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大学，山东青岛266000）
摘要：《聊斋志异》中有近八十个狐故事，其中近一半是人狐之恋的故事，透过这些故事我们可以看到蒲松龄挣扎于生活困顿时的苦闷心情，同时也代表了寒士阶层的曲折心肠。
关键词：人狐恋特征；知己之爱；狐女妥协
《聊斋志异》的人狐之恋故事是志怪小说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蒲松龄延续人狐之恋故事的光辉传统，以他的神来之笔和强大的包容性淋漓尽致地描绘了流光溢彩的人狐爱情，这些故事可以分为自荐型、中介型、被追求型、邂逅型四种；其男性主角多是书生气质、带着鲜明的寒士影子的人间男子，而女性一方则是芳华绝代、多具人性、自由放纵，充满着神秘感和理想主义色彩的狐女。本文将根据这些人狐故事探讨其主要特征。
一、女子俯就的深义
中国的文化传统注重礼教大防，为男女异性的交往设置了种种障碍。这样背景下女子在男女交往中是处于被动的，然而这样的约束对于狐而言是不存在的。正因如此，狐女俯身相就使得男性满足性饥渴的同时不必受到道德的指责。蒲松龄笔下有许多人狐之恋的情节就是男女主人公刚一见面，没交谈几句，便有了鱼水之欢。这在俗世中是不可想象的，但在人狐故事中就能成立，这是一种性压抑的产物。
西方文艺理论认为：每个人的心中都存在潜藏着一种情结，对男性而言表现为对女性温情的依赖。温柔与善解人意是恋人与母亲共有的特质。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存在着一个类似西方“俄狄浦斯情结”的女蜗原型。女蜗是上古传说中的女神，她传土作人，是人类的始祖。“任何民族都毫无例外地经历过母系氏族社会，种族心理的积淀是相当稳固而深刻的，如荣格所分析的为种族的记忆，女神、女仙、女狐变化人形，到人间与某一男子结为夫妇，然后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的是母亲的角色：处处关心、爱护男子，有时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甘受惩罚，甘受痛苦。男性对其充满信赖、感激、依恋。”[1]这正是《聊斋志异》中狐女与男子之间关系的写照。
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男主人公可能不符合世俗成功的标准，他们一无权，二无钱，没有门第家势也没有万贯家财，他们只是普普通通的凡人，然而这些对狐女而言并未构成障碍，她们恰恰中意这些尘世的失意者，不吝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对方，温暖他们孤寂的心灵。这种主动献身本身就是对男子价值的肯定。《青梅》异史氏曰：“富贵归于俗士，佳丽属之才人。”在人世中备受打击的男子们只能在幻想的爱情中寻求自己的自尊。狐女主动献身的模式，这其中更多成份是对文人对自我价值的认知，饱受历尽人世沧桑的悲凉与辛酸。
二、知己之爱的内涵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体现出的男性对狐女的渴望与倾慕是男性对美貌异性的追求。慕色之情本是人的天性，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礼教大防的存在，这种最低级的却也是最基本的欲望遭到了极力的贬斥，因为这属于人格自然属性的范畴，“是不能扬于大庭广众的不甚光彩的事情”[2]。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中曾提及“观感价值”、“情感价值”两项概念，正是情感价值使得欣赏者在女性形态美面前发生了两次超越。首先男性超越了具体形态美的范畴，追求内在韵味、气质的美感。《聊斋志异》中的狐女并未被蒲松龄如何具体化地描述成美人的标本，他没有着力刻划狐女的容貌、服饰，而是将大力气下在了对其语言、行动的刻划上。从一言一行、一举手一投足间流露出每个形象独特的魅力：青凤的娇羞、婴宁的憨真、小翠的慧黯，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性格美吸引着书里书外的男性，使他们流连在其中，在既近又远、欲迎还拒中展现其具体而又抽象的朦胧美。另一方面，男性们超越客观审美的角度，与狐女发生了感情纠葛，使自己成为故事的主体。这种对狐女的追求并非仅是对肉欲感官愉悦的渴求，在更高层次上，这是对人格理想的热望。男性代表着失意、孤独、绝望，与之相对，狐女则蕴藏着温情、理解、希望。原本应是社会支撑骨干的男性己经丧失了力量，人们只能寄望女性，希望通过她们重振男性的斗志，以挽回封建末世的颓势。这种对女性的选择并非是建立在对男性完全否定的基础之上。相反，这恰是对男性的肯定，其中寄托着对男性的无限期待。
