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核心就是进行比较研究,在比较研究中廓清范畴,分析性格,梳理创作特质。十九世纪法国作家斯丹达尔和巴尔扎克分别在其代表作《红与黑》和《高老头》里塑造了于连、拉斯蒂涅的形象,成为资产阶级个人奋斗形象系列中的重要代表,而新时期中国作家路遥的早期代表作《人生》中也塑造了一个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历史条件下个人奋斗的典型高加林。对这些形象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透彻地了解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体和社会关系、个人和他者关系等问题,对树立科学的人生价值理念体系有重要的参照作用。三个人物形象共有的一个特征是对自己命运的强烈的改变欲望,探讨他们在人生历程和心理成长层面的异同,结合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状况,挖掘这一形象系列演变过程的内在规律、历史必然性,进而揭示他们个体存在和历史要求之间的深刻冲突。本文从人生价值观、爱情态度、命运走向等几个方面对他们进行了比较,试图揭示在一定社会背景下性格和命运之间的微妙关联,挖掘这之下的欲望悖论,证明在才华和品格之间,在个人和群体之间,他们作为一种性格类型的审美价值。个人主义是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它肯定个人利益是人们行动的价值取向和根本动力,强调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和享受幸福的权利。人的价值观念又是一个历史范畴,具有不同的时代和阶级内容。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过渡,个人主义价值观的主流发生了分化。于连的人生价值观和自己的出身有直接的关系,在他的成长道路中,出身始终是给他卑贱和自尊混合的感觉。如果说平民出身的于连身上还有一些自尊和精神的东西,贵族出身的拉斯蒂涅就是一个简单无耻之徒。金钱、女人、权力面前他抛却了天性中美好的成分,追求自身人生价值。而高加林是中国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他的自私和功利由于成长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与前两者有本质的差异。高加林代表着当代中国农村知识青年命运,面临的不是“和整个社会作对”的不幸的局面,而更多的是人生价值观导向的问题。对待感情,于连有过爱情的冒险,对上流社会女人的利用曾经是他唯一的目的,但母性呼唤了他,回归并最终承认了自己感情的归宿。拉斯蒂涅则是不断的滑落,门第和容貌成为感情的资本,精神上逐步丧失了最后的纯洁,女人沦为他追求物质的一个阶梯而已。高加林则经过了迷茫、寻找、挣扎的过程,在证明自己价值的过程里逐步懂得感情和命运的多变和微妙,从奋斗的失败里体味了感情的味道。在命运的变化曲线上,于连从朦胧的反抗到初步的妥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过,在关键时刻,对功名的向往、对进入社会高层的向往让他的选择流露了最后的矛盾,他是一个有着自觉反抗和情感追求的个人英雄。拉斯蒂涅则根本就是一个彻底蜕变的彻头彻尾的伪君子形象,沦落和下坠是他唯一的变化方向。高加林则在中国特有的文化积淀里回归和醒悟,他回归到黄土大地,感慨故乡的包容,实际上是认同了传统中他不可能背叛的一部分积淀:忧患意识和道德评价。人生处境上,时代背景、性格特征和历史条件之间的矛盾、欲望的膨胀构成了三个互相联系的层面。从人生场景上看,法国复辟时期的特权特点导致了于连的野心和失败,拉斯蒂涅则是在所谓贵族—资产阶级文化氛围污染下堕落,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弊病和变革也形成了高加林失败的客观原因。从性格结构上看,三个人的性格核心分别是刚直、油滑和淳朴。都以自我为核心,以叛逆为动力,于连的叛逆走向了否定之否定,回归到自身的信仰;拉斯蒂涅的叛逆终点是卑污和堕落;高加林的叛逆则依托中国文化的底蕴回复道德的审判。在欲望和实现的不可能之间,他们各自有不同性质的张力。于连是悲壮的个人英雄,拉斯蒂涅是可耻的自我叛变,高加林是无奈的落寞失落。三个人的命运在各自的才华和性格的虚伪之间呈现不同的走向,在处理人格和群体关系上也持不同方式。于连所处的时代,是最惧怕个人能量,最排斥平民英雄的时代。而拉斯蒂涅是一个典型的个人主义者,时代给予他以“合法”的环境,市侩和金钱垄断了正常的人性。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国,高加林面临的是人性在遭遇难得的解放时暴露出来的丑陋,至少从历史演变的轨迹看,高加林的发展曲线呈上升趋势,既不是于连的戛然而止,也不是拉斯蒂涅的堕落下坠。于连对自己的爱护是精神上的,拉斯蒂涅对自己的爱护是物质的,高加林对自己的爱护是道德的。他们都试图进行了自我力量的最大展示,然而,他们没有能够将自爱与爱人结合起来,更没有将个体实现与群体发展联系起来,所以,只能导致个体价值的破灭或畸型。因为东西方文明的不同,法国十九世纪中后期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改革开放的中国之间的不同导致了几个人物最终的蕴涵不同。资产阶级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关系对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有参照的价值意义。经过上面的比较,可以发现由于历史条件和个人智慧的差异,三个人物在自身价值实现和命运走向上或者毁灭或者堕落或者迷失。于连对灵魂的信仰使他接近了真爱,拉斯蒂涅在物质和金钱面前放弃了人性的完善,高加林则保持了东方特有的道德底线,被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忧患意识影响和洗涤。结论是,只有把个体价值和群体价值相联系,并在历史提供的环境里坚持人性的完善和道德的守护,才能真正实现自身的追求。如果自我是宇宙,那么,和真理接近的人生观才是北斗。