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国收藏家丘记金（论文文献综述）
杨夏薇[1]（2021）在《宋代铜镜纹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铜镜是古代日用品,在中国古代既用于鉴容,也用于辟邪等场合,因流传两千多年以上,在物质文化史上有重要地位。铜镜的形式相对简单,平板状,多为圆形,偶有方形,间有菱花形、椭圆等形状者,极个别有柄。其正面平或微凸,是实现其基本功能面,其背面有多种多样的纹饰和装饰,成为古代艺术的主要载体。因铜镜的基本功能是鉴容,所以镜面需要光亮、致密,中国古代铸工在长期实践中,发现高锡青铜可达此效果,其材质的锡含量往往在20%以上,甚至有30%者,但高锡青铜镜坚硬质脆,坠落即碎。而镜背面的纹饰或装饰,应当本源于商周青铜礼乐器,并随时代不同而有变化,工艺也如青铜礼乐器一样多种多样,所以,铸工铜镜的制作,同样沿袭青铜礼乐器生产的路径,早期都是以泥范块范法成形的。青铜器的装饰工艺,多移借自青铜容器,包括镶嵌、错、鎏、镀、绘和包金银等,其中镀锡工艺在装饰镜背的基础上,铸工逐步认识到也是处理镜面、使之白亮的加工工艺。随着这种工艺的普及,铜镜合金的锡含量可以不必很高,使其依然保持相当的韧性。中国铜镜可上溯到河西走廊的齐家文化,中原出现最早的是商代,西周只是零星发现,这些具有铜镜形象的器物,究竟是否全部用于鉴容,还不能肯定,至少其中某些是用于装饰。真正作为日用鉴容的铜镜,大概从春秋晚期才开始逐步增多,侯马铸铜做法发现有铸镜模范,反映出铸镜和其他青铜器的铸造工艺甚至装饰纹样一致。经过战国时代的发展,一些特种工艺镜颇为突出,如漆背镜、彩绘镜、双背镜等,表现出高度的工艺技巧。秦汉是青铜镜大大发展阶段,王室和戈地方都会都是青铜镜的重要产地,商品性强故纹样类型多。汉之后的连年动乱对青铜镜生产打击较大,但随着佛教东传和道教的兴起,宗教题材成为铜镜纹样的主要内容。隋唐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多种精美形式、装饰手法多样、纹饰题材丰富的青铜器,表明铜镜生产臻至高峰。唐宋社会的巨变在史学界已有不少研究和讨论,艺术史也有涉及。通观两个时代的青铜镜,差别突出。宋代青铜镜因普通和寻常,往往被忽视,页成为研究较少、留下诸多空白的流域。本文即是针对这一空白而设计的研究,宋代手工业商品化有关,大批量的铜镜以工业化模式生产出来,其纹饰装饰性更强。如表现宋代女性文化的花卉纹镜和凤鸟纹镜,也有人物故事纹镜中展现宋代士人隐逸之情的许由巢父镜、王质观弈镜,还有展现宋代铜镜商品化的商标牌记镜,再有反映与道教、佛教有关的铜镜。宋代铜镜纹饰在艺术上呈现出丰富的装饰化、世俗化表现内容。纹饰的世俗化表现与佛、道教世俗化有关,佛道教义逐渐世俗化,广纳信众,与社会风俗相结合,形成特殊的民间风俗礼仪。铜镜参与了宋人的生活,照容或是民间信仰中用镜祭祀、婚丧喜庆事中都见有铜镜的使用,铜镜纹饰就是反应这些风俗的图像。本文采用图像与空间的讨论方法,将宋代铜镜中的部分纹饰作为单一图像来看,与周围的墓葬壁画、器物形成一个研究场域,应属于墓葬器物研究的一种方法。通过铜镜的功能与图像产生的交互关系,更好的理解宋代铸镜工匠在铜镜装饰上对于纹饰内容、题材的选择,从而进一步探究宋人在物质文化上对铜镜的设计与构思,并探讨纹饰除装饰意义以外的思想内涵,从而进一步展现宋人的造物与装饰思想。
杨家伟[2]（2020）在《宗唐溯晋 ——复古视角下的元代士人法书鉴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有元一代,是中国书法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转折期。元代以“宗唐溯晋”为旨归的复古运动,使得元代法书鉴藏活动更加彰显出其时代属性与特点。因此,无论是从书法史亦或鉴藏史的角度,元代士人法书鉴藏都是不可回避的研究课题。本文立足于元代书法复古的史学视角,以元代士人阶层为考察对象,借助元代正史、别史、元人诗文集、文人笔记,以及明、清书画着录文献、历代刻帖等,重点论述该群体法书鉴藏活动的特点以及与元代书法复古间的关系,主要包括对以杭州、大都为中心的鉴藏圈鉴藏风气及相关鉴藏人物的考察,书法史上影响深远的晋唐法帖在元代引起的鉴藏热潮,元人晋唐法书题跋中所反映出的复古观念及其演进特点等。宋末元初的杭州是当时江南乃至全国的法书鉴藏重镇,大批喜好鉴藏的南北方官吏和宋金遗民聚集于此,逐渐形成了一个以赵孟頫、鲜于枢为核心的庞大鉴藏群体。他们通过雅集、互访、交游、买卖等活动方式,促进了晋唐法书的流通与鉴藏风气的兴起,开启了宗唐溯晋复古思潮的先声。元代中后期,北方大都法书鉴藏中心的地位愈发凸显。精书擅鉴的馆阁文人成为大都鉴藏圈的主体,法书鉴藏成为君臣之间、不同民族、阶层的文士间交流互动的重要媒介。崇慕晋唐的鉴藏风气体现了复古思想的现实意义与影响。文宗、顺帝对于法书鉴藏的热衷以及奎章阁学士院、鉴书博士的设立,极大促进了法书鉴藏风气的兴盛。元末明初江南苏杭等地为喜好鉴藏的隐逸之士提供了一方沃土,鉴藏品味在复古的主基调下趋向多元。元代士人对王羲之《兰亭序》、王献之《保母志》等珍贵晋唐法书的鉴藏热潮,既是元代法书鉴藏蓬勃发展及鉴藏观念的真实写照,也是复古思想的生动体现。真实反映出不同时期、身份、阶层、地域、种族的元代士人的鉴赏态度与观念,及其背后所寓含的政治、文化、伦理等因素。法书题跋是元代士人法书鉴藏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蔚为大观。具有察本体、明流变、辨真伪等重要的书史价值,同时生动客观地反映出元人的临古学古观念,体现出元人对晋韵唐风从理解、接受到认同、推崇的渐变过程。元代士人的书法复古与法书鉴藏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密不可分。法书鉴藏为书法复古提供了可靠的现实保障,激发了复古思想的萌生与发展;复古运动则极大地促进鉴藏风气的兴起、繁盛和鉴藏品味的趋同。
