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强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队伍建设的若干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刘冰捷[1]（2020）在《警察执法中法律规范适用的制度逻辑》文中研究指明警察执法的体系化研究既是新时代法治建设背景下,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运作的规律性总结。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上升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治理方略,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一项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党的十九大强调提出“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公安机关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全的行政机关,必须在“依法治国”上升为国家战略性顶层设计的背景下,建立有法可依、执法有据、稳定统一、正当权威的履职模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治理法治化模式的基础上,对治理效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强调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意味着政府执法效能的提升,并且该提升应当具有理性权威和正当性,这对公安领域警察法制的体系化水平与治安秩序治理能力的研究产生了现实推力,同时,警察执法实践的规律性分析也能为公安机关在社会秩序中的治理现状提供评估。伴随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快速转型,警察也不断展现出其职权履行的现代性变革。警察的现代性变革不仅仅表现在警察制度的现代化进程中,还存在于警察为维护国家与社会的秩序对社会成员进行限制和保护的平衡努力中。警察对公民权利的限制和保护实质上是通过基层一线执法警察的每一次个案执法进行表达的,通过对警察类法律法规与规范性文件的适用研究,能够对警察执法的体系有清晰的结构性认知,进而探索警察在维护治安秩序过程中的治理脉络。警察依据法律规范履行其职能时,常常会面对制度化的执法缺陷。在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急速转型的当下中国,我国警察类法律法规的现有规范无法适应转型时期出现的过多且新型的治安秩序矛盾,导致公安机关不得不通过规范性文件来细化警察类法律本文中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规范性文件在目前“文件治国”的大趋势下具有极高的适用频率,基层公安机关在日常执法和行政应诉中,规范性文件成为绝大多数案件的主要执法依据。但是,海量的规范性文件与警察类法律法规在具体警察职能的规范上,时常呈现出适用冲突的局面,导致警察在执法时往往处于“应依法履职”与“禁止干预”的两难境地。因此,规范性文件与警察类法律法规在执法中的适用冲突成为本文研究的切入点。通过对警察类法律法规与规范性文件的制度化分析,以及规范性文件所构造出的实际警察执法的样态与模式,试图在社会秩序治理中对警察执法的制度逻辑提出一种理论解释。本文在方法论多元主义的背景下,将警察法律法规、政治改革决策、政府治理文件和行政诉讼裁判的理论与实践贯通一体,打通立法维度、执法维度、司法维度的隔阂,尝试在法学规则与秩序研究的问题意识基础上,运用更多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从社会科学家的视角对秩序治理的实际运行机理作出观察,并从法学维度作出理论回应。借助社会科学家的研究视角,并将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作为法学论文证成内容的原因在于,法律所代表的规则与秩序是多维度的,只有把多种维度的规范分析放到动态的可变项中观察,才能对法律作出彻底的研究,提出可靠的规律性解释。尤其是在现代行政法“结构性理论变迁”背景下,愈来愈重视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交互式、协商式及多因素考量式的执法过程动态研究,因此,引入“社会控制概念论”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视角的必要性也随之提升。本文在方法论多元主义的指导下,有关警察执法的研究创新点呈现出三重构造:第一,通过对警察执法中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适用分析,提供现有警察类法律规范实施现状的客观评估;第二,分析总结警察实际执法的经验性事实,试图解释适用规范性文件导致警察职权履行困境的内在逻辑;第三,基于当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顶层设计战略部署,提出公安领域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理论回应。第一章通过对本土警察权产生、发展及革新的多维度分析,实现警察行政法学最重要的基本范畴概念——警察权的本土化阐释,并且对后四章警察执法的体系化讨论形成基础性理论支撑。从本土警察权的嬗变过程可以看出,通过国家决策的长期选择所形成的特定轨迹——社会秩序与政治稳定的双向融合,以及根据社会情势的不断变化,灵活地调整不同时期警察职权的重心,成为中国社会治安呈现出“稳定奇迹”的关键。从本土警察权产生开始,我国警察制度便以治安型警察权概念为主体,通过建立国家化、职业化的警察,以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并提升国家强制控制力,我国以治安型警察权为主体概念的类型选择延续至今,这区别于概括性内务行政警察权概念。基于治安型警察权概念,本土警察权的嬗变过程展现出的第一种特征便是填补型警察权,即通过警察这一组织机构,在以维护社会治安为主线的同时,根据警察工作模式及警务运作机制的特点,赋予警察其他的行政职权或国家权力。政治统合性是本土警察权展现出的第二种特征,也是我国当下社会治安“稳定奇迹”的根本保障。将政治决策、政治职能及政治保障三方面进行有机统合,使社会治安与政治稳定的融合成为国家顶层设计的战略性偏好,并以高配领导、物资倾斜等政策之间的相互支撑与协作,促使政治统合性警察权在中国本土获得成功。但是,政治职能在一定时期内,与填补型警察权概念中的填补性职权有一定程度的重合,这需要本土警察权在未来的发展中,完成政治职能与法定职权的区分。在警察权属于行政权还是司法权的争论中,应当对两种职能属性进行分层。涉及侦查职能时,警察的刑事司法权归为“事权”维度,进行具有司法独立性质的侦查活动,公安机关行政体制下的行政权则归为“组织权”维度,在行政内部对资源调配、权力授权及保障控制等问题行使行政权。本章通过对本土警察权嬗变的逻辑分析,以及本土警察权属性的分层定性,可以确立我国目前警察权调整范围的基本前提为“既限缩,也扩增”。在权力限缩方面,学界普遍认为通过“两个标准”,以不断转移、限缩警察目前的权力范围:一是执行上是否具有不可迟延性,或者危害是否具有急迫性;二是是否经常使用警察手段,或者警察强制作用,对于不符合“两个标准”的警察职权应当进行限缩,但是要考虑到治安型警察职能所需保障的因果链。对于维持社会治安及社会情势变化所需要的新型警察权,应当进行扩增,这也符合我国本土填补型警察权概念的逻辑轨迹。第二章对警察类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制度化分析,总结出我国警察法制体系运行的基本构造是通过规范性文件作为具体案件的适用依据,以填补警察类法律法规中因过多概括性条款而引起的法律概念之不确定性。警察类法律文本所展现出的立法模式,以原则性立法为导向,使得概括性条款成为法律法规适用的最大特点。概括性条款的概念运用不仅出现在《人民警察法》这类作为警察部门总则性法律之中,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等规范警察具体职权的行为法也利用概括性条款来包容社会生活所出现的种种立法者无法预料的治安挑战,这从司法审查的视角中可以得出。除公安机关本身具有的职能规范外,行政协助也是警察工作的重要部分,由于我国没有制定有关警察行政协助的法律法规,协助职能仅散落在其他行政机关的部门立法当中,这使得警察发动行政协助时同样也是援引警察法中的概括性条款作为法律依据。尽管第一章提到,公安机关具有的政治统合性促使社会秩序与政治稳定高度融合,我国警察类概括性条款发挥政治功能的意义相比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显得更加突出。但是,概括性条款的普遍适用呈现出巨大的不确定性,随着法治政府战略部署的推进,通过原则性立法使用概括性条款的立法选择只能是暂时性的,必须建立长效、精确的权责统一机制,现代警察立法理论应当基于警察职权“具体化”规制的解释框架。警察的每一项职权授予应当充分而具体。概括性条款所呈现出的不确定性之问题,在我国公安机关的执法运作中有着自身的一套具体化路径——通过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细节化填补来应对警察类法律法规中具体警察职权规范的疏漏。因此规范性文件在我国本土环境下有着充分的实践与理论基础,成为运用最多的权力规范形式。通过对税务行政机关、监察机关等不同权力机关运用规范性文件的观察,既证明了规范性文件在我国运用范围、方式及类型上的广泛性,也为警察类规范性文件的运用提供了参照系。在公安领域,规范性文件的运用可以说最为广泛,形成对警察类法律法规的三重填补机制:一是非赋权性基础填补,基于规范性文件严格意义上的裁量基准与解释基准,对警察类法律法规中具体警察职权的规范进行细化。二是赋权性对内职权填补,是指规范性文件授予公安机关新的职权,这类职权对于公安部门内部的事务推进和工作方式进行补充。三是赋权性对外职权填补,通过创设新的警察职权对社会公众权利义务产生制约。赋权性对外职权填补在本土警察权政治统合性的特征下确有一定的包容空间,但是,突破现行法律体系、违反上位法规定的警察类规范性文件,其职权的创设应当引起警惕。我国警察类规范性文件的填补功能,自身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其法理逻辑在于警察执法的特质与依法行政存在天然的冲突。警察执法是面对公共秩序、社会治安问题,法律不可能在规范学意义上对每一种治安情形作出调整,只能通过规范性文件对特定情况、特定范围的事务进行细致化的规定以补充治安管控上的漏洞。警察执法的过程具有即时判断性的特点,法律无法对警察的即时判断作出规定,只能对不同治安对象和治安频密事件通过规范性文件制定出特定的判断导向。警察执法在作出即时判断后时常伴随着应急措施,而应激措施同样难以用法律进行规范。就我国现行警察法制而言,例如对于自杀的治安管控仅存在于有关“犯罪嫌疑人自杀行为”的调整上,但是警察在实践中面临的最常见情形——“救济型”自杀类治安案件却没有法律规定。无论是应急强制措施还是应急非强制措施,都有超出法律在制度层面调控的范围,这就是规范性文件在警察领域作出填补功能的逻辑基础。第三章阐释了公安机关在具体执法实践中因过度依赖规范性文件的适用现状。警察类规范性文件在实践中的适用,不仅有着创设具体警察职权侵害“法律保留原则”的嫌疑,而且通过海量规范性文件中的量化指标条款,来实现对地方权力的控制和监督。规范性文件所制定的指标考核体系在中国政府各层级的全面应用,既是当下社会转型时期面对改革深水区的一个治理“良策”,也是现代政府试图通过法律规则进行全面法治化治理路径上的一个阻碍。指标考核体系所带来的问题在于,过度依赖指标考核来实现警察权力的监督与控制,会促使公安机关以任务指标的完成为终点,忽略行政过程中的程序正义与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指标考核体系在形式上虽然与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的治理路径并行,但是实质上其所具有的自身强化性与激励、约束相融机制,导致公安机关在履行行政权甚至是刑事侦查权时,更倾向于以完成指标考核为职能目的。指标考核体系的运作方式分为三种:一是在执法方式上的行政裁量基准量化,表现在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限制上,通过规范性文件的具体规范,以行政裁量基准对自由裁量权作出分层。裁量基准的“高强度”适用导致执法裁量的过度僵化,而以裁量基准为规范路径又限于过于简单化的技术误用,裁量基准本身的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有效性饱受质疑。二是行政任务的量化。通过行政任务的排序、行政任务的分解以及具体量化指标成为工作目的等方面,直接影响行政任务的设定与完成路径。