
| 第二节 吴兰庭与《五代史记纂误补》 |
| 一、吴兰庭的生平及其学术成就 |
| 二、《五代史记纂误补》概说 |
| 第三节 周寿昌与《五代史记纂误补续》 |
| 一、周寿昌的生平及其学术成就 |
| 二、《五代史记纂误补续》概说 |
| 第四节 吴光耀与《五代史记纂误续补》 |
| 一、吴光耀的生平及其学术成就 |
| 二、《五代史记纂误续补》概说 |
| 第二章 《五代史纂误》及其续补之作的体例与内容 |
| 第一节 《五代史纂误》及其续补之作的体例 |
| 一、依照《新五代史》的原有次序依次进行考辨 |
| 二、使用起首语引出按语 |
| 三、使用不同的行文格式以使行文层次保持分明 |
| 第二节 《五代史纂误》及其续补之作的内容 |
| 一、史法 |
| 二、对史事的考辨 |
| 第三节 诸作在体例与内容上的继承与发展 |
| 一、体例上一脉相承 |
| 二、内容上的继承与发展 |
| 第三章 《五代史纂误》及其续补之作的考史方法、关注重点及资料来源 |
| 第一节 《五代史纂误》及其续补之作的考史方法 |
| 第二节 《五代史纂误》及其续补之作的关注重点及资料来源 |
| 一、《五代史纂误》及其续补之作的关注重点 |
| 二、《五代史纂误》及其续补之作的资料来源 |
| 第四章 《五代史纂误》及其续补之作的价值与影响 |
| 第一节 《五代史纂误》及其续补之作的价值 |
| 一、对于《新五代史》研究的价值 |
| 二、对于五代史研究的价值 |
| 三、对于史学批评研究的价值 |
| 第二节 《五代史纂误》及其续补之作的影响 |
| 一、后人对诸作考辨成果的吸收和利用 |
| 二、在史学批评上的启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硕士在读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4）王鸣盛的唐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二、前人研究概况 |
| 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王鸣盛对两《唐书》的研究 |
| 第一节 对两《唐书》编撰的研究 |
| 一、史料来源 |
| 二、体例方面 |
| 三、内容方面 |
| 四、书法方面 |
| 第二节 对两《唐书》文本的校勘 |
| 一、辨明错讹、倒置文字 |
| 二、补充文句脱漏 |
| 三、校勘文字的衍羡 |
| 第三节 王鸣盛研究两《唐书》的史学方法 |
| 一、归纳法 |
| 二、比较法 |
| 三、碑史互证法 |
| 第二章 王鸣盛对唐代典章制度的探讨 |
| 第一节 对唐代职官制度的探讨 |
| 第二节 对唐代科举制度的探讨 |
| 第三节 对唐代兵制的探讨 |
| 第四节 对唐代地理的探讨 |
| 一、关于地名错讹的考辨 |
| 二、对相似地名的考辨 |
| 三、对特殊地名的考释 |
| 四、对郡县等级等问题的考辨 |
| 五、舆地考证的特点 |
| 第五节 对唐代礼制的一些探讨 |
| 第三章 王鸣盛对唐代史事、人物的评论 |
| 第一节 对史事的评论 |
| 第二节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
| 一、对帝王的评价 |
| 二、对王叔文、李训等人的评价 |
| 三、对其他政治人物的评价 |
| 第四章 王鸣盛研究唐史的缺失和不足 |
| 第一节 两《唐书》校勘考证的疏漏 |
| 第二节 部分史评有失公正 |
| 第三节 存疑过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李纯一着《先秦音乐史》（修订版）史学方法研究探微（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角度 |
| 第一章 《先秦音乐史》的作者及写作背景 |
| 第一节 《先秦音乐史》作者简介 |
| 第二节 《先秦音乐史》写作背景 |
| 第三节 《先秦音乐史》修订之原因 |
| 第四节 《先秦音乐史》“修订版”与“初版”之比较 |
| 第二章 李纯一《先秦音乐史》中史学方法分析 |
| 第一节 二十世纪历史学具体研究方法概述 |
| 第二节 李纯一《先秦音乐史》中“比较史学方法”的运用 |
| 第三节 李纯一《先秦音乐史》中“二重证据法”的运用 |
| 第四节 李纯一《先秦音乐史》中“历史统计研究法”的运用 |
| 第五节 李纯一《先秦音乐史》中“会通考史方法”的运用 |
| 第六节 李纯一《先秦音乐史》中“系统史学方法”的运用 |
