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公司治理的起因源自股东与内部人的委托代理问题。为了减少委托代理成本,人们发展了一系列的公司治理机制。在法制不健全的发展中经济体,股东利用法律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利益的能力是有限的,上市公司都倾向于拥有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大股东,因此大股东控制的公司治理机制更多的是在法制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出现。虽然使得某个股东持有大量的股份能够刺激股东监督的意愿和能力,减弱股东之间的搭便车问题,但这同时又带来了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委托代理成本的问题。然而缺乏制衡的大股东不仅可能会蚕食上市公司的资产,而且会因为过分的监管而减弱管理层的积极性,减少管理层各类非契约化的投资。理论上大股东的存在有可能会因为侵占CEO的控制权而减弱其积极性,那么在现实中大股东的存在很有可能造成更短的CEO任期,出现更高的CEO的离职概率。本文第一部分的实证研究证明了CEO的实际任期与上市公司绩效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种关系来自于任期同人力资本积累的密切关系。CEO的实际任期越长越有利于其人力资本的积累,特别是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的专用性人力资本的积累。鉴于CEO实际任期在数据使用方面存在的困难,第二部分的实证研究没有直接使用任期数据,而是使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CEO离职概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CEO离职的概率成反比,股权集中度越高的上市公司其CEO离职的可能性越大,而过于频繁的更换CEO显然会对CEO的实际任期造成不利的影响,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企业绩效的提高。另外,民营上市公司与非民营上市公司相比较,在面对高度集中的股权控制结构时虽然绩效要更好,但其CEO离职的概率更大,表明民营上市公司CEO的控制权更多的受到大股东的挑战,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民营上市公司对CEO的监管要更为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