三是通过运动化执法实现的指标量化。实际上,警察运动式执法在具体内容上仍然属于行政任务量化的范畴,仍然是将具体的指标考核纳入到具体任务执行的全过程中,形成“完成具体指标”等于“完成行政任务”的目的。将运动式执法单列为一种运作方式进行说明的目的在于,警察运动式执法不仅具备了行政任务量化的内涵表达,还具备政治导向明确、警力实施集中、处罚裁量上浮、违法行政易发、部门联合紧密等特点。运动式执法所具有的特定政治因素,其执法指标的转化以及对裁量基准的替代性,使其成为指标考核体系运作的特殊情形。相比于其他两种运作方式,运动式执法所展现出的量化指标运作模式对于依法行政、法治政府治理的权力运行框架冲击更大。运动式执法中政策因素的渗透性不仅仅作为公安机关执法的考量因素,甚至在特殊时间段、特定治安保护事项上,成为代替法规范的一种执法依据。指标考核体系通过行政裁量基准、行政任务量化及运动式执法的方式,使得行政内部监督的方式不断趋向指标数值评判的单一化模式,指标考核成为政府工作水平及行政官员晋升的主要标准。并且,量化指标体系的运作在不断地消解着行政自由裁量权,我们从多个公安部文件及地方公安机关文件中的表述中可以看出,裁量基准甚至有着将基层执法警察变为法律“自动贩卖机”的倾向。显然,指标考核体系对于实现警察权设立的立法价值有着一定的偏离,结果导向型的指标考核体系,导致警察难以通过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通过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完成警察权所要求的危害防止职能,同时量化的具体指标数值也使得警察所特有的执法即时判断能力不断弱化。第四章对现有司法审判经验的分析,表明行政诉讼对规范性文件所造成的创设性警察职权及警察行政裁量权行使的既有制度缺陷起到了良好的矫正功能,过往的有益经验对规范警察类规范性文件提供了一个可靠的路径,但是这样的矫正功能在“行政主导型”的政府权力运行背景下仍然有限。在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创设性警察职权问题上,司法审查更多的是选择在审判理由和审判依据中忽略违法或错误的规范性文件,以被告公安机关的败诉结果来否定规范性文件中违法的创设性警察职权。行政诉讼中法官对于公安机关在治安案件中依据不合法或有瑕疵的规范性文件而作出的行政行为,并不直接否定案件的适用依据,而是通过引用警察类法律法规并解释该法律规范的方式,来纠正警察执法中不适当规范性文件之适用。通过行政诉讼的实证研究,对规范性文件中行政裁量的司法审查我们可以得到四点认识:第一,尽管立法对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六）款明显不当情形的合理性审查路径没有具体规定,但是司法实践中法院通过援引行政法总论中的比例原则理论,作为合理性审查的依据。第二,法院通过能动裁判,确认了警察在社会治安管控中的治安“兜底职能”,警察通过概括性条款作出的职权裁量得到法院认可。第三,在审查单一的行政裁量行为时,合理性审查具有排他性,不应当与合法性审查的其他情形混用。第四,作为合理性审查的两种情形,滥用职权与明显不当应当进行区分,滥用职权不仅具有主观过错构成要件,而且在审查范围上要大于合理性审查。相比于规范性文件中的创设性警察职权,法院在裁判有关警察执法裁量规范的行政案件时,更倾向于通过具体的解释性说理对警察执法的明显不当情形进行矫正。但是,无论是引导性矫正还是解释性矫正,都只能运用于行政诉讼的个案正义表达,法院的权力弱势地位与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占据强势主导地位的悖论,以及行政案件多中心问题引发的选择性,使得司法审查的矫正功能相当有限。更重要的是,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异体”监督难以触碰到由规范性文件建立起的以量化指标体系作为行政内部考核的强激励式政府治理模式,还是应当从面向行政的行政法进行解析,以重塑警察依法行政的体系,将警察类法律法规的制定与警察实践执法的运作在规范性文件上集中展现出的问题作出消解。第五章基于面向行政的行政法维度,通过分析警察类法律法规立法价值的基本立场、法律制度的技术治理以及以听证为核心的行政程序等三个方面来重新构造警察执法的框架体系,建立权威正当的警察法律法规适用规范以代替现有规范性文件主导的适用模式。从应然立法价值到实然法律制度,警察一般性立法的本土化诠释必须基于当代中国的顶层政治决策、地方行政机制、基层执法实践,作出具有本土立法价值、立法技术、立法内容的解释,以此成为重塑警察依法行政体系所依仗的“法”依据,以解决规范性文件在既有执法实践中所具有的制度性缺陷。尽管量化指标所形成的考核体系在行政权力运行内部一直以来作为主导性的政府治理路径,但是,随着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战略部署逐渐走向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前沿,“法”依据的基本功能立场不可否认的一直在提升。指标考核体系与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治理模式,在形式上形成中国政府对地方权力实行控制与监督的“双轨制”治理格局,而实质上指标考核体系的自我强化功能与依法行政标准认定的模糊性却使得前者在权力运行中不断强化,后者则不断弱化。依法治国所代表的法律制度刚性约束、稳定的制约机制,是现代理性化科层政府的必经之路。警察类法律法规在立法价值上的基本立场,不仅要明确本土警察权政治统合性的价值导向,还应当结合警察法治共有的理论解释,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点并促使二者协同互动、同向发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提出,在制度上强化制度意识、维护制度权威,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这便是要求既有的“双轨制”并行治理模式应当完成向治理法治化主导模式的转型,以适应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下公安机关全面依法履行社会治安职责的政治要求。从根本上解决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就必须在制度上作出转型,通过制度化的规范路径将权力与利益作出区分治理。政治特征与法治建设双向融合的制度设计,将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实质上就是将警察法治的价值内涵融入到国家顶层战略部署中,以政治的表达方式实现法治的现实转型。现有警察类法律法规中对概括性条款的过度依赖导致依法行政中的“法”依据难以在个案中得到解释和适用,当然只能通过规范性文件进行解释和细化,甚至是创造实践中需要而制度中没有的警察职权。因此,概括性条款向具体警察职权的转换过程成为推进警察依法行政、国家治理法治化的制度性改革关键,也是提升公安机关在社会治安秩序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具体化转向应当确立概括性条款之于警察法制体系三层“金字塔”的结构,以当下最紧迫、现实最需要的警察职权类法律法规的完善作为具体化转向的中心着力点。听证是一国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其在警察执法中的适用是保障警察依法行政的基础和关键,但是现有的听证制度在警察执法的听证事项与听证程序的法律规范制定上过于粗疏,导致警察执法的听证实践在现实运作中难以发挥非正式听证应当具备的程序正当之作用。应当在听证书面结果的法律效力、坚持听证主持人的相对独立地位以及增加人身权限制的听证事项等三个方面对听证制度进行完善。尤其是在涉及人身权限制的治安处罚领域,通过听证程序保障处罚决定作出前的行政理性与权威正当性是现代治理法治化的必要条件。本文通过对警察类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范分析,发现既有的警察执法体系在适用依据上的执法运作机制,结合政府治理在社会科学视角下的经验事实,总结出警察执法在法律规范适用中的基本制度逻辑是,由于警察类法律法规在具体条文的制定上存在普遍的原则性立法现象,导致警察执法不得不适用数量庞大的规范性文件以弥补法律法规中概括性条款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整个警察执法体系在法律规范的适用依据上过度地依赖规范性文件,因此呈现出两大制度性缺陷:一是没有经过正式立法程序产生的规范性文件,在法律保留原则下仍然会出现创设性警察职能以弥补现有警察法制体系概括性条款的粗疏,但是对现有行政法体系造成了显而易见的冲击;二是由于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量化指标考核规范具有强激励、约束机制,形成的指标考核体系成为政府控制、监督权力运行的主要治理模式,使依“法”行政在实践执法中演化为依“指标考核”行政。尽管司法审查在充分发挥能动司法判决情况下对上述两大弊病有着显着的矫正功能,但是行政诉讼在“行政主导型”的本土基本权力结构中,只能在个案正义中进行表达,法院的权力弱势地位与行政诉讼强势主导的悖论,以及行政案件多中心问题引发的选择性司法都使得司法审查的矫正功能相当有限。新时代下应当对警察依照法律执法进行体系化的改造,确定政治特征与法治建设的双向融合,为警察法制体系立法价值的基本立场提供框架解释,结合立法的技术治理使国家治理模式从指标考核体系与依法行政体系的形式“双轨制”转向良法善治的法治主导模式。我国警察执法的规律性分析,既是我国政府治理模式变迁的一个缩影,也是社会治理逻辑中稳定政治内核的一种表达,更是公安机关作为部门行政机构展现出自身履职特征的一次呈现。警察执法体系的治理效能本文仅从警察类法律法规与规范性文件的规律性分析整合中提出了初步的解释框架,为适应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警察行政法学下一步还应当作出更加精细化的研究,并且注意与其他部门行政法学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互动。
董磊[2]（2020）在《公安机关侦查人员职务犯罪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18年1月开始的“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曝光出多起公安机关侦查人员为当地黑社会组织充当“保护伞”的案例。2019年5月8日,习近平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公安机关要“坚持全面从严治警。严在平时、管在日常”。始终保持对违纪违法问题“零容忍”。无论是“老虎”、“苍蝇”,还是黑恶势力等违法犯罪的“保护伞”,都要依纪依法严肃查处。公安机关在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推进国家法治建设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保障作用。而侦查队伍中存在的滥用侦查权和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公正廉洁、惩奸除恶的正面形象,抹杀了为保护人民而出生入死的努力。面对侦查人员内部严峻的职务犯罪形势,如何提升依法履职能力,打造一支公正文明执法、素质过硬的公安铁军,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课题。本研究通过以从严治警、扫黑除恶为背景,以裁判文书及新闻报道的典型案例为样本,研究公安机关侦查人员职务犯罪的行为特征、调查程序、法律责任、侦查（调查）困境、域外治理借鉴及打防对策等。本文除了导言外,主要分为以下五个章节展开:第一部分,根据我国现有法律规定和学界的讨论,结合公安机关侦查人员职能特征,首先明确公安侦查人员的主体身份。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和侦查人员职务犯罪这一概念缺乏法律和学界的统一认识,有必要从法律规定和实践工作两方面进行范围的明确,进而尝试对公安机关侦查人员职务犯罪行为进行较为合适的界定。第二部分,阐述我国公安机关侦查人员职务犯罪的现状。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北大法宝和威科先行法律数据库等数据库中资料的搜集,对2010-2019年有关涉公安机关侦查人员的刑事判决书进行统计和分析。论文在上述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挖掘贪污贿赂、渎职、侵害人身财产权利三大类犯罪的具体特征。第三部分,在第二部分统计和分析的基础上,将公安机关侦查人员职务犯罪判决书和新闻媒体曝光的案件中总结公安机关侦查人员职务犯罪治理的困境所在。主要从侦查人员亚文化影响、侦查监督不足和侦查主体泛化导致的侦查权力扩大的风险方面分析,探索公安机关侦查人员职务犯罪案件治理的症结所在。第四部分,选取新加坡作为域外研究样本,分析其在侦查机构设置、侦查人员管理、遏制职务犯罪的具体措施方面,如何致力于治理侦查人员的腐败和滥用侦查权力的问题,打造出享誉全球,风清气正的警察队伍。第五部分,探索构建完善的公安机关侦查人员职务犯罪治理体系。首先,要保持打击职务犯罪的高压态势不放松;其次,预防职务犯罪的源头还需从侦查队伍整体素质的提升入手,充分发挥督察的内部监督作用,帮助消除警察亚文化的负面影响;再次,在我国公安机关刑事侦查权和行政执法权实施主体部分重叠的情况下,应当明确主体的执法权限,避免权利的滥用,腐败的滋生。
