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师范大学）
摘要：陶渊明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有“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美称，他所代表的田园诗派在中国诗词历史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田园诗派诞生于一个玄学盛行，唯美主义几乎支配整个文坛的时代里，较比参禅悟道，陶诗呈现出立足于现实生活而又随性洒脱的价值取向。这种情感在时代大背景下与许多知识分子形成了理想联动，产生了情感共鸣。个人魅力、作品本身的可读性与坚实读者群体对于作品价值的深层次发掘等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塑造了陶渊明诗歌的经典性。
关键词：陶渊明；经典性；丛林法则；人格魅力；读者群体意义发掘
一、关于时代背景与人生境遇对于其日后创作所产生的影响
魏晋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属于一个不稳定的节点，“丛林法则”被演绎得十分透彻。无论是文人还是普通的劳动百姓，生存为先。由于政治力量与社会意志的分散，文人难以形成固定的创作群体，故而“流派”在魏晋文坛较为势微。魏晋好出“奇葩才子”，也是有这方面原因的。这也为“陶渊明”这一形象的塑造流传提供了很好的客观条件，突出了其独特性与代表性。““个体”一旦分散在角落里，他们的思想力会是非常强大的。当一个人被逼到了某个角落的时候，往往会以思想和艺术去回应社会和群体，迸发出惊人的力量。”[1]魏晋乱世赋予知识分子的反思挣扎要比安康盛世赋予他们的感慨更能激发创作动机，而创作动因正是一切文学创作的起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认为创作动因分为个人与社会两个层次。个体性动机因素包含个人生活经历和心理体验需求，这可以对接为陶渊明的人生经历；社会性动机因素则是环境影响；可以参考作魏晋的时代。
陶渊明在归隐前多次为吏做官，随着生活体验与处事态度的转变，最后归隐山林，逍遥不问世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任江州祭酒，安帝隆安四年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后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又于义熙元年转入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陶渊明在仕途中感受过门阀制度对人才的压抑、权力斗争的心狠手辣、虚伪落魄的官场风气……这成为他文学创作的直接题材动力，反映了对于世事无常的迷茫与自我反思坚守的洒脱。
二、洒脱傲然的个人魅力张扬
我们当代的文学研究，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便是凭借追寻作者某一创作时期的“历史影像”来还原作者的具体思想世界，这也正是强调“文史不分家”的意义所在。但与一般有迹可循的入世文人相比，陶渊明真正被后世所认可的田园诗则是在其归隐后完成创作的，这就造就了其“历史影像”的模糊。“要描绘他“历史的影像”是不容易的，在这方面似乎没有谁尝试过，实在，只求钩出不太朦胧的轮廓也已经是够困难的了。[2]”这种朦胧的形象给陶渊明本人增添了神秘感，也为后世读者解读其诗作拓宽了想象空间。魏晋时期，玄学当道，求仙问药成为社会独特风气。陶渊明归隐山林，在生活上耕作自产，写诗聊情的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被后世“神化”，“仙化”。个人魅力被极广泛的传播宣扬。
文学创作的重要主体条件中作家的人格修养、文化素养与独特素质是作品有可能长久流传的必要保证。陶渊明的人格，被后世最为认可的则是正直与洒脱。为官正直，明辨是非；为民朴实，悠然自足。文化素养方面，诗词质量过硬，经得起推敲研磨，意境塑造恰到好处，哲思温婉深刻发人深省。但更为巧妙的一点是其从诗歌中透露出的“幽默”。“陶渊明幽默的天才在中国诗人里是发展最早而且最高的一个。幽默要是真理的孩子，由善的崇高的心所包含的智慧与快乐结合而产生的，他的这五言诗就有这优美的品质，你读着的时候，心里自然而然流露出微笑，轻松而严肃。[3]”陶渊明的幽默是一种文学层面上高等级的洒脱，“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我在南山下种豆，杂草茂盛豆苗稀少。看似是一句客观现实的描述，却无形地充斥着自嘲、宽慰和逃离的心甘情愿。“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一种在诗歌尾章卖关子、俏皮的说法，不仅展现了“自我机智”，若有若无地吊起了读者的胃口，更是一种陶渊明式的幽默。林语堂认为“庄子是阳性的幽默,而陶渊明是阴性的幽默”。林语堂欣赏陶渊明的睿智，在《生活的艺术》中林语堂为陶渊明的世俗形象建构了更为客观的评价；“也许有人以为陶渊明是‘逃避主义者’，但事实上他绝对不是。他要逃避的仅是政治，而不是生活的本身。”“议论纵横之幽默，以庄为最，诗化自然之幽默，以陶为始。”林语堂说，中国人只知道幽默必是讽刺，不知幽默也可闲适的。故而陶渊明的幽默就体现在被儒家文化浸透的入世理念中，那弥漫于百姓心间的老庄闲适中。
三、读者群体对于陶诗的意义深掘
历代许多文人的生命体验都能产生共鸣：少时胸怀大志，学儒从仕，但不甘堕落的品性和想要坚守清高人格的道德意识与现实仕途发生冲突。自我挣扎冲击着文人雅士的神经，抛开理想反观现实，这些矛盾的文人却又无法放手。家庭角色与社会责任紧紧地束缚着他们。但陶渊明之所以受到广大此类“受缚文人”与“失意文人”追捧崇拜，正是因为他真真正正放弃了世俗生活，跳脱到山水田园中实现自我人生价值。这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那些文人的理想希望，此类文人进行自我替代，将陶渊明的人生经历内化为自我感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历代读者在文学接受中尽力理解还原作家赋予作品的意义与想要表达的情感，可以清晰地体会陶渊明的心境。联系自身，又可以跨越时代结合自身生活感受从作品中获得新的体会。
陶渊明的作品在其在世时并未引起广泛的认可与模仿，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他的成就。刘勰的《文心雕龙》对陶渊明只字未提，而真正发现陶渊明诗歌精神魅力的却是梁人萧统。这位读者对于陶渊明身后名气的传播起了重大作用，萧统其人，南朝梁代文学家，梁武帝萧衍长子，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长兄。一位颇具才华却又英年早逝的太子殿下对于一位前世籍籍无名诗人的认可开启了中国文人追寻隐逸闲适的百年继承。陶渊明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就是这样由后人确立起来了。读者是文学鉴赏这一审美活动的审美主体，具有能动、自主和有目的的活动的特征，是审美活动的发出者与承担者，在审美活动中起着积极地主导作用。
陶渊明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有“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美称，他所代表的田园诗派在中国诗词历史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田园诗派诞生于一个玄学盛行，唯美主义几乎支配整个文坛的时代里，较比参禅悟道，陶诗呈现出立足于现实生活而又随性洒脱的价值取向。这种情感在时代大背景下与许多知识分子形成了理想联动，产生了情感共鸣。个人魅力、作品本身的可读性与坚实读者群体对于作品价值的深层次发掘等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塑造了陶渊明诗歌的经典性。
参考文献
[1]张炜：《陶渊明的遗产》，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1月第1版。第5页.
[2]萧望卿：《陶渊明批评》，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第一版.第3页.
[3]萧望卿：《陶渊明批评》，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第一版.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