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法治的宗旨、法治价值取向的核心是用法律维护私权限制公权，立法是法治建设的重要环节，由于法律上的规定是公权规制和私权保护的基本依据，因此立法从源头上影响着法治的发展方向。我国立法是否具有与法治相一致的价值取向成为衡量立法优劣的重要标准，也是衡量我国法治建设实效的重要标准。纵观我国立法的整体发展和现实状况，虽然在保护私权、限制公权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立法在整体上仍然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行政法规、规章带来的国家权力的潜增长，立法对公权一私权制度设计的漏洞，亟待立法者价值取向的进一步转变。立法在对公权和私权作出制度性安排时，如能坚持遵循限制公权、维护私权的法治宗旨，将有利于中国的法治建设。本文分引言和正文两大部分。其中正文又从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第一部分，首先对公权和私权的概念作了基本的界定，接着从西方思想家和法学家对法治的阐释，以及近现代西方法治国家的实践中得出：法治的宗旨是通过法律限制公权以维护私权，公权来源于私权、服务于私权。立法通过制度上的安排来配置公权与私权，因此立法的价值取向应当与法治的精神相符合，即限制公权维护私权。第二部分，从社会权力结构变迁对立法的影响入手，比较了改革前后中国社会的公权—私权关系的特点，指出公权向私权的转移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内容和总体特征，也是中国立法价值取向转型的宏观背景。第三部分，对1978年至2007年期间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进行了实证的分析。通过分析发现，体现私权保护精神的民商事法律逐渐增加，一些规范国家权力行使的法律也相继出台。具体到《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文本内容，也能够看到，立法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公权向私权转移的趋势，开始在向着限制公权维护私权的方向转变。然而，由于立法体系中有着数量众多的行政法规、规章，而这部分规范性法律文件在制定的过程从起草到公布都由政府和行政部门主导，行政立法依托相应的授权进行了大量的公权扩张。其结果是，国家权力不仅没有受到限制，反而在部门立法、权力竞争中潜在的增长，而这正是与法治和立法的精神相违背的。公权通过立法进行扩张，一方面会对私权造成威胁；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政府职能和机构的扩充，不利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的和谐发展。第四部分对立法应如何维护私权、限制公权提出了几点建议。笔者认为一方面应继续加大私权保护的立法力度，扩大私法领域的立法，增加和细化私权保护的规定。另一方面要限制行政立法。通过扩大公众参与、增强立法民主，明确问责制度，强化权力与责任对等性等措施抑制公权的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