黄宣植[3]（2020）在《日本司法制度改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司法制度改革是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司法理论在司法实践中的成果检验。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司法体制历经多次改革,从“法制建设”到“依法治国”再到“法治中国”,积累了一定的改革经验。我国最近一次司法体制改革始于2012年,已逐渐进入改革的“深水区”。同时,与我国相邻的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司法制度历经多次重大改革,其最近一次改革始于2001年,与我国此次司法体制改革在时间上有重叠部分。面对司法制度改革中的一些共性问题,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在实践所呈现的面貌、依据的改革理论及所总结的经验等,都为我国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供了有借鉴性的经验。日本司法制度改革的研究,首先要解决的是对基本概念的分析和界定。司法制度改革是在司法领域所进行的一项改革。“司法”概念具有复杂性,也是司法制度改革中最核心的概念范畴。一般认为,司法具有独立性、法定性、中立性等特征。从司法在西方语境下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对司法及司法权的理解,是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着的,其概念内涵也因此不断扩大,并逐渐承载以“裁判”为内核的法理功能之外的其他社会功能,如促进经济、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同时,司法概念背后的指导理论也在发生着变化,司法民主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理论开始逐渐冲击传统宪政主义下的司法独立理论。此外,通过概念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日文语境下“司法制度改革”与中文“司法体制改革”具有相同的内涵。回顾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历史,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到本世纪初最新一次改革为止,一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日本历经从近代司法制度的建立向现代司法制度改革的转变。1871年以江藤新平担任司法卿为标志,日本近代司法制度正式开始建立,这一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包括日本各级法院的设立、地方司法权统一收归于中央等。这些措施使得日本近代司法权在形式上逐步脱离行政权。日本第一次重大的司法制度改革以《明治宪法》颁布为标志,主要内容包括《法院构成法》颁布、刑事诉讼的重大改革等。日本通过这次改革,确立了完整的司法制度体系。二战期间,日本司法制度受到严重破坏,但战前司法制度建设与改革历程所遗留下来的改革经验,在后续时间中继续发挥着影响。日本第二次司法制度改革,由美国在占领日本期间开始。新《日本国宪法》的颁布,标志着司法权在实质意义上独立于行政权,并确立了现代日本司法制度的基本结构和组织形式。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中期,日本司法制度进入停滞期。由于民权运动和诉讼延迟现象等原因,日本司法界在部分领域进行了小范围的改革,但总体而言,这段期间内司法制度呈现一种更加精致化与行政化的趋向。日本第三次重大司法制度改革,始于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此次改革主导者为日本政界力量,其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指导,将日本从事前限制、调整型社会向事后监督、救济型社会转变。此次改革涉及领域广,在改革计划的规划上,以“市场化”、“高效率”、“私有化”为关键词,在多个领域设定改革目标。随着《日本司法制度改革意见书》颁布,日本迅速进行相关立法,推进改革进程。经过十几年实践检验,此次改革中部分目标得到实现,取得一定积极效果。但同时,在法科大学院制度、律师任官制度等领域,则完全没有达到改革目标,并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与改革的预期相比,面对司法行政化、诉讼延迟等长期困扰司法制度的问题时,此次改革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实践状况的背后,是不同理论对改革的指导。这些理论也是司法制度改革得以进行的基础。通过梳理改革历史,有四种理论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法治主义理论统领日本近现代一百五十多年司法制度改革的历史主线,是构成改革的最基础理论;人权保障理论指引着日本司法制度在人权保障方面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人权概念内涵的变化,也不断更新着历次司法制度改革的主题;司法民主理论扩展了日本司法概念的内涵和功能,使日本司法制度开始呈现更多的民主化色彩;新自由主义理论指导日本最近一次司法制度改革,并将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成为日本在政治、经济、司法和社会文化等各领域改革的最核心指导理论。实践层面和理论层面对改革的刻画,最终呈现出改革中的四组主要矛盾:司法精英主义与司法民主主义的矛盾;司法改革的内部动力与外部动力的矛盾;司法独立与行政权力的矛盾;传统纠纷解决文化与现代司法制度的矛盾。这四组矛盾既是日本历次司法制度改革中所首要面对的问题,同时也构成了日本司法制度改革的原生驱动力。正是这些问题催生出了改革所要实现的目标,推进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向前。最新一次改革中,改革者尝试通过在司法制度改革目标的设置、改革具体举措的规划及改革实践结果的反馈三个方面的工作,去解决长期存在于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历史中的四组矛盾。日本司法制度改革的经验,是以对改革的实然状态的客观描述为基础,结合对改革背后的理论思考,所总结的综合性经验。日本此次改革成功经验方面,包括较为完善的改革计划与高效率的立法保障、适合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弹性的改革机制与制度化的改革反馈评价体系等。这些成功经验,使得日本在部分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改革,并在改革后不断地通过制度化的评价机制确保已取得的改革成果。但另一方,此次改革中同样留下了许多失败的教训,包括司法制度改革承载过多功能目标、对改革实践复杂性的预期不足及改革缺少足够的物质资金支持等。这些问题共同导致此次改革在一系列领域的失败。这些实践中所反映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为反思日本此次改革提供了重要参考。首先,在改革中需要正视司法功能的局限性,明确改革的动因和目的,这是改革成功的前提;其次,需要改革各方形成理论共识,认清改革的对象和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司法改革理论上的分歧最终会直接导致对改革对象的误判,实践中大部分改革目标的错误设置,其根源来源于对理论的分歧;再次,改革需要重视本国国情,设计符合本国实践的改革路线。在尊重司法规律的前提下,对域外司法制度加以本土化改造是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最后,总结实践经验,分析问题并修正对改革理论的选择。司法制度的实践经验,是改革者反思其指导理论并对理论加以完善的重要依据,也为改革者思考如何重新选择与实践相匹配的司法理论提供了依据。日本司法制度改革的经验,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司法体制改革起到了重要的启示作用。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中,首先需要树立正确的理论指导,加强对我国司法改革理论研究的重视。这是司法体制改革能否成功的根本要素。其次,必须处理好司法规律和我国国情之间的关系,在尊重司法规律普遍性的前提下,谨慎的通过技术处理的方式根据我国国情,对域外经验进行合理的本土化改造。再次,以渐进的方式推进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建立改革的试行机制,由点及面,由少到多的推进改革进程,切忌一刀切、运动式的改革方式。最后,司法公信力是司法体制改革成功的重要基础,我国司法体制改革需要树立法治权威,坚守法治理念,加强司法公信力建设,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于猛[4]（2020）在《我国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研究》文中提出时至今日,如何实现审判权的独立公正运行,已经超越国界的限制,成为各国司法改革中共同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而解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认识并处理好审判权独立运行与司法责任制之间的关系。作为保障审判权独立运行、完善司法责任制的重要制度安排,法官司法豁免制度应运而生。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国初步建立了法官司法豁免制度,各地法院亦展开了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实践探索。但是,法官司法豁免的衡量标准、规范程序以及该制度本身如何恰当嵌入我国的司法传统和政法体制当中,进而产生积极效果等问题却并未得到妥善解决。法官司法豁免制度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向维度,既要符合法官司法豁免的制度发生规律,也要契合中国特色的司法国情与体制机制;既要对我国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实践运作进行反思与检讨,也要将之上升到制度建构的层面进行理论关照,以建立符合审判权运行基本规律、契合法官职业特点,并兼具中国特色的法官司法豁免制度体系。为此,本文对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基本原理、演变脉络、运行现状、积极功效、存在问题及原因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完善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正当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就未来改革和发展法官司法豁免制度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具体设计以及与相关配套制度的衔接协调等,进行了系统论述,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司法公正以审判权独立运行为前提,以司法责任制为保障,要实现司法公正,必须坚持审判权独立运行与司法责任制的统一。我国法官司法豁免制度即是在司法改革实践中所得来的关于审判权独立运行与司法责任制之间关系的能动反映,并经历了观念萌生、初步建构、渐趋成型的演进过程。