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陶瓷铭文字款探析
铭文字款，是一种刻划和书写在器物上的文字。华夏古人早在石、骨、陶、铜、金、漆等不同质地的器物上，刻划和书写上文字符号表示其特定的意义。远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已发现一些刻划符号。如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发现各种刻划符号近三百个；在半山遗址的陶器上还发现了很多彩画符号。这些刻划和彩画的符号是中国最早的文字雏形，也是中国陶瓷铭文字款的源头。
陶瓷自从出现以来，铭文字款便与之相伴而生。在商周时期的原始瓷上，就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刻划符号。经过长期的考古探讨研究后，发现在唐宋时期的邢、定窑烧制白瓷器物上，有一些刻划“官”字款瓷器；在越窑器物上出现的字款比较特殊，多为笔画较少的单字，并且都出现在瓷器的底部；在磁州窑、铜官窑已经将铭文字款作为瓷器装饰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诗文和吉语与其他纹饰相结合或独自成为瓷器的主体纹饰；在耀州窑在一些瓷器上，围绕“福”字剔划花卉，也采用了吉语与纹饰相结合的装饰手法。
商周时期陶瓦和器物上的刻划符号和文字，多数为编号，少数为人名。春秋战国时期砖瓦和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和文字，出现的数量更多。秦汉时期砖瓦和陶器上的符号和文字类型更加丰富，所涉及的内容较前更加广泛，绝大部分是反映制陶手工业的状况。如器物的编号或记号、制陶手工业的官府名、作坊名、陶工名等；另外还有烧制地名、器主人名、器物置放地名等，还有在瓦当上开始出现一些吉祥语。后代常见的铭文字款类别，在此时期分类多已清晰并形成，开创了中国陶瓷铭文字款的先河。
瓷器上最早的铭文字款现在所知，是在一件东汉青瓷双系盘口壶的底部，底足刻有隶书“王尊”二字。而最早带有纪年铭文的瓷器，见于一件三国时期青瓷虎子，在腹部刻划“赤鸟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款铭，其内容不但包含有纪年，还有烧制地点、工匠名等。还有一件青瓷谷仓，正面刻划“永安三年，富且洋(祥)，宜公卿，多子孙，寿命长，千意(亿)万岁未见英(殃)”的款铭，内容不仅包括纪年还有祝愿的吉祥语。这几件都是十分难得的具有纪年款的器物，为我们正确断代提供了标准器。如一件越窑青瓷执壶，腹部刻划有：“会昌七年改为大中元年三月十四日清明故记之耳”文字，器物的铭文字款准确记录了当时年号的改换更替，也为历史的发展断代提供准确依据。如在唐代著名的邢窑白瓷中有刻“盈”、“翰林”字款，或书写“翰林”字款的产品，“盈”是宫廷内“大盈”库的简称，表明它们是官府用品。在出土的晚唐时期白瓷器物，多数底部有“官”或“新官”字样的刻款，这些白瓷精巧细洁，不是一般的民间用瓷，字款的含义也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这些瓷器的用途。以上例子都说明，陶瓷铭文字款在研究历史发展和考古断代等方面，起到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总之，陶瓷铭文字款所经历了由简单的刻划符号到文字，从实用功能向装饰功能逐步演化的过程。在唐代以前，铭文字款一般都是在瓷器底部，而且多采用刻划方法，其主要功能是用于同一窑场不同窑工产品的一种区别符号。唐代以后，这时铭文字款在功能上发生了演变，即有实用功能还兼有装饰功能，内容不仅有纪年款、人名款、产地款，并创出带有商品广告含意的铭文字款。
自东汉出现真正意义的瓷器后，便受到人们的喜爱和追捧，发展到唐代，在中国已基本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特别是越窑青瓷，受当时饮茶习俗影响，被称誉为“千峰翠色”、“类冰类玉”，其烧制技术向外传到高丽，也从此时期开始，中国外销瓷步入历史，销往世界各地。如在铜官窑外销瓷中，还出现有“郑家小口天下第一”、“卞家小口天下有名”词句，以彩釉书写很多具有商品广告性质的文字，这更是铜官窑的一大发明。