杨雷力[3]（2019）在《金庸武侠小说的跨媒介研究 ——以香港的影视改编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对于通俗文学的研究来说,金庸武侠小说是一个重要领域。金庸武侠小说在香港流行逾半个世纪,并透过跨媒介的发展,辐射出影视、漫画、玩具等不同的面向,从而形成一个独特的“金庸文化圈”。香港,可以视为金庸武侠小说跨媒介拓展的发源地。市场营销有所谓“市场需要”,能满足市场需要的产品,就是能走俏的产品。原创小说针对文字阅读的需要,而影视改编则为视觉艺术上的再创造。金庸武侠小说先以文字满足市民的阅读快感,继而透过电影和电视剧的改编,满足大众的娱乐需要。金庸武侠小说的出现和后来的热销,既是一种商业行为,也是一种大众文化,并以一种大众文化商品的姿态在香港流行。因此,笔者以大众文化为经,市场与消费为纬,立足香港,以香港人的角度探讨金庸武侠小说的跨媒介现象;同时,以金庸武侠小说在香港的影视改编为深入探讨的对象,为现有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并以大众文化及市场与消费为切入点,探讨金庸武侠小说在香港的跨媒介拓展。除“绪论”外,本文共分三章,论述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金庸武侠电影改编、TVB的金庸武侠剧热潮,以及金庸武侠小说在影视以外的跨媒介拓展,从而探究独特而复杂的“金庸文化圈”。金庸武侠小说的电影改编虽然早就有了,但就其发展和影响而言,则远比电视剧的改编逊色。另一方面,流行文化要讲求市场与盈利,才能让“文化”持续“流行”。半个世纪以来,金庸武侠小说藉跨媒介发展,建立成为一种文化的同时,也建立成为一种无形的“品牌”,为文化圈提供了无数的商机。这个文化圈,并不是金庸一人建立起来的,而是读者、观众、听众、消费者、绘画者、影视制作人、产品制造商、游戏开发商等等,共同努力不懈的成果。
卫恒先[4]（2019）在《民国上海雕塑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课题以民国时期活跃在上海地区的雕塑家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一手资料的挖掘整理,系统的考察民国上海雕塑家的社会活动、艺术实践和创作观念,以点带面的反映中国早期现代雕塑的发展历程。阐述特定的城市商业环境、文化语境和时代背景对于雕塑家的深刻影响。救亡和启蒙是20世纪早期中国的时代主题,五四运动以来,从“科技救国”到“文化救国”意识转型催生了中国学子对于西方艺术领域的关注,他们对于西方雕塑的学习也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文章的第一部分主要考察了上海的文化背景和城市建设背景对于现代雕塑产生的有利条件,以及西学东渐浪潮下早期上海雕塑家的出现及学习情况。第二部分以社会学的视角还原历史的现场,微观考察雕塑家们留洋归国后,如何在上海的都市背景和文化语境下进行自我经营、从事雕塑展览活动和教学活动的,以及这些艺术活动的公众评价和社会效应。第三部分考察上海雕塑家多重艺术实践的以及他们对于艺术语言、风格的自觉追求。民国上海文化中既具有最时尚和最具活力的元素,也有最传统和最经典的元素,这两种元素在艺术家的实践中是并存的,他们多数都接受过“新”“旧”之学,在面对“中”和“西”两种语汇时往往能应对自如,这不仅体现在艺术形式上的“分”,也体现在雕塑观念上的“合”。同时,他们将雕塑作为自我表达的媒介,在雕塑创作中强调个人风格,通过不同艺术语言和形式来诠释个人化的、特定的艺术观念。第四部分考察在民国社会和时代巨变下,雕塑家们对于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的诠释与解读,他们在公共空间中的建造的领袖和英雄形象,借鉴西方雕塑的形式和构图,塑造出符合中国时代特征的大写的“人”,将民族意志融入到公共空间中,从而促进民族公共意识的觉醒,激励全民族的爱国热情。第五部分考察民国雕塑家的历史贡献与当代意义。在民国的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下,雕塑家们都有着浓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的艺术活动与“美育救国”的思潮是相联系的,在他们的作品中也有深刻的人文主义关怀。可以说民国上海雕塑家们是中国现代雕塑的拓荒者、美育的传播者、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他们的雕塑作品成为城市独特的公共记忆和历史记忆,它们提升了城市的精神内涵,为城市注入了灵魂。文章的最后探讨民国时期雕塑家的艺术创作对于当今雕塑创作的启示,笔者认为雕塑民族化是一个变化的概念,不同的历程有着特定的历史语境,民族化应与时代内涵相联系。同时认为雕塑应该表现人文精神,对于人性的表现、对于情感的表现是雕塑创作恒常的主题,当代雕塑在面对不同时代和不同经历的对象时,依然会迸发出新的活力。
罗羽羚[5]（2018）在《《墨庄漫录》文学批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宋人张邦基所撰的《墨庄漫录》是一部珍贵的宋代史料笔记。在《墨庄漫录》现有研究中,有的将其作为小说研究,有的将其作为笔记研究。但是笔者认为《墨庄漫录》也是一本重诗文批评的着作,全书共有三百一十八则条目,其中文学的部分就占了全书内容的三分之一以上,因此本文重点研究《墨庄漫录》的文学批评。文章首先简单梳理了张邦基的生平及其家世,以新材料补充张氏家族成员情况。着重研究《墨庄漫录》对《全宋诗》的补佚价值。其次,从张邦基性喜藏书,寓居号为“墨庄”可知张邦基具有藏书家的身份和藏书的意识,同时张邦基又是一位学问家和批评家,在藏书活动、学术研究、文学批评等方面有出色的表现。在宋代“以才学为诗”的风尚和宋代江西诗派“无一字无来处”的准则影响之下,张邦基利用藏书进行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表现在诗文考辩和诗文批评两个方面。再次,在诗文考辩中,张邦基以藏书知识支撑自己的看法,有理有据,将“无一字无来处”的诗学主张落实到书本中,体现出《墨庄漫录》见之于学术实践的文学价值。最后,在诗文批评方面,张邦基提出“尚奇求新,推崇才思”“诗重立意,语意皆工”“以情论诗,情境合一”“不薄古今,唐宋兼爱”的观点,体现张邦基对诗歌审美的追求,符合宋代文人的审美取向和创作实际。总之,《墨庄漫录》的文学批评,表现出宋代的文学风尚和宋人的审美情趣,对研究宋代文学批评有一定的帮助。
都刘平[6]（2018）在《元曲十九家行状考辨》文中认为考证是文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孔子即已讲“无征不信”,清代乾嘉学派运用它取得了空前的学术成就。但古人是将其运用于经史研究,以这一方法运用于戏曲者,始自近人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出,使向来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曲真正跻身于现代学术大厦之中。王氏在全面梳理古剧的基础上,系统的研究了元杂剧的方方面面,或受材料与精力所限,在论述元杂剧家生平事迹时,依据的主要材料仅钟嗣成《录鬼簿》。真正以元曲家生平作为研究对象,全力搜索文献资料、考证其行迹的,是孙楷第先生。他的这项工作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至1981年修订版《元曲家考略》问世,共考证作家八十五位,成为元曲家生平研究的第一功臣。同时及后来学者,也都不同程度的补充推进了孙先生的这项学术研究。