它以司法公正和权利保障为价值追求,强调赋权与限权的有机统一,基于这样的内涵和实质,法官司法豁免制度对审判权独立公正运行机制建设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为我国司法责任制改革、法官职业保障制度建设以及司法公正的实现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然而,就目前来看,囿于司法传统观念、法院治理机制和法官素质现状的影响,我国司法责任制更侧重于如何对法官进行司法追责,而对于法官司法豁免未报以足够的重视,在实践中出现了制度设计合理性不足、运行机制泛行政化与法官依法独立履行审判职责实质退隐等系列问题,减损了该项制度所产生的实际效益,也对司法公正目标的实现造成了影响。基于现实考量可以发现,推进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改革及完善,具有正当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在正当性方面,法官司法豁免制度非但不会危及或破坏司法责任制,相反可以通过对司法追责权力的规范,改变“重追责轻豁免”体制下的司法责任制,并推动其全面落实。实际上法官司法豁免制度作为法官职业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的过程,必然包括对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完善。维护法官的中立性地位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而法官司法豁免制度改革及完善不仅为法官中立审判提供了基本保障,还有利于消除司法干预现象。在必要性方面,面对法官权责失衡难题、法官职业角色紧张以及法官职业风险趋增的新态势,现有的法官司法豁免制度已然不能满足审判权独立公正运行的发展需要,必须通过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及其完善,才能破解难题、缓解紧张及防范风险。在可行性方面,法官司法豁免制度改革及完善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具有宪法法律层面的依据,是对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的贯彻和落实。而且,我国当下不断推进的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建设,也为其提供了制度和智识支持。再加上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各地法院通过法官依法履职保障制度化建设和实践则使其深化改革更加有章可循。党的十九大再一次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主题,将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作为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价值追求,要求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以此为契机,要破除法官司法豁免的神秘感和畏惧感,必须审时度势,积极稳妥推进法官司法豁免制度改革,首先应明确法官司法豁免改革应遵循司法规律、有限豁免和统筹协调三个基本原则,防止其偏离正确性的方向。并通过完善立法设计、畅通运行机制和强化监督管理三个层面依次改进、创新和优化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内部构成,实现制度的规范完整、运行畅通和实施有效。同时,为了克服推进法官司法豁免制度改革过程中的障碍,还需与司法体制改革中的关联性制度如司法追责制、法官员额制、法官职业伦理和法官职业保障等制度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实现有序的衔接协调,以达成司法改革之目标。
柴春云[5]（2020）在《我国监狱警察职务犯罪防控对策研究》文中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腐败斗争。监狱作为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监狱警察能否严格履职尽责关乎刑罚执行的质量,关乎党和政府的形象,关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基于此,本文在无讼网上搜集2009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十年间421起监狱警察职务犯罪有效案件,在进行数据软件统计分析和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当前我国监狱警察职务犯罪的现状及原因,并针对性地提出我国监狱警察职务犯罪的防控对策。本文共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监狱警察职务犯罪概述。本部分在阐明职务含义的基础上,层层递进,对职务犯罪和监狱警察职务犯罪的概念进行界定,对监狱警察的职责与权力进行分析论述,并根据相关标准对监狱警察职务犯罪的类型进行划分。第二部分为我国监狱警察职务犯罪的现状。本部分主要对2009年至2018年无讼网公布的监狱警察职务犯罪案件进行统计分析,总结出我国监狱警察职务犯罪的总体态势,并结合具体案例对我国监狱警察职务犯罪的特征进行深入分析。第三部分为我国监狱警察职务犯罪的原因分析。本部分从法律制度、监督、监狱管理、个体四个层面剖析我国监狱警察职务犯罪产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上,针对性地提出我国监狱警察职务犯罪的防控对策。第四部分为我国监狱警察职务犯罪的防控对策。本部分在对监狱警察职务犯罪原因分析的基础上,从完善监狱警察职务犯罪预防法律体系、强化监狱系统各监督主体的监督力度、不断完善监狱管理工作、筑牢监狱警察职务犯罪的个体防线四个角度探讨我国监狱警察职务犯罪的防控对策。
马继超[6]（2020）在《民事执行警务化的监督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的目标,此后全国各地各级人民法院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改革,在解决民事执行难上创造了很多好的做法,尤其是执行警务化改革,各地法院的司法警察参与到了民事执行工作当中,为解决民事执行难提供了“利剑”。但是在民事执行权力有效运转的同时,对权力的监督又是现实面临的问题。例如目前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还是原则化、笼统化,具体的操作性不强,检察监督无论从自身职能来看还是外部环境来看,都有些边缘化状态;执行警务化中警察权利的高度集中,对警察即时权利的监督处于空白状态;2019年6月最高法发布的《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纲要（2019-2023）》,虽然规定了对民事执行的全域化监督模式,但是仍然没有将监察监督列入。在民事执行警务化的背景下,笔者认为应该从立法和实践两个角度分别推进民事执行警务化的监督工作。在立法方面,在明确对民事执行的监督基础上,还要把作为执行主体的司法警察列为监督对象,以此来达到对警察权的监督,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在司法实践方面,一方面要明确法院内部监督、检察监督和监察监督三方的分工、配合和制约关系,另一方面要明晰法、检、监对民事执行警务化的内部范围及具体内容,在法院内部发挥监察机构、审判监督机构职能和法院行政监督职能;检察监要明确检察监督的范围、方式,以此进一步提升检察建议效力;监察委员会也要明确监督的职责、内容,并有效建立调查、处置的程序衔接,以此建立起全覆盖的执行警务化的监督体系。
廖伟[7]（2019）在《我国检务公开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检务公开工作的内容、方式等逐步完善,取得了一定的实效。但不可否认,我国检务公开工作仍面临一系列问题,如检务公开立法层级不高、检务公开范围和方式设计不合理、检务公开监督保障机制不健全,检务公开对“互联网+”时代回应不足等。基于此,论文通过对检务公开的一般原理、经济学理论基础、法理基础、发展现状以及域外模式进行分析考察,对检务公开制度的完善途径进行了探索,以期为建立健全我国检务公开制度提供参考,从而推动我国检务公开工作深入开展。全文共五章,具体如下:第一章节阐述了研究的背景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析、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信息流动加剧,信息的“不对称性”问题日益显现,出现“信息孤岛”和“数据鸿沟”,形成社会不公,妨碍社会进步。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必须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依托信息技术发展的条件,将检察权运行置于阳光之下,实行检务公开,维护公平正义。通过文献综述发现,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检务公开既具有类同性,也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检察权兼具司法与行政属性。党的十九大对检务公开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和要求,人民群众对检务公开的诉求也越来越高,检务公开制度发展和完善也变得十分紧迫,这也正是本文的初衷所在。第二章节探讨了检务公开的基本理论,主要对检务公开的概念、特征与类别进行了分析。检务公开是指检察机关依法向社会和诉讼参与人公开与检察职权相关的不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等有关活动和事项,本文在论述检务公开概念的同时,从检务公开的内容、公开的对象、启动原因、公开的权限等角度对检务公开进行分类,分析检务公开具有职责的法定性、检务公开内容的多样性、公开对象的特定性和普遍性等特征。从信息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分析检务“信息不对称”现象及引发的问题,提出检务公开是减少“信息不对称”的一剂良方;同时从法学的角度探讨了检务公开的法理基础,论证了检务公开的必要性。第三章从我国检务公开的发展历程入手,回顾了检务公开的四个历史阶段“起步摸索阶段、实践探索阶段、全面推进阶段、深化创新阶段”,进一步分析了我国检务公开制度的发展现状:检务公开原则向规范、全面扩展,检务公开范围向纵深层面拓展,检务公开方式向更加主动发展,检务公开监督向制度化发展,以及检务公开载体向“互联网+”发展。在总结我国检务公开制度取得成效同时,也分析出我国检务公开制度在立法、范围、方式、监督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深入剖析了这些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第四章节是检务公开的域外模式检视。通过对域外主要国家或地区的检务公开原则、范围、方式等比较,重点分析了瑞典、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检务公开立法、原则以及检务实践等,归纳出各国（地区）检务公开的特点。上述国家和地区均坚持检务公开是有限度的公开,而且他们都以立法的形式对检务公开做出了明确的规定,部分国家（地区）还制定有效的保障措施,以保证检务公开的有效实施。文章总结出“检务公开立法、有限度的检务公开、检务公开的保障机制、检务公开例外的典范、检务公开的救济”等经验,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第五章节提出检务公开制度的完善路径。通过对检务公开的立法、原则、范围、载体以及救济程序优化设计等方面的研究,提出了完善检务公开制度的意见和建议。目前,我国还没有信息自由法,检务公开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而主要依靠最高检发布的一些规范性文件来推动。因此,有必要加快检务公开立法进程,推进检务公开的制度化、法制化;同时提出拓展检务公开范围和内容,规范“检务公开例外”的确定,保证时效性,优化检务公开实现方式,借司法责任制改革契机,重构检务公开业务流程等等解决措施。信息技术的发展拓展了检务公开的视野,大数据、媒体融合应用,给检务公开工作现代化带来新的机遇。为此文章提出以“互联网+”为载体,增强三个意识;以大数据为抓手,健全检务公开信息化模式;以媒体融合为契机,优化检务公开载体选择;以模式创新为动力,强化“互联网+检务公开”的绩效考核等措施来完善我国的检务公开模式。最后提出健全检务公开的救济依据、行使主体、救济方式等法律制度,推动检务公开科学、健康发展。
