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19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中国大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发生急剧变化。人口空间再分配过程及其随时间变化而表现出的不同形式,是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演变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城市人口空间演变也是当代城市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中的焦点问题之一。以往的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存在一定局限性,理论研究偏重于宏观层面的人口空间格局分析而轻微观过程剖析,在“经济效益最大化”原则的指导下,政策实践中对人口优化布局的考量往往也有失偏颇。现实中的大城市人口布局调整正遭遇种种挑战与障碍,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利好也难以达到政府预期。因此,当前有必要重新审视大城市人口空间演变的动力机制,从理论研究中寻求对当前面临问题与挑战的合理解释。中国目前正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同时又是矛盾冲突凸显期,“科学发展观”应运而生。大城市人口空间演变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也由此出现转折点。就理论研究而言,地理学应多加强与社会科学的交叉综合研究,探索符合“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等现代治国理念要求的人口优化布局方案。本着“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人口空间分布不应屈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人口布局调整必须首先要考虑是否符合人的需求,应注意协调和兼顾各社会阶层的利益和需求。借鉴政治社会学视角,人口迁居、人口空间分布变动是一种社会现象,其背后的实质则是一系列的政治过程,而利益冲突则是这些政治过程产生的原因所在。本文研究的总体思路是,将地理学空间分析方法与政治社会学视角相结合,对大城市人口空间演变态势及微观过程进行实证分析,并剖析隐藏在人口迁居、人口空间变动背后的政治过程,将大城市人口空间演变的动力架构在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与博弈之上,在此基础上对大城市人口空间演变所引发的若干城市问题进行分析,揭示本研究所包含的政策启示。全文主要分为三大部分。理论基础部分包括第一章与第二章,主要阐明选题意义,并回顾已有的相关研究;实证研究部分包括第三章到第八章;第三部分是结论与展望。研究所得主要结论概括如下。自1990年代以来,在“赶超战略”的影响下,上海市经历了城市化“质”与“量”并行快速发展过程,中心城区以“质”的提升为主,郊区城市化以“量”的扩大为主。在超常规的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商业利益群体与民众之间的利益冲突、博弈也显得较为突出。“城市政府”是在公共利益与局部利益之间权衡与徘徊的“比较利益人”;商业利益群体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理性经济人”;民众是以个人与家庭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自利人”。在城市更新与郊区开发过程中,尽管政府与商业利益群体之间也存在冲突,但两者之间关系的主要方面是合作从而形成“增长联盟”,地方政府采取的博弈策略大体上是“迎合”多于“对抗”,商业利益群体则采取“理性回应”策略。面对强大的增长联盟,民众的策略大体上是“顺从”、“有限抗争”,对“增长联盟”的抵制比较软弱无力。大城市人口空间演变是微观过程与宏观表征的统一体,包括人口迁居与城市各区位人口规模变动(或人口空间格局变动)两个基本方面。以卢湾、浦东新区、金山区分别作为上海市中心城区、近郊区、远郊区的典型代表,可以看出三个地带各自的人口迁入、迁出特征。中心城区因动拆迁而形成大规模迁出流,因城市更新过程的住房再开发吸引市内人口迁入,另外中心城区商业、服务业发展吸引市外人口迁入流,大规模迁出以及规模可观的迁入使得中心城区发生快速人口置换。