宋代时期的铭文字款比较前朝，内容和形式逐渐增多。经过研究分析，可以发现在这些铭文字款中，包含着很多现在不知或知之甚少的知识，这对我们从历史文化角度去鉴定瓷器会很大有启发和帮助。如钧窑瓷器带铭文字款的很少，主要是刻一至十的数目字。经研究知道：“一”是同类器物中最高或口径最大，而“十”是最低或口径最小的，即数目字越小，器物越大，找到了数目字的确切用意。如汝窑瓷器仅见两种刻“奉华”、“蔡”字款，经研究得知：“奉华堂”是南宋高宗时德寿宫的配殿，而刻“蔡”字款的无疑是物主的姓氏。如定窑瓷器的出土及传世品中，刻有“尚食局”、“尚药局”字款，以“尚食局”为多，均刻于盘底。经考证文献记载知道：宋代省机构下设6个局，尚食局是管宫廷伙食，则尚药局是宫廷的医疗机构，所以带有“尚食局”款的瓷器应为是放置食物用，而带有“尚药局”款的瓷器应为放置药物所用。如磁州窑瓷器底款书写“张家造”、“李家造”，则是当时“物勒工名”制度的体现，也是产品区别标记，同时还见用黑彩书写“醉乡酒海”、“清沽美酒”等诗句，作为纹样装饰。此时由于铭文字款采用模印方法或书写，其字体规整流畅，表现颇为美观多彩，已与瓷器融为一体。此时最为主要的是铭文与绘画手法相结合，完全可以证明铭文字款已具有了装饰功能。如龙泉窑这时也出现了模印字款，在盘内底模印“福”字下面刻一只鹿，取“福禄双全”之意，或模印一个“心”字，心字下面模印一猿一马，文字与图案结合有“心猿意马”的意思。宋代瓷器上的铭文字款采用模印方式，这也是铭文与图案达到完美结合的代表，体现了当时窑工顺应社会潮流，表现了审美观念的增强。
元代陶瓷上的铭文字款，由于少数民族的统治与文化不同，刻、划者少见，多为书写。如英国收藏的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在其颈部用青花书写的铭文字款，“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圹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喜拾香炉、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这就是著名的“至正型”元青花瓷器，为我们对元青花的研究与断代提供了清晰和准确的数据。
明清时期中国制瓷业大发展，随着景德镇官窑的建立和发展，瓷器上的铭文字款趋于系统化、规范化。此时期瓷器铭文字款的内容和形式多样达到高潮，而民窑瓷器的铭文字款则更加多种多样，纷繁复杂。明清时期的官窑将铭文字款的变化趋势推到极点，其格式有严格的定制，如“大明××年制”和“大清××年制”等。这时期的铭文字款已完全没有早期基本的功能，而是一种官与民、主人或身份的主要象征，成为官窑产品的特殊装饰。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此时期的各种堂名款较前朝之更多，还出现许多花款、押花款，以示祝福吉祥，这种现象尤其在清晚期至民国发展到极致为最多。
如在明代永乐时期翰林学士沈度使用过的一方端砚，其砚底隽刻“永乐乙未秋翰林沈度识”十字篆文，与官窑瓷器上永乐款识字体相同。经专家仔细比较认为：永乐官窑款识可能由当时的翰林学士沈度书写后，再交工匠临摹写在瓷器上。如通过对“唐英”、“瑶华道人”等人名款的瓷器研究，得知唐英身为督窑官也为自己所制作的器物，而“瑶华道人”则为乾隆皇帝的众多儿子中的一个王子。如官窑瓷器中也有写干支纪年款，有“康熙辛亥中和堂制”字样，据考证中和堂曾是康熙皇帝在圆明园中的居住之所，因此，署“中和堂制”款的器物必定是宫内御用之器。
因此，可以认为虽然铭文字款伴随陶瓷一同出现，但是瓷器上铭文字款形成为一种文化应该是在唐宋时期。在此之前的瓷器铭文字款是由于生产规模的需要，而不是社会文化发展的需求和体现。发展到唐宋时期，铭文字款由实用功能才转化具有了装饰的功能，成为瓷器本身的一部分，反映着当时的社会习俗和社会文化。这时期瓷器铭文字款文化才真正开始形成。到了明清时期的铭文字款又有着不同的意义，而是具有象征身份、地位、专用、向往、祈求等作用，此时期的铭文字款本身就是社会文化的体现，达到铭文字款文化的顶峰。清末民初以后，瓷器铭文字款虽然呈现出百花争艳的局面，但还是瓷器本身的证明，只是到了这时期的铭文字款文化从形式上，才真正开始以一种固定的形式得以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