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从二十世纪初期开始,日裔美国作家便一直在用英语写作,把他们的经历诉诸笔端,但是正如其他亚裔群体的文学一样,日裔美国文学直到二十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仍然是不为人知、边缘化的文学。《发出自己的声音——论美国日裔文学的兴起》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出发,着重分析一个少数族裔的作家群体的几部作品。这些作家的作品再现了在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力量作用下的日裔美国人的经历。“兴起”一词不是指日裔美国文学原来并不存在,而是说它是新兴文化,经历了从默默无闻到获得认可的演变,也意味着一群日裔作家突破了意识形态话语的桎梏,表达出日裔美国人那些无法启齿以及无人说起的经历。本文采用文化唯物论的方法来解读这些日裔作家的作品。“文化唯物论是一种研究文学的学说,发端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的英国,由雷蒙·威廉斯创立。它源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强调文化创作及其历史背景之间的相互影响,包括社会、政治与经济各方面的因素。”在文学批评领域,乔纳森·多里莫尔与艾伦·辛菲尔德把威廉斯的文化唯物论指导思想运用于文学批评的实践,他们把文化唯物论的批评阐释为“集历史背景、理论方法、政治关注与文本分析于一体的批评”。文化唯物论与兴起的美国少数族裔文学——例如日裔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共通之处便是,它们都对某种权力框架提出了挑战,这种权力框架主要是由特定社会和历史环境中的意识形态力量构成的。本文在“绪论”部分除了详细阐述本文的理论框架之外,还对日裔美国人的历史和作家略加介绍,主要是为探讨日裔文学作品提供一定的参考。在接下来的四章中,我将探讨四位日裔美国作家及其作品:森敏雄的《加州横滨》(1949)、山本久枝的《十七音节及其他故事》(1988)、约翰·冈田的《不一不小子》(1957)和村山厚志的四部曲——包括《我只要我的身体》(1975)、《岩石上的五年》(1994)、《种植园的小伙子》(1998)和《客死他乡》(2008)。由于他们的作品涵盖了从二战之前至今的很长一段时期,所以文中的政治关注和理论方法相应地有所变化。第一章讨论森敏雄。他的《加州横滨》一直以来被视为“以他们那个时代的节奏与敏感,记录战前第一代日裔美国人声音的开山之作”。森敏雄二十几岁开始写作,在被关入集中营以前已经小有名气。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原定于1942年出版,却推迟到好几年后才问世。森敏雄很多产,可是得以出版的仅有三部短篇小说集和一部长篇小说,《加州横滨》是他的代表作。他自视为美国作家,并且为美国读者而写作。本章主要分析森敏雄的“文化桥梁”写作宗旨,这表现为他再现了一个名为“小横滨”的战前日裔群体。《加州横滨》中的小说是日裔美国人的群像,他们没有表示出对种族主义和囚禁在集中营里的经历的愤懑,而是扎根美国、拥抱美国,乐观地相信未来会更加美好。在一定程度上,森敏雄接受了关于少数族裔、在意识形态上占主流地位的同化论。在他生活和写作的时代,反对日本人的情绪和僵化形象仍随处可见,而他自觉地承担了反对偏见、真实再现日裔群体的使命。他把自己笔下的小横滨比作美国领土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通过详细地描写日裔与其他美国人无异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记录了一个日裔群体的一幅幅缩影。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年轻的亚裔美国人是具有族裔意识的一代,他们重新对森敏雄的作品产生了兴趣,今天,人们因为他将一段已经忘却和失去的日裔美国人的重要经历真实地记录了下来而铭记他。森敏雄的创作深受舍伍德·安德森等人的影响,又有非常鲜明的语言特色,是早期亚裔文学的杰作。第二章分析山本久枝的短篇小说。山本久枝被誉为“最杰出的美国日裔短篇小说家”和“亚裔文学中一位才华横溢的短篇小说作家”。