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道在术中”的观念是在对《庄子。天下》中“道术”、“方术”对举、《易传》中的“道”、“器”对举的观念提出疑问的基础上层开的。本文认为，“道术”、“方术”对举实际上是一种“以物观之”的态度，“以物观之”无论是“自我观之”还是“自人观之”都是有局限的。而“道”“器”对举的观念认为“器”是对道的模拟，问题在于我们是不可能通过肯定有限的“器”通达无限之“道”。在这个基础上，本文进行了对《左传》、《国语》中筮例的研究。对于《左传》、《国语》中筮例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区分为象数进路与义理进路。相对于象数而言，在义理方面对《左传》、《国语》筮例的研究则相对冷清，还有进一步推进的空间。本文通过对《左传》、《国语》筮例的研究提出了“道在术中”的观念。“道在术中”的观念认为，“道不离器”是中国思想学术的一个传统。在观念上，道是源始的，而源始之道有多种呈现方式。反映在《易》学上，象数、义理都是道的呈现方式，在占筮中，道以象数、义理的方式呈现出来。占筮是方术的一种，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乃是“决疑”，也就是探询确定性。这种探询并不是要找出一个现成的“道”来，实际上《左传》、《国语》的筮例都没有明确的给出一个现成的“道”。它呈现出来的仅仅是象数，象数之外并没有一个现成的“道”的存在。因为道本身乃是显现，占筮者占筮，象、数的显现，即是道。伴随着占筮的展开，必然有语言阐释存在，也就是义理的存在。道之为言，道本身就有言的意思，在这个意义上，义理也是道显现的方式，道不在义理阐释之外，阐释中，道得以呈现。依据“道在术中”的观念，象数与义理是融贯的。尽管在《易》学研究中，象数与义理是作为一个对子出现的，并且在一定时期内还存有争执，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是截然分离的。象数的展开既是占筮过程的展开，也是“筮”的行为的展开，在这个意义上，象数即是“行”。然“行之谓道”，象数乃是道之呈现。而义理即是阐释，为言。而言亦是道的显现方式。这样，无论是象数还是义理，都是道的显现方式，就显现方式而言为二，就道而言则一，在这个意味上，象数与义理得以融贯。依据“道在术中”的观念，我们现在研究《左传》、《国语》中的筮例，重点关注者不应当是占筮的形式，而是隐藏在这个形式之后的“诚”，也即占筮之诚，古人所谓“不诚无物”。“道在术中”所在意的就是“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