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从做出对于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的划分开始,保罗·格莱斯把在交流活动中与表达者意图密切相关的所谓非自然意义纳入了自己的研究视域,并逐步形成了后来被P.F.斯特劳森称之为:“交流—意图”的意义解释模式。该解释模式与经由弗雷格开创并由前期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所发展了的现代逻辑语义哲学是不同的,因为后者将语句（命题）作为语言表征真理和承载意义的基本单元,却不能对日常生活中大量出现的非命题语言现象进行说明。相应地,由于深受日常语言哲学思想先驱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保罗·格莱斯采取“意义即用法”的基本立场,把意义放置于一个交流的参照系统中,坚持只有参照交流的概念才能解释意义。表达者场景意义是最基本的意义类型,它能够没有任何语义残留地通过表达者所具有的某种意图加以分析。此外,格莱斯对于意义理论的另一个独特贡献就是提出了“会话的蕴涵”,这种基于对日常语法的表面违反而生成的意义形式,也即表达者以暗示的方式“说出”了比“表达类型的场合意义”具有更多意义内涵的东西。那么,“交流—意图”的意义解释模式与“会话的蕴涵”是如何内在地统一于他的意义理论之中的?本论文通过对于意图的概念分析,交流本性的把握,会话蕴涵的深入探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于他在《言辞用法研究》有关意义理论的重要篇章的综合把握,和他在《理由的方面》中所阐发的关于理性、理由和推理的理论的认真研究,认为真正贯穿意义理论的是理由这条主线,换句话说,他的意义理论应当更准确的表述为一种基于理由的意义理论,关于理由和推理的观点不仅是保罗·格莱斯处理哲学问题的一般方法论,而且构成了他意义理论的基础。具体而言,本论文分为导论:分析选题的缘起;第一章:意图-交流的意义解释模式,主要是深入《言辞用法研究》一书中,有关意义理论的文本。凸显意图的分析中有理由的存在,交流的意义本身就是一种理性活动的产物,会话的蕴涵必须由推理而出等。第二章:理性推理和理由,主要是对格莱斯的理性﹑推理和理由的观点进行考察和总结,并在论述中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理由在其中的中心地位。第三章:理由与意义.笔者从交流合作原则的理性基础、从表达者与受话者各自的理由以及会话的蕴涵与理由性推理的对应等方面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详细论证。在结语部分,笔者对其思想进行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