杨晓蕾[8]（2020）在《W市人民检察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文中认为依法治国的根本就是要把司法体制改革进行全面性的开展,自“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在党的十八大会议提出以来,到党的十九大要求“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我国在司法体制改革工作上不断克难攻坚,取得了一定成效。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必须牵住的“牛鼻子”,是检察改革中最难攻克的堡垒之一,也是必须啃下的“硬骨头”。检察院干部队伍的分类管理问题,既关系到司法体制改革的成效,又关系到司法公信力的提升。W市人民检察院是全国首批进行司法体制改革的试点检察院之一,相较于全国大多数市级检察院,更早地进入改革实践阶段,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具有更多的改革实践经验,同时也更早地遇到改革实践中的各种问题和困境。本文拟结合当前在员额制改革初见成效,以及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全面启动的背景下,通过对W市检察院人员分类管理机制的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将W市人民检察院改革实践中暴露的问题总结归纳出来,并探索在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路径及工作建议,也为其他地市检察院提供参考依据。主要采取文献分析法、实证分析法、访谈法进行研究。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对当前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检察人员分类管理现状进行研究的实践意义进行描述,根据国内外的发展现状,对本文所要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做详细解释。第二部分是介绍司法体制改革中人员分类管理相关概念。主要对司法体制改革、人员分类、检察人员分类管理等概念进行说明和解释,介绍相关理论基础,并对检察人员分类管理的基本模式进行简要介绍,为以下内容作基础。在第三部分中以W市人民检察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的现状为例做了分析,包括W市人民检察院基本情况、机构设置及人员情况、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后的干部管理模式。第四部分是提出W市人民检察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中面临问题。第五部分则针对提出的问题成因进行分析说明,并在第六部分提出完善的对策路径及工作建议。第七部分是本文研究的结论部分。通过研究发现,W市人民检察院在人员分类管理改革中存在以下方面问题:一是改革方案过于笼统:三类人员交流任职机制不够明晰;检察官退出机制规定过于简单;检察官业绩考评方式不够科学合理;现行薪酬体系使司法行政工作受到一定程度影响。二是检察人员配置与队伍结构不够理想:检察人员总数不足、三类人员配比不够合理;人员队伍结构不够理想;知识结构比较单一;能力结构比较滞后。通过分析发现问题成因,第一是在实际推进过程中的效果与改革设计内容有出入;第二就是在人员分类管理后的配套制度没有及时制定和完善;三是薪酬体系不够合理影响了部分检察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职业荣誉感。为进一步推进检察人员分类管理的进程,不断完善司法体制改革后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建立以检察官为核心的人员分类管理体系,健全符合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职业特点的保障体系,真正建立起适应新时代检察工作特点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检察人员管理体系,笔者根据研究发现的问题和成因分析,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一是完善三类人员交流任职机制和检察官退出机制;二是确定科学有效的检察官业绩考评机制;三是完善三类人员职业保障机制;四是扩充政法专项编制数量并适当调整人员配比,以优化人力资源配置;五是加强对各类检察人才的选拔和引进,以改善现有人员专业化程度;六是加大对各类检察人员专业培训与交流,以提升自身素质能力。
王君哲[9]（2019）在《我国环境警察制度建设研究》文中指出任何环境违法犯罪都可能会给环境带来极大破坏,甚至会影响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我国环境警察的出现,即“公安+环保”的队伍建制,自2008年起已在全国多地试点,逐步突破“企业无赖、环保无奈”的执法困境。不过,尚处于探索阶段的环境警察制度建设之路,依然有一些“绊脚石”需要扫清。《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并未规定环境警察制度,环境警察制度的试点突破了当前环境执法体制,目的主要是打击环境违法犯罪,提高环境执法的威慑力,减少环保执法阻力,对环境违法犯罪形成震慑,有利对违法、犯罪行为等方面提高执法效能,同时也可以加强环境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第一章“环境警察制度概述”。本章主要是为了阐释清楚环境警察的含义、特征和作用,环境警察制度的构成,环境警察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环境警察制度构建的理论依据,为环境警察制度建设提供支持。第二章“我国环境警察制度建设的主要问题”。首先分析环境警察的隶属关系不明确问题,其次是环境警察缺乏直接的法律依据,最后是环境警察的执法机制不完善。通过分析环境警察存在的主要问题,为环境警察制度建设提供进一步的建议。第三章“外国环境警察制度”。通过介绍德国、俄罗斯、法国以及美国的环境警察制度,整理出国外环境警察共性特征,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机构设置科学、执法力度大以及高度专业化,为我国环境警察制度建设提供参考。第四章“我国环境警察制度建设的对策”。通过前三章的分析,认为我国环境警察的领导模式应该采取公安机关领导模式,通过职能整合形成高度专业化的环境警察机构。同时完善法律,统一规定环境警察的名称、职责。加强环境警察执法机制建设,完善获取案件线索的渠道和执法程序,并且注重加强环境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衔接。
廖丽环[10]（2019）在《司法改革的试点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顶层设计与地方摸索相结合”、“改革于法有据”重大理论判断,一方面,从高位推动的层面肯定了试点作为司法改革的现实路径,另一方面,为试点改革开辟了新的时代征程的同时也带来了更严峻的现实挑战,这些新的发展态势以及新的现实问题因应了试点改革理论研究的现实必要性与重要性。司法领域的试点改革是政策试点方法在司法领域的延伸性运用。它是指地方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或中央默认特定地区、期限以试点项目的形式展开具有特色的法律先行、先行先试的司法改革试验,而后通过暂行条例等规范的出台巩固地方试点经验,再经中央认可吸收到正式制度并向全国铺开的先行先试——由点到面的改革路径。试点作为司法改革路径的现实选择,是由我国司法改革现状与基本特性、渐进政治的总体安排以及降低制度变迁成本所共同决定的。同时试点作为司法改革路径的长期选择,是基于对有限理性与知识分立、调适的正确认知上所形成的司法改革方法。从当前试点改革运行的整体样态来看,“司法权为中央事权”是本轮试点改革的基础理论主张,并在此逻辑之上展开了央地之间的“委托一代理”关系的制度建构,通过借助小组机制、示范机制、指标管理机制以及传导机制作为盘活二者委托代理关系的特殊机制。透过这一行动框架,可以得出本轮试点改革具有政策型倾向,以维持委托代理关系的高度同质性作为其关系目标,以政策的主动反应作为其行动进路,以政策的可控性作为其治理逻辑。但现阶段的政策型试点改革衍生了改革体系的结构失调、国家建构的单边情结、地方建构的难以成长、社会建构的严重匮乏问题,进一步加剧央地关系的结构性失衡以及试点改革的非制度化与非规范化,试点改革亟需加以修正。试点作为司法改革的现实路径,应当致力于路径的规范化、成熟化与制度化,可以实验治理作为技术进阶,以法理型试点改革作为规范进路,从而建构一个制度化的体系。具体制度设想是确立不同梯度的主体构造、区分直接决策与边际决策、推动改革体系深化、建立学习型推广、诊断性评估、问责性督导、科学性预测、权限分配等保障机制。
二、加强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队伍建设的若干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加强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队伍建设的若干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警察执法中法律规范适用的制度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研究思路及创新 |
| 第一章 我国警察权嬗变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主流警察权体系的选择与移植 |
| 一、两种主流警察制度的区分 |
| 二、治安型警察权概念的近代移植 |
| 第二节 变迁中的填补型警察权概念 |
| 一、治安型警察权概念的延续 |
| 二、填补型警察权概念的产生与扩张 |
| 第三节 我国本土警察权的政治统合性 |
| 一、政治统合性的形成:公安行政首长参与政治决策 |
| 二、政治统合性的内容:警察权中的政治职能 |
| 三、政治统合性的保障:人员编制与财政支出的倾斜 |
| 第四节 警察权属性中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分层 |
| 一、警察危害防止任务具有行政权性质 |
| 二、侦查权法律属性之辨析 |
| 三、行政权与司法权在职能维度上的分层 |
| 第五节 现有警察权范围的调整与反思 |
| 一、警察权限缩的有限性 |
| 二、治安类警察权的理性扩增 |
| 第六节 小结 |
| 第二章 规范性文件适用的有限填补功能 |
| 第一节 警察类法律文本与警察立法理论的差距 |
| 一、警察类法律文本中概括性条款的适用 |
| 二、警察行政协助的立法问题 |
| 三、现代警察立法理论:警察权限授予的具体化 |
| 第二节 规范性文件对警察类法律文本的填补功能 |
| 一、规范性文件填补功能的制度基础 |
| 二、规范性文件填补功能适用的普遍性 |
| 三、规范性文件的三重填补机制 |
| 第三节 警察执法适用规范性文件的合理性 |
| 一、警务特性对法律文本的超越 |
| 二、警察执法的即时判断性 |
| 三、警察执法的措施应急性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三章 指标考核体系对警察执法的影响 |
| 第一节 规范性文件填补功能的风险构成 |
| 一、法律位阶的越权风险 |
| 二、地方性规范性文件同案异罚的风险 |
| 三、行政事实行为的“隐性强制”风险 |
| 四、风险源头——指标考核体系的过度依赖 |
| 第二节 指标考核体系的表达与运作 |
| 一、指标考核体系的表达方式 |
| 二、运作方式之一:行政裁量基准量化 |
| 三、运作方式之二:行政任务量化 |
| 四、运作方式之三:警察运动式执法的说明 |
| 第三节 指标考核体系过度依赖的结果 |
| 一、行政内部监督的路径单一化 |
| 二、警察执法中行政裁量权的消解 |
| 第四节 指标考核体系与警察权力运行的悖论 |
| 一、结果导向的量化指标侵蚀依法行政原则 |
| 二、警察权的预防性与指标考核的矛盾 |
| 三、指标考核体系中考核路径的缺陷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四章 司法审查对警察执法的矫正功能 |
| 第一节 司法审查下的创设性警察职能 |
| 一、履职困境:创设性职能的立法冲突 |
| 二、执法实务中生成的履职基准 |
| 三、职能规范冲突导致的行政不作为 |
| 第二节 司法审查下的行政裁量规范 |
| 一、公安类行政案件中比例原则的适用 |
| 二、明显不当情形的认定 |
| 三、明显不当情形在判决中的不当适用 |
| 四、滥用职权与明显不当情形的适用辨析 |
| 第三节 司法审查的矫正路径 |
| 一、以判决结果作出的个案矫正 |