三、狐女的妥协
通过对留在人世、与人间男子共同生活、白头到老的狐女的观照，我们发现这些女子无一例外地从人世道德标准出发，对自己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改造，甚至放弃了自己狐的身份和异能。
（一）、对男性价值的肯定
狐女认同了人世男子的人生价值，想方设法地帮助爱人获得成功。狐女帮助刻苦攻读的男子在科场上无往不利，一举成名。《凤仙》中的凤仙运用一面镜子，利用丈夫对自己的感情，巧妙地扮演着督学的角色。面对姊妹亲人的讥笑，她劝诫刘赤水曰：“君一丈夫，不能为床头人吐气耶？”以此激发刘生身为大男子的豪气。她告诉刘生“黄金屋自在书中”，希望他发奋攻读。她深恐刘生因她荒废学业，交给刘生一方镜子，便说：“欲见妾，当于书卷中觅之，不然，相间无期矣。”刘生闭门谢客，刻苦攻读，则镜中凤仙会露出盈盈浅笑；而当刘生锐志渐退，流连享乐时，镜中的凤仙惨然欲泣，背立如初。最终，在凤仙的督促下，刘生一举而捷，扬眉吐气。
（二）、对女性角色的认同
除此以外，狐女自觉不自觉地认同了社会对于俗世女性的种种要求，使自己努力符合人世的道德规范，扮演着贤妻、良母、孝媳的角色。对于男性而言，她们是贤惠的妻子，为丈夫打理家计，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红玉》中的狐女红玉资助冯生娶妻，在冯家遭逢巨变之时又帮冯生抚育孤儿，“剪莽拥慧，类男子操作，冯生担忧贫乏，不能自给”，红玉劝慰他：“但请下炜读，勿问盈歉，或当不饿死。”在她的操持下，败落的冯家不久即“人烟腾茂，类素封家”。甚至连冯生应考的一切事宜，红玉事先都己打点好了，俨然就是人间的一位贤妻良母。
与凡间女子相比，异类女子无疑要独立、自主得多，她们所拥有的异能足以使她们摆脱对男子的依赖。当男子们心存怀疑或有负义行为时，异类女性毅然选择了离开。但这只是一种姿态，但对于被抛弃命运的实质而言丝毫没有改变。可以说，“离开”这种方式本身就含有强烈的自卑。在相恋之初，狐女与人就不是处于平等基础之上的。狐女在人面前与生俱来的自卑以及她们进入人世时女性角色的设定，导致了她们在婚恋失败时的无奈、认命，因此，当她们进入人世之后，主动地将自己纳入这种价值体系之中也不是什么很难理解的了。
结语：
综上所述，人狐之恋在蒲松龄心中乃至在其后的读者心中都是极为理想化的。《聊斋志异》的故事是蒲松龄备受压抑的心理愿望的表现，同时，其意识深处的男性文化、男性心理又时时影响着它，于是在看似进步的爱情模式上投射下挥之不去的阴影。
参考文献
[1]《古老心灵的回音—中国古典小说的文化—心理学阐释》胡邦炜、冈崎由美著,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3月版,54一61页
[2]《悲患与风流:中国传统人格的道德美学世界》陈晋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5月版,258页
[3]蒲松龄、任笃行辑校：《聊斋志异》（全校会注集评），齐鲁书社2000年
[4]钱钟书.管锥篇[M].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5][瑞士]荣格.荣格全集(第9卷)[M].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社,1967年
[6]《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陶慕宁著,东方出版社1993年
[7]《人鬼狐妖的艺术世界—(聊斋志异)散论》李厚基、韩海明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
[8]《幽冥人生:蒲松龄和<聊斋志异>》马瑞芳著,三联书店,1995年
[9]《聊斋志异》蒲松龄著,张友鹤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