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访”行为的经济视角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甘杨旸[1]（2020）在《隐性经济视角下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在经历高速增长的同时,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凸显。在美国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世界经济论坛等机构联合发布的《2018全球环境绩效指数》中,中国在180个经济体中排名120位,而在空气质量问题方面,中国更是因PM2.5（细颗粒物）综合评测等多个方面,排在倒数第四名。随着近年来环境恶化的压力,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环境政策法规,旨在改善环境质量。虽然环境规制是控制环境污染的重要手段,但从现有研究来看对于环境规制实施的效果如何仍有待进一步检验。此外,在现有关于环境规制与污染问题的研究中很少有关注到雾霾污染,雾霾污染作为一种主要的空气污染问题,在受到风速、气流等地理因素的影响下,可能存在空间依赖特征,更为重要的是,多数学者在研究时忽略了隐性经济的存在。由于隐性经济的存在可能会削弱环境规制的有效性,所以本文将基于隐性经济视角出发,探讨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影响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并运用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进行空间计量实证分析。首先基于现有文献,对环境规制、隐性经济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数理模型的推导,其次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方法来对中国2000-2016年雾霾污染的时空演变过程进行梳理,随后通过多指标多原因模型测算出我国31个地区隐性经济规模,之后从不同角度构建五种空间权重矩阵（空间邻接矩阵、直线距离矩阵、公路距离矩阵、铁路距离矩阵和经济距离矩阵）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进行面板数据的回归估计,并将全国整体样本划分为东、中、西三部分进行对比分析。此外,本文又构建了区域之间的权重矩阵和设置距离阈值以进一步研究雾霾污染空间溢出效应在区域之间和随地理距离变化的影响大小。本文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我国PM2.5浓度偏高,整体雾霾污染较为严重,雾霾污染空间集聚效应明显,高值集聚区主要位于华北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和河南）、东南地区（上海、江苏、安徽）和华中地区的湖北。（2）我国2000-2017年全国31个地区的平均隐性经济规模介于11.74%-16.91%之间,且呈现出缓慢增长的趋势。（3）我国雾霾污染状况存在显着的时间和空间溢出效应。从时间上看,本年的雾霾污染状况会对下一年污染产生显着性影响。从空间上看,距离越近,空间溢出效应更加显着;不同区域内部雾霾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中部地区最高,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并且在东、中部地区之间的溢出效应明显大于东、西部地区之间和中、西部地区之间。（4）从经济学角度构建经济距离权重会低估雾霾污染空间依赖性的严重程度。（5）理论和实证研究均表明,环境规制一方面直接减少了雾霾污染,另一方面通过隐性经济增加了雾霾污染,整体上看环境规制的净效应取决于隐性经济规模的大小。
王巍[2]（2020）在《基层政府信访困境及对策研究 ——以湖北省Y镇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信访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随着城镇化的迅速推进,利益格局不断重塑,各种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日益凸显,信访以其方便、直接和低廉的成本深受基层群众的青睐,导致各类社会问题并大量涌入信访渠道。基层政府作为信访工作的桥头堡,在群众利益表达、纠纷化解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随着政府维稳和考核压力的逐层递增,基层信访工作难度上升,甚至异化为“不出事”的权益型治理模式,信访工作陷入困顿。湖北省Y镇自然资源丰富,交通运输便捷,处于城镇化加速推进和产业经济迅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但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也随之涌现,信访总量居高不下,正是湖北乃至全国基层信访工作的一个缩影,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参考价值。本文以湖北省Y镇基层政府信访工作为研究对象,在充分了解信访制度和社会治理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Y镇信访的主要类型、主要做法和工作成效进行梳理汇总,并采用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等手段加以分析,在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找出Y镇信访工作在职能、制度、结案和处置四个方面存在的困境并探究困境背后的原因,并结合相关治理理论,最终对四个方面的困境提出相对应的治理对策。本文旨在帮助促进建立健全基层政府化解矛盾的理论依据,以及对国内基层政府处理信访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有助于引导基层政府破解信访困局。
付正[3]（2019）在《《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实验。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在整个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与变迁的过程中,也呈现出诸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过大、官员贪污腐败等矛盾和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呈现出的问题都极大地激发了海外学者的研究兴趣和热情,他们密切关注着中国改革与发展的进程,试图通过实地考察、文献研究等多种方式揭开一个又一个“中国之谜”,并用多元化视角讲述着各式各样的“中国故事”。其中,国外最早专门研究当代中国的权威学术期刊《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就对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历程予以了长达40年的持续关注,累计发表了880篇相关主题的文章,是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形象”的重要参照。本文就以《中国季刊》为个案,对1978年以来该期刊中海外学者关注度最高的“中国改革与发展”这一主题的相关文章进行系统性梳理和评析。本研究采用纵向的宏观考察与横向的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从宏观上对《中国季刊》关于改革开放40年的研究概况进行“粗线条”梳理,把握研究的总体脉络、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以及主要观点;另一方面,从微观上对《中国季刊》研究的具体问题、选取的理论视角以及研究方法进行具体地分析和评判,既介绍海外学者的观点,也深入挖掘这些观点背后的内涵与逻辑,并通过“述评结合”的方式分析这些研究成果的价值与局限。《中国季刊》关于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与发展历程的研究重点探讨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改革与变迁,本研究就针对这些重点关注的问题进行梳理和述评。正文首先对《中国季刊》的发展概况进行了介绍,包括该期刊的创办历程及运营情况,1978年以来历任主编的研究侧重点、选题偏好及其指导下的“特刊”（Special Issue）,以及《中国季刊》四十年研究概况和研究主题的变迁。接着,围绕《中国季刊》对政治、经济、社会三个领域的具体内容展开述评。就政治领域而言,主要对1978年以来《中国季刊》关注最多的中国共产党的调适与变革、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状况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走向和中国政治变迁的前景预判等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评析。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政治发展之路的评价逐渐突破了20世纪80——9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消极悲观论”和“民主转型论”的束缚,愈发认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积极调适和主动变革,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之路也呈现出理解的态度。就经济领域而言,重点围绕中国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与原因、问题与挑战以及前景预判等问题对《中国季刊》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述评。海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看法在20世纪80末、90年代初主要被“消极否定”派学者的观点占据上风,他们认为改革的局限性限制了经济的发展,后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学者们逐渐改变了之前的判断,不再将自由市场和私有化看作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也更加认可中国采取的“摸着石头过河”、循序渐进的改革之路。