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今天,转型经济背景下的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然而身处复杂多变的市场竞争环境中,企业承受着越来越大的生存压力。不少企业深陷追逐利润、降低成本以及疯狂价格战的泥沼,将社会责任和商业伦理弃之不顾,由此引发的信任危机不在少数,比如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丰田“召回门”等等。事实上,组织成员是发现不道德行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他们的积极反应将发挥重要的作用,不仅可以将相关信息从组织的底层传送到组织高层(内部揭发),更能够将之传递给组织外部有影响力的个人或机构(外部揭发)。作为组织公民行为的一种,揭发行为得到了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相对而言,我国学术界与之相关的系统研究却显得较为缺乏。然而,因受到传统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中国人在群体特征方面与西方人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别,正如林语堂所言,“中国民族与西方国家比较,进取不足,保守有余,勇毅精神不足,而动心忍性之功夫甚深……中国人主让,外国人主攘。外国人主观前,中国人主顾后。”因此,以西方人为样本的研究结论在中国并不一定适用。在目前转型经济的大背景中,探讨中国情境下揭发行为的作用机制和影响因素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的。本研究从理性行为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的视角出发,探索揭发积极态度对个体内部揭发意向、外部揭发意向以及不揭发意向的主效应,同时引入工具型组织伦理气氛作为调节变量,研究其对上述三组主效应的调节机制。在中国情境下的主效应验证,恰好是对西方相关研究的补充；而调节变量的引入更是为本研究带来了一抹理论创新的亮色,因为以往研究大多将组织伦理气氛与不道德行为相联系,鲜有研究探索其对揭发行为(不道德行为的后果变量)的影响。在逻辑推演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了6个假设,并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此进行验证。本研究以江苏、上海、安徽、山西、山东的30家企业为样本,企业分别来自水泥制造、软件开发、食品加工、零售百货、航空航天等行业,合计获取有效问卷581份。本研究主要采用SPSS18.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包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以及采用分层回归的方式验证本研究所提的假设。研究结果证实,揭发积极态度对内部揭发意向、外部揭发意向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工具型伦理气氛对这两种正相关关系起到了负向调节的作用。另一方面,揭发积极态度对不揭发意向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然而遗憾的是工具型伦理气氛对这种关系的调节作用没有得到证实。可能的原因是,与工具型伦理气氛的调节效应相比,它对不揭发意向的主效应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