元人文献浩繁,孙先生以一己之力,在没有现代数据检索的情况下,能搜索到如此多的材料、考证如此多的曲家事迹,实令人敬佩。但还有不少文献未被查索使用,自然也是在意料之中的。近来的研究者,或限于自己的研究课题,或担心徒劳无功,很少有以“元曲家新考”为研究题目。只是就自己现有的研究对象、阅读范围,就偶尔发现的新材料、新证据撰而为文,虽对个别作家的事迹的了解认识有帮助,但对元曲家整体研究的推进,难着功效。笔者二O一五年从袁师世硕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协助袁师做《录鬼簿》汇校整理工作。在这期间,编集了有关元曲家生平传记的资料,并对有疑问的材料间作笺注。除正史有传的作家外,累积文献四十万字。在现代学者编纂的元代诗文词总集之外,翻阅了大量石刻文献及清人编集的有关元人书画题跋材料。其中颇有一些新的收获。此外,元朝因有长达八十年没有科举的时间空白,汉族文人最主要的晋身之途就是从吏。《元史·孛术鲁翀传》所谓“科举未立,人才多以吏进”。而即便延佑二年恢复科举后,在种族歧视的政策下,汉族士子由科举而入仕的数量也很有限①。所以对元代吏职制度的研究,是破解元曲家身世的一把重要钥匙。为此,笔者翻阅了以《元典章》为代表的部分元代官方文书,并参研现代学者相关方面的研究着作。正是在这些前期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先后撰成若干单篇论文,部分公开发表在一些刊物上。现在择出材料较丰赡、据新发现的文献可以解决学术史上的一些问题的若干种,以作家时代先后为次序,撰成《考辨》,计得总数十九人。遵循学界元曲研究的通例,分散曲家（上篇）、杂剧家（下篇）两部分。其中散曲家十一人,杂剧家八人。通过对有元一代曲家的整体研究,可以发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曲家的身份构成是有差异的,并非如过去笼统的“底层文人”所能界定。元初,面对方兴的曲体文学的出现,文人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如关汉卿、白朴等一批具有包容开放思想的文人积极接纳,参与其中。而另一部文人则仍严守传统,在诗文领域继续骋才。这两个领域的文人也就各自分为不同的阵营,彼此间少有交集。介乎两者之间的则是偶作散曲而不染指杂剧的作家,他们从“今乐府犹古乐府”的崇古思想出发,以散曲为古乐府的当代变体。文人这种自我身份的分流现象,随着大量曲体文学的涌现,对本朝这一新兴文体价值意义的认识的深入,至元中后期发生改变。邾经曾中进士（应是乡贡进士）;钟嗣成是名士邓文原的弟子,也多次参加江浙乡试;张鸣善以诗歌创作擅时名,与诗人张翥、成廷珪等交往密切。他们都不以参与杂剧创作为耻。正是对曲文体的价值的深化认识,在面对登峰造极的唐诗、宋词时,他们以“大元乐府”作为与之抗衡的底气和资本。作为有元一代诗文领袖的虞集,将“国朝之今乐府”与“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之道学”,并称为“一代之绝艺”。对通俗化的杂剧,也认为其“有深意焉”,“不失为美刺之一端也”而加以肯定。也正如此,元后期出现了一批对元曲作家及作品文献整理的着作,诸如贯云石、虞集、杨维祯等文坛领袖纷纷为之作序。从这个角度说,“元曲的经典化”,不必等到明代,元本朝人已然自觉的认识到了。
沈海涛[7]（2017）在《20世纪江西篆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期间,江西涌现出了陈师曾、傅抱石、许亦农、萧高洪等在全国印学界有着重要地位的篆刻名家和印学理论大家。纵观20世纪江西篆刻发展历程,经历了晚清印风的承续期、名家辈出的崛起期和推陈出新的繁荣期三个阶段。100年间,江西篆刻创作风格各异,既有传统的雄浑豪放、挺拔钢锐印风,也有颇具时代气息的当AI写作意印风,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多元风貌。在江西印学家的努力下,率先编着了篆刻教材,写出了第一部中国篆刻史,开辟了“印章历史与文化”这一印学研究新领域。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篆刻教育走在当时全国前列的,回民内部传承为该时期江西独具特色的篆刻传承方式。20世纪江西创立了一批篆刻社团,上半叶多为带有商业性质的印社,下半叶均为纯艺术性的印社,这些印社为培育篆刻家、繁荣印学作出了积极贡献。通过系列展赛艺术活动增进了江西篆刻家与外界的交流、学习,提高了江西在全国印坛的影响,尤其是傅抱石走出国门进行的国际交流,为中国篆刻赢得广泛赞誉。本论文在全面收集整理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全面梳理了江西20世纪篆刻发展的整体面貌,匡正了学界的一些错误认识,为进一步研究江西现代篆刻作出了初步的学术探索。
王燕华[8]（2016）在《中国古代类书史视域下的隋唐类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主要以隋唐类书为研究对象,将其置于中国古代类书史视域下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共分八章。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类书兴起的时期,基本确立了类书的编撰思想和方法,官私类书取得了一定的发展。这一时期的类书,大多已散佚,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尤其是敦煌类书研究成果的公开,使我们对魏晋南北朝类书发展的脉络逐渐明晰,这为深入探究隋唐类书演进的基础,创造了更好的条件。隋唐类书是中国类书进入宋代繁荣期的前站,处于积累发展阶段。隋唐类书的发展有赖于帝王盛世文化的功业、文化的融合、科举制度的完善和各类知识查找的新需求。隋唐类书产生了“事文一体”的类书编撰新体例,形成了类书发展的新特点。隋唐类书众多,但至今尚存者不到十部,其中四大类书代表了隋唐类书发展的最高成就,表明其在中国类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隋唐时期,类书分类思想的逐步完善,主要表现在“百科全书”思想的形成、文献应用思想的确立、类分思想的演进、目录分类思想的变化等方面。隋唐类书的“百科全书”思想,以包罗万象和事文兼收为特征。隋唐官私类书均以“天地人事物”顺序为部类,以容纳万物为收录的宗旨。隋唐类书文献应用的新理念,使编撰的类书成为汇聚知识的资料库和诗文创作、应试备考、蒙学教育等的工具书。隋唐类书逐渐形成了稳定的三级类目分类体系,呈现出了细密化、规范化的趋势。同时,韵编法的产生也提供了一种新的类书分类法。此外,目录书对于类书着录的变化,也反映了隋唐类书分类思想的逐步完善和发展。