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能源问题是当今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对于欧洲而言,欧盟成员国多为能源匮乏的国家,所以能源一直是制约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20世纪的欧洲其能源消费结构经历过几次变迁,经历了由煤炭到石油再到包含煤炭、石油、可再生能源等多种能源类型在内的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变。本文所提到的能源主要指当前在欧盟能源消费结构中占重要地位的煤炭、石油、天然气、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等。欧盟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制度化的政策领域,其中,欧盟的能源政策包括超国家层面的能源政策以及各成员国国家层面的能源政策,本文提到的欧盟共同能源政策特指超国家层面的能源政策。欧洲一体化开始于能源部门,在欧洲一体化刚刚启动时,人们对于欧盟共同能源政策的最早形成充满期待。然而,与共同农业政策相比,欧盟共同能源政策却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曲折历程后直到2006年3月才得以形成,《欧盟能源政策绿皮书》的发表就是一个标志。欧盟共同能源政策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煤炭和原子能单一领域的政策向一种包括石油、电力和可再生能源在内的综合性能源政策的发展过程,能源政策目标也呈现为从消极防范能源供应中断到积极开发替代能源再到融合能源供应安全、环境保护和内部能源市场议程的综合性能源政策的转变。欧盟共同能源政策的形成无疑表明欧盟各个成员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进一步加强,超国家层面的权威也有所增强。那么,促使欧盟共同能源政策形成的动力有哪些呢?政策形成过程中的阻碍因素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对于这些问题的分析和回答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欧盟共同能源政策的历史和现状的认识并有助于我们对其未来发展趋势作出较为合理的判断。目前学术界对欧盟能源政策的分析基本上停留在介绍、描述的层面,而从理论高度对其进行的分析还比较少,本文则力图从理论分析的高度审视欧盟共同能源政策的形成过程。本文选取的是新功能主义理论的分析视角,主要运用了新功能主义的核心概念——外溢作为分析工具。新功能主义理论曾经对欧洲一体化发展的动力作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那么,具体到欧盟共同能源政策的形成过程而言,新功能主义理论是否仍然具有解释力?欧盟共同能源政策的形成过程能否被看作是一种外溢的过程?新功能主义理论经历了一个历史的演进过程,从理论的兴起、发展阶段到理论反思阶段再到理论的综合阶段。在新功能主义理论中,外溢是一个核心概念,它承担了新功能主义理论解释变化的绝大部分功能。根据所强调的动力的不同,经过修正和完善之后的新功能主义理论的外溢概念可以划分为三种形式,即功能性外溢、诱发性外溢和养成性外溢,它们从不同侧面强调了一体化过程中的推动因素。本文将上面提到的三种外溢形式概括为一种复合型外溢模式,并以此作为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具体分析了欧盟共同能源政策形成过程中各个历史阶段的动力和阻碍因素。笔者认为,欧盟共同能源政策的形成过程从总体上可以看作是一种外溢的过程,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主要体现出的是不同的外溢形式。具体而言,在从欧洲煤钢共同体向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发展过程中主要体现出的外溢形式是功能性外溢和养成性外溢;在从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向石油领域共同政策的发展过程中主要体现出的外溢形式是诱发性外溢和功能性外溢;在从石油领域的共同政策向包括电力、可再生能源等在内的综合性能源政策的发展过程中主要体现出的是功能性外溢、诱发性外溢和养成性外溢的合力作用,其中养成性外溢的作用最为突出。由此可见,新功能主义理论的复合型外溢模式在欧盟共同能源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检验,这同时也意味着,经过拓展和完善之后的新功能主义理论对欧盟共同能源政策的形成过程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欧盟共同能源政策的形成仅仅局限于新功能主义理论框架之中的推动力,而是取决于更多的影响因素,如各成员国国家战略和利益的差异、国家压力的影响等。我们在分析欧盟共同能源政策的形成过程时,应该将一体化看作是一个辩证的过程,而不是仅仅关注一体化发展的动力,也就是说,既要考虑共同能源政策形成的动力也要考虑到共同能源政策形成过程中的阻碍因素。从1957年《罗马条约》的签署至今,欧盟已经走过了50多年的发展历程。如今的欧盟在扩大和深化两个轮子的运转下继续前行。伴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化和扩大,一种融合供应安全、环境保护和竞争性的综合性能源政策将会进一步发展,欧盟共同能源政策将会通过一系列行动计划而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落实。但同时也要认识到,欧盟共同能源政策的未来发展正日益接近主权国家这一根本性层面,因而将会面临更大的外溢阻力,但与此同时,欧盟的自主性也大大增强,因而外溢现象将会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