就社会领域而言,《中国季刊》以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组织为切入点分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采用了多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和范式探讨了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与社会抗争,并对改革开放后显现出来的环境污染、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与社会治理情况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对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研究中,学者们逐渐改变了改革开放前对中国国家和社会关系高度一体化以及国家统筹一切的“强国家——弱社会”的判断,在对中国民生问题的研究中,也从最开始对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的严重怀疑逐渐转变为对一些治理举措和改革成效的充分肯定和认可。本文通过对如上问题的研究发现,1978——2018年间《中国季刊》在不同时期对中国改革与发展进程的关注重点、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形象”都发生了变化。总的来看,《中国季刊》对中国的认识逐步趋于理性客观,绝大多数学者都能秉承严谨求实的态度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成就给予充分认可,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也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和反思1978以来中国的改革与实践,拓展国内学界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因难以摆脱西方中心观的影响和意识形态的偏见,缺乏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以及过度依赖西方理论寻找中国现实等原因做出了一些误读和误判,本文对这部分内容也予以了客观的评判和回应。《中国季刊》迄今为止已经连续出版60年,其发表的数千篇文章和书评累积起来就是一部反映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重要史料库。为此,我们应持续关注《中国季刊》关于当代中国研究的成果和动向,加强海内外学者的对话与交流,为推动当代中国研究的学理化、国际化,构建既符合中国现实又能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做出贡献。
刘健[4]（2019）在《天津市失地农民政府养老补偿满意度研究 ——以武清区为例》文中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但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城市空间扩展对非农建设用地需求日益增长,耕地、农用地及集体用地被大量占用,部分农民变成了失地农民。国家的干预导致失地农民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加之我国社保制度的二元分割问题,农民的土地保障功能部分或完全消失之后,与之相对应的市民待遇并未随之而来,失地农民逐渐演变为城乡之间的“边缘人”,将面临着生活、就业和养老保障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着他们的可持续性发展。基于失地农民在养老补偿等方面遇到种种问题,天津市政府高度重视并且勇于革新,在2004至2014年十年间连发三策,旨在保障失地农民安稳地度过晚年生活,顺利向“市民化”完成过渡。本文研究政府养老补偿推行这十余年间实施效果,分析影响养老补偿满意度具体因素能够把握失地农民个体实际需求,对加强顶层设计、优化政策设计有着较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以天津市失地农民政府养老补偿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为目标,拟解决的问题:失地农民政府养老补偿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哪些因素;影响失地农民政府养老补偿满意度因素具体有哪些;强弱程度又怎样;提高失地农民政府养老补偿满意度的对策建议。基于以上问题,文章第一部分对本文研究对象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结合国内外相关理论进行展开探讨,站在前人研究的“肩膀”上,结合社会公平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进一步论述提高失地农民政府养老补偿满意度的必要性;在文章的第二部分,首先介绍我国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沿革,随后重点梳理天津市失地农民政府养老补偿政策,将养老补偿具体内容进行时间维度上的对比,将理论与实际二者相结合以便更好地把握政府养老补偿政策的调整与优化;文章第三部分详细阐述了天津市失地农民政府养老补偿满意度的研究设计,建立起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包括失地农民个体禀赋、满意度主要自变量和因变量满意度三部分,然后进行问卷实地调查、后期梳理以及自变量预先判断;文章第四部分为本研究的实证部分,主要通过描述性统计、因子分析、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来解释失地农民对政府养老补偿的满意度评价以及探寻影响满意度的具体因素,研究发现失地农民对政府养老补偿满意度评价处于一般水平偏上,距离真正满意仍有距离,随后将所有自变量一并带入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发现政策感知、政策支持、政策公平、政策期望、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个体月收入与支出、子女数量直接影响满意度,而政策享受年限会间接影响满意度评价。最后得到如下研究结论:一是失地农民政府养老补偿仍有改进空间;二是满意度模型各维度直接影响政府养老补偿满意度;三是养儿防老观念正逐渐淡化。综上,文章提出对策建议与研究展望。一是政府主体应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二是社会主体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中介性作用;三是失地农民主体:个体心态回归理性平和。未来的研究方向可从开展失地农民养老补偿满意度的跨区域比较研究、拓展对公共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研究以及强化失地农民满意度动态追踪研究三方面入手。
沈费伟[5]（2018）在《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研究 ——基于浙北荻港村的个案考察》文中研究指明实现资源型村庄有效治理的内在机理是什么,通过怎样的策略能够振兴资源型村庄,如何培育和保持资源型村庄内生发展的长久活力,这是本文的核心问题。围绕着上述问题,本文从后农业税时代下中国乡村振兴的背景出发,通过对浙江省湖州市荻港村典型案例的实证检验,应用“任务型治理”的理论框架,探析了现阶段资源型村庄实现有效治理的内在机理,设计和总结新的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所谓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是一种围绕解决资源型村庄治理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特定任务而采取的方式、手段与途径。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中,能否有效地实现治理目标,促进村庄的可持续发展,其关键点和难点正是对于任务的界定,以及根据各个不同阶段的任务而不同治理主体分工协作所达成的一种良好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根据国家对农村的政治战略安排和乡村振兴的发展实践,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总任务是实现乡村振兴。围绕着乡村振兴这个总任务框架,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建构过程一般包括三个阶段,分别是: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初始期,需要解决的是村庄的基础任务,具体包括了村庄的经济基础任务、村庄的组织基础任务和村庄的环境基础任务,应该形成以村民自治组织为主,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过渡期,需要解决的任务是提供村庄的公共服务,具体包括了村庄环境服务供给、村庄文化服务供给和村庄制度服务供给,应该形成以政府组织为主,村民自治组织和市场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提档期,需要解决的任务是塑造村庄的特色品牌,主要包括村庄旅游资源开发、休闲观光农业建设和传统文化弘扬,应该形成以市场组织为主,政府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由于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不同阶段需要完成不同的任务,因此各个治理主体在应对不同阶段任务中的力量发挥有差异,但是不管哪个治理主体处于主导地位,这只是体现了治理结构中各个治理主体的力量强弱差异,其本质依旧是稳态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通过构建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不仅能够取得重振村庄组织活力、复兴产业实力、重塑文化魅力、再造环境美化等村庄外在层面的振兴,而且更能够达到村民主体性的确立、社会资本的培育、多元参与的建立以及乡村精神的重塑等村庄内在层面的培育,真正实现资源型村庄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因此,本研究的目标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从理论层面来解析“任务型治理”的内在逻辑,明确“任务型治理”的内涵、过程和绩效,不仅有利于推动治理理论的深化与拓展,而且也有利于构建和阐释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理论内涵。