隋唐类书编撰体例之精细超越了前代,在分类体系的安排上,主要表现为分类结构的完善和“事文一体”体例的演进,由此基本形成了综合性类书的分类框架。隋唐类书“事文一体”的新体例,经《北堂书钞》之雏形,《艺文类聚》之初创,《初学记》之演进,逐渐趋于成熟。隋唐时期,类书编撰者创造性地将互着别裁法、参见法、按注法等目录学方法引入了类书编撰中,进一步完善了类书的编撰方法,提高了类书的使用价值。隋唐类书的本体功用和新功用日趋完善。隋唐时期大规模编撰类书,主要出于帝王夸耀文治之心,亦有借编撰类书达到安抚人心、缓和统治阶层内部矛盾的目的,同时隋唐类书汇聚各种资料,其临事取用方便检索、储材备用为文章之助的本体功用得到了充分发展。隋唐类书“事文一体”新体例的构建,集儒家经典、典故旧事、诗赋杂文于一体,进一步拓展了类书的新功能,也使类书应试备考和蒙学教材的新功用逐渐凸现。在目录书中,类书所处的位置多有变迁。《皇览》初创,即着录于史部“皇览簿”,此后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类书在数量和类型上有了一定的拓展,遂脱离史部,于《隋志》中居子部杂家之末。隋唐类书数量大增,体例创新,其于目录书中单独辟类成为了必要,终于在《旧志》中取得独立地位,于子部之下辟“事类”类专收类书,《新志》则改“事类”为“类书”类收录类书,这是对隋唐类书重要变化的科学判断,客观地反映了时人的类书观和学术界对于类书地位、价值的判定。隋唐类书体例与内容的变化,更多地展现了实用性价值,这就为类书走向民间开辟了通道,成为普通士子应试备考、蒙学教育的工具书。隋唐类书广泛流传于民间、海外,甚至流传千年仍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这是其地位、价值显着提高的明证。隋唐类书“资料汇编”的性质,对后世学者来说,利用其搜集相关文献资料明显是一种便捷的手段。同时,借助类书进行校勘典籍、辑录佚书等,也有着特殊的价值。当然,隋唐类书搜集的资料毕竟是第二手的,其体例安排时同样存在着引用资料无确切出处、分类重复和引用类书版本不精等诸问题。由此,我们需要正确认识隋唐类书的文献价值和不足之处,以使隋唐类书成为后世学者治学的资料库和工具书。隋唐类书分类思想的成熟和分类体系的完善,为宋以后类书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并指明了方向。在中国类书史视域下,宋代类书发展繁荣的各个方面都能从隋唐类书中找到端倪,这足以说明隋唐类书的发展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确实对宋以后类书的发展繁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李文慧[9]（2016）在《《习苦斋画絮》考释》文中提出戴熙所处的时代是清朝后期,这一时期既有太平天国运动导致的内乱纷起,又有列强入侵的外患猛增,政治、经济、艺术都受到了极大地冲击。当时的画家一面在清初四王创造的摹古遗风中苦苦挣扎,一面不断的反思突破原有的禁锢,开辟新的局面,戴熙就是这一时期的卓越代表,他与同时代的汤贻汾被称为“四王后劲”。戴熙的绘画学习四王而又自成一家,形成了清腴雅致的小景山水,为四王的追随者提供了新的思路,也对稍后海派画家的崛起起到了指引作用。后人所作的绘画史在谈及清朝时却只介绍“四王”、“四僧”等绘画情况,对之后的画家如汤、戴等人只是一笔带过,没有给与充分的重视,这对于研究清中后期绘画艺术和理论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本文从戴熙的日记类绘画题跋着作《习苦斋画絮》出发,通过注释的途径,详细的梳理戴熙的生平、交游、绘画风格特点、嬗变、美学观点等,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文章以《习苦斋画絮》为切入点,结合前代和同时期的大量文献资料详尽的注释《习苦斋画絮》,较为完整的展现《习苦斋画絮》的全貌,深入的分析了戴熙的绘画艺术特点。论文共分为三个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综述戴熙的生平和《习苦斋画絮》的版本考证。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从《习苦斋画絮》来看戴熙绘画艺术观点。此部分分为两个小节,第一小节为师古仿古,不拘泥于古。从三个方面论述戴熙效法古人的绘画观点,即清初四王对戴熙绘画观点的影响、恽寿平对戴熙绘画观点的影响、宋元诸家对戴熙绘画观点的影响。第二小节为师法造化,形为心役。主要从戴熙师法自然,并从中领会到四季观、四美观等美学观点来论述。第三部分为《习苦斋画絮》原文断句、添加标点符号和注释。以惠年版《习苦斋画絮》为基础,参考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中已经录入断句后的惠年版《习苦斋画絮》为基础添加标点符号。注释则主要依靠《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和中国基本古籍库来完成。文章后添加附录,收录了《习苦斋画絮》中待考人物名单和戴熙年表。虽然戴熙及其《习苦斋画絮》的研究仅仅是清代画家、画论研究的一个具体个案,但透过个案研究,可以看到隐藏在其下的一个地区的文化、交游圈,以及一个时代的文人画家的思想,对于研究清代晚期文人山水画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李寒晴[10]（2015）在《晚清民国词中的域外镜像》文中认为学术的发展同研究主体的意识及其活动息息相关,也与时代所提供的思想资料与知识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晚清、民国时期的词人,以词写域外之镜像,不仅丰富了词的表现内容,扩大了词的影响,也革新了词的创作手法。目前,学界有关民国词人作品中的域外镜像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并且,这些研究大多从传统的词学研究角度进行解读与归纳,并较多地聚焦于一位或几位词人的作品及其影响,因此较难反映出民国时期有过域外生活经历的词人的作品中所展现出的整体面貌。这有必要对民国词人作品中所反映出的域外镜像进行专门性、整体性、理论性的研究。本论文以民国时期多位词人的作品中所呈现的域外镜像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考证和历史还原等方法,由点到面,由此及彼,梳理其创作背景,分析其艺术特点,揭示其词史意义和影响,并结合群体和个人,分析民国词中域外镜像区别于传统词作的新思想、新题材,探讨其对传统词作的继承和发展。
二、南国收藏家丘记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南国收藏家丘记金（论文提纲范文）