| 第七节 李纯一《先秦音乐史》中“逆向考察方法”的运用 |
| 小结 |
| 第三章 李纯一《先秦音乐史》在中国音乐史研究中的价值 |
| 第一节 李纯一《先秦音乐史》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的价值 |
| 第二节 李纯一《先秦音乐史》在断代史研究中的价值 |
| 小结 |
| 结论 |
| 一、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 |
| 二、严谨求真的治学精神 |
| 三、注重实践的治学精神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乾嘉史学与兰克史学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选题意义 |
| （三） 研究现状 |
| （四） 研究依据 |
| （五） 研究重点 |
| 一、 兴起背景的比较 |
| （一） 乾嘉史学兴起的内外条件——宋学之“反动”与文化专制 |
| （二） 史学“科学化”与兰克史学兴起 |
| 二、 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比较 |
| （一） 乾嘉史学“实事求是”与兰克史学“如实直书”的理论比较 |
| （二） 乾嘉史学与兰克史学的考史方法比较 |
| 三、 史学成就及影响比较 |
| （一） 兰克史学——近代西方史学的“典范” |
| （二） 乾嘉史学——中国“前近代”史学的开启 |
| （三） 乾嘉史学、兰克史学双重影响下中国近代史学之开展 |
| 四、 乾嘉史学和兰克史学比较研究的价值意义 |
| （一） 对历史“主观”与“客观”的反思 |
| （二） 对历史“求真”与“致用”的反思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8）赵绍祖的史学成就（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赵绍祖生平及其着述概略 |
| 二、赵绍祖着作整理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
| 三、立论依据与研究目标、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乾嘉学术与赵绍祖的学术渊源 |
| 第一节 乾嘉时期的学术走向 |
| 第二节 赵绍祖的学术渊源与交游 |
| 第二章 赵绍祖的史学思想与考史方法 |
| 第一节 实事求是的治史理念 |
| 第二节 赵绍祖的历史观 |
| 第三节 赵绍祖的考辨方法 |
| 第四节 赵绍祖的历史编纂学思想 |
| 第三章 赵绍祖的史学成就 |
| 第一节 赵绍祖的唐史研究 |
| 第二节 赵绍祖对《通鉴》胡注的考辨 |
| 第三节 赵绍祖的地方文献整理与刊刻 |
| 第四章 赵绍祖以金石裨史学 |
| 第一节 赵绍祖对金石的搜访与着录 |
| 第二节 以金石证史 |
| 第三节 以史考释金石文 |
| 第四节 据金石文发论 |
| 第五章 赵绍祖的史学影响 |
| 第一节 赵绍祖的史学影响 |
| 第二节 赵绍祖史学的局限性 |
| 结语 |
| 赵绍祖着作版本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9）清代《宋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清代《宋史》学概论 |
| 第一节 清代《宋史》学兴起的社会背景 |
| 一、文网下的故国之思转移为对《宋史》的情感寄托 |
| 二、清廷官修《明史》对私家研究《宋史》之影响 |
| 三、清廷政治导向对清人研究《宋史》之影响 |
| 第二节 清代《宋史》学的学术因缘 |
| 一、史学地位被重视 |
| 二、古籍讹误与文化事业的兴盛 |
| 三、实事求是的学风 |
| 第三节 元修《宋史》存在的问题及《宋史》版本 |
| 第四节 清代《宋史》学的发展轨迹 |
| 一、清初《宋史》学:反思与改修的勃兴 |
| 二、乾嘉时代的《宋史》学:校勘与理论并重 |
| 三、道咸以后的《宋史》学:相对沉寂与精致 |
| 第二章 清代学者改修《宋史》研究 |
| 第一节 清代学者改修《宋史》的总体概况 |
| 一、明代的《宋史》改修着述及清人评价 |
| 二、清人改修《宋史》着述概览 |
| 第二节 清代学者改修《宋史》的具体成就 |
| 一、清初学人的改修《宋史》活动 |
| 二、陈黄中撰写《宋史稿》考论 |
| 三、钱大昕有志重修《宋史》 |