其二,是从实践层面通过考察资源型村庄的典型代表浙江省湖州市荻港村“任务型治理”的具体过程和内容,提炼和总结荻港村成功治理的实践逻辑和成功经验,整合农村社会资源,寻找和克服村庄衰败的根源,为中国其余类似荻港村的资源型村庄有效治理提供具体的经验支持和参考意见,对于推动新农村建设,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为实现以上研究目标,论文以七个章节的篇章结构围绕村庄治理议题展开理论分析和案例阐述,以求对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模式得以深刻的理解。第一章,导言。这是本文的开篇之章,一是分析了村庄治理与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进而明确当前研究资源型村庄有效治理的实践意义和学术价值。二是通过对既有文献进行了详细的评述,进而明确既往研究与本研究的关系,阐明了本文的研究定位。三是根据本文的研究需求,界定了“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两个核心概念及其内涵。四是交代了调研村庄浙北荻港村的基本概况和本文主要的研究方法。五是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技术路线和章节安排。第二章,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本章主要从政治与行政学科的理论视角出发,阐述了“任务型治理”的理论内涵以及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构建的分析框架。在具体的内容安排上,一是提出“任务型治理”的学术命题,以此表明当前。“任务型治理”概念的提出并不是偶然因素使然,而是基于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下顺应社会发展规律而适时产生的新的理论体系。二是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合作治理理论、资源依赖理论以及结构功能理论对“任务型治理”的主体、过程、关系和功能四方面进行理论解读。三是通过治理主体分析、总体任务界定、阶段任务划分、治理结构塑造、任务有效执行的行文思路来论证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构建机理,以此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四是交代了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制度基础,主要包括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历史沿革、制度安排以及浙江省乡村振兴的实践与发展三方面内容。第三章,初始期:资源型村庄的“基础任务”治理。本章主要探讨的是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初始期的任务是完善村庄基础任务,具体包括了健全资源型村庄组织基础、增强资源型村庄经济基础和改善资源型村庄环境基础三方面,而每个方面的任务又可以细化为更基础、具体的任务。在健全资源型村庄基础任务方面,可以划分为通过换届选举而重建村民自治组织、以基层维稳而重建六老组织、推动村庄治理而组建各类民间组织。在增强资源型村庄经济基础方面,可以划分为兴办青鱼合作社、村办集体企业改制以及成立村经济合作社。在改善资源型村庄环境基础方面,可以划分为整治油脂化工企业、开展清水河道工作和构建村庄长效管理机制。在上述所有任务开展过程中,应该形成以村民自治组织为主,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能够促进农村生产建设和社会发展。之所以突出村民自治组织的力量,这是缘于我国的村民自治组织是实施村民自治的主要形式,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初始期,村民自治组织在农村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凭借其在乡村社会独特的资源,在提供村庄基础服务与促进乡村善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第四章,过渡期:资源型村庄的“公共服务”供给。本章主要探讨的是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过渡阶段的任务是供给村庄公共服务,具体包括了供给资源型村庄文化公共服务、提升资源型村庄环境公共服务和健全资源型村庄制度公共服务三方面。在资源型村庄环境公共服务方面,分为村庄五水共治、农民新房建设和各类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在资源型村庄文化公共服务方面,包括修复村庄古建筑文物、开展各类文化项目、获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在资源型村庄制度公共服务方面,涵盖了实施六百工作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完善制度化机制。在上述所有任务开展过程中,应该形成以政府组织为主,村民自治组织和市场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之所以在该阶段要着重突出政府组织的力量,这是缘于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内在职责,政府应该向村庄提供那些因市场失灵、村民自治组织无法有效提供的、但对村民群体有益的、必需的服务,从而提升资源型村庄的治理绩效。第五章,提档期:资源型村庄的“特色品牌”塑造。本章主要剖析了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提档期的任务是塑造资源型村庄的特色品牌,具体包括了开发资源型村庄的旅游资源、建设资源型村庄的观光农业和弘扬资源型村庄的传统文化三方面。在开发资源型村庄的旅游资源方面,主要开展了创办荻港古村旅游公司、获选国家4A级旅游景区以及招商引资挖掘村庄资源等工作。在建设资源型村庄的观光农业方面,进行了修复桑基鱼塘、创建丝绸风情小镇和营造凤凰洲生态农业项目等活动。在弘扬资源型村庄的传统文化方面,完成了创办荻港渔庄、举办鱼文化节和渔家乐的传承的任务。在上述所有任务开展过程中,应该构建以市场组织为主,政府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的治理结构。之所以要突出发挥市场组织的作用,缘于市场组织在资源型村庄的品牌塑造中有着先天的优势,能够整合优化资源型村庄的资源配置,提升资源型村庄的社会影响力,进而实现资源型村庄的治理目标。第六章,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论证与构建。本章从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实践逻辑、内在机理、优势解析和治理策略四方面来论证和反思资源型村庄治理方式的话题。在乡村振兴时期,由于社会转型的压力、政府政策的驱动、乡村精英的助推、村民利益的诉求等,有着强大的村庄治理动机,因而需要构建有效的资源型村庄的治理方式。基于对荻港村治理经验的提炼和总结,认为“任务型治理”是其中一种有效的资源型村庄的治理方式。当前,在构建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问题上,首先,明确资源型村庄治理中各个治理主体的治理边界;其次,合理划分资源型村庄治理中的阶段性任务;再次,塑造“一主两辅”的良好治理结构;最后,提升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实质绩效。第七章,总结。本章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了四大富有意义的研究结论。
高万芹[6]（2016）在《中西部农村地区的村治结构变化与特点 ——基于川西林镇村民自治的案例分析》文中指出本文以川西平原一个乡镇的村治主体的类型和治理模式为对象,分析并揭示税费改革以后中西部农村村治结构发生的变化及其特点。随着农村经济政治体制的不断变革,农村的治理环境已经发生重大变迁。经济改革使原有乡村治理赖以发挥作用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比如,一方面,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对劳动力需求上升,而农村包产到户后,农民家庭成员不断卷入到市场经济中,随着务工经商收益的不断提高,村民当村干部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农村的政治制度变革导致村治结构也发生了本质变化。新时期的村级组织建设缺乏有效地激励机制和治理资源。这些都让乡村治理陷入困境。谁来当村干部?乡村治理结构应该怎样符合改革后的生产方式?农村怎样形成科学、合理的管理结构?这个结构又怎样发挥作用?这些都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本研究通过对类似因素的影响性分析来揭示当前村治主体的类型和村治结构的特征。本研究发现特定的经济社会空间造就特定的精英类型,中西部地区的村治主体表现为一群“中坚农民”。以林镇为代表的许多中西部的普通农业村庄虽然面临着“能人”不断外流、村治主体缺失问题,但农村社会仍有一定的经济机会和资源空间能让一部分青壮年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从而成为村庄中的“中坚农民”。他们不是政府所提倡的“富人”,也非“恶势力”,大都是一些没有财富、权势的中等收入阶层的普通农户。中坚农民没有脱离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主要从农副业等生产环节和上下游的流通服务环节,以及一些满足农民生活需求的商业服务项目中获得收入。他们的利益关系和社会关系都在村庄中,往往是多元兼业的小农,与普通村民的差异不大,但由于年龄、身体素质、文化技能、活动能力的禀赋差异,使其在村庄中的地位比较突出。他们是国家惠农政策和公共品建设的较大收益者,也受到村庄社会关系和价值舆论的约束,愿意在村庄的公共事务中带头。在乡村治理的实践中,这些新生力量逐渐替补老式干部。中坚农民成为村治主体是国家、社会、地方三者互动的结果。从乡村两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上看,税费改革以来,国家治理目标和治理体制的变革对乡镇政府的治理任务、角色职能及其治理能力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造成乡镇政府既无动力、也无能力再去控制村级组织。这也间接导致村级组织的“弱行政化”。村级组织角色和职能的转化也成为中坚农民治村的政治基础。而村庄内生权力秩序的变革也为中坚农民治村提供了社会基础。农村权力结构的扁平化状态让中坚农民群体有一定的能力来维持村庄的稳定和秩序。从新治理主体的治村机制上看,这部分中坚农民群体的经济社会地位优势并不明显,难以像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富人、狠人一样,凭私人权势、财富资源来实现村庄治理。但在资源输入的背景下,中坚农民借助惠农资源,通过村庄动员的方式,发挥村民的力量来实现村庄建设和自我管理。并且,在村级治理过程中,中坚农民并没有出现富人治村、狠人治村下的强人控制、私人治理和政治排斥的特征,反而出现了具有自身特点的管理模式,如民主参与制、协议制、商议制、集体表决制、体现公平的互助制、自由参与决定制、公共品项目集体监督制等等。从治理的结果上看,他们能够通过公共资源的公共运作,达到民主治理的目标。这些都对改革后中国的农村管理、乡村治理和机制建设具有启发性参考意义。