（1）宋代铜镜纹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价值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宋代铜镜纹饰的发展演变 |
| 第一节 宋代铜镜纹饰考古学分期与特征 |
| 一、考古学研究中宋代铜镜纹饰的分期 |
| 二、考古学研究中宋代铜镜形制的分期 |
| 第二节 宋代铜镜纹饰的特征 |
| 一、宋代铜镜纹饰的题材特征 |
| 二、宋代铜镜纹饰的构图特征 |
| 三、宋代铜镜纹饰的装饰特征 |
| 第二章 花卉纹的图像形式与内容 |
| 第一节 花卉纹 |
| 一、牡丹纹 |
| 二、莲花纹 |
| 三、梅花纹 |
| 第二节 花卉纹的图式结构 |
| 一、缠枝花式结构 |
| 二、折枝花式结构 |
| 三、“小品”式结构 |
| 第三节 花卉纹对宋代花鸟画的模仿 |
| 第三章 凤鸟纹与龙纹的图像形式与内容 |
| 第一节 凤鸟纹 |
| 一、凤鸟纹 |
| 二、凤鸟纹的图式结构 |
| 第二节 龙纹 |
| 一、龙纹的图像形式 |
| 二、龙纹的图像内容 |
| 第四章 人物故事纹的图像形式与内容 |
| 第一节 仙人故事纹 |
| 一、龟鹤仙人纹 |
| 二、仙人斩蛟龙纹 |
| 三、达摩渡江纹 |
| 第二节 历史人物故事纹 |
| 一、许由巢父纹 |
| 二、王质观弈纹 |
| 三、唐明皇游月宫纹 |
| 第三节 民间故事纹 |
| 一、柳毅传书纹 |
| 二、牛郎织女纹 |
| 第四节 世俗生活类纹饰 |
| 一、海舶纹 |
| 二、婴戏纹 |
| 第五章 其他类型纹饰的图像形式与内容 |
| 第一节 几何纹 |
| 一、球路纹与龟背纹的发展演变 |
| 二、球路纹、龟背纹的仿藻井式结构 |
| 三、球路纹、龟背纹镜与建筑纹饰的关系 |
| 第二节 八卦纹 |
| 一、八卦纹的图像形式 |
| 二、八卦纹的符号化演变 |
| 第三节 牌记铭文镜 |
| 一、宋镜“牌记”的发展与形式 |
| 二、牌记铭文的内容 |
| 三、牌记中铸镜城镇的分布情况 |
| 第六章 宋代铜镜纹饰的“图像功能” |
| 第一节 墓葬中铜镜“使用空间”的界定 |
| 一、宋代墓葬中铜镜的使用特殊性 |
| 二、宋代铜镜的“使用空间”界定 |
| 第二节 墓顶挂镜的纹饰功能与意义 |
| 一、墓顶挂镜的基本情况与地域分布 |
| 二、墓顶铜镜纹饰的特殊性 |
| 三、铜镜纹饰与“访仙”隐喻 |
| 第三节 生活空间中铜镜的功能与意义 |
| 一、墓葬中的生活用镜 |
| 二、铜镜与日常生活 |
| 三、铜镜与镜像 |
| 第四节 宗教仪式中铜镜的功能与意义 |
| 一、铜镜纹饰与道教 |
| 二、铜镜纹饰与佛教 |
| 第五节 铜镜纹饰的“图像功能” |
| 一、装饰性 |
| 二、隐喻性 |
| 结语 |
| 附录1 宋代铜镜图录 |
| 附录2 宋代纪年墓出土铜镜表 |
| 参考文献 |
| 一、古代文献 |
| 二、现代文献 |
| 三、图录 |
| 四、考古发掘报告 |
| 五、期刊及硕博士学位论文 |
| 致谢 |
（2）宗唐溯晋 ——复古视角下的元代士人法书鉴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意义与解题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元初杭州法书鉴藏群体与复古观念的发微 |
| 第一节 南宋内府法书的流出与杭州鉴藏风气的兴盛 |
| 一、南宋内府法书收藏概况 |
| 二、南宋内府法书的流向 |
| 三、杭州鉴藏风气的兴盛 |
| 第二节 元初杭州鉴藏家丛考 |
| 一、由蒙、金入元的鉴藏家 |
| 二、由南宋入元的鉴藏家 |
| 三、遗民与隐士 |
| 四、其他 |
| 第三节 藏家互动与鉴赏观念认同 |
| 一、拜访 |
| 二、购买 |
| 三、交换 |
| 四、赠送 |
| 五、借观 |
| 六、雅集 |
| 七、其他方式 |
| 第四节 赵孟頫、鲜于枢的鉴藏与复古观念 |
| 一、从《赵鲜合册》《兰亭十三跋》看赵孟頫“复古”本质 |
| 二、鲜于枢的复古之“理” |
| 三、赵孟頫与鲜于枢法书鉴藏的异同 |
| 第二章 元中后期大都、江南鉴藏活动与复古思想 |
| 第一节 大都馆阁文人鉴藏风气 |
| 一、奎章阁与鉴书博士的设立 |
| 二、进献、赐赏、敕题晋唐法书 |
| 三、天庆寺雅集 |
| 四、晋韵唐风盛行京师 |
| 第二节 元末江南文人雅集与隐士鉴藏群体 |
| 一、元末文人雅集与法书鉴赏活动 |
| 二、元末隐士鉴藏群体 |
| 第三章 元人对晋唐法书的鉴藏与复古追求 |
| 第一节 冠绝古今典型在——《兰亭序》的鉴藏与研究 |
| 一、元人对于《兰亭》的鉴藏 |
| 二、元人对《兰亭序》的学习与摹刻 |
| 三、从赵孟頫临写《兰亭》看《兰亭》对元代复古的意义 |
| 第二节 《保母帖》在元代的流传与接受 |
| 一、现存《保母帖》概况及相关着录 |
| 二、从《保母帖》题跋看元代士人的鉴赏视角 |
| 第三节 陆柬之《文赋》考辨 |
| 一、墨迹本《文赋》的概况、流传及相关研究 |
| 二、文献着录中的写本《文赋》与赵孟頫所书《文赋》 |
| 三、墨迹本《文赋》对元代及后世的影响 |
| 第四章 晋唐法书元代士人题跋中的复古观念 |
| 第一节 法书题跋在元代的发展与书史价值 |
| 一、元代法书题跋的发展与兴盛 |
| 二、书史价值 |
| 第二节 出规入矩遗形取意——题跋与临古的认识 |
| 一、技法观 |
| 二、美学观 |
| 三、版本观 |
| 第三节 和而不同违而不犯——题跋中的复古观念与演进 |
| 一、南宋、金朝书法概况 |
| 二、宋金书风遗绪与元人的反思与探索 |
| 三、时流易趋,古意难复 |
| 四、古今书家宗祖——二王地位在元代的确立 |
| 五、从“宗唐溯晋”到“宗赵溯晋”——赵孟頫在元代复古中的影响 |
| 结论 |
| 附录 元代士人鉴藏晋唐法书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3）金庸武侠小说的跨媒介研究 ——以香港的影视改编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香港的通俗文学与金庸武侠小说 |
| 一、香港文学通俗化 |
| 二、与出版业息息相关 |
| 三、香港通俗小说的阅读市场 |
| 四、金庸武侠小说的价值与武侠文化 |
| 第二节 金庸武侠小说在香港的影视改编 |
| 一、“金庸现象” |
| 二、发展和影响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论文架构 |
| 一、大众文化、市场与消费 |
| 二、跨媒介 |
| 三、论文架构 |
| 第一章 金庸武侠小说的电影改编 |
| 第一节 金庸武侠电影的改编背景 |
| 一、峨嵋影片公司:武侠片专业户 |