| 二、以裁判理由作出的解释性矫正 |
| 第四节 司法审查矫正功能的局限性 |
| 一、合理性审查的局限性 |
| 二、创设性警察职权司法审查的审慎立场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五章 治理法治化视野下警察执法规范体系的重构 |
| 第一节 制定警察类法律文本的价值立场 |
| 一、政治统合性的价值导向 |
| 二、法治立场的基本解释 |
| 三、政治导向与法治立场的双向融合 |
| 第二节 技术治理在警察立法中的运用 |
| 一、概括性条款具体化的法治内涵 |
| 二、概括性条款与列举性条款的关系 |
| 三、警察职权类法律规范的具体化转向——以行政管束为例 |
| 第三节 警察执法程序中听证制度的完善 |
| 一、我国警察听证制度的基本构造 |
| 二、听证制度在警察执法中的实施困境 |
| 三、听证制度完善的具体路径 |
| 第四节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2）公安机关侦查人员职务犯罪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公安机关侦查人员职务犯罪的法律定位 |
| 第一节 公安机关侦查人员的主体身份由职能决定 |
| 一、公安民警不等同于侦查人员 |
| 二、享有侦查权的部门、警种涵盖范围广 |
| 三、警务辅助人员参与侦查的权能 |
| 第二节 公安机关侦查人员职务犯罪界定与刑法规制 |
| 一、公安机关侦查人员职务犯罪概念厘定 |
| 二、公安机关侦查人员职务犯罪可能涉及的罪名 |
| 三、公安机关侦查人员职务犯罪的职能管辖 |
| 第二章 公安机关侦查人员犯罪实证研究——基于2010-2019年的刑事判决书 |
| 第一节 实证研究资料来源说明 |
| 一、以“当事人”为中心搜索 |
| 二、以“裁判理由及依据”为中心搜索 |
| 三、以“法律依据”为中心搜索 |
| 第二节 2010-2019年公安机关侦查人员职务犯罪案件特征 |
| 一、2010-2019年案件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 |
| 二、内陆省份的发案率较高 |
| 三、基层治安警察为职务犯罪重灾区 |
| 第三节 三大类案件具体情况 |
| 一、三大类案件总体分布情况 |
| 二、贪污贿赂类案件特征 |
| 三、渎职类案件特征 |
| 四、侵害人身权利类案件特征 |
| 第三章 公安机关侦查人员职务犯罪治理困境 |
| 第一节 警察亚文化影响职务犯罪的披露 |
| 一、警察亚文化释义及表现形式 |
| 二、警察亚文化影响职务犯罪治理的主要表现形式 |
| 第二节 对公安机关侦查人员的监督力度有限 |
| 一、侦查人员内部监督效果不佳 |
| 二、外部监督力量的施展空间受限 |
| 第三节 治安勤务与刑事侦查的职能交叉 |
| 一、基层公安机关行政权与侦查权边界模糊 |
| 二、行政权与侦查权高度融合的不利后果 |
| 第四章 域外治理刑事警察职务犯罪的镜鉴:以新加坡为例 |
| 第一节 新加坡对刑事侦查权力滥用的防控模式 |
| 一、主要侦查力量:刑事侦查局和金融犯罪侦查局 |
| 二、强监控模式下刑侦权力滥用的风险及防控 |
| 第二节 遏制新加坡警察队伍腐败犯罪的具体措施 |
| 一、严格准入程序和完善培训体系 |
| 二、警务部门高薪养廉保障 |
| 三、独立的反腐败调查机制 |
| 第三节 新加坡治理警队职务犯罪成功的原因分析 |
| 一、腐败零容忍的上下共识 |
| 二、完善的反腐败司法体制 |
| 三、警队高强度的监督机制 |
| 第五章 公安机关侦查人员职务犯罪治理完善路径 |
| 第一节 完善公安机关侦查人员管理制度 |
| 一、严格把握侦查人员招录和晋升 |
| 二、充分发挥公安机关内部监督力量 |
| 三、推翻“沉默的蓝墙”文化 |
| 第二节 完善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刑事司法体系 |
| 一、发挥监察委独立行使职权的优势 |
| 二、完善侦查人员职务犯罪刑事立法 |
| 第三节 行政执法权与刑事侦查权的相对分离 |
| 一、治安勤务与刑事侦查相对分离 |
| 二、建立高腐败风险岗位轮岗制度 |
| 三、行政转刑事案件证据转化使用排除规则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3）日本司法制度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 |
| (一)中文文献研究情况 |
| (二)英文文献研究情况 |
| (三)日文文献研究情况 |
| 三、研究方法 |
| (一)比较研究法 |
| (二)实证研究法 |
| (三)语义分析法 |
| (四)价值分析法 |
| (五)其他研究方法 |
| 四、基本概念分析 |
| (一)司法的概念内涵及特征 |
| (二)西方语境下司法的概念及发展历程 |
| (三)司法与相关概念辨析 |
| (四)司法制度改革的概念含义及构成要素 |
| (五)不同语境下的司法体制改革与司法制度改革 |
| 五、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日本近代司法制度的建立与改革 |
| 第一节 明治维新与近代司法制度的确立 |
| (一)中央国家集权体制的建立与司法权的出现 |
| (二)大理院与其他各级法院的设立 |
| (三)《治罪法》的颁布与律师制度的设立 |
| (四)调解制度的完善 |
| 第二节 宪法的颁布与司法制度改革 |
| (一)《明治宪法》与《法院构成法》的颁布 |
| (二)诉讼法改革与《陪审法》的制定 |
| (三)战时立法对司法的破坏 |
| 第三节 战后日本司法制度的重建与改革尝试 |
| (一)新宪法的制定与司法制度的变化 |
| (二)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 |
| (三)临时司法制度调查会议与临时意见书 |
| 第二章 新世纪日本司法制度改革 |
| 第一节 新世纪日本司法制度改革的背景 |
| 第二节 新世纪日本司法制度改革的特点 |
| (一)由政治力量主导的改革动力 |
| (二)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改革理论 |
| (三)多领域、效率优先的改革路径 |
| 第三节 新世纪日本司法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 |
| (一)民事司法制度改革 |
| (二)刑事司法制度改革 |
| (三)司法人员制度改革 |
| (四)其他领域改革 |
| 第四节 新世纪日本司法制度改革的实践结果 |
| (一)民事司法制度改革结果 |
| (二)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结果 |
| (三)司法人员制度改革结果 |
| (四)其他领域改革结果 |
| 第三章 日本司法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法治主义理论 |
| 第二节 人权保障理论 |
| 第三节 司法民主主义理论 |
| 第四节 新自由主义理论 |
| 第四章 日本司法制度改革的主要矛盾与解决路径 |
| 第一节 司法精英主义与司法民主主义的矛盾 |
| 第二节 司法制度改革的内部动力与外部动力的矛盾 |
| 第三节 司法独立与行政权力的矛盾 |
| 第四节 日本传统纠纷解决文化与现代司法制度的矛盾 |
| 第五节 日本司法制度改革主要矛盾的解决路径 |
| 第五章 日本司法制度改革的经验总结 |
| 第一节 日本司法制度改革的成功经验分析 |
| (一)较为完善的改革计划与高效率的立法保障 |
| (二)适合领域的市场化改革 |
| (三)弹性的改革机制与制度化的改革反馈评价体系 |
| 第二节 日本司法制度改革的失败教训分析 |
| (一)司法制度改革承载过多的功能目标 |
| (二)对改革实践复杂性的预期不足 |
| (三)改革缺少足够的物质资金支持 |
| 第三节 日本司法制度改革的反思与展望 |
| (一)正视司法功能的局限性,明确改革的目的 |
| (二)形成理论共识,认清改革的对象和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
| (三)重视本国国情,设计符合本国实践的司法制度改革路线 |
| (四)总结实践经验,分析问题并修正对司法改革理论的选择 |
| 第四节 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
| (一)树立正确理论指导,加强对改革理论研究的重视 |
| (二)尊重司法规律,根据国情对域外改革经验加以本土化改造 |
| (三)建立司法改革试行机制,以渐进的方式推进改革进程 |
| (四)坚守法治理念,加强我国司法公信力的建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4）我国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缘起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实践意义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主要创新和不足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本文的创新点 |
| 三 本文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基本原理 |
| 第一节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意义辨析 |
| 一 司法豁免的历史源流与现代含义 |
| 二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内涵与特征 |
| 三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与其他主体司法豁免制度之间的关系 |
| 第二节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构成要素与理论基础 |
| 一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构成要素 |
| 二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理论基础 |
| 第三节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价值取向与功能定位 |
| 一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价值取向 |
| 二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功能定位 |
| 第二章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演变脉络与运行现状 |
| 第一节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演变脉络 |
| 一 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1949—1978):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观念萌生 |
| 二 改革开放后到十八大前(1979—2011):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初步建构 |
| 三 十八大以后(2012至今):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渐趋成型 |
| 第二节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运行的基本现状 |
| 一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规范依据 |
| 二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积极功效 |
| 三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现有的局限与不足 |
| 第三节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存在问题的原因探析 |
| 一 传统司法观念对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制约 |
| 二 法院治理机制泛行政化对法官权利的侵蚀 |
| 三 法官素质现状对司法豁免制度运行的影响 |
| 第三章 完善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现实考量 |
| 第一节 完善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正当性 |
