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九·一八”事变前后以及整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所奉行的“不抵抗主义”是近代中国外交史上极其重要的一环。对于其成因研究,既不能仅以当时中日力量对比的基本面作为唯一根据从而滑入忽略观念因素的物质主义泥潭,也不能单纯从某个决策者的个体观念出发从而将其视为具有偶然性的个体主义因素作用的结果,而应将世纪之交的中外互动的产物、具有群体性特征的决策文化作为研究基点,分析决策文化对具体决策或政策的指导作用。作为一国政府决策层内部所共享的“共同知识”,决策文化是该政府根据其与他国以及国内其它政治势力互动所得出的认知、同时在汲取自身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逐步积累起来,并在一定时期内为该国决策层普遍接受的具有传承性的历史经验和观念形态,它建构了决策行为体的身份与利益,从而确立了对于国际体系与国际规范、他国行为模式与战略目标、国内政治逻辑以及该政府应选择的行为模式等方面的总体信念体系,主导着一国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内政外交的总体方针,在具体问题的认知、选择与判断上起着标尺的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的中外互动,特别是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不仅彻底颠覆了中国决策层所固有的“天朝上国”观念,还催生了以强烈的弱国心态为特征的新的决策文化。弱国心态决策文化主要是基于历次战争惨痛的失败与蒙受的巨大屈辱以及由此体会到的中外悬殊差距而产生的强烈的自惭形秽与失败主义,既是对当时中外局势和中国身份利益较为清醒的认识,又是相对于原有优越感与自负心理的强烈心理失衡。这一决策文化贯穿了整个20世纪前半期的晚清与民国时期,使历届政府明确了自身贫病弱国的身份,界定了其特有的利益,并指导其在抗战与谋和、抗拒与融入、独斗与依附、安内与攘外四个问题上重新进行了选择,以求使一个对外弱小、对内弱势的政府能在外交中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尽量减少国家利益的丧失、争取维持较长时问的和平稳定的总体局势,在内政上维护和巩固自身统治、按照本统治集团的意志统一与建设国家。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并没有改变晚清以来中国作为一个贫病弱国的基本国情,弱国心态决策文化依然在身份建构、利益界定与行为模式选择的问题上指导着政府决策。“不抵抗主义”正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内外交迫情形下,基于弱国心态决策文化,制定的力图全面解决内忧与外患、综合运用军事与外交手段、将短期目标与长期规划相结合的总体战略规划。这一战略规划包含了避战保和、倚赖国联调处、谋求大国干涉以及争取时间谋求内部统一与发展等四方面的内涵。这与其前任在抗战与谋和、抗拒与融入、独斗与依附、安内与攘外四个问题上的抉择是完全一致的。“不抵抗主义”的消亡与其形成一样,是以决策文化转变为前提的。决策文化在现实中的实施绩效以及决策者对该种绩效的认知状况分别构成了决策文化转换的充分与必要条件。由于现实情况的转变导致弱国心态决策文化指导下“不抵抗”在实践中屡屡碰壁,以及蒋介石等决策者个体对这种状况的认知使弱国心态决策文化瓦解,最终导致了中国从“不抵抗”走向了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