| 四、邵晋涵改修《宋史》事业 |
| 五、陆心源补撰《宋史》成就 |
| 第三节 清人改修《宋史》活动评析 |
| 一、清人改修《宋史》活动的特点 |
| 二、清人改修《宋史》未成原因探析 |
| 附 清初"宋遗民录"编撰研究 |
| 第三章 乾嘉史家校勘《宋史》研究 |
| 第一节 乾嘉史家校勘《宋史》的成绩 |
| 三、王鸣盛《蛾术编》对《宋史》的考证 |
| 四、邵晋涵《南江札记》对《宋史》的考证 |
| 第二节 乾嘉三大考据家校勘《宋史》的特色 |
| 一、钱大昕辅助学科的广泛运用 |
| 二、赵翼经世致用思想的突显 |
| 三、王鸣盛版本、文字之学的利用 |
| 第三节 乾嘉史家校勘《宋史》方法综论 |
| 第四章 清代官方校勘《宋史》研究 |
| 第一节 武英殿本《二十四史》校刻研究 |
| 第三节 四库馆修书与清代《宋史》研究 |
| 一、四库馆臣对进呈书籍的校阅 |
| 三、《四库全书总目》对《宋史·艺文志》的考证 |
| 第四节 清高宗校评《宋史》研究 |
| 第五章 清代学术笔记考证《宋史》研究 |
| 第一节 清代学术笔记概论 |
| 一、笔记含义、分类特点与清代学术笔记概观 |
| 二、清代关涉《宋史》的学术笔记 |
| 第二节 清代学术笔记对《宋史》语言文字的考订 |
| 一、注解俚语及怪僻词语 |
| 二、考辨字词运用的错误 |
| 三、注释典制名词的涵义 |
| 四、校正人名与文字讹误 |
| 第三节 清代学术笔记对《宋史》诸体的考证 |
| 一、对《宋史》本纪的考证 |
| 二、对《宋史》列传的考证 |
| 三、对《宋史》诸志的考证 |
| 第四节 清代学术笔记考证《宋史》价值评析 |
| 第六章 清代有关《宋史》的史评与史论 |
| 第一节 历史编纂学视野中的清代《宋史》评论 |
| 一、清人对《宋史》编纂体例的论述 |
| 二、清人对《宋史》史料采撰的论述 |
| 三、清人对《宋史》史文表达的论述 |
| 四、清人对《宋史》史笔的论述 |
| 五、清人论史馆修史对纂修《宋史》之影响 |
| 第二节 思想视域下的《宋史·道学传》论争与影响 |
| 一、宋元理学与《宋史·道学传》的创立 |
| 二、清儒《宋史·道学传》的论争及影响 |
| 三、《宋史·道学传》的论争与清代学术思想格局 |
| 第三节 清代有关《宋史》的史论特点 |
| 第四节 王夫之《宋论》研究 |
| 一、王夫之与《宋论》 |
| 二、王夫之《宋论》所表达的主要思想 |
| 三、《宋论》的史论特点与价值 |
| 余论清代《宋史》学的总体评价 |
| 一、清代《宋史》学的特点 |
| 二、清代《宋史》学的历史影响 |
| 三、清代《宋史》学研究尚待解决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清代学术笔记考证《宋史》资料汇编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10）近三十年来王鸣盛史学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一 关于王鸣盛史着的内容与结构 |
| 二 关于王鸣盛史论的成就 |
| 三 关于王鸣盛史学的特点 |
| 四 关于王鸣盛的治史方法 |
| 五 关于继续研究的空间 |
| 第一, 广泛地进行比较研究。 |
| 第二, 回到正史上来, 从史学批评的角度, 研究王鸣盛的史学成就。 |
四、略论乾嘉史家的考史方法（论文参考文献）
- [1]赵翼的唐史研究[D]. 薛莹莹.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2]西方科学对戴震考据方法和哲学建构的影响[D]. 张凯博. 山东大学, 2020(11)
- [3]《五代史纂误》及其续补之作研究[D]. 仝龙伟. 陕西师范大学, 2018(01)
- [4]王鸣盛的唐史研究[D]. 薛大林. 上海师范大学, 2015(11)
- [5]新历史考证学的学术路向及其宝贵启示[J]. 陈其泰. 天津社会科学, 2014(05)
- [6]李纯一着《先秦音乐史》（修订版）史学方法研究探微[D]. 李忠娟. 天津音乐学院, 2013(05)
- [7]乾嘉史学与兰克史学比较研究[D]. 邵志成. 曲阜师范大学, 2013(S1)
- [8]赵绍祖的史学成就[D]. 马小丽. 淮北师范大学, 2011(11)
- [9]清代《宋史》学研究[D]. 高远. 武汉大学, 2010(05)
- [10]近三十年来王鸣盛史学研究述评[J]. 刘开军. 中国史研究动态, 20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