| 一 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应有之义 |
| 二 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
| 三 维护法官中立性地位的制度保障 |
| 第二节 完善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必要性 |
| 一 破解法官权责失衡难题的必要条件 |
| 二 回应法官职业角色紧张的实践需要 |
| 三 防范法官职业风险趋增的有效途径 |
| 第三节 完善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可行性 |
| 一 制度保障 |
| 二 技术条件 |
| 三 现实依据 |
| 第四章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
| 第一节 建构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基本原则 |
| 一 遵循司法规律 |
| 二 有限豁免原则 |
| 三 统筹协调原则 |
| 第二节 健全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基本路径 |
| 一 完善法官司法豁免的立法设计 |
| 二 畅通法官司法豁免的运行机制 |
| 三 强化法官司法豁免的监督管理 |
| 第三节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与司法体制改革的衔接协调 |
| 一 司法豁免与司法追责制 |
| 二 司法豁免与法官员额制 |
| 三 司法豁免与法官职业伦理制度 |
| 四 司法豁免与法官职业保障制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5）我国监狱警察职务犯罪防控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 监狱警察职务犯罪概述 |
| 1.1 职务犯罪的概念 |
| 1.1.1 职务的含义 |
| 1.1.2 职务犯罪的概念 |
| 1.2 监狱警察职务犯罪的概念 |
| 1.2.1 监狱警察的职责与权力 |
| 1.2.2 监狱警察职务犯罪的概念界定 |
| 1.3 监狱警察职务犯罪的主要类型 |
| 1.3.1 贪利型职务犯罪 |
| 1.3.2 渎职型职务犯罪 |
| 1.3.3 侵权型职务犯罪 |
| 2 我国监狱警察职务犯罪的现状 |
| 2.1 我国监狱警察职务犯罪的总体态势 |
| 2.2 我国监狱警察职务犯罪的特征 |
| 2.2.1 犯罪人特征 |
| 2.2.2 犯罪时间特征 |
| 2.2.3 犯罪组织形式特征 |
| 2.2.4 犯罪类型特征 |
| 2.2.5 犯罪危害结果特征 |
| 3 我国监狱警察职务犯罪的原因分析 |
| 3.1 法律制度层面的原因 |
| 3.1.1 缺乏职务犯罪预防的统一立法 |
| 3.1.2 《人民警察法》不够完善 |
| 3.1.3 《监狱法》滞后于时代发展 |
| 3.1.4 刑罚执行制度存在缺陷 |
| 3.2 监督层面的原因 |
| 3.2.1 检察监督力度不足 |
| 3.2.2 法院监督流于形式 |
| 3.2.3 监狱内设纪检监察监督弱化 |
| 3.2.4 社会监督实效不足 |
| 3.3 监狱管理层面的原因 |
| 3.3.1 监狱警察队伍建设专业化不足 |
| 3.3.2 罪犯分级处遇工作不够规范 |
| 3.3.3 监狱安全管理不到位 |
| 3.4 个体层面的原因 |
| 3.4.1 成本收益衡量下的逐利心理 |
| 3.4.2 身心俱疲现实下的职业倦怠心理 |
| 4 我国监狱警察职务犯罪的防控对策 |
| 4.1 完善监狱警察职务犯罪预防法律体系 |
| 4.1.1 制定统一的职务犯罪预防法 |
| 4.1.2 完善《人民警察法》 |
| 4.1.3 加快修订现行《监狱法》 |
| 4.1.4 完善刑罚执行制度 |
| 4.1.5 加大监狱警察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 |
| 4.2 强化监狱系统各监督主体的监督力度 |
| 4.2.1 增强监狱检察监督力度 |
| 4.2.2 强化减刑、假释案件的审判监督 |
| 4.2.3 严格监狱内设纪检监察监督 |
| 4.2.4 加强刑罚执行的社会监督 |
| 4.3 不断完善监狱管理工作 |
| 4.3.1 加强监狱警察队伍专业化建设 |
| 4.3.2 严格规范罪犯分级处遇工作 |
| 4.3.3 加大监狱安全管理力度 |
| 4.4 筑牢监狱警察职务犯罪的个体防线 |
| 4.4.1 加强监狱警察的理想信念教育 |
| 4.4.2 关爱监狱警察心理健康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研究成果 |
| 致谢 |
（6）民事执行警务化的监督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民事执行警务化的监督困难 |
| 1.1 民事执行警务化及其发展变化 |
| 1.1.1 民事执行警务化的概念及特征 |
| 1.1.2 国外民事执行警务化问题概述 |
| 1.1.3 我国民事执行的困境及民事执行警务化的提出 |
| 1.2 民事执行警务化与司法警察的职权 |
| 1.3 民事执行警务化背景下存在的监督问题 |
| 1.3.1 案例导入 |
| 1.3.2 案例反映的民事执行警务化监督问题 |
| 1.3.3 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民事执行警务化其他监督问题 |
| 第二章 民事执行警务化下的法律监督模式 |
| 2.1 民事执行警务化两种模式下的监督对象 |
| 2.1.1 协助执行模式下的监督对象 |
| 2.1.2 独立执行模式 |
| 2.2 法院对民事执行警务化的监督内容 |
| 2.3 检察院对民事执行警务化的监督内容 |
| 2.4 监察委员会对民事执行警务化的监督内容 |
| 2.5 合理界定民事执行警务化监督模式下法、检、监的关系 |
| 2.5.1 民事执行警务化的独立性 |
| 2.5.2 理清监察机关对民事执行警务化监督的界限 |
| 2.5.3 理清监察机关和检察监督对民事执行警务化监督的分工 |
| 第三章 民事执行警务化监督体系的构建 |
| 3.1 建立法、检、监三机关的分工、配合和制约关系 |
| 3.2 完善法院内部对执行警务化的监督 |
| 3.2.1 发挥法院内部监察机构职能 |
| 3.2.2 发挥法院审判监督机构职能 |
| 3.2.3 发挥法院行政监督职能 |
| 3.3 提升检察监督对执行警务化的监督实效 |
| 3.3.1 明确检察监督的方式 |
| 3.3.2 提升检察建议效力 |
| 3.4 完善监察监督对执行警务化的制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我国检务公开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析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现状的评析 |
| 1.3 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创新 |
| 2 检务公开制度理论概述 |
| 2.1 检务公开制度的概念、特征及分类 |
| 2.1.1 检务公开的概念 |
| 2.1.2 检务公开的特征 |
| 2.1.3 检务公开的分类 |
| 2.2 检务公开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
| 2.2.1 检务“信息不对称”现象 |
| 2.2.2 检务“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后果 |
| 2.2.3 检务公开是减少“信息不对称”的一剂良方 |
| 2.2.4 检务公开在“信息不对称”中的权衡 |
| 2.3 检务公开的法理基础 |
| 2.3.1 司法公正和民主 |
| 2.3.2 权力制衡和监督 |
| 2.3.3 人民民主和知情权 |
| 2.3.4 依法治国理念 |
| 3 我国检务公开制度发展历程、现状及问题解构 |
| 3.1 我国检务公开制度的发展历程 |
| 3.1.1 起步摸索阶段(1998年10月-1999年4月) |
| 3.1.2 实践探索阶段(1999年5月-2003年4月) |
| 3.1.3 全面推进阶段(2003年8月-2013年10月) |
| 3.1.4 深化创新阶段(2013年11至今) |
| 3.2 我国检务公开制度的发展现状 |
| 3.2.1 检务公开原则向规范、全面扩展 |
| 3.2.2 检务公开范围向纵深层面拓展 |
| 3.2.3 检务公开方式向主动发展 |
| 3.2.4 检务公开程序向制度化发展 |
| 3.2.5 检务公开载体向“互联网+”发展 |
| 3.3 我国检务公开制度取得的成果 |
| 3.3.1 检务公开一定程度满足了社会大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
| 3.3.2 检务公开增强了人民群众对检察监督权的实施 |
| 3.3.3 检务公开促进了司法公正 |
| 3.3.4 检务公开提升了检察机关的执法规范行为 |
| 3.4 我国检务公开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4.1 检务公开无专门立法 |
| 3.4.2 检务公开范围和方式设计不合理 |
| 3.4.3 检务公开监督保障机制不健全 |
| 3.4.4 检务公开回应“互联网+”不足 |
| 3.5 我国检务公开制度问题分析 |
| 3.5.1 检务公开体系不健全 |
| 3.5.2 检务公开效果不明显 |
| 3.5.3 检务公开现代化水平不高 |
| 3.5.4 检务公开监督不到位 |
| 4 域外检务公开模式审视及借鉴 |
| 4.1 检务公开的域外考察 |
| 4.1.1 瑞典的检务公开 |
| 4.1.2 美国的检务公开 |
| 4.1.3 英国的检务公开 |
| 4.1.4 法国的检务公开 |
| 4.1.5 俄罗斯的检务公开 |
| 4.1.6 我国台湾地区的检务公开 |
| 4.2 域外检务公开模式比较 |
| 4.2.1 检务公开立法比较 |
| 4.2.2 检务公开范围原则比较 |
| 4.2.3 检务公开的特点比较 |
| 4.3 域外检务公开模式的借鉴 |
| 4.3.1 检务公开的立法 |
| 4.3.2 检务公开的范围 |
| 4.3.3 检务公开的例外 |
| 4.3.4 检务公开的保障机制 |
| 4.3.5 检务公开的救济 |
| 5 我国检务公开制度的完善路径 |
| 5.1 检务公开立法规范的“中国化”模式选择 |
| 5.1.1 坚持检务公开法治思想 |
| 5.1.2 检务公开立法模式选择 |
| 5.1.3 正确处理实践中的三大关系 |
| 5.2 检务公开原则的内容 |
| 5.2.1 “及时公开”原则的内容 |
| 5.2.2 “便民原则”的内容 |
| 5.2.3 “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原则的内容 |
| 5.3 检务公开范围和程序的优化设计 |
| 5.3.1 检务公开范围的界定 |
| 5.3.2 检务公开内容的拓展 |
| 5.3.3 检务公开例外的规范确定 |
| 5.3.4 检务公开实现方式的优化 |
| 5.3.5 检务公开流程的重构 |
| 5.4 “互联网+检务公开”实践模式创新 |
| 5.4.1 构筑“互联网+检务公开”的意识 |
| 5.4.2 健全检务公开信息化模式 |
| 5.4.3 优化检务公开载体选择 |
| 5.4.4 强化“互联网+检务公开”的绩效考核 |
| 5.5 检务公开救济程序的优化设计 |
| 5.5.1 检务公开救济程序的作用 |
| 5.5.2 检务公开救济权利的范围 |
| 5.5.3 检务公开的救济权利主体 |
| 5.5.4 检务公开救济的实现方式 |
| 6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文章目录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 致谢 |
（8）W市人民检察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 |
| 四、论文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人员分类管理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 一、司法体制改革 |
| 二、公共部门的人员分类 |
| 三、检察人员分类管理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目标设置理论和其本身的作用 |
| 二、激励理论的定义 |
| 三、机制设计理论 |
| 第三节 检察人员的分类 |
| 一、检察官 |
| 二、检察辅助人员 |
| 三、司法行政人员 |