| 二、香港电影发展的盛与衰 |
| 第二节 传统武侠和新时代文艺 |
| 一、《射雕英雄传》(1958):首部金庸武侠电影 |
| 二、《倚天屠龙记》(1963):张翠山、殷素素的“侠”故事 |
| 三、《射雕英雄传》(1977、1978、1981):张彻的阳刚电影风格 |
| 四、《书剑恩仇录》(1987):“不叫座”的文艺武侠片 |
| 第三节 天马行空、随意拼凑的疯狂动作喜剧 |
| 一、《笑傲江湖》系列(1990-1993):争议声中成经典 |
| 二、《鹿鼎记》(1992):票房收入最高的金庸武侠电影 |
| 三、《东邪西毒》(1994):另类经典、话题之作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金庸武侠小说的电视改编 |
| 第一节 香港的电视台与金庸武侠剧 |
| 一、佳视:金庸武侠剧的鼻祖 |
| 二、TVB:缔造金庸武侠剧的热潮 |
| 第二节 经典的选角 |
| 一、深入民心的演员形象 |
| 二、观众的集体回忆 |
| 第三节 主题曲和插曲 |
| 一、曲词皆美,留下深刻印象 |
| 二、观众共鸣,成为流行经典 |
| 第四节 宣传与延续 |
| 一、周刊和剧集互利共赢 |
| 二、唱片封套延续热潮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影视以外的金庸武侠小说跨媒介演化 |
| 第一节 静态金庸 |
| 一、文本:开拓本地及海外市场 |
| 二、插图:与金庸的文字相辉映 |
| 三、漫画:借金庸武侠小说大放异彩 |
| 第二节 动态金庸 |
| 一、音乐改编 |
| 二、舞台改编 |
| 三、广播剧和“有声书” |
| 第三节 衍生金庸 |
| 一、对战为主的桌上游戏 |
| 二、满足金庸迷的廉价收藏品 |
| 三、多元化的用品及玩具 |
| 四、虚拟世界中的“金庸” |
| 本章小结 |
| 结语:金庸武侠小说跨媒介研究的一些思考 |
| 参考文献 |
| 附录:金庸武侠小说电影改编(1958-2004) |
| 致谢 |
（4）民国上海雕塑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三、研究内容与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前期相关文献 |
| 六、创新点 |
| 第一章 上海雕塑家的出现背景 |
| 1.1 上海都市背景 |
| 1.1.1 大上海的商业背景 |
| 1.1.2 作为文化和艺术中心的上海 |
| 1.1.3 上海的都市建设与公共雕塑 |
| 1.2 “西学东渐”与早期雕塑的开展 |
| 1.2.1 传教活动及对于早期雕塑的影响 |
| 1.2.2 救亡图存与留学运动 |
| 1.3 上海雕塑家的国外求学背景 |
| 1.3.1 在法国巴黎美术学院的求学 |
| 1.3.2 法国自由画室的雕塑学习 |
| 1.3.3 张充仁在比利的雕塑学习 |
| 1.3.4 日本雕塑背景及留日雕塑家的学习 |
| 第二章 现实境遇——雕塑家在上海的活动 |
| 2.1 商业活动 |
| 2.1.1 艰难生存与谋求业务 |
| 2.1.2 商业经营 |
| 2.2 人际活动 |
| 2.2.1 江小鹣的朋友圈 |
| 2.2.2 其他雕塑家的人际交往 |
| 2.3 展览活动 |
| 2.3.1 雕塑展览的开创(1925-1929 年) |
| 2.3.2 雕塑展览的发展(1930-1936 年) |
| 2.3.3 雕塑展览的衰落(1937 以后) |
| 2.4 教学活动 |
| 2.4.1 在美术学校的雕塑教学 |
| 2.4.2 在社团和画室的雕塑教学 |
| 第三章 上海雕塑家的个人创作与自我追求 |
| 3.1 李金发雕塑中的“诗歌意象” |
| 3.2 江小鹣“通变中西”的多种艺术实践 |
| 3.2.1 江小鹣作品的现代艺术形态 |
| 3.2.2 传统文化对于江小鹣艺术的影响 |
| 3.2.3 江小鹣雕塑的“西体中魂” |
| 3.3 滕白也艺术中的“东方表现主义” |
| 3.4 岳仑、张澄江雕塑的折衷风格 |
| 3.5 张充仁雕塑的“罗丹风格” |
| 3.6 其他雕塑家关于“民族风格”的探索 |
| 3.6.1 张辰伯 |
| 3.6.2 万籁鸣 |
| 3.6.3 严德晖 |
| 3.6.4 滑田友 |
| 3.7 女性雕塑家的自我关照 |
| 第四章 塑造时代形象 |
| 4.1 “国父”形象的塑造 |
| 4.1.1 民国早期公共空间的孙中山像 |
| 4.1.2 上海市府总理铜像及影响 |
| 4.1.3 南京新街口总理铜像 |
| 4.2 革命英烈的塑造 |
| 4.2.1 骑马像 |
| 4.2.2 立像 |
| 4.3 抗战形象的塑造 |
| 4.4 民众肖像的塑造 |
| 第五章 民国上海雕塑家的价值 |
| 5.1 社会价值 |
| 5.1.1 促进美育的传播,凸显社会责任 |
| 5.1.2 作品中的人文主义思想 |
| 5.2 历史价值 |
| 5.2.1 雕塑事业的拓荒者 |
| 5.2.2 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
| 5.2.3 公共雕塑提升了城市的精神内涵和时代内涵 |
| 5.2.4 上海雕塑家的艺术活动丰富了“海派”文化的内涵 |
| 5.3 当代启示 |
| 5.3.1 雕塑创作要有人文关怀 |
| 5.3.2 雕塑创作要体现民族个性 |
| 5.3.3 雕塑创作要反映时代精神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民国上海雕塑家活动年表 |
| 二、民国时期三次教育部全国美术展览会参展作品名录 |
| 三、民国上海雕塑家着述、译介文献名录 |
| 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专着、科研成果 |
| 致谢 |
（5）《墨庄漫录》文学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目标 |
| 第一章 《墨庄漫录》的作者、编撰、着录与版本 |
| 第一节 作者生平和家世背景 |
| 第二节 《墨庄漫录》的着录与版本 |
| 第三节 《墨庄漫录》的编撰与价值 |
| 第二章 《墨庄漫录》作者之藏书意识与藏书活动 |
| 第一节 藏书意识与批评意识 |
| 第二节 藏书特色与文化意义 |
| 第三章 《墨庄漫录》的诗文考辨 |
| 第一节 诗文考订 |
| 第二节 诗文诠释 |
| 第四章 《墨庄漫录》的诗文批评 |
| 第一节 诗文批评方法 |
| 第二节 诗文审美追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 后记 |
（6）元曲十九家行状考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上篇 散曲家 |