刘厚见[7]（2016）在《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信访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认为信访制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政治参与制度,源远流长,在中国古代、近现代都有它的影子。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传承中国几千年的信访文化,创造性地建立了党的信访制度,把信访作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给信访注入了新的内涵,意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话、传真、走访等形式,依法向各级党委政府和有权处理的其他管理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合理诉求,各级党委政府和有权处理的管理部门必须依法作出处理的一种活动。这就明确了信访是一种有别于司法诉讼制度的权利救济制度。中国共产党在开展信访工作中,主动畅通信访渠道,依法调解与处理信访问题,打击非正常上访,鼓励人民群众依法诉讼,充分发挥了信访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展道路上的政治参与、权力监督、矛盾化解、权利救济功能与作用,为建设和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党的信访工作理论研究,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党的历届中央领导人就党的信访工作开展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研究和论述,建立信访制度,创新信访工作方法,科学总结并形成了一套贯穿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信访理论。众所周知,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原则思想,它关于“信访矛盾就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信访工作要服务党的其他工作开展、信访工作是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群众工作”的信访理论,主要体现的是群众观点和社会动员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扬,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信访思想主要集中体现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之中,还有党的十八大明确的“法治信访、阳光信访、责任信访”思想等。这些理论思想之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一个统一的科学理论体系。前者为后者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后者又在继承前者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它们以党的群众路线、党的根本宗旨、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体制、党巩固稳定的基层政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理论支点,立足于中国共产党信访制度的建立完善与创新发展,在党的信访工作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它们的正确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各级各部门积极开展信访工作,热情接待群众信访,认真处理群众诉求,不断创新信访工作方法,积累了丰富的信访工作实践经验。从建国后信访制度的建立到文化大革命信访制度的破坏,再到1976年后信访制度的恢复,中国共产党的信访工作走过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探索过程。从1982年开始,中国共产党的信访工作才正式进入规范发展与创新发展的新时期,党的信访工作秩序开始得到初始规范,各项信访工作法规政策得到进一步健全,信访的工作体制机制和工作方法得到进一步创新,信访在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动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进一步凸显,信访的法治化、规范化程度进一步提搞,中国共产党的信访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当然,中国共产党信访工作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突出的信访问题。特别是当前,党所面临的信访形势不容乐观,从中央到地方信访量一直处于高位运行状态,而且信访群众三五成群,集体上访趋势不但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反而逐渐成为上访的主流。信访群众的行为也越来越激烈,非正常上访问题日益突出,群体性事件也频繁发生。再加上我们一些党员干部服务群众的宗旨观念不强、工作作风不实,信访的法治思维滞后,信访行为与法律规定相悖,各级信访部门又只注重畅通入口,不注意疏通出口,职能缺位、行为越位,而且信访问题越来越复杂,处理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这些都增添了当前信访形势的严峻程度。有了问题,就必须分析原因,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当前引发这些突出信访问题和工作问题的原因很多,但主要还是制度性因素、体制性因素、法治性因素和中国传统观念等方面的原因引起的。我们党要解决这些问题,创新信访工作,就必须强化解决信访问题的工作纪律,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牢记党的根本宗旨,依法解决群众问题,做到公平正义,有错必纠,违法必究;就必须不断创新信访工作方法,改变方式拓宽渠道,抓好信访的源头治理和信访工作秩序的规范整顿,多措并举解决好群众的合理诉求;就必须不断完善信访工作机制,建立起常态的宣传教育机制、用群众工作统揽信访工作机制、高效的信访问题处理机制、科学的信访工作考核评价机制,从而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走法治信访的道路。
刘成良[8]（2016）在《无理型“弱者”上访诉苦的话语建构与真实诉求——基于L城中村失地老人上访行为的案例分析》文中指出基于湖北中部L城中村失地老人及其上访现象的调查和案例分析表明:频繁上访的失地老人多为追求自身额外利益的无理型"弱者"。他们利用自身属于"弱势群体"这一身份,自愿充当大多数"沉默弱者"的代表,建构出一套迎合社会同情与支持、符合国家意志和中央政策意图的话语,片面剪裁事实,并利用政府信访治理的缺失以实现自身的真实利益诉求。这不仅淹没了真正弱者合理诉求的声音,也给基层政权带来了巨大的治理压力。有效治理无理型"弱者"上访诉苦必须努力改善信访的社会舆论环境,转变政府以往以资源来摆平冲突的消极思维模式和信访处理方式,坚持原则和底线,而不是一味妥协。
李德营[9]（2015）在《能源开采与灾难制造 ——关于山东省济宁市采煤沉陷区的社会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处在大量使用化石能源的“高能量社会”,人类创造了日益舒适的现代生活。然而,与此同时,这也制造了大量与能源相关的环境灾难。作为人类最早大规模利用的化石能源,在中国,煤炭生产与使用引发的问题尤为突出,采煤沉陷即是其中的一种。对于处在高能量社会中的济宁地区而言,这种灾难被不断的制造出来,并呈现加速恶化的趋势。如何理解这种不断被制造出来的环境灾难?对此,本文将从政治经济的角度予以阐述。而通过对济宁市的分析,也能够以此弥补国内社会学界能源问题研究较为匮乏的状况,并与国外的灾难、风险研究对话。首先,采煤沉陷灾难的制造与高能量社会的时代背景以及当下的政治经济生产体制密切相关。处在高能量社会之中的中国,其社会运转严重依赖煤炭的大量使用,进而制造了日趋恶化的采煤沉陷灾难。当下的政治经济体制加速了济宁乃至中国的状况。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经济民族主义一跃成为民族主义的统治话语,寻求经济增长成为不言自明的共识。而在“屈辱”中与工业世界不断接触的中国,也自清末以来形成了“发展”的话语。1949年之后中国社会形成的政治经济体制更是促进了该话语在中国的扩展。进而,对于寻求工业化、现代化的中国,“煤炭优先“便成为一项政治议题,这表现在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在济宁地区所隶属的山东省,新世纪之后的能源短缺也致使煤炭开采成为它的重要政治议程。由于当地煤炭资源与居民区复合的特点,“解放煤炭”成为推动煤炭开采的话语。对于能源相对充裕的济宁而言,采煤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也诱使其不断推进其境内的煤炭开采。在这些政治经济合力之下,采煤沉陷灾难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其次,当前社会对采煤沉陷灾难实行的是控制灾难范围的应对策略。借助当前政治经济体制所形成的中心-边缘结构,这些灾难被安置于边缘地区,由此维续了高能量社会中心地区的运转。在济宁地区,控制采煤沉陷灾难分布范围的策略主要表现为开采与乡村地区复合的煤炭资源。藉由这种灾难控制策略,济宁市的中心地区得到维续,当地的经济增长与社会运转也得到保障。第三,在当前的压煤搬迁救助体制下,济宁市的采煤沉陷区成为重灾区。然而这种灾难救助体制非但没有缓解当地居民所受到的影响,反却对当地居民造成了更为严重的损害,进一步制造了灾难。