山本的写作生涯开始于战前,后来被关进集中营,再先后“重新安置”在东部和洛杉矶。她只写短篇小说,大部分作品发表在日语的报纸上,也有一些发表在全国性的主流杂志上。山本许多短篇小说都是以女性为主要人物,描绘了她们在加州南部的农场、集中营抑或战后在洛杉矶这样的大都市的生活经历,我们可以看到她们遭遇并反抗了德波拉·金所谓的“多重压迫”,对她们寄予同情。山本久枝站在女性主义者的立场,描写了女性反抗性别不平等和压迫的斗争,但她的描写超越了传统女性主义的局限,进入了阶级和种族的范畴。她的作品也表现了女性作为种族主义和阶级压迫的受害者。她的小说还往往描述激烈的冲突,从中不难看出一种由种族主义和阶级压迫组合起来的权力结构。例如《十七音节》中的母亲处于生活的重压之下,靠写俳句来寻求精神寄托,但父亲的冷漠、谋生的艰难和不可逾越的阶级隔阂却把她的创造性扼杀了。因此,“女性主义的批判种族研究”理论为有色女性的解放提供了有效的方法和重要的思路。山本久枝通过描述日裔女性为反抗种族、阶级和性别压迫而斗争,显示出她是一位反种族主义的女性主义者。第三章讨论约翰·冈田的小说,也是日裔美国作家最早出版的长篇小说。小说再现了深受集中营经历的创伤困扰的日裔群体。冈田与森敏雄、山本久枝以及许多其他人一样有集中营经历,但他主动服役。《不一不小子》以真人为原型,是冈田出版的唯一作品,但主流社会和日裔读者都不欢迎,直到七十年代才“重新发现”,并且被视为亚裔文学的经典之作。《不一不小子》的主人公和无数日裔美国人一道,被强行归入要么是日本人、要么是美国人的对立阵营当中。不管是假装战争和集中营经历都已经过去,还是挥之不去,小说中的人物都在重温这段创伤。父子反目、兄弟阋墙、朋友成仇敌、别的种族敌视日裔……深切的异化感和挫折感不仅让日裔的“成功”神话黯然失色,也使得第二代日裔(“二世”)难以走出创伤的阴影。例如,管野健治凭借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成为了战争英雄和“同化”的象征,他的家人也实现了“美国梦”,可是恶化的伤势最终还是夺取了他的生命,而他给一郎的临终忠告既不能化解主人公的困惑,也不能医治社会的疾患。与山本久枝的短篇小说相似,从安置营和(或者)监狱回来的日裔美国人仍然需要时常与别的种族打交道,可是冈田笔下的社会依旧充斥着种族间的敌意和不相容,也包括日裔内在化的种族主义。冈田为这些个人与社会的疾患开出的药方具有普遍的意义:只有个人、种族之间乃至整个社会的相互宽容和理解,才能弥补个人与社会的“过错”。在写作风格上,冈田充分运用了人物的内心独自这一手段,将无法启齿的创伤及其给日裔美国人的个人和群体留下的长久影响逼真地再现了出来。第四章探讨村山厚志的四部曲。这些小说以夏威夷为主要背景,美国大陆为次要背景。村山的第一部作品《我只要我的身体》因为书名中的所谓语法错误而不能出版,他不得不自办出版社来出版此书。村山生长在夏威夷,属于民权运动后的一代人,写的是日裔在夏威夷和美国大陆争取自由和自我的历程。村山描绘了一幅日裔在甘蔗种植园的全景图。尤其是在《我只要我的身体》一书中,他笔下的两代人之间的冲突,还有夏威夷的各个非白人种族反抗种族主义、阶级压迫和资本主义经济剥削的斗争,这一切不是平行互不关联的,而是交织在一起。本文采用“分裂的劳动力市场”理论来分析种植园制度的本质,其表现为种族的阶层化、残酷的经济剥削和“分而治之”政策。村山的小说揭示了家庭制度和种植园制度相互作用,共同造成了对非白人族裔的压迫和边缘化。例如,作为日裔家庭的长子,利雄不得不放弃学业,挣钱替父母还债,但是种植园的等级制度和所谓的忠孝观念却令一家人越陷越深,永难摆脱。因此,这些人们——也包括主人公在内——必须同时发起跨种族的团结(比如在工会组织方面)和阶级斗争,才能在种植园乃至整个美国社会争取到自由和平等。村山厚志有的作品是新近才出版,但时间会证明,它们将成为亚裔文学的经典。论文的最后部分利用雷蒙·威廉斯的新兴文化理论来分析日裔文学的兴起和美国亚裔文学的经典化。从多元文化的角度来单个考察上述主要的日裔作家——森敏雄、山本久枝、约翰·冈田和村山厚志,日裔文学从“政治默认”到“政治觉悟”的转变,但就整体而言,日裔作家所创作的文学可视为新兴文化,不在于它的“新奇”,而是因为它对主流文化的宰制提出了挑战。论文还指出,日裔文学与亚裔文学是共生关系,与亚裔文学的兴起相契合,通过共同挑战并试图颠覆美国文化的“内含的权力结构”,最终实现亚裔文学的经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