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一种外来文化要素，必须与中国文化融合在一起，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才能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样作为文化表现形式之一的近代新闻理念和事业，是西方的舶来品，是经过了中国人有目的、有选择的吸收并加以改造的。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坚船利炮轰破了古老帝国封闭的大门，把她及其人民带入了一个苦难的深渊，也将一个陌生的、色彩斑驳的外部世界呈现在昏睡以久的国人面前。伴之而来的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着激烈的碰撞。面对着空前的社会变动和严重的时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惊觉起来，开始从故纸堆中探出头来，把眼光转向了活生生的、危机四伏的现实社会，重新审视民族传统文化，学习和认识西方文化，希冀从中寻求救国之道。报刊是这场轰烈烈的东西文化碰撞的发韧之声，在以后的历史中，又成为承载文化交流传播的重要工具。中国是世界上公认最先有报纸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最先有新闻事业的国家之一，但是中文近代新闻的历史、中国土地上近代新闻的历史却是由外国人揭开序幕的。从某种意义上，中国现代新闻事业的鼻祖是来自于西方。19世纪上半叶，西方在华传教士最先开始采用报刊作为传播教义的重要工具，同时也将近代意义上的新闻事事业与新闻思想传入了中国。但对报刊与新闻的认识，中国的知识分子并非是全盘接收和认同来自西方的理念，而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点，以各自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去理解、选择，在实际运用过程中直接服务于国家和民族的现实。这也为中国新闻思想的理解和新闻事业的实际运用中形成了不同于西方新闻模式奠定了思想基础。尤其1840年至中日甲午战争之前的这段时期，是中国新闻思想的生成和奠定时期，其间有林则徐通过新闻纸“开眼看世界”，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洪仁开的官办“新闻馆”的设想，郑观应提出的新闻法制思想，伍廷芳、陈蔼龄、王韬等人开创中国人办报先河，这些都为日后维新运动所掀起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办报热潮作了铺垫，他们的经验和思想为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办报活动提供了食粮。而这段时期的新闻思想的研究却始终处于支离破碎状，没有对其进行全面的贯穿与梳理，没有充分说明此段时期的新闻思想对后世的意义及影响。本文立足传统文化，研究其对中国新闻思想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切入，探寻中国早期新闻思想的影响因素，以及其对日后的新闻思想的借鉴意义，试图建立起二者之间的联系，从中了解中国新闻思想发展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