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在长久占统治地位的“对等”或者“忠实”等至高无上标准的束缚下,传统的翻译研究着重于语言层面的转换分析,是一种静态的文本研究,几乎完全忽视了翻译活动中译者的重要作用。受此影响,翻译的终极目的被诠释为实现作品原意在译语中的百分百对等。因此,任何表面上与原文不对等的翻译一概被斥为“误译”。然而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中,翻译研究已从探讨两种语言符号的转换转向从文化层面审视和考察翻译。翻译更被看作是两种文化进行交流的过程,而且开始对文本外因素予以关注。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能动性作用也逐渐凸显。由于文化的差异性,误译在所难免。而其中作为译者一种翻译策略的有意误译,则更具有其自身的积极意义。与技术性错误及文化差异造成的无意识误译不同,有意误译是译者作为翻译主体进行充分自由选择的结果,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是翻译中有意误译成为现实的先决条件。译者主体性中的能动性、目的性和受限性决定了有意误译是翻译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但同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译者既是翻译主体,也是社会主体。社会文化系统中的诸多因素浓缩在译者身上,通过他的翻译实践产生影响,造成翻译中的有意误译。本文旨在从译者主体性研究的角度对译者运用有意误译这一翻译策略的原因及其影响进行描述性研究剖析,为误译研究和翻译评论提供新的视角。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作为全文背景介绍首先明确提出,自“文化转向”以来,作为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地位得以明显提高。在此基础上,本章以理论描述为主,例证为辅,比较详细的讨论了误译的定义,分类及其在翻译中的不可避免性。误译分为两种,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而后者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有意误译,做为一种翻译策略,是译者主体性充分发挥的表现。译者的主体性是实现翻译中有意误译的前提条件。自翻译的“文化转向”提出以来,翻译活动已被置身于文化这一多元体系的宏观语境之中,处于翻译中心地位的译者身上浓缩了文化系统中的种种制约因素,如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译入语诗学以及赞助人等等。在这些因素的限制下,译者处于某种特殊目的和考虑,对原文进行形式或内容上的增减或改变,有意误译得以产生。第二章简要回顾了近年来国内外对翻译中有意误译现象的研究。国外以翻译研究派为主的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考察了译者主体性与有意误译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阐释学,目的论,操纵论,解构主义等等。而国内翻译界自谢天振引入“创造性叛逆”概念以来,对译者主体性、创造性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有意误译也开始受到关注。但上述研究大多数只是对误译现象的描述性总结或者是仅仅从阐释学,目的论等角度进行的局部探讨,缺乏把译者主体性与有意误译有机结合的系统性成果。第三章系统介绍了译者的主体性。广义的翻译主体包括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而译者身处翻译中心位置,其重要性不容忽视。因此,翻译主体通常仅指译者本身。译者的主体性主要有能动性、目的性和受限性三个特征。其中能动性和目的性是译者发挥其创造性的基础,而受限性决定了译者对原文本的创造性表达无法随心所欲。限制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因素很多,包括赞助人,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诗学,文化背景,以及翻译目的等等。译者的主体性不可避免的贯穿整个翻译过程,在选材,制定翻译策略,创造性理解原文并进行表达,译后修改等等各个环节能动的发挥其积极作用。第四章是全文重点,着重考察了蕴含在译者主体性之中导致有意误译的主要因素及有意误译的积极意义。作为一种社会存在,译者无可避免的深受所处历史政治环境,诗学规范,道德观念及读者审美价值观,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冲击,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制约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选择”,从而最终导致有意误译的产生。有意误译的可接受性取决于以下标准:符合知识的客观性,符合理解的合理性与解释的普遍有效性,符合原文文本的定向性(吕俊,2002:42)。翻译中的无意识误译应尽量避免。但有意误译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和译者的翻译策略,具有一定积极意义:首先有意误译具有实用功能,是译者实现其特殊目的的工具;其次具有文学功能,既可以为读者提供同一原文本的不同译文,从不同层次上丰富原文本内涵,又能促进译入语文学的发展;另外有意误译还具有促进文化交流的功能,一方面,译者对原文本作出相应改动,使之更易于被预期读者接受,另一方面,通过有意误译,两种平行文化得到更多接触的机会,有利于文化交流与传播。第五章是本文的结论部分。通过上述研究,可总结出如下观点:翻译中的有意误译是译者的主体性观照下,浓缩在译者身上的各种制约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有意误译是译者的能动性与受限性辨证统一的产物,能动性使有意误译成为实际现象,受限性证明译者的创造性是有限度的。有意误译具有一定积极作用和意义,对待翻译中的有意误译应采取积极的态度,同时译者的主体性研究应该继续受到相应关注。受时间和水平所限,本文中关于影响译者能动创造的因素总结尚不全面,希望后来者能够做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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