在薛村,煤炭所带来的利益致使当地政府急迫推动村庄拆迁,而匮乏的后续救助措施则使得薛村居民陷入了严重的生存困境;在西村,救助体制的不透明状况致使村庄内部矛盾重重。救助体制不完善、不透明的状况引发了村民针对公共权力机构的抗争行为。然而,公共权力机构采用的各种瓦解策略消解了村民的抗争,这些抗争未能取得居民期望的结果。第四,压煤搬迁的救助体制进一步瓦解了这些村庄。这首先表现为,在“推动城镇化、拉动内需”的话语下,压煤搬迁村庄的乡村生活方式被彻底改变,而转向以“货币”满足各种生活所需的城镇生活。然而,对于村民来说,他们也由此需要面对巨大的生活压力。面对这种压力,企业与公共权力机构却并未提供有效地救助措施,村民仅能自谋出路。除此之外,当前的救助体制还与经济、权力、年龄等因素复合,由此造成村庄分化。在经济方面,这表现为“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在社会交往中,村民之间的交往减少,村庄中权力群体的联系却日益紧密;而在家庭方面,村庄中的老年人与自己的子女联系骤减,甚至“老无所依”。回顾济宁市的采煤沉陷灾难,该个案具有如下两点重要意义:一、当前众多能源方面的灾难与高能量社会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但是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差异却使得这些灾难具有不同的作用机制,对比阿巴拉契亚等区域的遭遇,可以发现济宁市的遭遇更多的源于政治权力的影响;二、对于国外关于自然灾难与技术灾难的争议以及技术灾难概念存在的问题,本研究认为需要以“可控灾难”的概念进行替代。此外,与灾难相关的风险也并非如同吉登斯、贝克所言,是均衡分布的,如同采煤沉陷灾难的分配,风险的分配也与权力、经济相关。
李利宏[10]（2014）在《煤矿产权结构与资源型村庄治理 ——基于山西五村的调查》文中提出中国是一个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矿产资源如何开发和利用对实现社会良好治理至关重要。山西是中国煤炭储量较为丰富的地区,资源优势作为一把“双刃剑”,既为山西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又形成地质灾害、生态破坏、贫富分化加大、社会矛盾加剧等资源诅咒。以往政府和学者主要关注煤炭资源开发中的经济效益、资源利用、生产安全和利益分配等问题,而较为忽视煤炭开采的负外部性造成的资源型村庄农民负担的加重和村庄治理危机的加剧。我们急需研究资源型村庄这种独特的治理景观,以提高对政治社会风险的预见性。论文采取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以产权政治学为视角,运用实证研究与横向比较、类型分析的方法,从国有产权、集体产权、个体产权这三种煤矿产权结构出发,对山西五个典型的资源型村庄治理过程及其绩效进行分析。本研究的时段是从1990年代中期村办集体煤矿改制以来一直到现在。1990年代中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关节点,当时乡镇企业大范围改制,村办集体煤矿同样如此,出现了村办煤矿集体经营与个人承包并重的产权结构,也出现了私人买断煤矿的个体产权结构。论文研究五个资源型村庄在煤矿产权变革进程中因其不同的产权关系和产权结构导致的不同发展道路,旨在揭示产权变革对村庄治理的影响及导致的农民利益的变化。全文除导论与结论外,共分三章,按照煤矿产权结构（国有产权、集体产权、个体产权）对资源型村庄治理的影响来架构全篇。第一章通过两个典型案例分析国有产权与村庄治理的关联。研究发现,村企关系模式与村庄治理关系密切。当保护型村治精英以集体利益为重,充分发挥个人能力,与国有煤矿进行有理有据的谈判,且村庄能够为煤矿的发展提供优质服务时,就能促使国有煤矿与村庄建立合作共赢关系,并依托国有煤矿为村庄发展提供恰当的支持,促进村庄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的全方位发展；当存在谋利型村治精英时,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的委托——代理机制激励、监督国有煤矿负责人,这种村治精英就会与谋利型的国有煤矿负责人合谋,侵害村民权益,进而引发村民上访,最终使村庄陷入治理困境。第二章通过两个典型案例分析集体产权与村庄治理的关联。研究发现,在煤矿产权制度变迁的宏观背景下,决定村庄集体产权结构发挥效用的关键在于保护型村治精英主导与村民民主参与的互动。反之,如果村治精英沦为谋利型村治精英,村庄公共权力成为其谋利手段,村民民主参与又流于形式,将会导致集体产权无法发挥效用,进而损害村民利益、引发群体性事件,村庄陷于混乱的无发展局面；第三章通过一个典型案例分析个体产权与村庄治理的关联。研究发现,与国有产权和集体产权结构相比,个体产权的煤矿一般不利于村庄治理,因为其占有和使用权的私有性质决定了煤矿主会占有煤矿生产的全部收益,对村庄公共产品的提供来源于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强烈与否而非制度约束。这种模式下的村庄集体经济薄弱、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煤矿主暴富和村民贫困的巨大反差虽然不会引发村民强烈不满,但它会加剧村庄阶层分化、降低村庄凝聚力、增加村民集体行动的难度,使村庄治理遭遇严重挑战。当然,如果企业能够承担社会责任,为村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更多的公共产品时,可以延缓村庄的衰败。在上述研究基础上,论文提出如下结论：一是产权结构同村庄治理具有比较密切的内在关系,但是产权结构不是决定治理模式与治理绩效的根本因素。资源型村庄的治理状态和治理绩效是多种变量交互作用的结果,产权结构不可能单方面发挥作用,甚至不可能直接发挥作用,而是通过国家意志力（制度、政策、权力）、经营者的价值偏好和地方本土性社会资源等发挥作用；二是产权结构有效发挥作用是村庄善治的基础；三是与国有产权和个体产权相比,集体产权结构更有利于村庄治理。
二、“上访”行为的经济视角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上访”行为的经济视角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隐性经济视角下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第三节 创新点与不足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
| 一、国外学者对环境规制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研究 |
| 二、国内学者对环境规制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研究 |
| 第二节 从隐性经济角度研究环境规制的有效性 |
| 一、隐性经济的定义 |
| 二、环境规制、隐性经济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 |
| 第二章 研究数据、方法与假设 |
| 第一节 研究数据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 |
| 一、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
| 二、多指标多原因模型 |
| 三、空间面板模型构建 |
| 第三节 研究假设 |
| 第三章 我国雾霾污染的时空演变过程 |
| 第一节 我国雾霾污染的时序变化特征 |
| 一、全国尺度雾霾污染的时序变化特征 |
| 二、区域尺度雾霾污染的时序变化特征 |
| 第二节 我国雾霾污染的时空演变特征 |
| 一、省域雾霾污染的空间异质性特征 |
| 二、省域雾霾污染的空间集聚特征 |
| 第四章 隐性经济视角下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影响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变量与数据 |
| 第二节 空间权重矩阵的构建 |
| 一、空间邻接权重矩阵 |
| 二、直线距离权重矩阵 |
| 三、交通距离权重矩阵 |
| 四、经济距离权重矩阵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对整体样本的空间计量检验 |
| 二、分区域的子样本估计 |
| 三、三大区域之间的溢出效应 |
| 四、对雾霾污染动态持续变化特征的检验 |
| 五、地理距离对雾霾污染的溢出效应的影响 |
|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一、我国雾霾污染的时空变化 |
| 二、我国隐性经济的规模 |
| 三、环境规制、隐性经济与雾霾污染的关系 |
| 第二节 政策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基层政府信访困境及对策研究 ——以湖北省Y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 |
| 1.5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5.1 国内研究现状 |
| 1.5.2 国外研究现状 |
| 1.6 研究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信访的概念 |
| 2.1.2 信访制度的概念 |
| 2.2 其他相关理论 |
| 2.2.1 社会冲突理论 |
| 2.2.2 社会治理理论 |
| 2.2.3 理性选择理论 |
| 第三章 湖北省Y镇基层信访现状分析 |
| 3.1 湖北省Y镇概况及信访工作现状 |
| 3.1.1 湖北省Y镇概况 |
| 3.1.2 湖北省Y镇信访工作现状 |
| 3.2 湖北省Y镇信访现状问卷调查 |
| 3.2.1 调查对象 |
| 3.2.2 问卷结果分析 |
| 3.3 湖北省Y镇信访工作特征 |
| 第四章 湖北省Y镇信访工作面临的困境及原因 |
| 4.1 湖北省Y镇基层信访工作面临的困境 |
| 4.1.1 职能困境,点多面广,权责倒挂失衡 |
| 4.1.2 制度困境,信访问责,考核导向偏颇 |
| 4.1.3 结案困境,宽进严出,信访终而不结 |
| 4.1.4 处置困境,信访唯稳,应对手段失当 |
| 4.2 湖北省Y镇基层信访工作陷入困境的原因 |
| 4.2.1 信访法规存在瑕疵 |
| 4.2.2 信访观念存在误区 |
| 4.2.3 救济制度存在不足 |
| 第五章 湖北省Y镇基层信访困境治理建议 |
| 5.1 职能困境治理 |
| 5.1.1 强基健体,厘清边界 |
| 5.1.2 多元治理,“善治”为先 |
| 5.2 制度困境治理 |
| 5.2.1 转变考核导向 |
| 5.2.2 完善考核机制 |
| 5.3 结案困境治理 |
| 5.3.1 补齐准入短板 |
| 5.3.2 破解结案怪圈 |
| 5.4 处置困境治理 |
| 5.4.1 树立法治观念 |
| 5.4.2 规范信访秩序 |
| 5.4.3 惩处非法信访 |
