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宏观层面的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因素之一。我国自金融危机以来一直保持着经济平稳快速的增长,其中投资所扮演的重要决策不容质疑。然而,自然资源的稀缺和社会消费需求的限制使人们认识到提高投资效率的必要性,如果投资超过了合理的范围,社会就会“过热”,从而引发一系列经济甚至社会问题,而投资的非效率化,会造成生产能力和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企业是经济运行的主体,宏观层面的“非效率投资”与微观层面的“非效率投资”是密不可分的,企业现金流的存在为企业生存提供了物质基础,但债权人-股东-经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导致了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非效率投资行为包括两类,一类是过度投资行为,另一类是投资不足行为。本文从理论方面借鉴自由现金流假说,分析了自由现金流和代理问题以及信息不对称所导致非效率投资现状,然后提出制约我国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制约因素,提出相关假设,本文以沪深两市09和10年Wind和CSMAR数据库所提供的数据,剔除异常样本后得到2054家上市公司作为本文的研究样本,其中深市样本952,沪市样本1102。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特征为切入点,借鉴Richardson （2006）的思想以企业实际投资、自由现金流、企业成长机会、企业资产规模和企业负债结构构建每个企业合理投资水平,将实际投资与合理投资之差区分为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的样本,之后借鉴Vogt（1998）的思想构建非效率投资量、自由现金流以及制约机制（ZY）的模型,寻找可以制约我国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因素,其中制约机制变量（ZY）包括第一大股东性质、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情况、独立董事规模、管理层激励、长短期债务期限结构。结合前文理论分析及假设,通过构建模型分析我国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制约因素,通过本文描述性统计及所构建模型从股权结构、公司治理、债务融资得出结论如下：我国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非效率投资行为,并且研究发现随着自由现金流的提高,我国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程度加大,说明样本中投资对现金流敏感性较大；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较高,导致股权制衡作用较弱,大股东可能与其他大股东结合成利益趋同体侵害小股东和债权人利益,所以股权制衡作用机制不能有效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我国现在的独立董事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作用,随着董事会中独立董事人数的增大,可以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发生；从债务期限结构对我国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制约结果来看,短期债务期限结构相对长期债务期限结构作用更明显。短期债务期限结构既能抑制过度投资,也能抑制投资不足,而长期债务期限结构却促进了非效率投资。最后本文结合实证研究及规范研究后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优化股权结构；改善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设立状况,加强经理人监督体制；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建立健全高管激励制度,避免“内部人控制”问题；合理设置债务期限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