近郊区的大规模住房开发与第二产业发展分别吸引着市内普通白领与外来劳动力的大量迁入,近郊区的迁入流远大于迁出流。与中心城区以及近郊区相比,远郊区的人口迁居行为相对不太活跃,主要以近距离的区内迁居为主,同时与街道、镇村委两类社区相比,镇居委这类社区的开放度相对较高,人口迁入比较活跃一些。1990年代以来,上海市人口空间演变的宏观表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中心城区整体人口规模与人口密度均有所下降但局部区域出现人口密度增加;近郊区人口呈快速地、不均衡地增长态势,人口增长主要体现在与中心城相邻的区域,同时郊区人口分布表现出“簇团式”发展的态势;外来人口郊区化与一般模型所描述的情形有所不同,其特殊性表现在中心城核心区与郊区的外来常住人口数量同时增长;远郊区人口较缓慢增长,区域人口分布过于分散的状况仍未有大的变动,统计数字上表现出来的人口空间格局变化大都源于行政区划调整,外来人口数量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促进远郊区人口集聚的作用。生态竞争是隐藏在大城市人口空间演变中的基本机制,各社会阶层围绕共同的适宜区位展开竞争,但由于特定区位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有限,竞争的结果是导致人群迁居,进而使得人口空间分布发生改变,这就奠定了“人”的因素在大城市人口空间演变动力机制中的主体地位。上海市中心城区人口密度快速下降,但与郊区相比,这一区域仍然具有公共交通便利度高、教育资源集中度高、商业网点密度大、生态环境状况良好、就业机会集中的特点,总体上仍是生态位势较高的区位。中心城区迁出行为比较活跃的人群具有一定弱势群体的特征,而迁入行为比较活跃的人群主要都是青壮年劳动力。近郊地带迁出到中心城区行为比较活跃的人群主要是出于学习培训需要而迁居的青年人,以及具备一定经济实力重新择居的中年人;而迁入行为比较活跃的人群则主要是来自中心城区动拆迁地块的弱势群体(老年人、文化程度较低的人群、失业人群)、白领人群(尤其是普通白领)以及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年轻的外来务工者。大城市各社会阶层之间的生态竞争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根据对上海市的案例分析可知,最重要的影响来自政府与商业利益群体的强烈干扰作用,这一干扰加快了生态竞争与中心城区弱势群体的淘汰过程;地方文化因素,即传统的城市区位优劣认知强化了生态竞争;个人特征与家庭状况对生态竞争也有影响,但这一影响比较有限。在这种背景下,大城市人口空间演变的综合动力机制基本上可以概括为,民众与增长联盟之间的冲突、博弈影响到各社会阶层的迁居决策,并导致城市各区位上的人口数量变动。面对增长联盟带来的城市变迁,不同社会阶层的应对策略有所差异。对于毫无抗争能力的人群而言,其迁居过程高度依赖政府与商业利益行为,成为可以随意摆放的棋子;对于那些有一定选择能力的人而言,其迁居的区位往往是紧邻中心城区的次优区位,并不完全与“增长联盟”所期望的一致,但是,却也大体上是朝着“增长联盟”所期望的方向变动。全球化时代城市竞争日益激烈,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赶超战略”的指导下大城市发展进入速度竞争时代,政府与资本组成的增长联盟几乎垄断了城市化发展的话语权。大城市人口迁居以及人口空间格局变动服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朝着政府、商业利益群体所期望的“理想”状态发展,而“人的需求”则相对处于次要地位。脱离“科学发展观”指导的人口布局调整带来了种种问题。大城市人口空间演变与城乡统筹发展的思路不相适应,不利于构建和谐干群关系,不利于宜居城市建设,并且导致郊区社会管理中出现众多问题。本研究的政策启示意义有三点,大城市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尚有待转型;对于当代中国东部大城市而言,人口政策,主要是人口分布与移动政策,应在城市政策中居特别重要的地位,应该要强调人口政策与其他各类城市政策之间的协调与良性互动,形成综合力,共同推动“和谐城市”建设;在利益分化与利益博弈日益凸现的时代,民众的维权意识正被逐步唤起,“无所不能”的政府继续存在的空间将越来越狭小,这一时代特征要求政府回归公共利益代表以及利益平衡者的角色,同时政府角色回归也是“科学发展观”以及“以人为本”原则的要求。今后应让民众在迁居中多拥有一些选择的可能,而不是仅仅朝着政府单方面所期望的状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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