| 第六章 结论及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存在的不足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3）《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与选题界定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二)选题界定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四、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 (一)研究的难点 |
| (二)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中国季刊》概论 |
| 第一节 《中国季刊》的创办及运营 |
| 第二节 《中国季刊》(1978——2018)的历任主编及其指导下的特刊 |
| 第三节 《中国季刊》(1978——2018)的作者队伍 |
| 第四节 《中国季刊》(1978——2018)的研究概况及主题梳理 |
| 第二章 《中国季刊》视域下中国政治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
| 第一节 改革中的中国共产党 |
|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的挑战 |
| 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流变 |
| 三、中国共产党的党政干部队伍建设 |
| 第二节 转型时期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
| 一、从“橡皮图章”到“钢铁图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 |
| 二、从指定到民选:基层民主制度的发展 |
| 三、从人治到法治:民主法治建设的发展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走向与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预判 |
| 一、“消极悲观论” |
| 二、“民主转型论” |
| 三、“柔韧有余论” |
| 第三章 《中国季刊》视域下中国经济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
| 第一节 中国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 |
| 一、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就及原因探析 |
| 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
| 三、农业改革与农村巨变 |
| 第二节 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 |
| 一、对外贸易的发展 |
| 二、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情况 |
| 三、对中国“入世”的观察和评价 |
| 第三节 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总体性评价 |
| 一、经济改革的成就及原因探究 |
| 二、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
| 三、经济发展的前景分析及评价 |
| 第四章 《中国季刊》视域下中国社会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
| 第一节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 |
| 一、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力量 |
| 二、宏观结构论争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
| 三、微观多元化视角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
| 第二节 转型时期的社会抗争 |
| 一、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
| 二、社会抗争的动力源泉和政治机遇 |
| 三、社会抗争的行动主体和动员策略 |
| 四、社会抗争的影响以及国家的应对之策 |
| 第三节 民生问题与社会治理 |
| 一、环境污染与治理 |
| 二、社会保障制度的转型与变革 |
| 三、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 |
| 结语 |
| 一、《中国季刊》关于中国改革与发展四十年的研究变迁 |
| (一)《中国季刊》不同时期关注重点的变化 |
| (二)《中国季刊》中“中国形象”的变迁 |
| 二、《中国季刊》的研究特点及启示 |
| (一)《中国季刊》的研究特点 |
| (二)《中国季刊》的研究启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博士期间学术成果 |
（4）天津市失地农民政府养老补偿满意度研究 ——以武清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对现有文献的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论文创新点及不足 |
| 一、论文创新点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土地征用 |
| 二、失地农民 |
| 三、政府养老补偿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公平理论 |
|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 |
| 第二章 失地农民政府养老补偿政策的实践历程 |
| 第一节 我国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沿革 |
| 第二节 天津市失地农民政府养老补偿政策梳理 |
| 一、天津市概况 |
| 二、政策梳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天津失地农民政府养老补偿满意度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调查分析设计 |
| 一、构建指标体系 |
| 二、设计调查问卷 |
| 第二节 实施问卷调查 |
| 一、确定样本量与调查方式 |
| 二、问卷质量分析 |
| 第三节 政府养老补偿满意度影响因素变量释义与样本梳理 |
| 一、政府养老补偿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变量释义 |
| 二、样本梳理 |
| 第四节 政府养老补偿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假设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天津失地农民政府养老补偿满意度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政府养老补偿满意度的样本特征 |
| 一、因变量满意度描述性统计 |
| 二、自变量描述性统计 |
| 第二节 政府养老补偿满意度的因子分析 |
| 一、因子提取分析 |
| 二、正向旋转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政府养老补偿满意度的多元回归分析 |
| 一、自变量的选取 |
| 二、因变量的选取 |
| 三、政府养老补偿满意度影响因素的模型构建 |
| 四、失地农民政府养老补偿满意度影响的研究发现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一、失地农民政府养老补偿仍有改进空间 |
| 二、满意度模型各维度直接影响政府养老补偿满意度 |
| 三、养儿防老观念正逐渐淡化 |
| 四、政策享受年限间接影响政府养老补偿满意度 |
| 第二节 对策建议 |
| 一、政府主体: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 |
| 二、社会主体: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中介性作用 |
| 三、失地农民主体:个体心态回归理性平和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一、开展失地农民政府养老补偿满意度的跨区域比较研究 |
| 二、拓展对公共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研究 |
| 三、强化失地农民满意度动态追踪研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5）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研究 ——基于浙北荻港村的个案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论证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村庄治理的研究述评 |
| 二、国外村庄治理的研究述评 |
| 三、既往研究与本研究的关系 |
| 四、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三节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一、资源型村庄 |
| 二、任务型治理 |
| 第四节 个案选择与研究方法 |
| 一、个案的影响力与代表性 |
| 二、荻港村简介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章节安排 |
| 一、研究思路 |
| 二、技术路线 |
| 三、章节安排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任务型治理”的学术命题提出 |
| 一、“任务型治理”议题的研究回顾 |
| 二、“任务型治理”的内涵解析 |
| 三、“任务型治理”的核心特征 |
| 四、“任务型治理”的作用价值 |
| 第二节 “任务型治理”的理论解读 |
| 一、利益相关的主体解读 |
| 二、互动合作的过程解读 |
| 三、彼此依赖的关系解读 |
| 四、功能多元的价值解读 |
| 第三节 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构建:一个理论框架 |
| 一、资源型村庄的三元治理主体分析 |
| 二、资源型村庄的任务界定与治理结构 |
| 三、资源型村庄的阶段划分与任务执行 |