| 第二章 W市人民检察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基本现状 |
| 第一节 W市人民检察院基本情况 |
| 第二节 W市人民检察院机构设置及人员情况 |
| 一、机构设置及人员编制情况 |
| 二、三类人员结构 |
| 三、案件受理情况 |
| 第三节 干部管理模式 |
| 第三章 W市人民检察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存在的问题 |
| 第一节 检察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方案过于笼统 |
| 一、三类人员交流任职机制、检察官退出机制不够明晰 |
| 二、检察官业绩考评方式不够科学合理 |
| 三、现行薪酬体系使司法行政工作受到一定程度影响 |
| 第二节 检察人员配置与队伍结构不够理想 |
| 一、检察人员总数不足、三类人员配比不够合理 |
| 二、当前检察人员队伍结构不够理想 |
| 第四章 W市人民检察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存在问题的原因 |
| 第一节 改革方案的设计与实践存在偏差 |
| 第二节 缺乏人员分类管理后的相关配套制度 |
| 第三节 薪酬体系不够合理影响了部分检察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职业荣誉感 |
| 第五章 完善W市人民检察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完善人员交流、考评、保障机制 |
| 一、完善三类人员交流任职机制和检察官退出机制 |
| 二、确定科学有效的检察官业绩考评机制 |
| 三、完善三类人员职业保障机制和激励机制 |
| 第二节 加大检察队伍建设力度 |
| 一、扩充编制数量并适当调整人员配比,优化人力资源配置 |
| 二、加强对各类检察人才的选拔和引进,改善现有人员专业化程度 |
| 三、加大对各类检察人员专业培训与交流,提升自身素质能力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9）我国环境警察制度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环境警察制度概述 |
| 第一节 环境警察的界定 |
| 一、环境警察的含义 |
| 二、环境警察的特征 |
| 三、环境警察的作用 |
| 第二节 我国环境警察制度的构成 |
| 一、环境警察职权 |
| 二、环境警察的隶属关系 |
| 第三节 我国环境警察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
| 一、我国环境警察制度建设的必要性 |
| 二、我国环境警察制度建设的可行性 |
| 第四节 我国环境警察制度建设的理论依据 |
| 一、公民环境权的保护 |
| 二、我国警察警务的新发展 |
| 第二章 我国环境警察制度建设主要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环境警察的隶属关系不明确 |
| 一、环境警察隶属关系现状 |
| 二、公安机关、环保部门领导环境警察的优势和劣势 |
| 第二节 我国环境警察制度缺乏法律支撑 |
| 一、立法现状 |
| 二、缺乏直接的法律依据 |
| 第三节 我国环境警察在执法方面存在不完善 |
| 一、环境警察队伍专业性不足 |
| 二、环境警察执法机制不完善 |
| 第三章 国外环境警察制度 |
| 第一节 国外环境警察制度现状 |
| 一、德国环境警察制度 |
| 二、俄罗斯环境警察制度 |
| 三、法国的环境警察制度 |
| 四、美国的环境警察制度 |
| 第二节 国外环境警察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
| 一、法律明确规定环境警察制度 |
| 二、环境警察机构设置科学 |
| 三、环境警察执法力度大 |
| 四、环境警察队伍结构和装备专业化 |
| 第四章 我国环境警察制度建设的对策 |
| 第一节 环境警察制度建设的基本原则 |
| 一、环境保护优先原则 |
| 二、依法行使职权原则 |
| 三、高效打击犯罪原则 |
| 第二节 完善法律明确环境警察制度 |
| 一、制定环境警察法律法规 |
| 二、明确环境警察制度内容 |
| 第三节 建立公安机关领导的环境警察队伍 |
| 一、公安机关领导的环境警察 |
| 二、环境警察队伍的建设 |
| 第四节 环境警察执法机制建设 |
| 一、环境警察执法机制建设 |
| 二、加强环境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衔接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10）司法改革的试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价值 |
| 三、研究进路 |
| 第一章 “试点”作为司法改革路径的内部观察 |
| 第一节 试点改革的问题缘起 |
| 一、政策试点的方法论传统与具体实践 |
| 二、政策试点在司法改革领域的延伸运用 |
| 第二节 试点改革作为司法改革路径的现实选择 |
| 一、探索型法制催生了试点改革路径 |
| 二、政策优位于法律的法制过渡性选择 |
| 三、司法的受制性强化了司法改革的试错色彩 |
| 四、司法改革的复杂性与不可预期性加剧改革的试验步伐 |
| 第三节 试点改革的发展阶段 |
| 一、试点改革的低度活跃期: 1978—2002 |
| 二、试点改革的中度活跃期: 2003-2012 |
| 三、试点改革的高度活跃期: 2013-至今 |
| 第四节 试点改革的基本性质 |
| 一、试点改革的总体特征 |
| 二、试点改革的形式特征 |
| 三、试点改革的路径特征 |
| 第五节 试点改革的基本立场 |
| 一、试点改革的基本限度 |
| 二、试点改革的路径意义 |
| 第二章 “试点”作为司法改革路径的外部考量与理论支撑 |
| 第一节 试点改革的政治考量: 服从渐进政治改革 |
| 一、西方渐进政治的决策模式 |
| 二、我国渐进政治的发展及改革目标 |
| 三、渐进政治改革下的司法试点改革 |
| 第二节 试点改革的制度考量: 降低制度变迁成本 |
| 一、制度变迁的局部性与渐进性 |
| 二、制度变迁的成本计算 |
| 三、通过试点降低司法制度变迁成本 |
| 第三节 试点改革的理性支撑: 批判理性与实践不及 |
| 一、批判理性: 否定唯理主义与虚无理性 |
| 二、实践不及: 质疑计划思维 |
| 三、理性论对司法试点改革的启示 |
| 第四节 试点改革的知识依据: 知识的分工与调试 |
| 一、知识的存在状态: 无知与分立 |
| 二、知识的获取方式: 默会知识的实践性 |
| 三、知识的进化过程: 试错与调试 |
| 四、知识论对司法改革试点的启示 |
| 第三章 试点改革的运行概貌 |
| 第一节 试点改革的行动框架 |
| 一、前期准备阶段 |
| 二、先行先试阶段 |
| 三、扩点总结 |
| 第二节 试点改革的规范类型 |
| 一、两类重要主体的规范梳理 |
| 二、原则性规范 |
| 三、指导性规范 |
| 四、执行性规范 |
| 第三节 试点改革的项目配置 |
| 一、尚未推进项目和难以推进项目 |
| 二、外源性应激项目与内源性需求项目 |
| 三、试点项目立法吸收的整体成效 |
| 第四节 试点改革的空间分布 |
| 一、总体试点的地区分布 |
| 二、单项试点的地区分布 |
| 第五节 试点改革的目标体系 |
| 一、纵向上的政策目标体系：总体目标VS框架目标VS任务目标 |
| 二、横向上的政策目标群：单一型VS复合型 |
| 三.政策目标分级对试点改革实效的影响 |
| 第四章 基于司法权为中央事权的政策型试点改革 |
| 第一节 司法权的属性判断: 中央事权的基本主张 |
| 一、中央事权的判断标准与具体内容 |
| 二、司法权为中央事权的规范表达与正当理据 |
| 第二节 中央事权的行动逻辑: 基于委托一代理关系的试点改革 |
| 一、委托一代理关系的基本构成要件 |
| 二、委托一代理关系在试点改革的情境演化 |
| 第三节 委托一代理关系的特殊运作机制 |
| 一、解决改革主体内部组织关系的小组机制 |
| 二、解决试点单位与非试点单位关系的示范机制 |
| 三、解决技术管理与信息反馈关系的指标机制 |
| 四、解决内部与外部制度扩点的传导机制 |
| 第四节 司法权为中央事权对试点改革的政策型导向与表征 |
| 一、以维持委托代理关系的高度同质性作为其组织目标 |
| 二、以政策反应的主动性作为其行动进路 |
| 三、以政策的可控性作为其治理目标 |
| 第五章 当代政策型试点改革的问题诊断 |
| 第一节 改革体系的结构失调: 综合配套改革与主体改革 |
| 一、综合配套改革与主体改革的体系关系 |
| 二、综合配套改革的现存问题 |
| 第二节 国家建构的单边情结: 过度依赖顶层设计 |
| 一、计划作为顶层政策推动的主要调整手段 |
| 二、固化国家建构的单边情结 |
| 三、强制型与供给主导型成为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式 |
| 第三节 地方建构的难以成长: 路径依赖与试点异化 |
| 一、地方改革缺乏自我激励的成长 |
| 二、强化地方路径依赖与制度同化的效应 |
| 三、引发技术指标恶性竞争的机会主义与效果导向主义 |
| 四、衍生地方司法机关的应声虫行为 |
| 第四节 社会建构的严重匮乏: 空间的压缩与垄断 |
| 一、社会主体参与试点改革的空间极为有限 |
| 二、社会主体的参与身份和地域具有高度垄断性 |
| 第六章 法理型试点改革对政策型试点改革的二阶修正 |
| 第一节 政策型试点改革的技术进阶: 实验治理 |
| 一、治理技术的革新: 作为新兴治理范式的实验治理 |
| 二、实验治理对政策型试点改革的精进: 异质关系与决策开放 |
| 三、实验治理在中国司法试点改革样本: 本土化实践与不足 |
| 第二节 政策型试点改革的制度规范: 法理型试点改革 |
| 一、法理型试点改革的理论渊源: 法理型支配的法治特性 |
| 二、法理型支配与司法试点改革的历史关联:解构与重构 |
| 三、法理型支配对司法改革的当代重塑: 法理型试点改革 |
| 第三节 法理型试点改革的鼎故革新: 匡正与耦合 |
| 一、法理型试点改革对政策型试点改革的匡正 |
| 二、法理型试点改革与实验治理的二象耦合 |
| 第四节 法理型试点改革的主体梯度: 国家—地方—社会的三重建构 |
| 一、主体构造的前提: 国家、地方与社会的关系再定位 |
| 二、主体构造的核心: 利益相关者的识别与分类 |
| 三、主体构造的具象: 参与主体的阶梯层次 |
| 第五节 法理型试点改革的决策优化: 直接决策与边际决策的区分 |
| 一、直接决策法律拰制化的现实国情: 改革于法有据 |
| 二、法律推制化的现实途径: 授权改革的法定化 |
| 三、边际决策的自主协商化 |
| 第六节 法理型试点改革的体系深化: 综合配套改革的功能定位 |
| 一、综合配套改革对主体改革的四种功能 |
| 二、综合配套改革的改进方向: 突出核心功能 |
| 第七节 法理型试点改革的机制保障 |
| 一、学习型的制度推广机制 |
| 二、实质诊断的评估机制 |
| 三、问责性的督查机制 |
| 四、科学性的预测机制 |
| 五、合理的权限分配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四、加强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队伍建设的若干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警察执法中法律规范适用的制度逻辑[D]. 刘冰捷.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5)
- [2]公安机关侦查人员职务犯罪实证研究[D]. 董磊.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3]日本司法制度改革研究[D]. 黄宣植. 吉林大学, 2020(08)
- [4]我国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研究[D]. 于猛. 郑州大学, 2020(02)
- [5]我国监狱警察职务犯罪防控对策研究[D]. 柴春云.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20(10)
- [6]民事执行警务化的监督问题研究[D]. 马继超. 兰州大学, 2020(01)
- [7]我国检务公开制度研究[D]. 廖伟. 重庆大学, 2019(06)
- [8]W市人民检察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D]. 杨晓蕾.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9]我国环境警察制度建设研究[D]. 王君哲. 大连海事大学, 2019(07)
- [10]司法改革的试点研究[D]. 廖丽环. 厦门大学, 2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