| 徐琰 |
| 陈国宝 |
| 白无咎 |
| 赵世安 |
| 班惟志 |
| 王士熙 |
| 顾德润 |
| 高克礼 |
| 阿鲁威 |
| 鲜于去矜 |
| 孟昉 |
| 下篇 杂剧家 |
| 白朴 |
| 史樟 |
| 高文秀 |
| 李好古 |
| 赵天锡 |
| 金仁杰 |
| 范居中 |
| 张鸣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20世纪江西篆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20世纪江西篆刻的研究现状 |
| 1.1.1 篆刻家相关研究 |
| 1.1.2 印学理论相关研究 |
| 1.1.3 展赛活动及对外交流相关研究 |
| 1.1.4 篆刻教育及其它相关研究 |
| 1.2 20世纪江西篆刻的研究对象、范围、价值及方法 |
| 1.2.1 研究对象、范围及价值 |
| 1.2.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发展脉络 |
| 2.1 晚清印风的承续期(1900-1923年) |
| 2.2 名家辈出的崛起期(1924-1976年) |
| 2.3 推陈出新的繁荣期(1977-1999年) |
| 第3章 篆刻名家篆刻艺术研究 |
| 3.1 陈师曾的篆刻艺术 |
| 3.2 傅抱石的篆刻艺术与微雕边款 |
| 3.3 许亦农的篆刻创作 |
| 3.4 萧高洪的篆刻创作 |
| 第4章 篆刻理论研究 |
| 4.1 篆刻史研究 |
| 4.1.1 傅抱石的中国篆刻史研究 |
| 4.1.2 萧高洪的印章历史与文化研究 |
| 4.2 篆刻技法研究 |
| 4.2.1 篆刻技法研究简述 |
| 4.2.2 篆刻技法研究的特征及意义 |
| 第5章 篆刻传承与印学组织 |
| 5.1 篆刻教育与传承 |
| 5.1.1 学校中的篆刻教育与专业篆刻培训班 |
| 5.1.2 师徒相授的篆刻艺术传承 |
| 5.2 印学组织的成立与发展 |
| 5.2.1 带有商业性质的印社组织 |
| 5.2.2 专业印社及江西省书协篆刻委员会 |
| 第6章 篆刻艺术活动与对外交流 |
| 6.1 篆刻展赛艺术活动 |
| 6.1.1 江西篆刻展赛艺术活动 |
| 6.1.2 与省外联合举办的篆刻及相关展赛 |
| 6.1.3 全国赛展活动参与情况 |
| 6.2 对外交流 |
| 6.2.1 与国内其他地区的交流 |
| 6.2.2 与日本的国际交流 |
| 第7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20世纪江西篆刻年表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及所获荣誉 |
| 致谢 |
（8）中国古代类书史视域下的隋唐类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类书的定义 |
| 二、类书的起源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主要观点 |
| 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类书的兴起 |
|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类书初兴的背景 |
| 一、文化发展所需 |
| 二、开创新体裁的学术追求 |
| 三、文献的积累提供了资料来源 |
|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类书的兴起 |
| 一、《皇览》首创类书体裁 |
| 二、逐渐兴起的官修类书 |
| 三、初具规模的私修类书 |
|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类书的主要特点 |
| 一、分类思想的形成 |
| 二、分类体系的初建 |
| 三、分类功用的凸显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隋唐类书的修撰状况 |
| 第一节 隋唐类书演进的背景 |
| 一、盛世修撰类书的功业 |
| 二、文化融合促进类书的发展 |
| 三、科举制度催发类书的修撰 |
| 四、各类专门知识查找的新需要 |
| 第二节 隋唐官私类书的大量问世 |
| 一、官私类书的概况 |
| 二、《北堂书钞》 |
| 三、《艺文类聚》 |
| 四、《初学记》 |
| 五、《白氏六帖》 |
| 第三节 敦煌唐写本类书的发现 |
| 一、《励忠节钞》 |
| 二、《籯金》与《略出籯金》 |
| 三、《类林》与《琱玉集》 |
| 四、《兔园策府》 |
| 五、《新集文词九经抄》、《珠玉抄》和《应机抄》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隋唐类书分类思想的发展 |
| 第一节 “百科全书”思想的形成 |
| 一、包罗万象之分类理念的深化 |
| 二、事文兼收之类书新理念的产生 |
| 第二节 文献应用思想的确立 |
| 一、可供借鉴的资料汇总 |
| 二、诗文创作备用的资料库 |
| 三、普通大众启蒙的教科书 |
| 四、科举应试的参考文献 |
| 第三节 类分思想的演进 |
| 一、类分方式的发展 |
| 二、部、子目分级方式的确立 |
| 三、部类设置的严密性 |
| 第四节 目录分类思想的变化 |
| 一、隋唐之前的目录分类 |
| 二、隋唐时期的目录分类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隋唐类书分类的特点 |
| 第一节 分类结构模式的完善 |
| 一、综合类书结构框架的奠定 |
| 二、多级分类框架的形成 |
| 第二节 “事文一体”新体系的形成 |
| 一、“事文一体”之雏形 |
| 二、“事文一体”之初创 |
| 三、“事文一体”之演进 |
| 第三节 文献剪裁方法的创新运用 |
| 一、互着别裁法 |
| 二、参见法 |
| 三、按注法 |
| 四、目录卷法 |
| 五、类目注释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隋唐类书使用功能的拓展 |
| 第一节 类书的本体功用 |
| 一、体现统治者的政治意图 |
| 二、临事取用方便检索 |
| 三、储材待用备文章之助 |
| 第二节 隋唐类书新功用之应试备用 |
| 一、类书应试备用功能产生之特定背景 |
| 二、科举制度对类书发展的促进作用 |
| 第三节 类书的新功用之蒙学教育 |
| 一、蒙学类书与蒙学教育 |
| 二、《初学记》之蒙学教材属性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隋唐类书目录学地位的确立 |
| 第一节 类书的目录学归类 |