| 四、资源型村庄的任务治理绩效与意义 |
| 第四节 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制度基础 |
| 一、资源型村庄治理的历史沿革 |
| 二、资源型村庄治理的制度安排 |
| 三、浙江省乡村振兴的实践与发展 |
| 第三章 初始期:资源型村庄的“基础任务”治理 |
| 第一节 资源型村庄“基础治理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一、资源型村庄组织基础健全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二、资源型村庄经济基础增强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三、资源型村庄环境基础改善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第二节 资源型村庄的组织基础健全任务 |
| 一、村庄合并与换届选举 |
| 二、六老组织与基层维稳 |
| 三、社会组织与村庄治理 |
| 第三节 资源型村庄的经济基础增强任务 |
| 一、村庄集体经济薄弱 |
| 二、青鱼合作社的创办 |
| 三、村庄集体企业改制 |
| 四、成立村经济合作社 |
| 第四节 资源型村庄的环境基础改善任务 |
| 一、油脂化工企业整治 |
| 二、清水河道工程开展 |
| 三、村庄长效管理构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过渡期:资源型村庄的“公共服务”供给 |
| 第一节 资源型村庄“公共服务供给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一、资源型村庄环境公共服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二、资源型村庄文化公共服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三、资源型村庄制度公共服务的界定与执行 |
| 第二节 资源型村庄的环境公共服务供给 |
| 一、五水共治:以龙八港为例 |
| 二、农民新房建设与村庄洁化 |
| 三、服务设施完善与环境美化 |
| 第三节 资源型村庄的文化公共服务供给 |
| 一、古村落文化资源的消失 |
| 二、政府政策支持古村修复 |
| 三、文化项目提升村民素质 |
| 四、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获选 |
| 第四节 资源型村庄的制度公共服务供给 |
| 一、实施六百工作制 |
| 二、推行网格化管理 |
| 三、完善制度化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提档期:资源型村庄的“特色品牌”塑造 |
| 第一节 资源型村庄“品牌塑造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一、资源型村庄旅游资源开发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二、资源型村庄观光农业建设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三、资源型村庄传统文化弘扬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第二节 资源型村庄的旅游资源开发任务 |
| 一、荻港古村旅游公司的创办 |
| 二、国家4A级旅游景区获选 |
| 三、招商引资与旅游资源开发 |
| 第三节 资源型村庄的观光农业建设任务 |
| 一、桑基鱼塘修复 |
| 二、丝绸小镇创建 |
| 三、凤凰洲生态农业项目 |
| 第四节 资源型村庄的传统文化弘扬任务 |
| 一、荻港渔庄的创建 |
| 二、鱼文化节的举办 |
| 三、“渔家乐”的传承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论证与构建 |
| 第一节 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实践逻辑 |
| 一、资金缺乏与项目产业支持 |
| 二、精神空虚与文化复兴 |
| 三、纠纷频发与治安维稳 |
| 四、环境污染与村庄整治 |
| 第二节 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内在机理 |
| 一、村民主体性的确立 |
| 二、社会资本的培育 |
| 三、多元参与的建立 |
| 四、乡村精神的重塑 |
| 第三节 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优势解析 |
| 一、城市与乡村:和合共生 |
| 二、传统与现代:互相融合 |
| 三、发展与文化:持续和谐 |
| 四、五位一体:共同推进并实现 |
| 第四节 资源型村庄的治理策略:任务型治理 |
| 一、资源型村庄治理的动力机制考察 |
| 二、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适用性与局限性 |
| 三、构建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 |
|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6）中西部农村地区的村治结构变化与特点 ——基于川西林镇村民自治的案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 |
| 一、市场经济改革对农村人口流动的影响 |
| 二、家庭个体经营和经济利益对乡村治理主体的影响 |
| 三、改革后农村管理出现的问题 |
| 四、乡村新型自主治理模式—以川西林镇为例 |
| 第二节 文献回顾 |
| 一、国家治理转型与农村治理结构变迁 |
| 二、经济社会转型与农村治理结构变迁 |
| 三、农村治理结构研究的新进展 |
| 第三节 理论资源与分析框架 |
| 一、国家政权建设理论 |
| 二、社会资本理论 |
| 三、阶层理论 |
| 第四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实地调研——川西林镇 |
| 三、概念界定 |
| 第二章 林镇经济社会形态 |
| 第一节 林镇的经济社会结构 |
| 一、林镇概况 |
| 二、产业结构与农业生产 |
| 第二节 林镇的社会纽带 |
| 一、传统社会关联的工具化 |
| 二、现代社会关联与权力地位的来源 |
| 三、传统与现代之间 |
| 第三节 林镇的阶层结构 |
| 一、中等收入群体主导的阶层结构 |
| 二、中等收入群体主导下的社会关联 |
| 第三章 村治主体更替 |
| 第一节 林镇的村干部变动 |
| 一、底层干部的退出 |
| 二、富人干部的退出 |
| 三、中坚农民型干部 |
| 第二节 中坚农民群体的产生 |
| 一、中坚农民群体的特征 |
| 二、中坚农民群体产生的经济基础 |
| 三、农民家计与村庄社会关联 |
| 第三节 中坚农民群体的参政动力 |
| 一、村干部的经济收益 |
| 二、村干部的社会收益 |
| 三、小结：经济社会转型与中坚农民型精英 |
| 第四章 村治结构之变 |
| 第一节 治理目标、资源不匹配下乡镇政府的角色 |
| 一、乡镇政府的目标与分类治理 |
| 二、弱行政下村治主体的选拔培养 |
| 第二节 村级组织的目标任务和角色 |
| 一、维持型村级组织与主要任务 |
| 二、村级事务特征对村治主体的要求 |
| 第三节 村级治理对象与治理结构的扁平化 |
| 一、村级治理对象 |
| 二、中坚农民与治理对象的关系 |
| 三、小结：治理转型与扁平化的村级权力结构 |
| 第五章 村级治理机制之变 |
| 第一节 村级治理的症结与群众动员 |
| 一、村级治理的症结 |
| 二、民间积极分子动员 |
| 三、群众动员与自主治理 |
| 第二节 社会吸纳资源与自治民主化 |
| 一、公共资源公共运作 |
| 二、社会资本激活与再生产 |
| 三、小结：社会吸纳资源与自治民主化 |
| 第三节 区域差异与村治类型 |
| 一、富人治村与政治排斥 |
| 二、狠人治村与暴力控制 |
| 三、区域差异与村治类型 |
| 第六章 结论与讨论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村治结构的国家化与社会化 |
| 一、村治结构的国家建构 |
| 二、“自治行政化”的悖论 |
| 三、项目消解自治 |
| 四、资源重塑自治 |
| 第三节 资源输入下民主与善治的可能性 |
| 一、农民分化与精英治理 |
| 二、中坚农民与民主治理 |
| 第四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 附录 |
（7）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信访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主要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信访的相关概念辨析和历史源起 |
| 第一节 信访的相关概念辨析 |
| 一、信访与信访工作 |
| 二、越级上访与非正常上访 |
| 三、信访调解与司法诉讼 |
| 第二节 信访的历史源起 |
| 一、中国古代社会信访 |
| 二、中国近代社会信访 |
| 三、中国现代社会信访 |
| 第三节 信访的主要功能 |
| 一、政治参与功能 |
| 二、权力监督功能 |
| 三、矛盾化解功能 |
| 四、权利救济功能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信访理论的发展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信访理论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的相关思想 |
| 二、毛泽东关于内部矛盾的主要思想 |
| 三、毛泽东关于利益矛盾的主要思想 |
| 四、毛泽东关于敌对矛盾的主要思想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信访理论的发展轨迹 |
| 一、毛泽东思想中的信访理论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信访思想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信访理论的理论支点 |
| 一、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 |
| 二、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 |
| 三、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 |
| 四、巩固稳定的基层政权建设观 |
| 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信访工作实践的探索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信访工作实践的曲折探索 |
