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霍桑是美国十九世纪杰出的浪漫主义小说家。他把严肃的道德和历史内容与卓越的艺术表现形式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把天赋的想象力与高超的语言技巧融为一体。他是一位真正富有个性与创造力的作家,因而一直享誉英美和世界文坛,至今盛名不衰。《红字》作为霍桑的第一部重要作品,自1850年出版以来,被普遍认为是美国文学史上的一部经典。它同时也是第一部象征小说和心理小说。小说以两百多年前的殖民地时代的美洲为背景,但揭露的却是19世纪美利坚合众国社会典法的残酷、宗教的欺骗和道德的虚伪。自《红字》面世以来,无数的中外学者对霍桑本人及其小说展开研究。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其小说的多重主题,写作风格,小说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小说在社会及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等方面,而对小说中孤独主题的深入研究并不多见。事实上,从19世纪起,霍桑就开始探讨孤独主题。他在作品中,尤其是在《红字》这部小说中,霍桑创造性地使用了许多象征手法来表现该主题。小说发生的背景是十七世纪清教徒时期的波士顿。霍桑在《红字》中的叙述方式说明美国的浪漫主义要适应美国的清教徒道德准则。书中的说教味浓重,警世的欲望强烈,堪称19世纪美国经典作品之最。霍桑最为关注的就是罪孽对普通大众在道德、情绪和心理上的影响,尤其是卷入这复杂事情中的人物的影响。通过分析书中人物各自不同的命运,我们看到了社会与孤独间的紧张张力。正如马里斯·布利(Marius Bewly)指出的那样,这种社会与孤独间的张力成为了霍桑艺术的中心。这也正是本文选择将孤独感作为主题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主要对小说中三位主人公各自的孤独感以及主人公对待孤独感的态度及其不同命运的逻辑关系展开分析：白兰是一个孤独的爱情寻觅者,她的孤独感体现在自我救赎上；丁梅斯代尔是一个祈求上帝宽恕的孤独罪人,他的孤独体现在自我折磨上；罗杰则是一个孤独的复仇者,他的孤独体现在自我毁灭上。三位主人公的孤独感有其深刻的原因。一方面存在客观上的因素,那就是来自于宗教—清教主义和超验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每个人的孤独感都有其主观上的原因。家庭和社会要对白兰的孤独感负责。白兰孤独是因为她缺少爱的关怀,在家庭中,她缺乏来自父母和丈夫的爱；在社会上,她得不到到丁梅斯代尔及周围人们的爱。丁梅斯代尔的孤独感是由于他渴望得到上帝及白兰母女的原谅；罗杰的孤独来自于家庭和事业的失败。孤独感是普遍存在的,关键是我们要采取正确的态度去对待它。在红字中,对待孤独感的不同态度与人物命运之间是有关联的：白兰用积极的态度面对孤独从而获得了重生；丁梅斯代尔对待孤独态度模棱两可,于是造成了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痛苦;罗杰的消极态度让他疯狂报复仇敌,结果毁了他人的同时也毁了自己。此外,霍桑的宗教观念及其家庭生活背景从某种程度上也对其小说人物产生了一些影响。由此我们得出结论：态度决定命运,而和谐社会永远需要积极的人生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