| 一、《皇览》的目录学归类及其疑问 |
| 二、《隋志》归类书于子部杂家 |
| 三、《旧唐志》首列类书为“事类” |
| 四、《新唐志》改“事类”为“类书” |
| 第二节 类书的大量出现需要独立类别 |
| 一、秉承文治理念之官修类书 |
| 二、私修类书凸现了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 |
| 三、类书质量的不断提高 |
| 第三节 类书实用价值的提高 |
| 一、受众下移的整体趋势 |
| 二、实用价值的提高 |
| 三、流传的广泛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隋唐类书的文献价值与存在不足 |
| 第一节 文献价值 |
| 一、资料汇总 |
| 二、校勘古籍 |
| 三、辑录佚书 |
| 第二节 存在不足 |
| 一、引用不注出处 |
| 二、分类重复 |
| 三、版本不精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隋唐类书发展对宋以后类书繁荣的影响 |
| 第一节 分类体系奠定了宋以后类书的格范 |
| 一、“事文一体”体例的继承 |
| 二、类分体系的发展完善 |
| 三、类书子目的丰富细密 |
| 第二节 “百科全书”功用确立了宋以后类书编撰的原则 |
| 一、综合性类书的大型化 |
| 二、包罗万象理念之范畴扩大 |
| 第三节 “资料汇编”特性促进了宋以后类书的繁荣 |
| 一、大型综合性类书功能的深化 |
| 二、科举应试类书的持续发展和创新 |
| 三、专门性类书的出现 |
| 本章小结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9）《习苦斋画絮》考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戴熙与《习苦斋画絮》 |
| 1.1 戴熙的生平 |
| 1.2 《习苦斋画絮》版本考证 |
| 第2章 戴熙《习苦斋画絮》中的绘画观点 |
| 2.1 师古仿古,不拘泥于古 |
| 2.1.1 “清四家”对戴熙绘画观点的影响 |
| 2.1.2 恽寿平对戴熙绘画观点的影响 |
| 2.1.3 宋元诸家对戴熙绘画观点的影响 |
| 2.2 师法造化,形为心役 |
| 第3章 《习苦斋画絮》原文及注释 |
| 3.1 《习苦斋画絮》卷一原文 |
| 3.2 《习苦斋画絮》卷一注释 |
| 3.3 《习苦斋画絮》卷二原文 |
| 3.4 《习苦斋画絮》卷二注释 |
| 3.5 《习苦斋画絮》卷三原文 |
| 3.6 《习苦斋画絮》卷三注释 |
| 3.7 《习苦斋画絮》卷四原文 |
| 3.8 《习苦斋画絮》卷四注释 |
| 3.9 《习苦斋画絮》卷五原文 |
| 3.10 《习苦斋画絮》卷五注释 |
| 3.11《习苦斋画絮》卷六原文 |
| 3.12 《习苦斋画絮》卷六注释 |
| 3.13 《习苦斋画絮》卷七原文 |
| 3.14 《习苦斋画絮》卷七注释 |
| 3.15 《习苦斋画絮》卷八原文 |
| 3.16 《习苦斋画絮》卷八注释 |
| 3.17 《习苦斋画絮》卷九原文 |
| 3.18 《习苦斋画絮》卷九注释 |
| 3.19 《习苦斋画絮》卷十原文 |
| 3.20 《习苦斋画絮》卷十注释 |
| 3.21《习苦斋画絮》跋 |
| 3.22 《习苦斋画絮》跋注释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晚清民国词中的域外镜像（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域外文化视野下的晚清民国文学创作 |
| （二）域外文化视野下的晚清民国词研究 |
| （三）本文须解决之问题与研究之方法 |
| 二、晚清民国词人的留学经历 |
| （一）留学日本的词人 |
| （二）留学美国的词人 |
| （三）留学其他国家的词人 |
| 三、域外镜像在晚清民国词中的具体呈现 |
| （一）对科学理论的思考与表述 |
| （二）对域外风光的描写 |
| （三）身在异国的思乡之情 |
| （四）回国之后对异国往事的追忆 |
| （五）对异国恋情的抒写 |
| （六）词人未曾出国而以词表现域外镜像 |
| 四、个案分析：从杨圻词看晚清民国词的域外镜像 |
| （一） 杨圻在新加坡的经历及其词创作 |
| 1.杨圻在新加坡的经历 |
| 2.杨圻在新加坡的词创作 |
| （二）杨圻词中的域外镜像 |
| 1.《南乡子》组词 |
| 2.《南乡子》组词中的域外镜像之一：花卉草木与气候现象 |
| 3.《南乡子》组词中的域外镜像之二：建筑景观 |
| 4.《南乡子》组词中的域外镜像之三：群体活动和节日庆典 |
| （三）域外镜像与杨圻词的艺术特点 |
| 五、晚清民国词中的域外文学作品解读 |
| （一）胡怀琛《太常引·题大雄丹斧合译茉莉小传》词 |
| （二）咏小仲马《茶花女》词 |
| 1.王鹏运、朱祖谋、刘福姚题《茶花女》之《调笑转踏·巴黎马克格尼尔》 |
| 2.周颍孝题《茶花女村居图》之《贺新凉》 |
| 3.张仲炘题《茶花女》之《曲玉管》 |
| （三）咏狄更斯《双城记》词 |
| 1.萧公权题《双城记》之《金缕曲》 |
| 2.汪东题《双城记》之《金缕曲》 |
| （四）林庚白以《浣溪沙》词译法国诗人卫廉士《秋辞》 |
| 六、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四、南国收藏家丘记金（论文参考文献）
- [1]宋代铜镜纹饰研究[D]. 杨夏薇.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2]宗唐溯晋 ——复古视角下的元代士人法书鉴藏研究[D]. 杨家伟.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0(12)
- [3]金庸武侠小说的跨媒介研究 ——以香港的影视改编为中心[D]. 杨雷力. 苏州大学, 2019(07)
- [4]民国上海雕塑家研究[D]. 卫恒先. 上海大学, 2019(02)
- [5]《墨庄漫录》文学批评研究[D]. 罗羽羚. 暨南大学, 2018(01)
- [6]元曲十九家行状考辨[D]. 都刘平. 山东大学, 2018(12)
- [7]20世纪江西篆刻研究[D]. 沈海涛.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2017(02)
- [8]中国古代类书史视域下的隋唐类书研究[D]. 王燕华. 上海师范大学, 2016(01)
- [9]《习苦斋画絮》考释[D]. 李文慧. 陕西师范大学, 2016(05)
- [10]晚清民国词中的域外镜像[D]. 李寒晴. 浙江工业大学, 201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