| 一、信访制度的建立（1949—1966） |
| 二、信访制度的破坏（1966—1976） |
| 三、信访制度的恢复（1976—1982）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信访工作实践的创新发展 |
| 一、信访工作秩序的初始规范（1982—1995） |
| 二、信访工作法规政策的健全（1995—2005） |
| 三、信访工作机制方法的创新（2005年至今） |
| 第四章 信访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成因 |
| 第一节 信访出现的突出问题 |
| 一、信访量持续高位运行 |
| 二、集体访逐渐成为信访主流 |
| 三、非正常上访日益突出 |
| 四、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 |
| 第二节 信访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信访服务的观念不强作风不实 |
| 二、信访接待的进口过宽出口不畅 |
| 三、信访部门的职能缺位行为越位 |
| 四、信访问题的内容繁杂处理复杂 |
| 五、信访人法治思维滞后行为偏执 |
| 第三节 信访问题凸显的成因 |
| 一、制度性因素 |
| 二、体制性因素 |
| 三、法治性因素 |
| 四、观念性因素 |
| 第五章 创新信访工作的对策 |
| 第一节 强化解决信访问题的工作纪律要求 |
| 一、强化党的纪律，切实坚持党对信访工作领导 |
| 二、强化宗旨观念，切实改进党员干部工作作风 |
| 三、强化公平正义，切实坚持依法依规处理问题 |
| 四、强化责任追究，切实坚持有错必纠违法必究 |
| 第二节 创新信访工作方式 |
| 一、改变方式拓宽群众信访渠道 |
| 二、夯实基础做好信访源头治理 |
| 三、整顿秩序规范信访工作行为 |
| 四、多措并举解决群众合理诉求 |
| 第三节 完善信访工作机制 |
| 一、建立常态的宣传教育疏导工作机制 |
| 二、建立用群众工作统揽信访工作机制 |
| 三、建立高效的信访事项处理工作机制 |
| 四、建立科学的信访工作考核评价机制 |
| 第四节 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 |
| 一、信访工作法治化的理论依据 |
| 二、信访工作法治化的法律依据 |
| 三、信访工作法治化的现实依据 |
| 四、信访工作法治化的路径分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无理型“弱者”上访诉苦的话语建构与真实诉求——基于L城中村失地老人上访行为的案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L城中村失地老人上访诉苦个案分析 |
| 三、无理型“弱者”诉苦上访话语建构 |
| 1.以“示弱”获得道义上的优势 |
| 2.以国家意志及政策为正当依据 |
| 3.以口号和传统意象强化“苦难”形象 |
| 四、无理型“弱者”话语建构的真实诉求 |
| 1.谋取额外利益 |
| 2.迁移和宣泄不满情绪 |
| 五、无理型“弱者”诉苦上访治理策略 |
（9）能源开采与灾难制造 ——关于山东省济宁市采煤沉陷区的社会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文献回顾 |
| 第三节 问题指向 |
| 第四节 本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
| 第二章 “桑田变沧海”:济宁市采煤沉陷状况 |
| 第一节 中国的采煤沉陷 |
| 第二节 济宁市的煤炭开采:“向更远处掘进” |
| 第三节 “桑田变沧海”:采煤引发的环境灾难 |
| 第三章 灾难的生产 |
| 第一节 迈向高能量社会 |
| 第二节 煤炭政治:煤炭优先与解放煤炭 |
| 第三节 煤炭经济:“抓煤炭就是抓GDP、抓发展” |
| 第四章 控制灾难 |
| 第一节 何为灾难的控制? |
| 第二节 被牺牲的乡村 |
| 第五章 冲突频发的沉陷区 |
| 第一节 冲突的概况 |
| 第二节 被迫搬迁 |
| 第三节 被侵占的赔偿款 |
| 第六章 乡村的瓦解 |
| 第一节 脱离乡村 |
| 第二节 村庄的分化 |
| 第七章 结语 |
| 第一节 不同情境中的能源问题 |
| 第二节 灾难的再认知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访谈提纲 |
| 后记 |
（10）煤矿产权结构与资源型村庄治理 ——基于山西五村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一) 选题的缘起 |
| (二) 选题的意义 |
|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困惑 |
| (一) 产权与治理的相关研究 |
| (二) 资源与治理的相关研究 |
| (三) 对已有相关研究的评论 |
| 三、分析框架与结构安排 |
| 四、本研究的核心概念 |
| (一) 煤矿产权结构 |
| (二) 资源型村庄治理 |
| 五、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资料来源 |
| (三) 个案简介 |
| 六、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国有产权与资源型村庄治理 |
| 1.1 村企合作与资源型村庄善治 |
| 1.1.1 保护型村治精英促进村企合作 |
| 1.1.2 民主制度确保村庄公共权力规范运行 |
| 1.1.3 利益共享巩固村企合作 |
| 1.1.4 村企合作带动资源型村庄善治 |
| 1.2 村企合谋与资源型村庄失序 |
| 1.2.1 谋利型村治精英引发村企合谋 |
| 1.2.2 民主机制缺失加剧村庄公共权力异化 |
| 1.2.3 国有煤矿负责人的谋利行为加剧村企合谋 |
| 1.2.4 村企合谋引致资源型村庄失序 |
| 1.3 国有产权与资源型村庄治理的关联 |
| 1.3.1 互惠共赢是村企合作和村庄善治的基础 |
| 1.3.2 国有煤矿负责人的价值偏好引发村企合作或合谋 |
| 1.3.3 保护型村治精英是村企合作和村庄善治的关键 |
| 1.3.4 村民民主参与是村庄善治的制度保障 |
| 1.4 小结 |
| 第二章 集体产权与资源型村庄治理 |
| 2.1 集体产权发挥效用与资源型村庄全面发展 |
| 2.1.1 保护型村治精英促发集体产权发挥效用 |
| 2.1.2 民主参与确保集体产权发挥效用 |
| 2.1.3 集体经济壮大与村民共同富裕 |
| 2.1.4 农民合作与村庄凝聚力的提升 |
| 2.2 集体产权运转失效与资源型村庄衰败 |
| 2.2.1 谋利型村治精英引致集体产权运转失效 |
| 2.2.2 围绕公共资源的权力争夺 |
| 2.2.3 公共财产的个人占有 |
| 2.2.4 村民无奈下的抗争 |
| 2.2.5 资源型村庄走向全面的衰败 |
| 2.3 集体产权与资源型村庄治理的关联 |
| 2.3.1 集体产权发挥效用是资源型村庄善治的核心 |
| 2.3.2 保护型村治精英是集体产权发挥效用的关键 |
| 2.3.3 民主机制是集体产权发挥效用的制度保障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个体产权与资源型村庄治理 |
| 3.1 多方因素促成个体产权 |
| 3.1.1 国家政策允许 |
| 3.1.2 政企合谋 |
| 3.1.3 村治精英默许 |
| 3.1.4 本地特有市场环境 |
| 3.2 个体产权引发公共权力的蜕变 |
| 3.2.1 从“道义本位”到“利益本位” |
| 3.2.2 民主制度的缺失加剧公共权力的蜕变 |
| 3.2.3 个体煤矿缺乏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 |
| 3.3 村庄治理遭遇严重挑战 |
| 3.3.1 村庄贫富差距悬殊 |
| 3.3.2 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 |
| 3.3.3 农民处于分散的无组织状态 |
| 3.4 个体产权与资源型村庄治理的关联 |
| 3.4.1 个体产权容易导致贫富悬殊 |
| 3.4.2 个体产权容易引发村庄失序 |
| 3.4.3 企业社会责任有助于延缓村庄衰败 |
| 3.5 小结 |
|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一 研究结论 |
| (一) 多元治理主体的交互作用是产权结构发挥效用的前提 |
| (二) 产权结构有效发挥作用是资源型村庄善治的基础 |
| (三) 集体产权结构更有利于资源型村庄治理 |
| 二 政策建议 |
| (一) 完善资源开发收益共享机制 |
| (二) 建立产权结构有效发挥作用的机制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四、“上访”行为的经济视角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隐性经济视角下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D]. 甘杨旸.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2]基层政府信访困境及对策研究 ——以湖北省Y镇为例[D]. 王巍.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3]《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D]. 付正.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4]天津市失地农民政府养老补偿满意度研究 ——以武清区为例[D]. 刘健.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3)
- [5]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研究 ——基于浙北荻港村的个案考察[D]. 沈费伟.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7)
- [6]中西部农村地区的村治结构变化与特点 ——基于川西林镇村民自治的案例分析[D]. 高万芹. 武汉大学, 2016(01)
- [7]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信访理论与实践研究[D]. 刘厚见. 湖南师范大学, 2016(08)
- [8]无理型“弱者”上访诉苦的话语建构与真实诉求——基于L城中村失地老人上访行为的案例分析[J]. 刘成良.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01)
- [9]能源开采与灾难制造 ——关于山东省济宁市采煤沉陷区的社会学研究[D]. 李德营. 南京大学, 2015(01)
- [10]煤矿产权结构与资源型村庄治理 ——基于山西五村的调查[D]. 李利宏. 山西大学, 201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